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hexa | 13 points | Jun 03 2022 17:51:29

杰出的SM表演艺术家–胡耀邦

胡耀邦（1915-1989）的生命从井冈山的儿童团开始，那时他才十四岁。1也许，他本来就是孤儿。也许，共产主义者杀害了他的父母。无论如何，他不是共产主义者的遗孤。伊斯兰国诞生以前，很少有人组织童子军。甚至苏联红军从孤儿院和监狱招募敢死队，都要等孩子长大以后。毛泽东天才地发现了儿童团的剩余价值。小孩比成年人更残忍，而且道德观念尚未形成。儿童团打土豪比干部和贫下中农更狠，而且不像干部和贫下中农那样懂得贪污浮财。儿童团比积极分子更灵活机智，擅长混进村里偷听偷看，揪出偷偷回家看老婆的逃兵，揭发躲进厨房骂领导的落后分子。谁家偷藏了苏维埃规定必须交给红军的盐和肉，就要特别提防这群小流氓组成的“闻香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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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耀邦从毛泽东身上学到了许多东西，尤其是半夜杀全家的恐怖手段。他还没有长大到资产阶级法典允许判刑的年龄，手上的血债就已经超过了大多数圣战者。2红军逃离赣南，将当地的壮丁和粮食席卷一空。红军逃到陕北时，他刚满二十一岁。这时，毛泽东和张国焘的斗争进入尾声。年轻的胡耀邦果断地站在老主人毛泽东一边，深入张国焘的旧部，瓦解了他们负隅顽抗的意志。毛泽东对胡耀邦的站队学造诣十分满意，让他去“抗大”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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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耀邦借助统一战线的政治正确，率领几百名学员（干部），以抗日宣传为名，进驻国民党统治的安定县，然后将干部学员变成工作组，分派到全县各地建立基层组织。国民党的县政府只有几十个正式公务员，很快就发现自己被数十倍于己的红色干部架空了。乡下的自治组织并不是国民党人，而是地主士绅的宗法网络。红色干部组织民兵，轻而易举地取代了手无寸铁的儒家长老。共产党实际上控制了县城以外全境，然后就撕下统一战线的白手套，公开成立双重政权。国民党对付上海自由市的洋人，就是用这一套无赖手段，现在落到自己头上，只有徒呼奈何。胡耀邦素来有口齿伶俐的特长，负责对县长田杰生“晓以大义”。可怜的田杰生明白蒋介石一心想在斯大林面前冒充全民领袖，肯定会毫不犹豫地牺牲他这样的小人物，当场向胡耀邦屈服，接受了梁振英的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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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把胡耀邦当做自己的重点提拔对象，任命他为军委总政治部组织部副部长。胡耀邦对列宁党的组织建设，立下了汗马功劳。整风运动关系到毛泽东本人的权威，胡耀邦尤为出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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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中央军委会参谋部）二局整风，根据原定计划，在1942年11月下旬进入总结阶段，并开始检查领导干部。十一月二十一日，胡耀邦首先以“贪污腐化、官僚主义”罪名，撤销该局副局长段大明3的职务，随即宣布工作人员李铮夫“破坏经济”，当受严厉制裁。在显示上级整风的决心之后，胡耀邦进而号召反省，在反省和帮助反省的过程中，除李铮夫俯首认罪之外，又暴露出刘达、邓明德、鲁风等人是“内奸特务分子”。关于这些人的罪状，今天都必须存疑，因为除了官方报告之外，再也找不到任何进一步的证据。照胡耀邦的说法，虽然二局的整风运动有这些所谓突破，但形成的刺激不大，所以在一九四三年四月以前，二局的整风运动仍然表现平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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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以如此？胡耀邦在分析原因时，完全忽略了当时如火如荼的生产运动。他认为主要问题出在领导没有抓紧工作，遂让看小说的风气在“努力学习”的藉口下弥漫全局，其实大家都在逃避坦白。显然，在抢救运动的热潮中，胡耀邦也感到莫大的压力，认为必须深自检讨，而为了迎合政治风向，他更必须绞尽脑汁，为自己在军委会中的工作带来突破。因此，原来很容易解释的看小说风气，在他的检讨中变成很严重的政治问题，乃内奸分子有意破坏所致。他必须号召全体二局人员来倾全力清除所谓暗藏的内奸分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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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月一日，康生在边区大肆搜捕嫌疑分子，也从二局逮捕了四个人。这四个人在被捕后十天，承认是敌人特务，并先后交待了一些细节。康生在抢救失足者的口号下将他们送回原单位，要他们在二局的大会上，向长官以及同志报告认罪的经过，并作坦白示范。大会约在四月十五日召开，胡耀邦亲临指导。他在会上无情地揭发这些内奸分子的罪行，并号召全体人员起来“嗅奸”、“监奸”、“证奸”。