According_Tear_5976 | 20 points | Jun 03 2022 23:40:22

（经典回顾）之大跃进

1958年，对于现代中国人来说，是一个印象深刻的年代，它标志着中国“大跃进”运动的开始。

*毛泽东胜利冲昏头脑*

1958年，是毛泽东意气风发的年代。在经济方面，毛泽东在1956年将私人工商业“公私合营”了，把农业“合作化”了。在政治方面，毛泽东在党内把刘少奇和周恩来的“反冒进”压了下去；在党外，“镇反运动”消灭了“反革命”，1957年的“反右运动”把思想独立的知识分子和“民主党派”镇压、驯服了。到了1958年，毛泽东该大展工业化宏图了。

*重军工 轻民生*

《当代中国研究》杂志主编程晓农说，毛泽东的工业化有着特殊的含义。程晓农说：

“共产党发展的工业不是以消费品、轻工业为主。它的工业发展的主要目标是重工业。而重工业的主要目标是军事工业。所以他(毛泽东)讲的强大指的是政府控制的军事机器的强大，以及为此所需要的钢铁、机械制造等等配合军事工业发展的东西。

“当时中国有所谓的256项苏联援建的项目，这些项目的大部分都是重工业，而且集中在以军事工业为核心。所以它的工业发展其实就是为了军工发展，为了称霸。着重军事工业的发展永远不可能增强人民消费、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不可能给农民带来什么有益的事。”

*悲情意识 差距认知*

毛泽东工业化的具体目标就是要赶上和超过当时最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美国和英国。

中国华东师范大学历史学教授杨奎松说：

“毛建国以后，他在跟苏联比，他在实力上有很大的差距，必须要借助于苏联，必须要通过苏联来帮助自己。那么和美国比，他跟美国差得更远。所以实际上毛，他在这个问题上，他有一种‘悲情意识’。

“作为中国人来讲，通常的话，他会相信，我们有5000年的古老文明，中国是，应该是各方面最好的，在世界上也应该是最好的国家之一。但实际上中国近百年来所受到的那种欺凌，那种压榨，或者侵略，不一而足。这种背景使得毛，或者使得当时的很多的中国人，在新中国建国初的时候，毛不是有一句很著名的话，叫做‘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这种心情其实是非常非常强烈的。

“他们觉得，新中国既然起来了，那我们也应该变成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强大的一个国家，毛叫‘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但是所有这些愿望和实际上中国本身饥贫馑弱的这个状况、实力相差非常远。毛一直憋着一口气。”

*赶美预期时间从百年缩至五六十年*

1955年3月31日，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上第一次提出：“要在大约几十年内追上或赶上世界上最强大的资本主义国家。”同年10月，在中共七届六中全会上，毛泽东说：大约50年到70年左右，即10个到15个五年计划左右，可以争取赶上或超过美国。

中国华东师范大学历史教授杨奎松说：

“所谓‘大跃进’运动实际上不是在1958年开始的，实际上在1955年的时候，毛泽东就已经在党内在动员要搞‘大跃进’。他在1955年就明确提出来说，我们必须要赶超美国。只不过那个时候他说的是，我们要计划用一百年的时间，争取五六十年的时间赶超美国。

“到1956年中共‘八大’会议上，毛泽东更进一步向全党提出来，我们必须要下这个决心，用五、六十年的时间赶超美国。毛泽东甚至讲到说，如果我们不能在五、六十年的时间超过美国的话，就应该把我们开除球籍。”

然而到了1957年年底，毛泽东的“赶超”计划大大提前了。第一个原因是受到苏联当时提出的赶超美国计划的刺激。1957年11月，毛泽东率中共代表团赴莫斯科参加十月革命胜利40周年庆典，并出席各国共产党、工人党莫斯科会议。

*扬言15年超英*

11月18日，毛泽东告诉64个共产党和工人党的代表说：“赫鲁晓夫同志告诉我们，15年，苏联可以超过美国。我也可以讲，15年后，我们可能赶上和超过英国。”

第二个原因也许是更重要的原因。当时中美关系十分不好。朝鲜战争以后，毛泽东意识到在军事上他无法打败美国，也无法绕过美国的“第七舰队”去“解放台湾”。同时，美国拒绝同新中国打交道，甚至对中国实行经济封锁，使毛泽东深深感到实力不足的尴尬。他曾经说过：“实力政策，实力地位，世界上没有不搞实力的。”“手中没有一把米，叫鸡都不来。”

