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uoyananqixuan | 17 points | Apr 16 2022 16:07:15

搬点文学发这边吧，查理那边有点待不了了，不清楚有没有浪人看过。非原创，只负责搬运

臭水沟流过我家乡

在我迄今为止不算太长的人生中，有三个人对我产生过致命的影响，第一位是我大学时的模电老师张茹涵女士，她同时也是我们班的班主任，在大学的第一个夜晚她就对我们说：“这个学校很垃圾的，现在回去复读还来得及。”

说得有道理，当我坐上徐州的出租车告诉司机我的目的地后我就意识到了，司机异样的目光，以及那句“今天都是拉去矿大的，难得有个去新城区。”都深深地伤害了我。往后的日子里，每当说起自己在徐州读的大学，对方都会问我是不是中国矿业大学，徐州人也不例外，在他们眼中，徐州，乃至整个苏北就只有一所大学，而其他学校都是技校。

但我从不因为自己的学校自卑，我一直认为人不应该为自己的家庭、出身还有学校产生任何情绪上的波动，一个人就是他自己，那些都是无关紧要的东西，国家、民族也是这样的。 我还记得，七年前，周围同学的人人网资料都写的中国矿业大学，还有写北大的，我觉得这些人很可怜。读技校怎么了？在人人追求高学历的时代，你应该以做个文盲为骄傲。我就常对我的好学校朋友说，211985是你的原罪，出过国是你的耻辱。他们深以为然，“上浙大我还不如读个职校呢！”有个逼就经常这么说，他们那帮人聚在一起就是自怨自艾，虽然我喜欢自怨自艾，但也不太能接受名校学生在我面前自怨自艾，你是畜生，那我是什么东西？这帮好学校的畜生比你更自卑、虚伪，没想到吧。 据我观察，张茹涵女士就是个毫不虚伪的人，虽然她学历很高，但她很真诚，并且从不谈起自我，很多人谈论自己就是为了让你夸他，比如“我是个垃圾”，他其实是期待你说他不是个垃圾。张茹涵女士从不这样，她只会在开学第一天的时候劝你复读，这才是好老师，坏老师会告诉你既来之则安之，我们先天不足可以靠后天努力，考研也是一种选择，永远要带着伤痛飞行，说完给你卖他写的考研资料。张茹涵女士从不这样做，她上课只是照本宣科，我们在下面玩手机，她在上面讲PPT，她对完成流程之外的事情毫不关心，顶多在大三的时候还劝你回去复读。这个时候其他老师都在劝你考研了，或者劝你去死，她依然坚持三年前的自我，她可能是在开玩笑，也可能不是。但不管怎么样，我喜欢这样的人。

我们都很喜欢张老师，不过也少有人听她的劝告，一方面，她可能是在开玩笑，另一方面，我们都知道的，再复读一万次我们估计也考不上好学校，“一切都是命运最好的安排”，哪个三流作家讲的，其实也挺有道理，三流作家总是能在不经意间道出世界的本质，他本人未必知晓，一流作家拥有在文字中概括整个世界的野心，但他的读者未必看得出来。

比如我的好兄弟陈兴宇在《麦田捕手》里看到了操你ma，却在张嘉佳那里看到了命运。他对我说他最近老是梦到高考，梦到数学老师拿卷子抽我的脸，质问我还想不想考大学。是抽我的脸，不是他的脸。平心而论，我数学挺好，但是语文不行，总是不及格，所以总分上不去，常年在二十名左右徘徊，二十名是什么概念，当年我们班一共二十个人考上了大学，我就是第二十个。而我们班有五十个人，剩下三十个人怎么办呢？真是日了你ma了，这不是命运的安排这还是什么呢？不管你多么努力，总有一半人没有大学上。

我们班第一名，也就是我的好兄弟陈兴宇上了个TOP3的高校，从此他一直做关于高考的梦，不是老师抽我，就是爹妈表扬他。我不会忘记，“恭喜陈兴宇同学考上国内TOP3高校”的横幅挂在小镇唯一一辆阿斯顿马丁的侧面，绕着小镇跑了两天，像过节一样，小镇父母纷纷投去羡慕的目光。