当然他也警告大家，不得冤枉好人，不过从他的演讲和四位自首分子的坦白示范来看，每个人都知道当务之急不是“不冤枉一个好人”，而是“不放过一个坏人”，以高度的政治警觉，来闻出内奸、监视内奸和证明内奸的罪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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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达到预期的效果，胡耀邦在大会召开之前，暗中组织了二十几个所谓积极分子，要他们分散到会场的各个角落，仔细观察每一个人的反应，如果发现有人脸色不对，就立刻在会后向上级汇报。结果有十几个人，控制不了自己内心的情绪，以致脸色不时泛白或是发红，因而遭受积极分子的检报，从此之后居然就变成了二局的内奸嫌疑分子，不断受到抢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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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十几个内奸嫌疑分子之中，以李鸿秀的脸色最为苍白。第二天一早，胡耀邦就找他个别谈话。胡耀邦见到他，也没多说什么话，只叮嘱他赶快写坦白。李鸿秀以为胡耀邦手中握有不利于他的资料，脸色愈加苍白。当时胡耀邦手头其实什么材料也没有，目睹李鸿秀脸色变白之后，反倒认定他隐藏了许多见不得人的坏事，于是更不肯多说，只一味催他回去写坦白资料。当晚，李鸿秀就禁不住胡耀邦打的哑谜，自动前来找胡耀邦说话：“你要问什么，我就答什么；”胡耀邦还是不肯多说，反而说为了他写材料方便，让他使用办公室。至此，李鸿秀更以为胡耀邦在他不经意时，抓到什么把柄，心中越发不安起来。其实胡耀邦还是不知道他有什么政治问题。一个钟头以后，李鸿秀忍不住心中的猜疑，再来见胡，不过带来的不是胡耀邦要的反省资料，而是要求在坦白之前，胡耀邦保证三事，一不开除党籍、二不撤销职务、三不调离二局。胡耀邦听了，断定李鸿秀是做贼心虚，一定是内奸分子无疑，但是为了取得他的坦白材料，立刻完全答应。李鸿秀以为取得了保证，当下也不多说，回去就挥笔急书，在两小时内完成了自首书大纲。胡看完后，虽然认为交代的不够彻底，但总觉得是一大进步，而且天时已晚，因此没要他重写，只是鼓励他第二天在大会上公开坦白，并宣布与敌人的特务断绝一切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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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日，李鸿秀在一夜的左思右想之后，觉得还是不上台坦白为妥。胡耀邦对他如此反覆毫无办法，却也不愿就此作罢，于是片面宣布李鸿秀自首的消息，并公布他的自白书，要大家以他为榜样。这样一来，李鸿秀发现退路被切断了，加上新的心理压力，遂只好按照胡耀邦的意思，花一天时间重写自首书。第四天，他终于按照胡耀邦的指示，在众目睽睽之下，拿着重写的自首书，在大会上公开坦白。或许是觉得一个人承担特务罪名太重了，他在自我批评之外，节外生枝，公开指责钱邦和也是“坏人”，也在替敌人工作，可是罪名之外，他并没有举出什么具体证据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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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邦和听到指控，当时也没说话，可是到了晚上，心里终于憋不住了，也自己前来找胡耀邦谈话。胡耀邦为了加重对他的心理压力，故意避而不见。钱邦和不知究里，一夜辗转难眠。次日一早又来求见，胡耀邦才在一位负责干部的陪同下加以接见。由于李鸿秀没有讲出钱邦和是“坏人”的具体事实，二局也没有钱邦和做特务的具体资料，胡耀邦于是老套重演，像对付李鸿秀一样，只简单说了几句，随即要钱邦和回去写悔过书，表情则像是已经知道钱邦和有什么政治问题似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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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四月十五日至二十四日的一个星期中，除李鸿秀和钱邦和外，另有李灏、何晖、毛华伦三人自首。他们自首的过程不明，只知道都没有翻供，事情进行得非常顺利。二十五日，何高华准备自首，从早到晚都忙着写反省材料。不料次日，他却拿了一把小刀来找胡耀邦，说要自杀，并宣称他以前写的反省材料都是因为精神压力，而凭空捏造出来的。胡耀邦说他没被吓到，当场就指斥何高华胡闹，要他缴出小刀，赶快回去重写反省材料。何高华慑于胡耀邦的声色，居然乖巧起来，像绵羊一样，立刻缴出小刀，并答应回去重写资料。胡耀邦等他离去后，调出他送来的反省材料，仔细加以研究，认为何高华并没有完全说谎，其中的确有一大部分是向壁虚构，不过原因并非精神压力过大，而是自己不老实有以致之。何高华以前写反省材料都是边写边缴，用意本来是刺探上级对他的问题了解多少，然后决定如何再写。最先还写了一些真话，后来假话写多了，无以收拾，真话的成份也就越来越少。有了这番了解，胡耀邦当晚即找何高华来谈话，不知他这番分析是否真说中了何高华的心理，还是何高华胆小，加之身心交疲，终于不想再辩白喊冤了。总之，何高华这次回去之后，不再闹自杀，而且在胡耀邦看来，重写部分的真实性增加了不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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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这一经验，胡耀邦找人故意挑拨毛华伦翻供，毛华伦居然中计，要求胡耀邦让他重写供词。