*二十年赶美→十几年→十年→七年*

带着急于“赶超”的心态，毛泽东1958年3月在中共中央成都会议上说：“十五年赶上英国，二十年赶上美国。”

4月15日，毛泽东在修改《介绍一个合作社》一文的批语时加速“赶超”。他写道：“十年可以赶上英国，再有十年可以赶上美国。”

5月，在中共“八大”二次会议上，毛泽东在修改副总理李富春的报告时进一步加速：“七年赶上英国，再加八年或者十年赶上美国。”

这次会议通过了毛泽东倡议的中国共产党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后来，总路线、大跃进和人民公社被称为“三面红旗”。中国现代史上的“大跃进”正式开始。

毛泽东对自己的“跃进”蓝图信心十足。1958年6月21日，毛泽东在中共中央军委扩大会议上说：“我们三年基本超过英国，十年超过美国，有充分把握”。不过，毛泽东的信心并不是来自于对经济的了解和掌握，而是来自于他的政治信念。

*毛自信能再创人间奇迹*

1958年4月下旬，毛泽东曾经在广州表示，15年超英的口号不变，15年赶上美国看来不是没有可能的。理由是，我们有六亿人口，又反了右派，以政治带动业务，问题就容易解决了。

中国华东师范大学教授杨奎松说：

“毛长期认为，只要有了人和马克思主义，有了好的制度，什么人间奇迹都可以创造出来。这个是基于他在中国革命的过程当中创造的一个又一个奇迹，他相信他做的很多事情是外国人想象不到的。

“有一个最典型的例子就是，过去是在城市中心夺取政权，就是说，各国革命走的应该是俄国‘十月革命’的路。毛呢就创造出一个‘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这个在延安的时候，毛泽东，包括他的战友们都把这条道路看成是，如果不叫超出于马克思列宁主义，也是有别于俄国‘十月革命’，有别于欧洲发达国家的这样一条新的革命道路。

“他们在1943年，1944年的时候就在《解放日报》上公开讲，说中国革命的道路应该成为世界上被压迫民族共同的道路，中国革命就是被压迫民族的榜样。建国以后，1949年11月，在亚洲工人理事会委员会的会议上，刘少奇把这个经验向亚洲各国工人运动领袖进行介绍，也是要求各国都应该学中国。

“他还有一个经验就是，俄国革命成功以后，1917年，它是到1929年才开始搞社会主义改造。换句话说，它的经济恢复时期用了12年的时间。然后它的社会主义改造是从1929年到1936年完成。也就是说，它基本实现社会主义是用了7年的时间。本来中共刚进城的时候也是按照这个时间表，而且相信中国比俄国落后，所以呢，认为中国可能还不如俄国，时间应该更长一点。

“但是在毛的领导下，经济恢复时期只用了3年，社会主义改造时期只用了不到3年。换句话来说，只用了5年多，6年的时间，到1955年底、1956年初，中国就基本上走完了苏联用了19年的时间走完的所谓建设社会主义的路。所以毛认为，俄国的经验，包括人类过去的一切经验都是可以打破的。他一直是相信这一点：只要有了人，只要有了好的思想，一切人间奇迹都能创造出来。”

*全面大跃进*

1958年2月2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提出国民经济“全面大跃进”，说“我们的国家现在正面临着一个全国大跃进的形势，工业建设和工业生产要大跃进，农业生产要大跃进，文教卫生事业也要大跃进。”

毛泽东对“跃进”二字非常欣赏，曾经称赞发明这个词的人“其功不在禹下。如果要颁发博士头衔的话，我建议第一号博士赠予发明这个伟大口号的那一位(或者几位)科学家。”

*毛下达钢铁高指标*

“大跃进”的核心是钢铁，因为钢铁是毛泽东“超英赶美”理想中的重中之重。

1956年8月，毛泽东在中共“八大”预备会议上说：“人家(指美国)一亿七千万人口，有一万万吨钢，你六亿人口不能搞它两万万吨、三万万吨呀。你赶不上，那你就没有理由......”