“儿子，爸爸对你很失望。”我的电工父亲在目睹跑车的荣光之后对我说出这样的话，我并没有伤心，或者说这很正常，小镇生活就是互相失望，在失望中走向绝望，然后走向毁灭，走向癫狂。苏北小镇都是如此，它们不是福克纳式的，就是马尔克斯式的。

我父亲不明白一点，一切都是命运最好的安排，这句话我们都以为是鸡汤，其实它是马尔克斯式的语句，有如“马孔多在下雨”般力透纸背，直指人心，毕竟，即便我考上清华北大也不大可能被挂在跑车上飞，跑车是陈宏飞的，小镇首富，陈兴宇的舅舅。

有钱人总是耿耿于怀于自己没有读过书，陈宏飞也不例外，他总在开会的时候对着一群没有读过书的工人以及一群名校毕业的中层领导说：“人还是要多读书，我这辈子就后悔没有好好读书，没有文化是我一生的痛。”他大力倡导员工进行文化学习，周末组织工人去图书馆进修，阅读《谁的青春不迷茫》，逢年过节不发钱，送礼只送《我的孤独虽败犹荣》。我怀疑他是通过畅销书排行榜来提升自我的，因为他的员工我的爹收到过一本余华的《活着》，这也是畅销书。我爹不爱看，他喜欢读契科夫，不爱读美国作家以及向美国作家学习的中国作家，“他们都是畜生，把底层生活猎奇式地卖给体面人，好让体面人散发出一点良心。”我爹评价道：“卡佛是其中翘楚，一方面他让我们这些畜生觉得自己庸常的生活还可以有点文学上的意味，另一方面，他让那些中产阶级难得地能体会一下心酸的感觉，流几滴眼泪，以防止罹患结膜炎。”

我爹读过几年书，为人刻薄，是个电工，“知识分子就应该是个工人”，这是他的骄傲，但在我看来这就像厄普代克笔下的作家，“哦，草，我不能坐办公室，过得太好我就写不出伟大的文学作品了！”

我曾经为我爹写过一首诗，嘲讽他的虚伪，可能那也不是一首诗，不过我保证我说的都是真的。

一切都是命运的安排，看不起鸡汤的人终将被鸡汤嘲讽。人不能选择自己的命运，这是初级鸡汤，不过人可以选择挣扎的姿态，这是高级鸡汤。有些人不挣扎，保持一种姿态，创造出自己战胜命运的假象，或者，不屑于和命运搏斗。陈宏飞不同，他挣扎得很厉害，他不会把畅销书扔掉，他对世界没有偏见，他一定要成为一个读书人。

陈宏飞在2012年夏天他外甥的庆功宴上第一万次宣扬读书有用论的时候被保洁捅死了，大家都很开心，包括我的父亲，这是他这辈子第一次看到有资本家被工人捅死，这让他开心，这世上能让人开心的事情已经不多了，2012年以后尤其如此。

弥留之际，陈宏飞躺在他外甥怀里，一只手像扩容器一样将自己的伤口张开，另一只手试着把流了一地的肠子塞回去，后来他放弃了，肠子已经碎了，不知道咋捅的，估计是刀插进去后又旋转了几下，就像卤牛肉之前给肉破几个洞好让酱料渗透得更加深入一样，也像拖地之前把拖把插入水桶中旋转，陈宏飞手下的工人对这种事情总是轻车熟路。“我今天拖了十二个小时的地，我只拿到五十块钱。”捅死他的保洁员事后这么对条子说，条子表示同情。

死前，陈宏飞看着外甥的脸，一言不发。大家围成一圈，天气热得不得了，我看这是想让他早点死。小镇人都死得安详，不是死在梦里就是死在家人怀里。上一个死于非命的倒霉家伙还是十年前的事情，那时我很小，但隐约听到大人谈论那个家伙，“他把电线接在自己的乳tou上，真的吗？”“真的呀，烧焦了都！”