胡耀邦比较他前后两次供词，再参考其他方面资料，反覆研究。所得的最后结论虽不得而知，但至少可以断言，毛华伦的翻供并未成功。对胡耀邦而言，毛华伦的例子只证明何高华是一个问题人物，而毛华伦的材料则为二局审干提供了新的特务线索，譬如彭加伦4的妻子曾加入国民党，而且在延安曾劝人开小差，就是胡耀邦从研究毛华伦的反省资料得来情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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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上面我们提到其他方面的资料，但没有说明是哪一方面的资料。原因是二局的负责人并未加以说明；二局的负责人只透露了一点，即在群众的热情掀起以后，检举的材料极多，二局共收集了十余万字的检举材料，由之可以进一步了解八十二个人的政治面目，换言之，这八十二个人，平均每一个人有一千五百字的不利资料。据协助胡耀邦工作的彭富九5说，当时所以有这么多的检举资料，是因为胡耀邦在群众性的反奸运动形成之后，允许任何人当场以口头检举，中共的组织也没有在幕后有意领导和控制，完全放手，顺其自然。值得注意的是，在二局的所谓群众就是干部，其中有不少是知识分子，他们内有“革命”热情的驱使，外有上级的指示推动，争求表现，纵使自己的熟朋友和同志受到莫名其妙的检举，也没有一个人愿意出来为他们辩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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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检举资料经专人整理之后，编成通报，供审干人员使用。在当时已出版的两期中，共列举检举资料四十八条，依检举原因分类，关于党的问题者十六条，叛徒二条，历史可疑者十七条，言行可疑者九条，不详一条。叛徒两条是：刘锦章检举鲁艺的余有轩是叛徒，曾出卖过自己的同志；蔺克检举边区政府教育厅的吴伯箫是国民党cc分子。刘锦章的检举后果不详，蔺克则使吴伯箫百口莫辩，一度沦为延安的过街老鼠，人人喊打。这个吴伯箫是延安文坛上的散文名家，一九三八年来到陕北，一九四一年加入中共，一九四三年进入中共中央党校接受整风训练。进入党校之前，他在教育厅长周扬手下担任中等教育科长，任内周扬召开各中等学校调查会，发现教育厅一九四二年所颁发的师范和中学两规程完全“抄自”国民政府，其中充满了“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反动的教育思想”，在随后检讨规程起草人的“思想和历史”时，发现吴伯箫是“反共分子”，为此吴伯箫被送入中共中央党校接受进一步审查。蔺克的检举落井下石，算是证实吴伯箫的罪名了。不过一九四五后，吴伯箫又回到延安文坛，头上似乎没有反共分子这一顶帽子，很可能蔺克的检举，经调查研究之后，证明是无根之言。如果连经过三番四次检举的吴伯箫，最后都证明是冤枉的，则胡耀邦这两期审干参考资料的价值就大可怀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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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彭富九也很清楚，这些检举材料当中含有相当大的不实成分，所以会在二局中造成人心惶惶的局面。可是对胡耀邦来说，没有材料就无从审干，而审干的基本资料是不厌其多的。当时，他也不考虑手头资料的是非真假，就据此拟出了一个黑名单，然后将黑名单上的人物分成两类，一类是主要嫌疑，另一类是次要嫌疑。在此分类之后，胡耀邦明白对积极分子表示：反奸斗争并非顾名思义，完全针对特务而发，也要趁此机会一并解决党员的其他各种思想问题，所以积极分子也应该检举如贪污腐化、开小差、嫖妓女等问题，更重要的是，必须打破所谓“小资产阶级的自由主义”，也就是说，必须以党的利益为最高利益，自动把自己种种不符共产主义道德的言行思想全都披露出来，同时也把同志身上所能发现的一切不符共产主义道德的言行思想都检举出来，要百分之百的效忠于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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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应该注意的问题是，二局中所谓群众性的反奸运动是否完全自动自发？是否胡耀邦一发出反奸号召，群众就如響斯应？胡耀邦的答案全然都是否定的。他在开展二局的审干工作时，首先在二局成立了一个五人常委的组织，规定他们每一个人都要有一个副手。常委之下，则每一个小单位有一个负责人，由他们这些负责人成立一个负责人，由他们这些负责人成立一个三至五人的核心组织，然后再由核心组织发掘五至十个积极分子，并指挥这些积极分子分别负责盯梢、放哨、团结“好人”、监视“坏人”、特别是详记所谓坏分子的一言一行。胡耀邦因为知道手下的干部多半不懂审讯和调查，所以要他们边做边学，凡是小单位核心以上的干部，约五十三人，都要让他们旁听谈话和审讯，然后根据见习所得亲自动手，更不时参加座谈会交换经验和心得。经过将近半年的整风审干后，胡耀邦评估他这个共有五十三人的领导班子，认为其中只有二十八人是可造之才，其余都是朽木不可雕也。积极分子的情形大概类似，不过胡耀邦觉得没有什么特别的话可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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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耀邦是否也像彭富九一样，注意到检举中有乱供乱咬的情形存在呢？