1957年10月，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上说，“再搞五年就可以超过1000万吨或者稍微多一点。”在这一年，中国的钢产量是535万吨。

1958年1月下旬，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上提出：“15年后，要搞4千万吨钢。”毛泽东指示当时的冶金工业部部长王鹤寿进行研究，写出报告。

*冶金部长唯上不唯实*

1958年3月20日，王鹤寿向毛泽东报告，认为完全有可能十年超过英国，再有十年赶上美国。当时的英国，钢年产量是2200万吨。王鹤寿提出1962年中国钢产量达到1500万吨，“争取钢的年产量为2000万吨”。

毛泽东看到报告十分开心，说报告是“一首抒情诗”。他说，58年800万吨钢，“明年1000万吨钢，后年1700万吨钢，世界就会震动”。

不过，毛泽东的雄心远不止于此。在他的鼓励之下，王鹤寿把1962年的钢产量计划又改为2500万吨，3000万吨！ 1958年6月，毛泽东指示王鹤寿把1958年的钢产量确定为比1957年翻一番，就是1070万吨。

王鹤寿面对领袖的旨意，也不能含糊，于6月22日向中共中央提出报告，夸下海口要把1959年的钢产量提高到3000万吨，“三年超英”，并且在1962年达到8000万到9000万吨。

*大空话如何兑现？陈云倡土法炼钢*

于是，1958年下半年中国共产党的首要任务就是要完成“超英赶美”的第一步，生产出1070万吨钢。 此时，距离年底只剩下４个月。而前8个月只生产了450万吨钢。如何在剩下的4个月里生产600多万吨钢呢？陈云提议：发动群众搞“土炉子”。

1958年8月17日，中共中央在北戴河召开的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决议：《全党全民为生产1070万吨钢而奋斗》，中国随即出现一幅全世界空前绝后的画面：“全民大炼钢铁”。

*全民大炼钢 上下皆荒唐*

每个省市都有数百万人炼钢，最多的时候，全国城乡共有9000多万人同时在炼钢。这些人绝大多数不是在钢铁厂里炼钢，而是在遍布全国各地的上百万小高炉、土高炉炼钢，连毛泽东的警卫部队也在中南海里建起小高炉炼钢。

如此大规模的炼钢，原料问题根本无法解决。毛泽东就指示说：“要拼命干，上海有十多万吨废钢废铁回炉。要大收废钢废铁，暂时没有经济价值的铁路，如宁波、胶东线，可以拆除。”

*好用品炼成废钢*

于是，全国各地纷纷要求人们找废钢铁，捐献废钢铁。不知道有多少人家把菜刀、炒菜锅都“捐献”了，有的妇女连发夹都“献”出来。当时有个口号就是：“倾家荡产大搞钢铁”。

毛泽东的保健医生李志绥回忆说，他1958年9月陪同毛泽东在合肥市的安徽省委机关大院观看“土高炉”炼钢时，看到炼钢的原料都是铁锅、铁铲之类的家庭用的铁器，甚至还有门上的铁荷叶、铁门把。

*四方督战 一枕黄粱*

1958年9月，毛泽东视察了湖北、安徽、江苏和上海等地，在武汉“看了第一纱厂的小高炉出铁”；在安庆“看了安庆一个中学的小高炉，看了由机关办的小高炉群”；在途中“看见了要走几十公里或者几百公里路到有铁矿石可找的县份去挖矿、炼铁的人流”。

毛泽东兴奋至极，挥笔题词写道：“沿途一望，生气勃勃，肯定是有希望的。”他指示说：发展钢铁工业一定要搞群众运动，什么工作都要搞群众运动，没有群众运动是不行的。

他回到北京以后还批评一些地方没有把群众发动起来，说“还有一些同志不注意在工业方面搞大规模的群众运动，他们把在工业战线上搞群众运动说成是‘不正规’，贬之为‘农村作风’，‘游击习气’。这显然是不对的。”

9月2日，毛泽东写信给刘少奇和陈云等人说：“为五年接近美国、七年超过美国这个目标而奋斗吧！”

1958年9月5日，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上兴致勃勃地说，1958年的钢产量“可能搞1200万吨”。“明年是基本上赶上英国，除了造船、汽车、电力这几项以外，明年都要超过英国。十五年计划，两年基本完成，谁人料到？”

*凑足数量 毛更狂想*

1958年12月22日，中国新华社发布消息说，据冶金工业部统计，截至12月21日，全国已经生产钢1073万吨，提前完成了钢产量比前一年翻一番的计划。到1958年年底，一共生产了1108万吨钢。

