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产主义的马穆鲁克

bhexa | 13 points | Jun 03 2022 18:02:36

共产主义的马穆鲁克–赵紫阳

作者：刘仲敬

赵紫阳（1919-2005）原名修业，出身于滑县赵庄的地主家庭。这个名字代表司空见惯的农村小有产者价值观，兴家立业。他的家庭和童年跟张中行差不多，但他的为人不像张中行那样忠厚老实，部分原因在于他是家里第一个儿子，习惯于自私任性。张中行之所以会变成“余永泽”1，主要是家庭责任感太重的缘故。滑县邻近殷墟，赵庄只有一百多户人。宋明以来的散沙化进程，在中国的核心地带登峰造极。这里的“地主”仅仅是比本村邻居稍微宽裕一点的小农，根本不具备吴越或巴蜀同一词汇蕴涵的“乡绅”意义。乡绅不能仅仅有钱，还必须同时是小共同体的秩序输出者。乡绅存在的地方，通常就有宗族学校和公共水利。特别强大的乡绅还会有京师的三亲六戚，足以使贪婪的流官不敢压榨他的家乡。中国核心地带已经没有这样的乡绅，因此公共设施完全崩坏。

社会的沙漠化和土地的沙漠化相互促进，使这里的居民很少具备人的属性。他们在和平时期必然遭到最大的虐待，而且连虐待的证据都留不下来；在洪水时期必然以最快的速度灭绝，而且连灭绝的纪录都留不下来。纪录的存在证明中高级知识分子的存在，只能属于相当强大的共同体。胜利的纪录属于冠军，失败的纪录属于亚军。真正的弱者类似进不了决赛的选手，注定要遭到历史无情的抹杀。

赵家的族谱始于元末大洪水，把真实或想象的祖先延伸到“洪洞老槐树”。滑县更早的居民也许是靖康大洪水以后阑入的通古斯人，也许是永嘉大洪水以后阑入的鲜卑利亚人。无论他们是谁，肯定都代表了蛮族费拉化的尾声，因此比奥斯威辛的犹太人死得更惨，却没有人在乎他们是怎么死的。杀死他们的凶手也许是红巾军的分支，也许是常遇春的穆斯林军团。如果是前者，他们多半像黄淮地区的同类一样不幸地变成了食物。如果是后者，他们多半像滹陀河地区的同类一样幸运地死于刀下。封建化的晋国在蒙古领主的保护下，没有被洪水淹没，从渭水到太平洋的死亡地带，大多由他们的子孙继承。满洲人及时干涉，阻止了崇祯大洪水淹没他们的家乡，否则仅仅依靠他们自身的组织力量，是无法避免又一轮人口替换的。

中国心脏区的地主如果毅力和运气皆具，或许能出一个张中行式的师范生。他只要能够得到保定府的中学教师职位，就会无比珍惜。上海无产阶级的生活水准，在他看来像巴黎、纽约和月球一样，完全不在自己应该觊觎的范围内。他绝不敢为了伸张正义或保存传统，产生任何可能得罪大人物的纪录。只有乡绅和乡绅以上的士大夫家庭，才有资格享受因为秉笔直书而遭受损失的殉道者骄傲。中国地主和小农在精神境界上没有多少差别，只会从中看到愚蠢、自私和家庭集体投资的浪费。至于连地主都没有混上的贫下中农，娶得上媳妇就应该谢天谢地了，除了获得他们在世界上唯一可以殴打的妻子儿女以外，他们的人生没有任何其他追求了。