这个答案也是肯定的；否则，四月二十五日前后，当口头检举太多，形成赤色恐怖之际，他不会为了加以平息，而宣布从当时开始，上级只接受书面检举，而且只有经过核心领导仔细研究和批可之后，才准抢救。同时，他也鼓励大家为被检举人辩护，让受冤枉的人有机会澄清罪名。不过胡耀邦也很清楚，暴露和甄别难以同时兼顾，要一下子弄清所有嫌疑分子的政治面貌，更不容易，所以他主张还是用钉子将他们钉死，要他们写悔过书，保证三个月内将所有的问题交待清楚。如果交待不清，又证明是有“反革命行为”，则甘受严惩，同时也保证检举所知道的任何“反革命行为”，如果不及时检举，到发现有知情不报的情况时，则甘愿接受连坐处分。胡耀邦为了鼓励钉子钉死的嫌疑分子反省，指示各级领导人暂时保留他们的工作，如果他们要求保留党籍，也不妨加以答应，但说明是以观后效，而且在此之前的党龄不算，作为惩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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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上述胡耀邦的作法来看，很明显的，与其说他当时的关怀是“不冤枉一个好人”，不如说是“不放过一个坏人”。他认为如果冤枉了一个好人，以后还可以经过甄别来加以补救，但是如果不把握住时机，彻底肃清所有坏人，则将来很可能后悔莫及。所以他当时最关心的，还是取得怀疑的线索，以便弄清每一个嫌疑分子的政治面貌。为了达到这个目的，他固然反对逼供，同时却又强调坦白运动中“逼”是必须的，对逼供的逼和必须的逼有何差别，他就置之不问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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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月一日，胡耀邦到杨家岭枣园，向康生汇报二局整风审干的情形，康生当即指示他，积极布置另一回合的反省运动。在此山雨欲来之前，总是有宁静的片刻，而胡耀邦在掀起新的反省运动之前，也必须先总结过去的经验。就在此时，二局有四个人开始批评二局的做法。李鸿秀指责当局在处理他的问题时，犯有毛泽东所说的“主观主义”错误，为此他特别写了封信，否认以前所做的口供，说都是被逼出来的。刘霖是上级黑名单上的嫌疑分子，此时也批评二局在处理所谓内奸问题时，犯了“无限上纲”的错误，普遍地把一般错误和不好的地方，升级到思想和政治问题的层次来检讨。刘沛更私下对朋友说：“不要承认，承认后追问的更厉害。”永薇也私下表示，共产党“清党”了，和国民党一九二七年清党没有两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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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言行，有些是公开的，胡耀邦当然毫无困难获悉，可是也有一些是朋友之间的悄悄话，胡耀邦是如何得知的？提到这个问题，那就不得不归功于上面所说的积极分子了。这些积极分子在任何运动中都会大量出现，有的是认同中共的政治主张，有的是假公济私，有的是满腔热血，有的是因缘时会，很难清楚的说明他们每一个人的动机。对中共领导人而言，只知道这些人积极响应了他们的主张，任劳任怨，为他们热心工作，在运动的高潮中，即使没有上级交代和督促，也会自动提供服务。在二局形成坦白高潮时，情形也是一样，譬如王富荣、陈来芹和陈龙三人偷听嫌疑分子讲话，然后报告上级。在这种积极分子到处出现的情况下，难怪彭雪樵只敢偷偷摸摸写信，可是无论如何谨慎小心，他信还没有写完，就已经有十几个人向上级检举了。显然，在主动热情之外，不少人也已感觉到，“知情不报”是吃不了兜着走的罪行，用中共的术语讲，“自由主义”的态度是要遭受严厉批判和惩罚的。在这种气氛中，沉默不言的中间份子很难有栖身的余地，于是纷纷左转，嫌疑分子随而愈来愈感觉孤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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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月一日以前，虽然已有不少嫌疑分子坦白，但也有几个人抗拒到底，无论胡耀邦在他们身上施以何种压力，他们就是不肯认罪。其中情节最严重的几个人是一系贾金党、五系杨金州、通讯处剑岛和师克。胡耀邦见到康生时，一定就此抗拒问题有所请示。无论康生对此问题提供了什么指示，胡耀邦都决定在五月三日再度掀起二局的反省运动。当天，他在大会上首先总结二局半个月来的反奸工作，随后传达康生转来的中央指示。面对上级的明白指示，下级也立刻知道不能再坚持不合作主义了。二局一系共有二十四人，本来有嫌疑分子六人、中间分子六人、积极分子十二人，听到胡耀邦的宣达，顷刻之间，中间分子就少了四人；换句话说，积极分子增加为十六人。此时嫌疑分子所感受的压力之大，就可想而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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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耀邦原来希望，剑岛和师克在听了他的传达之后，就会自动起来坦白。为此，他还特别安排了积极分子，对他们两人施加压力，然而这两个人就是不理不睬，所以五月三日一天下来，他仍然没有如何成绩可以报告。第二天他决定对剑岛和师克增加一些压力，于是在两人所属的通讯处召集大会，藉口群众集体决议，下令将两人监禁。这一镇压果然奏效，师克在此之前，曾因为“在工作中进行破坏，（和在）同志中挑拨离间”，被上级两次传讯，但他两次都没有说过半句后悔认罪的话，这次经过九小时的监禁之后，终于表示愿意坦白。受到师克事件的影响，已遭监禁半个月的陈涛此时忽然也表示愿意坦白，承认所有检举，均确有其事，他的父亲也确实是国民政府西安市公安局局长，他就是奉父亲之命前来延安卧底的。