1958年的“成功”让毛泽东的雄心进一步膨胀。1958年11月，中共中央在武昌召开八届六中全会，毛泽东提出1959年钢的年产量要比1958年“翻两番”，达到3000万吨。

但是此时“大炼钢铁”的败相已露，一些官员开始清醒了。第一机械工业部部长赵尔陆说：“照我看，如果完成1600万吨，就算很了不起了。”毛泽东听到这话以后说：“明年老老实实就是翻一番。”

后来陈云把国家计委的报告交给毛泽东，说1959年的钢产量只能安排1200万吨到1250万吨。毛泽东又把1959年的钢产量指标压缩为1800万吨。不过，毛泽东对这个指标也没有什么把握了。他在武昌会议上就说：“究竟1800万吨有无把握，我们所得到的根据不足。” 后来，这个数字又一降再降，直到1959年5月，把1959年的钢产量指标确定为1300万吨。当年官方公布的产量是1358万吨。

*毛遭指责后变得更左*

不过，1959年7月庐山会议以后，中共再次开始批“右倾”。毛泽东可能是要证明彭德怀是错的，1959年8月18日在《中国共产党八届八中全会关于开展增产节约运动的决议》上批示：“完全可能在八年左右的时间内，从1958年算起实现‘十五年内主要工业产品的产量方面赶上英国的口号’。”

1960年1月，中共中央进一步提出5年赶上英国。1960年下半年，毛泽东提出要搞新的“大跃进”。中共中央提出了“为完成和超额完成今年的2040万吨钢为纲的工业生产计划而奋斗”的口号。

*民间已遭大饥荒 主席仍令大炼钢*

这一年夏季，毛泽东看到钢铁生产计划可能无法完成，便将主管经济和计划的副总理李富春、薄一波找去，再次提出搞“全民大炼钢铁”。他说：“办钢铁要大搞小土群、小洋群”，“今年要动员7000万人来干”。他还说：“我们处于被轻视的地位，就是钢铁不够。要继续跃进......十年搞一亿吨，上天。”

然而，这个时候的中国已经出现了严重的饥荒，调动近亿人“全民大炼钢铁”已经是力不从心了。尽管如此，还是有大约1820万人在1960年炼钢，其中1004万人是在小高炉和土高炉炼钢。

*上有狂言→下有谎言→毛也受骗*

毛泽东当时不仅信念上相信能够那么快炼出那么多钢，而且他看到的“事实”也让他不能不信。这是因为他的大话、狂话让下边的人不得不说谎话。

例如，毛泽东的保健医生李志绥回忆说，毛泽东曾经疑惑地问：“如果小高炉可以炼钢的话，为什么还要那么大的高炉呢？难道外国人都是笨蛋？”但是他在安徽省委大院的小高炉视察时，安徽省委第一书记曾希圣拿了一个钢锭给他看，说这就是小高炉炼出来的。毛泽东就不能不信了。其实，这块钢锭是从一个专业炼铁厂拿来的，曾希圣欺骗了毛泽东。

再例如，1958年，湖北省委第一书记王任重下令在毛泽东专列经过的铁路两旁修起小高炉炼钢，并且将男女老少组织起来，在铁路两旁劳动，给毛泽东一种全民热火朝天“大跃进”的景象。

*上报假数字 浪费真资源*

湖南省委第一书记周小舟1959年在庐山会议上说，湖南省1958年建起5万多座小高炉，其中两万多个从来就没点火炼钢。这不仅是虚报成绩，吃“数字空额”，而且极大地浪费了资源。

即使是官方公布的钢产量也是水分很大。例如1958年的1108万吨钢，后来的调查表明，有308万吨是不能用的废钢。

*领袖原是科技盲*

连续三年的“大炼钢铁”并没有带来毛泽东期盼的工业化，毛泽东最后只好认输。中国华东师范大学历史教授杨奎松说：

“他(毛泽东)后来曾经检讨过，他说，他没有想到炼钢那么复杂，还需要焦炭，还需要什么铁路运输等等，这个是他过去不知道的。”

*实为大跃退 “学费”何高昂*

“全民大炼钢铁”不计成本，小高炉和土高炉更是浪费巨大，一共给中国造成了大约200多亿人民币的损失。而中国在“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的全部工业投资额也不过是250亿人民币。