赵家的族谱涵盖了明清五百年时间，却没有出过值得一提的科举英雄。北京政府教育部在新文化运动家的把持下，决定用资产阶级的钱为自己的学生提供就业机会，顺便把他们刚刚发明的白话文体和中国理念推销到外省，在包括滑县在内的各地兴建免费的公立学校。北京的蝴蝶扇动一下翅膀，滑县的洪水就要滔天。赵修业没有走上祖祖辈辈的成家立业之路，都是从县立第十七小学开始的。公立学校的意义就是要从小切断学生和小共同体的感情纽带，在活人和看不见摸不着的国家之间建立抽象的认同，用他们自己的黑话讲，就是培养合格的公仆和国民，用老乡的土话讲，就是爹亲娘亲不如国家亲。私立学校之所以收费昂贵，是因为承担了保护家庭和社区价值观的责任。公立学校之所以免费，是因为国家奴隶（公仆）的开支当然应该由国家支付，用阿拉伯人的术语讲，这叫马穆鲁克，用土耳其人的术语讲，这叫德夫沙尔美。

免费午餐对费拉的诱惑，像粘蝇纸对苍蝇的诱惑一样甜蜜而致命。他们怎能理解穆斯林奴隶学校的诚实和公正，不会感激土耳其禁卫军残酷的仁慈。土耳其士兵（十五年前的基督徒儿童）从波斯尼亚母亲的怀里夺走她的孩子时，已经用雪亮的马刀履行了外科医生用烙铁止血的义务。她会明白无论今生还是来世，母子都已永诀，把这个孩子当成意外事故的死者，让生活从中断的地方重新开始。赵廷宾却不会明白，冒充国家奴隶的父亲多么危险，直到他当成儿子的马穆鲁克化身为工作组，将他作为阶级敌人活活整死。

国民党在夏威夷和马来亚实力雄厚，在南粤和吴越各省也有一定的影响，但投靠共产国际以前，在中国各省没有任何组织可言。任劳任怨的李大钊同志替国民党建立了第一批中国支部，主要负责人当然都是匪谍。蒋介石清党以后，国民党滑县党部负责人聂真、胡敬一和魏拔才自动转型为共产党滑县党委书记、组织部长和宣传部长。县立第十七小学校长杨庆然，是该党委建立的第一批支部的书记，将十二岁的赵修业发展为共青团员，在1932年暴动中实习革命。年轻的马穆鲁克从他最熟悉的地方学习战争，也就是抢劫父亲的家畜。组织看到他年纪轻轻，政治成熟的程度已经赶得上毛泽东了，不能不另眼相看，珍惜值得培养的好苗子。西安事变后，各地党委获得了公开招兵买马的权利。直南特委派到北方局党校训练的第一批学员，就包括十八岁的赵修业。他遵循伍豪的传统，以赵紫阳的假名活动。

赵紫阳毕业以后，回乡担任滑县党委书记，根据延安1938年的决议，“大量地千百倍地发展党员”。2他借助杨得志的八路军，以及自己培养的支部组织，在县城里发动了一场小政变，接管了国民党的县政府。这事并不困难。国民党的政府和军队，加起来不过几百人。共产党各支部的工作人员就多达两千人，外围群众和民兵数十倍于此，再加上四千八路军的威慑，国民党根本不敢反抗。卫立煌负责的第一战区和程潜负责的第二战区，都由匪谍主持日常事务，对红色根据地的扩张，采取了里应外合的态度。知趣的国民党敌后工作者纷纷投入共产党怀抱，包括滑县的前县长陈曙辉。同样的模式一再重复，中国各省就变成了红色江山。1940年，赵紫阳升为地委书记。

战争的最后几年，赵紫阳在党内赢得了农民问题专家的名誉。1945年4月，他在新店土改工作干部会议上总结经验：“我们走了民主斗争的道路，它带着极大的经济意义。它要部分解决土地问题，还由于它把地主对农民的经济作了清算，就直接把封建经济基础给予了致命的摧毁，但这并不等于均产，因为只是经过了民主斗争。对地主，由于其罪恶轻重，也给了文斗、武斗、反省三种形式的轻重不同的处罚⋯⋯地主没有不怕农会的。他们说‘了不得，谁敢惹农会的人，农会说啥是啥’，和过去地主说啥是啥成了反局，随便一个毫无地位的农民，现在一跃而成为新的统治者，变而敢与地主当面对话、争执、甚至脚踢拳打、当面嘲笑、诉苦、报冤。他们完全翻了身，生活得到了改善，没有顾忌地要了地主的地，作为自己的财产。”3