（另外还有传说表示愿意自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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师克和陈涛认罪后，胡耀邦抓住机会，在五月五日召开通讯处欢迎两人回头是岸的大会。在热烈的掌声中，师克和陈涛做了坦白示范，随后胡耀邦代表中共予以宽大处分，所有既往，一概不咎。这显然是张克勤模式的推广，当然会有效果；当天就有五个人（李安福、赵承纪、刘永顺、亚克、萧振华）表示愿意悔过，次日又有两个人（毛华伦、庞仁）响应，第三天还有三个人（永薇、谷华民、任志信）前来自首。其中有六个人（赵、刘、毛、庞、永、仁），是上级找他们谈话，他们在谈话中承认了是敌人特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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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一波反省运动中，曲玉武经验的发明，更为延安的反奸运动带来前所未有的高潮。所谓曲玉武经验，就是把“大义灭亲”的逻辑推到极端，动员嫌疑分子的亲人以亲情相劝。曲玉武的舅父王晰敏遭人检举，不论何人相劝，他都拒绝俯首认罪。后来不知谁想起了曲玉武来，要她为党国服务，劝其舅父坦白。曲玉武这时才十七岁，严格说来，尚未成年。在中共组织的动员下，不知是欣然相许，还是百般不愿。总之，开始劝起舅父来，劝了几天，舌敝唇焦，眼泪也哭干了，她的舅父还是不肯认错。曲玉武从组织那里得知，舅父不肯认罪很可能是怕牵累自己的父亲，在无计可施之余，竟至说到，如果舅父承认罪状，连累到父亲，那也是‘治病救人’，请舅父不必过虑。软话刚说完，狠话接着又来。她说，如果舅父再不坦白，她可要划清界线，不认舅父了。在外甥女这样的软硬皆施下，王晰敏终于决定认罪。就这样，曲玉武忽然之间成了二局的反奸英雄，受到胡耀邦的赞美，因此也把反省运动推向另一个高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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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时，群众已经发动了，过左现象也越来越多，更重要的是终于得到胡耀邦的注意，此时既然不必怕浇群众的冷水，他于是在五月六日明文规定：（1）严禁打人骂人；（2）非经委员会批准，不得捆人；（3）没有充分证据，不得逼供；（4）严防自杀。显然，在此之前曾有擅自捆人的事情发生，也有擅自打人骂人的事情发生，逼供并未禁绝，自杀也像一片阴霾，时常威胁着二局。不过在群众尚未发动之前，胡耀邦都有意不闻不问，故意给忽略掉了。到五月六日，他一反前此的态度，约法四章。尽管他是在努力减少过左现象，但所约之法仍然说明，审干单位主管的权力实在太大了：第一，整风审干单位虽不能打人骂人，但从此以后仍然能够逮捕人。这点必须特别注意，因为在一个法治国家，只有司法机关才拥有此项权力。警察紧急抓人，只能抓现行犯，而且拘留人犯不能超过一定的时限，必须在几个小时或几天之内送法院处理或无罪开释。第二，审干单位在证据“充分”的情形下，允许对嫌疑分子逼供，由于证据是否充分是机关领导的决定，所以这无异是说，单位领导人可以决定是否对某一嫌疑分子逼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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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月七日，胡耀邦的联络人彭富九赴延安枣园，向康生报告二局的坦白运动。次日，彭富九回到二局，相偕而来的有社会部副部长李克农。李克农认为二局干部的平均年龄很低，只二十三岁半（胡耀邦也只有二十九岁），思想尚未定型，容易加以影响和改造，更由于他们中间的特务分子都是在敌人的威胁利诱之下才误入歧途的，所以只要肯施以援手，给予心理支持，并保证前途无碍，则他们一定会改过迁善的。胡耀邦对此看法，欣然赞同；在和李克农会商后，为具体落实上述构想，决定推广曲玉武经验。当天上午，李克农尚未离开，胡耀邦就召开委员会扩大会议，由彭富九传达上级指示，同时亲自出马，向二局人员发出学习曲玉武的号召，接着另一波二局反省运动就开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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惩前毖后，胡耀邦一方面控制检举次数，继续要求以书面检举代替口头检举，一方面给受冤枉的人一些出路，要自首分子“实事求是”，有冤枉就说出来，不要害怕；也要求其他人等，特别是负责干部，为受冤枉的人申冤辩解。可是尽管有这些防范措施，反省运动终究是反省运动，重点仍然在有多少人愿意自动坦白。所以在胡耀邦和彭富九的报告中，不知道有谁平反，只知道在二、三天之内，单是总务处内，就至少有五人响应自首号召，并从他们的坦白中发现有七人准备持械逃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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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在这一段期间，胡耀邦也对劝人坦白的策略力加以改进。在这一波反省运动开展之前，他召集干部和积极分子会谈，强调耐心争取坦白。譬如在整个运动初期，有人自掏腰包请嫌疑分子吃面，然后展开劝说。胡耀邦认为是不错的方法，可是他也认为，如果仍然按照他的老办法找特务，在吃饭时，发现有人神色不对，就立刻下结论此人有问题，也不管自己是否知道问题的症结所在，就一味死劝，那也会把场面弄得十分尴尬。所以他特别要求下级在劝人坦白时，使用的方法，应该更求细致。