1958年的大跃进年代，毛泽东率领中国“超英赶美”，农业领域也不甘落后。早在1955年，毛泽东就对小规模的农业合作社不满足了。

1958年8月，他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北戴河会议上就说，“1955年我就提倡办大社......每社5000到6000户，2、3万人一社”。但是由于当时的中国副总理、中共中央农村工作部部长邓子恢进行抵制，“大社”在1957年完成的农业合作化运动中没有办起来。

1958年3月，借着“大跃进”风头，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成都会议上，再次提出小社并大社，并且将区、乡政府和生产合作社合为一体。用毛泽东的话说就是：“乡社合一，......工农商学兵什么都管”。这次会议通过了《关于把小型的农业合作社适当地合并为大社的意见》。

*借着大跃进风头成立第一个人民公社*

根据中共中央的指示，1958年4月20日，河南省信阳地区遂平县成立了中国第一个人民公社“嵖岈山卫星人民公社”。

1958年7月1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兼红旗杂志总编辑陈伯达在中共中央理论刊物红旗杂志上发表文章《全新的社会，全新的人》。文章说，“把一个合作社变成为一个既有农业合作又有工业合作的基层组织单位，实际上是农业和工业相结合的人民公社”。

这是中国官方媒体第一次向全国展示“人民公社”这个名称。7月16日，陈伯达在红旗杂志上又发表文章《在毛泽东同志的旗帜下》。文章说，“毛泽东同志说，我们的方向，应该逐步地有次序地把‘工(工业)、农(农业)、商(交换)、学(文化教育)、兵(民兵，即全民武装)’组成为一个大公社，从而构成为我国社会的基本单位”。

据毛泽东的保健医生李志绥回忆，毛泽东1958年8月6日在河南省新乡县七里营人民公社视察时曾经说，“人民公社是我们农民建立政经合一的，向共产主义过渡的组织形式”。

*向共产主义社会过渡*

这些话都显示，毛泽东在推动人民公社化的时候，主要考虑的是它的社会功能，即控制农村和农民的功能，而不是经济和生产功能，正如他1958年8月9日在山东省视察时所说，“还是办人民公社好，它的好处是，可以把工、农、商、学、兵合在一起，便于领导”。

1958年8月，中共中央政治局根据毛泽东的提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在农村建立人民公社问题的决议》，指出建立人民公社“是指导农民加速社会主义建设，提前建成社会主义，并且逐步过渡到共产主义所必须采取的基本方针”。决议宣布：“共产主义在我国的实现，已经不是什么遥远将来的事情了。”

人民日报1958年9月10日向全国发表了这个决议，加上毛泽东多次发出“人民公社好”的赞扬，整个中国闻风而动，不出3个月，74万多个农业生产合作社就合并成2万6千多个人民公社，1亿2千万农户进入人民公社，占全国农户总数的99%以上。中国农村基本上实现了人民公社化。

*粮食亩产高放卫星*

与此同时，与工业领域“超英赶美”的口号相呼应，农业的粮食“高产卫星”也纷纷上天。1958年6月8日，人民日报报道，中国第一个人民公社河南省信阳地区遂平县嵖岈山卫星人民公社在一块2.9亩的小麦实验田里收获了3821斤小麦，相当于亩产2105斤。这是第一颗“高产卫星”。

随后，人民日报7月23日报道，河南省西平县和平农业合作社小麦亩产达到7320斤；8月13日报道，湖北省麻城县麻西河乡早稻亩产3万6千9百斤；9月5日报道，《广东穷山出奇迹，一亩中稻六万斤》；9月18日报道，广西环江县红旗人民公社中稻亩产13万斤。

在几个月的时间里，人民日报放了几十颗“高产卫星”，各地媒介放的卫星更是不计其数。

1958年8月22日，安徽省宣布成为全国第一个早稻亩产千斤省。9月13日，河南省宣布成为全国第二个千斤省。10月20日，四川省宣布成为千斤省。

当时有的地方喊出的口号是“两年内建成一个像样的共产主义”，“一天等于二十年，共产主义在眼前”。

中国华东师范大学历史学教授杨奎松说到当时中共四川省委第一书记李井泉虚报产量时说：“如果说他们当中有一些人造假，比如说李井泉，现在的四川人都很清楚，他当时是造假的，他是要求底下一定要报假数字的，那么这里面就涉及到了官僚制度本身的弊病。就是他们上面考查下面的干部都用数字，那么谁的数字报得高，谁的数字让上面领导、中央喜欢，谁就会得到上边的肯定，就会得到表扬。没有哪个省委书记愿意自己的数字比别人低。所以，为什么从最开始的时候粮食产量从千斤，你报1000斤，我报1200斤，另一个地方报1500斤，然后长长长，慢慢慢慢大家互相攀比，拼命地往上报，最后报到1万多斤，就是这个道理。都是给上边看，谁都不能落在后面。”