反蒋战争开始以后，投名状的需要更加迫切。赵紫阳在关键时刻，表现出一个真正马穆鲁克的修养，除了组织以外，绝没有其他的亲人。他像大多数基层干部一样，比毛泽东和刘少奇更激烈。“关于抗属地主，同样要消灭。抗战是光荣，抗属要照顾，但应由群众来决定。地主出身的干部必须站在农民一方面来，首先是在思想上和家庭断绝联系，主动说服家庭，认真执行土改。这是一个严重的考验，不仅是打通思想，如果干部与群众对立，党的原则是要群众不要干部，否则防空洞就无法清除，地主阶级就消灭不了。阻碍群众运动的要开除党籍，甚至要判罪。如果部队干部带部队回村镇压农民运动时，农民可以向其开火。这个冲突的性质就是阶级战争。”4革命群众执行他的指示，一举消灭了反动分子赵廷宾。淮海战役的小推车能够出发，多亏了赵紫阳的清扫之功。

叶剑英在南粤土改不积极，提出“分田地、分浮财、不挖底财、不追底财”的试点方案。毛泽东怀疑他顾念乡土，英明地决定用久经考验的南下干部替代粤籍干部。中南局展开了批判“广东特殊论”的运动，指责广东干部“与地主、官僚、国民党、资产阶级、华侨有千丝万缕的联系”。5六亲不认的赵紫阳显然是南下干部的最佳人选，出任华南分局办公厅秘书长和土改委员会副主任委员。他迅速提交报告，指责叶剑英的党羽“对中小地主打得彻底，有的打得太重，对大地主和当权派打得却不够彻底。地主阶级中政治上打击不彻底的百分之二十的户当中，有百分之八十以上是大地主当权派。地主阶级中百分之七的被处死、判刑、自杀或其他原因而死的人当中，百分之六十属于中小地主。占地主人口百分之五多因逃亡未受打击的人当中，百分之六十是大地主当权派。”6

毛泽东感到赵紫阳没有辜负他的期待，随即命令叶剑英让本土干部靠边站。赵紫阳得意洋洋地说：“地方主义影响外来干部作用的发挥，也影响了本地干部的提高。要不是地方主义的存在，在这次整队中地方干部就不会垮这么多⋯⋯我作为一个外来干部，就更感到责任重大，今后当积极提高自己，切实做好对地方干部的帮助和团结工作。”7叶剑英的羽翼遭到翦除，随即调离广东。陶铸接任华南分局代理书记，赵紫阳升任华南分局副书记。1955年，华南分局撤销。陶铸任广东省委书记兼省长，赵紫阳任广东省委副书记兼省委秘书长。南粤在这对南下干部的统治下，迎来了有史以来最黑暗的时代。当然，这正是毛泽东想要的效果。

地方主义既是土改的障碍，又是人民公社的障碍。陶铸和赵紫阳明白毛泽东为什么要把他们安插在南粤，将斗争的矛头指向出身地方游击队系统的省委第二书记古大存和副省长冯白驹。1957年12月，广东省委通过了《关于海南地方主义反党集团和冯白驹、古大存同志的错误的决议》。两万多名粤籍干部被打成反党集团，赵紫阳论功升为广东省委第二书记兼广东省军区政委。农业是赵紫阳的管辖范围，他现在可以大显身手了。

1958年4月13日，赵紫阳立下“军令状”：“必须切实做到和保证1958年大丰收。这一点意义非常重大。五年看三年，三年看头年，如果今年大丰收，五年计划的实现就不成问题。这对广大群众的鼓舞很大，对全国人民和国际上都有很大影响，资本主义国家很震惊，很重视这一点，他们在看着我们的结果，因为亚洲很多国家的粮食问题解决不了，如毗邻我国的印度，是一个资本主义国家，年年闹饥荒；我们是社会主义国家，又是一个大国，今年能大丰收，可使人心向往，所以意义很大。因此，这又是一个政治问题。过去说日本的农业了不起，现在看来并没有什么了不起，我们很快就能超过它。如果全党能以抓水稻一样的劲头抓番薯，很可能在一两年内增产一倍、两倍、甚至几倍，使广东的粮食提前实现八百斤。各地可以研究一下，今年丰收究竟有无把握，还要采取什么措施？八百斤的指标，要有一千斤的措施才行。”8