因为他这一指示，二局才比较技巧的使用’善劝、亲劝、你劝、我劝、口劝、笔劝、硬劝、软劝’等方法，甚至还发明了一种“雷公劈豆腐”的办法，先集中力量，专捡动摇分子劝说，等动摇分子宣布自首后，再对硬骨头下功夫。此时由于动摇分子转变立场，硬骨头越来越感到孤立，也会变得像豆腐一样，容易压烂。在这段期间，二局也更充分表现了策略的灵活性，各单位首长都能注意并研究运动中每一个细微的变化，然后针对问题的症结提出斗争口号和策略，而且斗争时’软中有硬’，’硬中有软’，随时变化。有时下紧上宽，下面由积极分子追问逼问，上面则由领导人耐心劝说；有时下宽上紧，所以丁杰（下宽）叫靳衡洪不要悔过，上级则立刻指名靳衡洪是破坏分子，加以拘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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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月十日，坦白运动告一段落。二天后，胡耀邦再度派彭富九到枣园去向康生报告。康生虽然重申中共的宽大政策，要求继续抢救失足者，但他此时的谈话重点不再是暴露问题，而是甄别是非轻重了。他说在此之前，由于过分强调暴露问题，可能已经把一般犯错误的共产党员看成反革命了，也可能把证据弄错了，冤枉了一些人，甚至那些认罪被捕的内奸也可能不是真正的内奸，而其中另有隐情。康生这些看法，其实就是刘沛的看法，不过刘沛讲的不是时候，也不是有资格讲这种话的人，所以遭受迫害，被打为敌人特务，此时康生说就不同了，他是中共整风和审干的最高领导人，尽管所观察到的情形和二局特务嫌疑刘沛没有两样，但可以据以发出新的政策方针，要胡耀邦今后仔细甄别坦白分子，允许翻供，并谨慎加以处理，不得置之不闻不问。同时，为了减轻二局内部的恐慌，康生指示取消黑名单这个名称，将之正名为干部审查名单，上面的嫌疑分子也要重新分类；在重大嫌疑和次要嫌疑之外，增列低等嫌疑。在对待口供资料时，也千万小心，必须倾听相反意见，准许好人提证据，也准许坏人提反证；两造的说法都要仔细考虑，更要仔细调查研究。千万不可随随便便把人列入干部审查名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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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然，从五月一日到十日，胡耀邦领导反省运动的重点仍然是不放过一个坏人，只是由于暴露问题的基本目的已达，再强调不放过一个坏人，很可能就会把运动带进死胡同中的，所以康生在他的最新指示中，完全和过去不一样，强调不冤枉一个好人。关于这一个最新指示，胡耀邦是如何执行的呢？目前没有一点资料可以回答。不过无论如何，上述证据已清楚显示，纵使胡耀邦像八十年代的田国良和孙大勋所说那样，为了抗议抢救运动，曾拒绝和康生来往，在抢救大会召开之前，他毫无疑问是一个康生的支持者，而康生的一些指示对抑制他的过左倾向，也起过一些正面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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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大革命中，如果让胡耀邦重温延安时期他在二局的表现，他一定会发现自己的处境很像二局中受他审查的一些特务，只不过他的罪名不是敌特，而是’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三反分子’。”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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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如何，整风运动实现了毛泽东和刘少奇的目标。胡耀邦的积极表现，证明他属于毛刘中央可以信任的人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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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蒋战争开始后，胡耀邦参加了入侵晋绥的战役。他的戎略并不出众，一再被傅作义的劣势兵力打败。太原战役前夜，他终于找到了最适合机关干部的工作：策反。然而，晋军是乡土性最强的敌人。他们虽然极度缺乏重武器，仍然坚定地枪毙了胡耀邦的说客和匪谍，宁愿死在自己的老家，不愿在异国他乡享受花瓶的富贵。红皮七九式土造步枪、太原造机关枪和苏联火箭炮、日本榴弹炮的对决，论悲壮并不亚于波兰骑兵和德国坦克。苏联武器将太原夷为平地以后，胡耀邦担任征服者的军事管制委员会副主任。军管会的主要工作就是屠杀最勇敢的抵抗者，将城内各单位和物业分配给各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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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耀邦离开太原后，随军入侵巴蜀，主持川北行署，机智地消灭了当地土豪。他首先发动农民，强迫地主退还过去几年收取的租金，等到地主破产以后，再把农业税提高了四倍。他觉得这样就能保证农民和地主结成不解之仇，即使饿死也找不到暴动必需的领袖和纽带了。1951年，富饶的广元陷入人为的饥荒。农民不得不吃红薯叶为生，军队和沿海城市的粮食问题却得到了保障。民变还是爆发了，只是组织层级大大降低。庞林的民军一度攻陷川北行署，开仓放粮。胡耀邦在邓小平的军事支持下，用蜀人的鲜血染红了嘉陵江。