1958年7月23日，中国粮食部宣布：中国当年的小麦产量达到779亿斤，超出美国小麦产量40亿斤，跃居世界第二大产麦国。实际上，那年中国的小麦产量只有451.8亿斤，不仅比美国当年估计的小麦产量少279.5亿斤，就是比中国1957年的小麦产量也还少21亿斤。

然而人民日报在7月23日发表社论《今年夏粮大丰收说明了什么？》，声称“我国粮食要增产多少，是能够由我国人民按照自己的需要来决定了”。“只要我们需要，要生产多少就可以生产多少粮食出来”。

*“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出笼*

8月27日，人民日报的社论题为《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宣称“地的产是由人的胆决定的”。

在1958年8月的北戴河会议上，中共中央政治局估计1958年中国的粮食产量可以达到6000至7000亿斤，后来又加码到7500亿斤。而实际上当年的粮食产量只有4000亿斤。

1958年11月至12月的中共八届六中全会要求1959年的粮食产量从1958年的7500亿斤增加到1万零5百亿斤。而1959年粮食的实际产量不仅没有比1958年增加，反而减产15%。

1958年，中国国家计委要求在1958年到1962年的第2个5年计划期间，农业总产值每年平均增长速度为30%左右。到1962年，粮食产量要达到1万5千亿斤，比1957年增长3.8倍。而实际上，中国1963年的粮食产量为3400亿斤，仅仅恢复到1954年的水平(3390.4亿斤)。狂想和现实实在相去甚远。

*中共高层沉浸于狂热中*

中国共产党的最高领导人们也沉浸在狂热之中。1958年9月，中共副主席刘少奇在江苏视察时问：“(亩产)一万斤，还能再多些吗？你们这里条件好，再搞一搞深翻，还能多打些。”

中国副总理陈毅在四川和广东视察时“亲眼”看到亩产百万斤的番薯、亩产60万斤的甘蔗和亩产5万斤的水稻。他感慨地写道：“在这里所看到的种种变化，也就看到了中国6亿人民正在做着震惊世界的事情！”

毛泽东是农民出身，不会对这种“高产卫星”没有疑问。毛泽东的保健医生李志绥回忆说，毛泽东常说：“我就不相信，粮食亩产能到万斤。”

不过，他在视察各地时的所见所闻又让他不得不信。1958年8月，他在河北省徐水县视察时就看到了“高产田”。毛泽东对陪同的河北省委书记解学恭说：“过去几千年都是亩产一、二百斤，你看，如今一下子就是几千上万！”

10月，毛泽东在湖北省视察时，湖北省委第一书记王任重亲自带毛泽东看到，在亩产万斤的良田上，长出的稻子密密麻麻一棵挨着一棵，人上去都踩不倒。事后李志绥得知，那是把十几亩地的水稻插在一亩地里，专门让毛泽东看的。

当时的电力部副部长、毛泽东的秘书李锐回忆说，1959年7月11日，他曾经在庐山会议期间问毛泽东：“主席，您怎么也相信了亩产万斤呢？”毛泽东说，他看了钱学森的一篇文章，说太阳能利用得好就能亩产几万斤，所以他相信了。

毛泽东说的这篇文章是中国著名物理学家和导弹专家钱学森1958年6月16日发表在中国青年报上的文章《粮食亩产量会有多少？》。他在文章中说，太阳光能射到地表，只要利用其百分之三十，加上适当的水利、肥料和劳力条件，亩产甚至可能达到4万斤。他在文章中还以河南省某些特别丰产试验田亩产160万斤蔬菜作为例子。

*毛泽东真的相信奇迹能出现*

毛泽东是否真是因为看了钱学森的这篇文章就相信亩产可以上万斤的神话，现在无从考证。但是对于各地报告的高产，毛泽东从来没有公开质疑。毛泽东常说：“对人民的热情行动，不能泼冷水。”