赵紫阳心里有数，大丰收只能依靠抢劫农民的口粮和种子实现。他在对日战争和反蒋战争期间，早已在祖国的农民身上练熟了手。唯一的麻烦在于粤人不像中国人那样费拉，打击地方主义的运动不能片刻放松。大饥荒开始后，赵紫阳向毛泽东保证：南粤有的是余粮，只是粤籍干部私心瞒报而已。1959年的南粤，就在反反复复的“反瞒产运动“中度过了。9南粤之所以没有像赵紫阳的祖国一样尸横遍野，主要是因为海外粤人的救济。陶、赵当局觉得防不胜防的食物邮包丢了他们的脸，下令严查，连陈寅恪夫妇都迫于他们的淫威，不得不“主动”上缴香港寄来的食品。10

1960年，陶铸兼任中南局第一书记。广东的实际管治权，悄然落入赵紫阳手中。他担心本土派干部在百足之虫叶剑英的庇护下卷土重来，极力交好林彪和黄永胜。广州的军队一直掌握在林彪的满洲系手中，这时由黄永胜主管。中国“南下干部”和满洲“大军干部”如果进驻南粤以外的各省，很快就会反目成仇的，在这里居然能长期合作，从侧面反映了本土派的根深蒂固。赵紫阳出身卑微，无论在匪谍系还是梁山系都缺乏奥援，能够得到林系的青睐，已属意外之喜。他能稳住广东的局面，跻身于方面大员之列，度过文革的难关，端赖南粤民族对瓦房店和驻马店的无差别鄙视，然而成也萧何败也萧何，永久性得罪了老匪谍叶剑英在情报系统的班底，种下了必然覆灭的病根。毛泽东有女性的一面，性格懒惰而狡猾，觉得与其费心费力培养骨干，不如挑拨离间，成本低效果好。同一系统或部门的领导相互憎恨，正是他想要的结果。陈毅和饶漱石、林彪和叶剑英反目，都少不了他的手段。赵紫阳虽然小聪明甚多，一辈子都没能掌握这套技术。

赵紫阳搞运动，早已驾轻就熟。无论运动的主旨是什么，他都有办法把斗争目标引向“地方主义”。本土派让他折腾了十几年，时刻都想伺机报复。文革一开始，双方都想借此机会打击对方。赵紫阳听到北京大学的大字报，立刻派出工作组抢占广东各大学，“坚决地响应党中央的号召，将思想领域重要阵地的文化大革命搞好搞彻底。”111966年7月21日，他告诉各工作组：“要让各种人物登台表演，要有意识地乱一阵，给予表演的温度和条件……要把假左派、真右派引出来，要让红皮白心的人跳出来，抓住它，聚而歼之。”12显然，他从毛泽东的反右运动学到了许多，但还是不够聪明，总是学到过时的技术。

赵紫阳七月底赶到北京开会，发现毛泽东刚刚表态反对工作组，立刻倒转一百八十度，命令工作组“把学校的文化革命运动逐步地交给革命师生员工中的积极分子去领导，放手充分发挥他们的作用；对于前一段群众中对工作队不太满意，工作队压抑了群众的革命积极性的情况，工作队要主动进行整改，主动改变作风，可召开小型座谈会主动征求意见，甚至主动登门道歉。”139月3日，赵紫阳在广州第一次红卫兵大会上宣布支持革命群众。这种表态无异于投降宣言，立刻引起了本土派的全面反扑。红卫兵多是南粤子弟，天然的感情促使他们敌视南下干部。