上游各地的鱼鳖一度变成瘟疫的载体，因为饥民无法抗拒这些经常可以吃出人指甲的野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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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色恐怖只有在遭遇穆斯林社区的坚强堡垒以后，才开始退潮。胡耀邦领教了伊斯兰学者的力量以后，不得不将广元的清真学堂归还给他们，还特别告诫土改工作队，不要去招惹回民。巴蜀穆斯林就这样不仅保护了自己，而且保护了有幸跟他们杂居的非穆斯林同胞。道教、佛教、帮会和儒家士绅领导的社区，都在这次洪水当中遭到血洗。基督教社区不得不放逐欧美传教士，但本地教士仍然能够继续享受统战待遇。大多数人口的格式化完成几年以后，基督教和伊斯兰教才面临最后和最不成功的迫害。这个时间表准确地反映了各共同体的组织强度，也揭示了列宁党作为社会解构者的真正秘密。这次可耻的失败对胡耀邦后来的民族政策到底有多大影响，不可能用考据的方法来判断，但全世界所有的共产主义者在全世界所有地方都输在穆斯林的手里，则是无法否认的事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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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2年，毛泽东将胡耀邦调回北京。他主持团中央的组织工作，经常陪邓小平打牌。他和邓小平都是组织家，擅长干部的纪律和控制，不擅长具体工作，颇有气味相投的感觉。邓小平担任总书记以后，派胡耀邦去陕西当第一书记。文革开始以后，他在五七干校接受再教育。这不是值得羡慕的待遇，但也不是针对他个人的迫害。列宁主义色彩浓厚的干部，大多逃不了这一关。邓小平复出以后，派胡耀邦做科学院的党委书记。他和体制内知识分子的关系，由此开始。双方如果在二十年前相遇，肯定不会看对方顺眼的，然而根据没有最坏、只有更坏的逻辑，他们这时都觉得五十年代的红色恐怖已经像尧舜禹汤一样可望而不可及。知识分子的性格跟安徒生童话的豌豆公主差不多，如果受到迫害，就会感激一粥一饭，如果受到优待，就连七层褥子底下的一颗豌豆都受不了。于是袁世凯和蒋介石求之不得的赞美，全都落在胡耀邦头上了。毛泽东肯定会因此更加瞧不起知识分子，但他已经快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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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国锋忠诚地执行毛泽东的遗愿，在毛派和列宁主义者之间搞平衡，以免毛派力薄而任重，自己害了自己。毛派在政治上的幼稚程度，跟吴越士大夫差不多，把保护性约束当成不可原谅的迫害，集中一切资源自坏长城，在真正心黑手辣的迫害者面前，却像新生婴儿一样毫无还手之力。当然，毛派的核心都是左翼文人。他们一向迷恋权力的泡沫，对权力的实质却非常陌生。毛泽东早已料到他们的轻狂足以自害，苦劝江青要讲策略，提拔看上去最老实的华国锋接班，给他们多争取一点充实羽翼的时间。他们却不知轻重，猛烈攻击华国锋，将缓冲势力赶进了老奸巨猾的列宁主义者怀抱，把自己和华国锋的机会都毁了。邓小平政变成功以后，将胡耀邦安插在中央办公厅副主任的敏感职位上。他们里应外合，剪除了华国锋的羽翼。毛派既然不复存在，缓冲势力自然也没有什么用处了。华国锋黯然下台，胡耀邦接替了他的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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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希望华国锋为毛派充当白手套，邓小平则希望胡耀邦为老列宁主义者扮演同样的角色。改革的正确定义应该是复辟，因为干部政策才是党国的命脉。落实政策的知识分子，只是回城老干部用垃圾箱养活的流浪猫而已。他们的主人正在忙更重要的事情，依其重要程度排列大致为：向美国交投名状，用越共的血购买华盛顿的安全保障；向日本保证放弃战争赔款和约束渔民不得侵犯钓鱼岛，购买东京的优惠贷款和技术；整党整军，恢复毛泽东恶意破坏的列宁主义核心组织；抓大放小，恢复骨干国企的计划经济。复辟的干部党觉得某些边角料不值得费心，可以听任小猫小狗自己折腾，反正翻不了天的，其中包括农民承包土地，知识分子搞思想启蒙。如果你相信小猫小狗编撰的历史，就会以为八十年代的根本问题在于太阳镜和喇叭裤。胡乔木和一群坏人认为这些都是精神污染，必须打倒；胡耀邦和一群好人认为这些可以丰富生活，有什么好反对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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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说国共两党的革命史很像阿明和博卡萨的二战史，坚信非洲人的长矛战胜了德国人的火箭；知识分子的改革史就很像卡奔达书记员的经济学，坚信卡斯特罗的军队和中国石油公司的贷款构成了国际资本主义的骨干力量。知识分子敬酒不吃吃罚酒的性格，在八十年代表现得淋漓尽致。老干部一辈子杀人放火，最近又在收拾那些不如他们擅长杀人放火的小红卫兵，之所以允许知识分子胡说八道，无非是没有把这些自恋狂魔放在眼里，最后发现知识分子居然当真以为自己很重要，就断定坏毛病都是胡耀邦惯出来的。这种理论当然一点都不符合事实，因为全世界的知识分子都是依靠虚荣生活的，但事实对共产主义者的重要性，从来都不曾超过沙里亚对锡克教徒的重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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诬陷同志和忍受同志的诬陷，一向构成全世界共产党员修养的核心部分。如果有人的脾气大到无法跟自己的迫害者共事的地步，他在党内是混不到十年的。大多数老党员都有抹布一样的性格，所以发自内心地欣赏毛泽东的“风物长宜放眼量”。胡耀邦自幼得到毛泽东的点拨，在sm学方面造诣极深，因此特别适合代替毛泽东的牌位，接受广大受虐狂的鼻涕眼泪。他的屈辱和死亡，最终变成了宝贵的统战资源。他生前没有替党做到的，死后统统做到了。儿童团除了伊斯兰国，没有别的家。他生是党的人，死是党的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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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te:

1926年，胡耀邦考入本地的里仁高小，胡氏宗族负担胡耀邦学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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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6年7月，北伐军进入湖南，胡耀邦被里仁高小校长陈世乔指定为少年先锋队队长和宣传组组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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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7年秋收起义后，毛泽东在里仁高小的一间教室里主持召开了扩大到营一级的前敌委员会会议。12岁的胡耀邦第一次见到了毛泽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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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9年12月，胡耀邦放假回家，由里仁乡少共书记杨国英介绍，秘密加入青年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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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0年4月，胡耀邦回乡担任乡少年先锋队队长兼儿童团团长，和同学一起创办了“少共列宁学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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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0年10月，胡耀邦被调到区委做宣传工作。不久，中共湘东特委派人到浏阳来挑选青年干部，胡耀邦入选，开始在湘东特委儿童局工作，后来担任少共湘东南特委技术书记。1931年7月，湘东南特委并入湘赣临时省委，10月湘赣省委正式成立。年仅16岁的胡耀邦被任命为湘赣省儿童局书记，负责少先队和儿童团的工作。到1932年初，湘赣省、县、区、乡、村五级儿童团组织基本建立起来。省、县、区三级成立了儿童局，乡、村成立了儿童团委员会。全省儿童团员总数突破7万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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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3年8月，胡耀邦担任中央苏区反帝拥苏总同盟青年部部长，以后又兼任宣传部部长。9月，未满十八岁的胡耀邦由青年团员转为共产党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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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4年初，胡耀邦接替张爱萍，任少共中央局秘书长。10月，中共逃出中央苏区，胡耀邦被编在中央纵队的“中央工作团”里，在总政治部做民运工作，并担任共青团组织的思想政治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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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达陕北后，胡耀邦历任少共中央局组织部长、宣传部长。1936 年2 月，胡耀邦带着一支工作队，随徐海东、程子华率领的红十五军团渡过黄河，抵达吕梁山区的石楼县，开展宣传、征兵和筹粮工作，成绩显著。5 月，毛泽东在瓦窑堡主持东征工作团总结会，胡耀邦受到表扬和重视。1937 年3 月，胡耀邦被选送到抗大第二期学习。10 月，毛泽东提名胡耀邦任抗大政治部副主任。

杰斯·布赖恩：《胡耀邦传》，国防大学出版社，1989，第9-10页

段大明，1945年后在中共冀鲁豫军区担任师旅级政治干部，五六十年代在重庆任公安局副局长、局长。

彭加伦，整风前为八路军总政治部秘书长，审干后在华北任师级宣传部副部长，40年代末曾任职于中共江西省政府，一度出任教育厅长，三反时被整肃，不久后复出为省委宣传部副部长。

彭富九，时任组织部干部科科长。

陈永发：《延安的阴影》，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中华民国七十九年六月，第229-24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