中国华东师大历史学教授杨奎松说：“他一直日思夜想地在想着那件事情，希望能够创造那些奇迹，所以，他是特别想看到这些奇迹。从今天看到的毛当时‘大跃进’期间的讲话，我相信毛是真的，真心相信是那个样子。”

记者：“即使他原来种过田？”

杨奎松：“那跟种田没有关系，因为他认为可以创造奇迹，人是可以创造奇迹的。”

目前看来，的确有迹象显示，毛泽东真地相信中国当时的粮食太多了。

1958年8月4日，毛泽东在河北省徐水县视察，县委书记告诉他说，当年全县夏秋两季平均亩产会达到2000斤，全县人均粮食年产量会达到3500多斤。实际上，当时徐水县的粮食亩产只有200多斤。不明真相的毛泽东还颇为得意地问：“怎么吃得完那么多粮食啊？你们粮食多了怎么办？”“也要考虑怎么吃粮食哩。”毛泽东建议说：“一天吃5顿也行嘛！”“粮食多了，以后就少种一些。一天做半天的活儿，另外半天搞文化，学科学，闹文化娱乐，办大学、中学。”

中共中央随即在徐水县进行“共产主义试点”，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陈伯达几次亲临指导。徐水县取消了商业，把房屋、家畜等个人财产全部“归公”，全部人员实行供给制，吃饭穿衣，样样全包。

*各地大刮“共产风”*

县委提出“我们要一步登天，达到人类最理想的共产主义”！县委第一书记在群众大会上宣布：“什么叫共产？共产就是大车、牲口全部归公。”“共产共产，越共越好，一共就富了。” 正如当年一句时髦的口号所说，“共产主义就是一切生活资料归大堆”。

1958年9月1日，红旗杂志发表社论《迎接人民公社化高潮》，大肆赞扬徐水县人民公社的“组织军事化，行动战斗化，生活集体化”。同一天，人民日报报道说，“徐水的人民公社将会在不远的时期，把社员们带向人类历史上最高的仙境，这就是‘各尽所能，各取所需’的自由王国的时光”。

当时有40多个国家的人来参观过，中国国内来参观学习的人更多。一时间，“共产主义是天堂，人民公社是桥梁”的口号响遍中国大地。然而，这个“共产主义试点”当年年底就因资金匮乏而夭折了。

毛泽东1958年8月在徐水县视察时还指示要研究粮食多了以后的用途。他9月5日在最高国务会议上说，执政8年总共增产粮食1600亿斤，而1958年一年就可增产几千亿斤，这叫做“突变”。他想到，“明年如果又翻一番”，粮食“除了人吃马喂之外，现在还没有找到用途，也许会发生问题”。

他提议说，“粮食还是要找出路，粮食主要是吃，此外也要找工业方面的出路，例如搞酒精作燃料等等” 。

中国科学院马上组织长春、大连、北京和上海的多个研究所进行研究，而且很快找到了将粮食转化为工业原料的方法。不过，还没等到利用这些研究结果转化多余的粮食，中国的大饥荒就到来了。

*共产主义就是吃大锅饭*

不过，在大饥荒到来之前，中国农民享受了一段“放开肚皮吃饭”的日子。毛泽东1958年8月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北戴河扩大会议上说：“把资本主义的残余逐步去掉，如自留地和私养牲畜取消。”

各地为了体现共产主义，纷纷取消社员的自留地，收缴社员的口粮和炊具、碗筷，办起公共食堂。毛泽东表扬说，“公社食堂吃饭不要钱，就是共产主义”。

1958年9月，毛泽东在安徽省舒城县舒茶人民公社视察时说：“吃饭不要钱，既然一个社能办到，其它有条件的公社也能办到。既然吃饭可以不要钱，将来穿衣服也就可以不要钱了。”

于是，中国人的口号中就有了“人人进入新乐园，吃喝穿用不要钱”、“共产主义就是吃大锅饭”、“吃饭不要钱就是共产主义”。到1958年年底，中国农村建立起“吃饭不要钱”的公共食堂340多万个。