文化大革命在中国、吴越和南粤的意义各不相同。南粤的格局比较接近巴蜀，最初几个月表现为本土派（造反派）对外籍干部（保皇派）的冲击。中山大学的红卫兵冲进省委，扣押了赵紫阳，以中国人闻所未闻的仁慈方式对待他，甚至允许他在监视下继续日常工作。本土派干部组织了“革命干部联络站”，要求为前几次反地方主义运动的受害者平反。他们轻易地打倒了不中用的中国人，然后把矛头指向更难对付的满洲人，宣称广州军区是“陶铸独立国”，“黄永胜是谭政、罗瑞卿同一线人物”，发誓要“彻底清算没有陶铸的陶铸反动路线。”14黄永胜不甘示弱，自己组织了另一批红卫兵，扬言要打倒地方主义的黑司令部。1967年4月18日，周恩来下达了《关于广东存在着地方主义翻案》的指示。形势从此急转直下，本土派一败涂地。三结合革命委员会成立以后，委派黄永胜为主任。复辟政权对粤人大开杀戒，尽管本土派得志时没有伤害任何北佬。黄永胜的胜利就是赵紫阳的胜利，他很快获得了满洲兵的保护性监护。周恩来企图把他划进地方主义15反革命集团，赖黄永胜辩解得免。毛泽东决定把他调到内蒙古，发挥破坏本土派的特长。赵紫阳直到2012年，都对黄永胜感激不尽。16

黄永胜一不做二不休，成立了109专案组，准备把叶剑英打成叛徒，但他只控制了广东的公安系统，动摇不了幕后的匪谍组织。林彪一倒，黄永胜随之垮台。南粤出现政治真空，本土派很可能死灰复燃。毛泽东急忙派许世友和赵紫阳南下，发挥十年前黄永胜和赵紫阳的作用。赵紫阳经过这次折腾，不愿意再走老路，非但没有发动新一轮反地方主义的运动，反而主动邀请残存的本土派红卫兵领袖对话，讨论“非正常死亡”问题。鉴于绝大部分受害者都是本土派，这种态度本身就是和解的表示。他经过几次座谈会，将文革初期相互敌对的各派人物安排到不同的工作岗位上。赵紫阳作为开明人士的历史，实际上是从1973年开始的。六四以后，他对杜导正说：“老杜，你知道我过去也是很左的。现在我痛定思痛，改弦更张。”17思想上的改弦更张，不容易确定时间；政治上的改弦更张，无疑应该从他再次执掌广东大权开始。他这次尝试形成的经验，后来又在1989年再次启用。

和解并不是田园牧歌，总得有人当替罪羊。“南下干部”和“本土干部”的复出，以“大军干部”的牺牲为代价。1974年4月26日，赵紫阳敦促广大干部痛打落水狗：“广东有不少地方流传这样一种论调，说什么黄永胜在广东时是执行了毛主席的革命路线的，甚至说什么黄永胜在九一三事件以前还是革命的。散布这种论调，实际上是继续为黄永胜歌功颂德，是为他们的罪行辩护。有的人所以极力散布这种论调，是同为掩盖他们自己的错误分不开的。还有人以广东文化大革命当中，在毛主席革命路线指引下所取得的伟大胜利为借口，不承认广东有林彪、黄永胜极右的修正主义路线的破坏和干扰，说什么广东对林贼路线，只有抵制而没有干扰和破坏。他们把广东置于第十次路线斗争之外，看成是第十次路线斗争的真空地区。这不仅在逻辑上讲不通，更不符合广东在两个司令部激烈斗争中的实际情况。”18