*科技界紧跟大放卫星吹牛皮*

与此同时，科技界也加入了吹牛的行列。1958年7月，中国科学院、中国农业科学院和北京农业大学的专家、教授同30多位各省的种田能手座谈。科学家们准备提出的粮食产量目标是小麦亩产1.5万斤，水稻亩产2万斤。但是种田能手宣称的亩产量要高得多。科学家们马上修改指标，提高到小麦亩产3万斤，水稻亩产3万斤。

中科院的科学家随后种了6亩小麦试验田。深翻10尺，每亩下种260斤到400斤，施粪肥40万到60万斤。白天用鼓风机吹，以增加二氧化碳；晚上用灯光照，以增加光合作用。结果，最好的一块地亩产也只有900斤。

1958年2月，中国科学院院长郭沫若开会部署科学工作大跃进。一些研究所所长纷纷表态，要在5到10年之内赶超世界先进水平。随后，科技奇迹出现。5月下旬，中科院报告，青年科学家研制的产品有7项达到国际先进水平，11项是首创。

7月1日，中科院宣布了300多项科研成果，“其中超过国际水平和达到国际水平的共有25项”，包括应用物理研究所研制成功当时世界上功率最大、频率最高的半导体晶体，超过美国同类产品，而且是在20天内突击研制成功的。

不到两个星期以后，中科院又宣布完成1000项科研项目，其中100多项达到或超过国际水平。北京大学也不甘示弱，声称在半个月内完成了680项科研项目，超过了过去3年科研项目的总和，其中100多项是尖端科学技术，50多项达到国际先进水平。

半个月之后，北大进一步宣布3406项科研成果，其中达到或超过国际水平的119项，属于国内首创的981项。所有项目都是在40天之内完成的。后来的检查发现，这种所谓具有“国际先进水平”的科研成果绝大多数根本是天方夜谭。

军工科技在“大跃进”期间也想“跃进”。著名的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的师生提出要自行设计新型歼击机，赶超美苏当时的先进水平。结果由于技术和工艺不过关，只好草草收场。不仅如此，就连当时中国正在仿制的苏联米格-19歼击机和直升机，3年之中也没有仿制出一架合格产品，原因是为了配合“大跃进”，盲目追求产量翻番，忽视技术和质量。

但是，各个军工厂领导为了报功，不是说“胜利地完成了党和国家交给的任务”，就是把飞不起来的歼击机交给空军，并且向中共中央军委报喜说，“苏联专家撤走了，我们飞机照样上了天”。

毛泽东、刘少奇和周恩来得知消息后十分兴奋，中央军委又是发贺电，又是举杯庆祝。贺龙元帅和中央军委秘书长罗瑞卿1960年11月视察这些工厂时才发现事实真相。罗瑞卿怒斥工厂领导人说：“闹了半天你们搞假招子，骗到我们头上了。”

*中共官僚体制鼓励虚报谎报*

中国华东师大历史学教授杨奎松说：“实际上中共体制的本身还是一种官僚体制，上下的这种关系相当相当严格，很多东西完全是从上到下灌下去的。上边提出一个方针，底下就要千方百计去实行，去照办，而且还要尽可能让上级满意，那么就要干得多。越干得多，越干得好。所以‘宁左勿右’是中共的一个常态。在这种常态下，就直接导致了下面的干部是不敢向上面说困难的。你去讲困难，那么毫无疑问你就不称职。所以，他们会千方百计地层层加码，然后把事情搞到极端。在这种情况下，反过来他们向上面汇报的情况，他就不可能汇报问题。通常情况下，如果说中央不提出来要检讨，不提出来要反思，不提出来要复查，底下不会往上面报问题，底下报的东西都是好的。你上面想听到什么，我就给你报什么。所以，实际上在‘大跃进’期间，其实不仅是‘大跃进’，在过去的历次的各种各样的运动，或者说中共的历次政策实施过程当中，都存在着很严重的一个上情下达，但是下情不能上达的问题。就是底下的情况反映不上去。毛、刘他们那些中共的高层人士，他们对下面的情况完全不知道。”

如果说中国共产党的官员和普通工人、农民头脑发热、口出狂言还可以理解的话，知识分子和科技工作者也比赛吹牛就很难让人原谅了。然而，这又如何怪得了他们呢？1958年8月7日，中科院传达毛泽东的指示。说主席认为从现在起以后的7年时间很重要，要做到人家有的我们都有，人家没有的我们也要有。

在毛泽东这种指示的压力之下，科学家们吹牛，实属不得已而为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