满洲集团的失势，是林彪垮台的自然结果。赵紫阳恩将仇报，把帐都算到黄永胜头上，并不说明他特别卑鄙，因为道德是离不开具体环境的。马穆鲁克相互屠杀，符合他们团体内部的习惯，失败者和胜利者都不会感到意外，需要的道德考验跟西方政治家强迫失败者辞职差不多。马穆鲁克没有家，政治是他们唯一的归宿。失败的马穆鲁克还能回哪儿去？难道回乌克兰草原的奴隶贸易站？斩草除根对胜利者是最方便的解决方式，对失败者何尝不是这样？埃及的荣华富贵不是奴隶兵的祖传遗产，而是他们用血肉从历史银行按揭所得的赌注。共产党人相互诬陷，需要的道德考验也并不比三姑六婆相互造谣更多。第一，圈内人都是这么做的。第二，我们平常做的事比这还要坏得多。赵紫阳和所有共产党人一样，没有办法中途退出。贵族金盆洗手，只是放弃业余公益活动。资产阶级政治家金盆洗手，只需要欠债还钱。共产党金盆洗手，就需要欠债还肉了。

赵紫阳的复出不是孤立现象，而是老列宁主义者全面复辟的一部分。赵紫阳在这些人当中的辈份，只相当于李秀成和陈玉成在太平天国内部。小将们在杨韦之乱的废墟上修修补补，不一定严格坚持原有的路线，但也不能一点都不沾边。邓小平在北京治理整顿，本意是要恢复列宁主义的工业纪律。赵紫阳就在广州举行养猪会议，要求农民拿出无产阶级兄弟的觉悟来，把自发生长的资本主义尾巴，重新定义为社会主义积极性。《南方日报》专门发表社论《分清路线是非，大养其猪》，奠定了赵紫阳改革先锋的地位：“按照党的政策，充分调动集体和社员的社会主义积极性，大养而特养其猪，是执行毛主席革命路线的实际行动，是坚持社会主义方向的具体表现；如果对养猪事业采取消极态度，实际少养甚至不养，那就会背离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是迷失方向的具体表现。”19

养猪事业的胜利，为赵紫阳赢得了经济专家的荣誉。他调任四川省委书记以后，进一步贯彻“积极发展养猪，继续鼓励社员养猪”的方针。20邓小平政变成功以后，将他调到北京主管经济。

邓小平的工作是重振政治纪律，总结了四项基本原则。他对经济一窍不通，也不想管。陈云觉得苏联计划经济最好，第一个五年计划模仿得不错，如果不是毛泽东蓄意破坏，本来不会有什么问题，但他手头没有斯大林为苏联训练的专业干部库（又是毛泽东蓄意破坏的结果），只能整理骨干国有企业，对于文革发展起来的各省地方企业（还是毛泽东蓄意破坏的结果），更不用说农村的经济管理工作，实在是有心无力。胡耀邦主管意识形态和干部政策（知识分子政策是干部政策的一部分），对经济也没有什么兴趣。最后，赵紫阳变成了1980年代的主要经济沙皇。中国人和中国猪产生的新财富没有改变社会主义体系，而是在社会主义体系以外形成了另一个平行体系。双轨制导致了物价和物资的混乱，赵紫阳用通货膨胀的手段解决问题，结果导致胡耀邦时代的学生运动扩大为社会运动，超出了他能够控制的范围。

赵紫阳下台前后，态度都非常暧昧。他只说应该耐心对话，却不说想在对话中实现什么目标，更说不出如果对话没有结果，应该如何收场。这种态度在文学青年身上再正常不过了，在政治家身上就显得非常可疑。江泽民是个纯粹的机会主义者，都忍受不了赵紫阳这个上级领导的干涉，因为他的和解指示把江泽民放在黄永胜的地位，势必沦为和解各方的替罪羊。邓小平发表强硬讲话以后，赵紫阳出来收买人心，如果他一直不下台，也会把邓小平挤兑成黄永胜。邓小平的态度倒是非常清晰，翻译成人话就是这个意思：

“你对话的结果，就是让街上的人比对话之前更多。你不对话，我只需要杀很少的人；你一对话，我就得杀很多的人。你对话越久，死的人就会越多。如果你真是一个忠诚的马穆鲁克，就无法否认多死的这些人是你失职的后果。失职的人应该下台，你有什么好说的。如果你的意思是无论如何都不能杀人，那就不如直接说要我交出权力好了。我老实告诉你，我过去、现在、将来都没有这个打算。你也是马穆鲁克的一员，干嘛要用费拉的台词？如果你假装真信费拉有能力管理自己，我就可以确信你是想利用费拉抢班夺权了。那你只能怪自己没有先下手为强，不能怪我先下手为强。马穆鲁克的规矩一向是成王败寇，失败者总是没理的。”

这个判断的正确性是毋庸置疑的，蕴涵着诚实固有的一切力量。你只能根据立场赞成他，或者根据立场反对他。赵紫阳在余生中绕来绕去的那些“对话”和“共产党领导下的法治”，都跳不出邓小平的答案范畴。这些做法的结果都是让共产党不得不杀更多的人，或者让共产党自己去死。赵紫阳本来可以说，马穆鲁克都是不得好死的，如果坚持马穆鲁克到底，最后总会遇见自己的穆罕默德·阿里21，所以现在去死，关系好像也不是很大。这个结论像哥伦布的鸡蛋一样简单，他不可能看不出来，但他在漫长的软禁生活中，始终像想方设法地回避。他毕竟也是一个马穆鲁克，早已没有重新选择的机会。马穆鲁克是没有回头路的，也无法适应一个没有没有马穆鲁克的世界。

注释：

张中行（1909-2006）原名张璿，字仲衡，河北农家出身，编辑、作家，被杨沫（1914-1995）写进小说《青春之歌》，变成了革命女青年林道静的第一任情人——只想过上学者生活、阻挠林道静参加革命的北大学生余永泽。

2.《关于大量发展党员的决议》

3.《赵紫阳同志1945年春在滨河县新店会议上的报告》

4.《赵紫阳同志1947年6月在濮阳县湾子会议上的报告》

5.陈华昇：《广东反地方主义运动与派系冲突之分析》

6.《赵紫阳关于乐昌县农运工作致华南分局的报告》1952年

7.《赵紫阳同志在华南分局1952年7月扩大会议上的发言》

8.《赵紫阳在广东省合作会议上的讲话》

David Shambaugh著，徐泽荣译，《赵紫阳的崛起与陷落》，百姓文化事业公司，香港，1990，第55页
陆健东：《陈寅恪的最后二十年》，第298-299页
中共广东省委党史研究室：《中国共产党广东历史大事记》，广东人民出版社，第205页
余汝信：《赵紫阳与广东文革》，《记忆》第136期，第5页
余汝信：《赵紫阳与广东文革》，《记忆》第136期，第6页
陈华昇：《广东反地方主义运动与派系冲突之分析》，《中国大陆研究》第51卷第3期
1952-1953年，1957-1962年，中共中央认为叶剑英等人在广东的“温和土改”根源在于广东干部的“地方主义”、“封建宗族观念”，两次发动反地方主义运动。为了把广东的“地方主义势力”连根拔起，经过大规模调整，全省县以上主要领导，80%由北方人担任。多数地委的主要领导都换成南下大军干部，两个区党委主要领导全是南下大军干部。原来担任正职的广东干部纷纷降职，给北方人让位。数据显示，在第一次反地方主义时，7000多名广东干部受到处分；在第二次反地方主义时，受处分的广东干部仅厅局级至副省级的便有近90人，地县级和普通干部多达1万多人。进入文革之后，广东的“反地方主义斗争”并未停止，但已经不像前两次那么“轰轰烈烈”了。从1951年开始至1971年（即从林彪就任中南局第一书记到“九一三”出逃）的20年间，反地方主义运动导致3万多广东干部被整、受贬，被打为“地方主义”的华侨不计其数。
余汝信：《赵紫阳与广东文革》，《记忆》第136期，第17页
赵紫阳：《改革历程》，新世界出版社，第7页

18.《赵紫阳在广东省、广州市机关揭发批判林彪、黄永胜罪行大会上的讲话》

19.《南方日报》，1974年11月9日

20.《关于大力发展农村多种经营的指示》

穆罕默德·阿里帕夏（1769－1849），奥斯曼土耳其帝国驻埃及总督，穆罕默德·阿里王朝的创立者，埃及的改革者，消灭了马鲁穆克势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