所以，小镇很无聊，很少死人，谁死了绝对是大新闻，遑论有人被开膛破肚，就在你面前，等死，那他妈简直是免费的博物展览了。

陈宏飞绝对是被我们堵死的，救护车进不来，里面的他吸不到气，但我最关心的还是弥留之际他说了些啥。这个民营企业家，一个企图成为文化人的中年男人，他会说些充满哲理的话吗？比如我奶奶死之前就说她这辈子都没出过村子，我叔叔死前说他不想死，“哦，我不想死，我不想死。”而他的子女们说的是“爸！存折你放在哪里！爸！反正也没用了！”不管哪一方说的话都像古神的低语，哪怕死后多年，他们死前最后的话语也能让我回味无穷，几乎可以消解掉我对死亡的恐惧。

要我说，世界上最厉害的小说家也想不到陈宏飞死前说了啥，他咽气之前问陈兴宇：“你为什么没有考上TOP1，我对你很失望。”旋即咽气，这句话就像一个诅咒，缠绕着陈兴宇之后的人生。

上大学后，我的好兄弟陈兴宇开始对自己学校的排名耿耿于怀，在网上与人辩论，在线下与人吵架。吵到最后回去复读。年复一年，光是镇上给他的高考状元奖金都能在省会买套房子了。

不得不说，那些名校的学生好像对排名特别感兴趣，他们对排名的执着就像我另外一个好兄弟朱逆袭对毒品产地的追求，“我坚决不抽来自美国的大麻，我是一个爱国者。”年初时扫黑除恶他被条子抓了，在拘留所他向条子宣扬起自家的家国情怀，他说：“世界上最好的大麻是你的苏北邻居在自家阁楼上偷偷种出来的。”条子表示认可，他继续说：“诗歌也是一样的，小说大概也是，偷偷写出来的总比光明正大写出来的更有格调，这个时代还能抛头露面的作家，有一个算一个，都是畜生。”管理互联网舆论的条子对此大加赞赏，一帮人在拘留所里把酒言欢。

说老实话，有的时候我很羡慕朱逆袭，我羡慕那种可以和魔鬼相谈盛欢的人，他们游走在危险和自由的边界，比如前一秒在条子评价互联网知识分子不爱国以及“我们国家有什么不好”的时候表示赞同，后一秒就在条子抱怨国内环境不好，将来要移民出国的时候继续表示赞同。

我就做不到这一点，朱逆袭的愿望是移民去南非，在海边种大麻，条子来了一起抽大麻，合法吸毒，这是他的愿望，我不太能理解。我是一个守法公民，一生唯唯诺诺，朱逆袭现在被关在牢房里，我觉得这挺好。有的时候我也害怕生活失控，一旦与别人不同或者别人与我不同我就感到害怕。所以朱逆袭这样的人还是被关起来得好。有这样一类人，他们的存在时刻提醒着我们，我们是畜生，我们活得猪狗不如。然后我们就把他们关起来，消灭他们，仿佛这样我们就不是猪了。

但我知道，牢房关不住朱逆袭的，他有强烈的执念，前半生他一直辗转于苏北大地各处的牢房，总有一天他会去南非的。就像我的好兄弟陈兴宇，总有一天他会考上TOP1的。

而我，哪都去不了。怯懦的人只配留在原地。张茹涵女士也是如此，但这样挺好，我们都有各自的命运。

在大四最后一节课上，张茹涵女士一改以往一切与她无关的态度，开始与我们推心置腹。她讲述了自己的学生时代，“那时我没有想过以后会是这样的。”她还讲了自己的爱情，“我老公和我在一起的时候很穷，我不在意，我只需要爱情。后来他找了个二十岁的女孩子，就在我们学校。”

说完，她趴在桌子上哭泣，“你们不要学我，上学的时候只知道读书。”

张茹涵女士绝对真诚，那晚，毕业生都在狂欢，有人有继续读书，有人要回家结婚，还有人茫然无助，而张茹涵女士从最高的教学楼上坠了下去，脑浆撒了一地，第二天我去看的时候地面上坑坑洼洼的依然沾满了脑浆，它们像地图一样，在太平洋沉没，又在南美绽放。

“脑子里是什么？”小时候我问我爹，我爹说是脑浆，我又问脑浆是什么，我爹说是糖果，“用斧子把你脑袋劈了就会蹦出来糖果。”

那个时候我在读一个短篇，讲老知识分子在文革中受到了不公的待遇，就从教学楼上跳了下去，“我去看脑浆，脑浆很好看。”很多人写过知识分子的脑浆，这让我厌烦，我从来没见过谁写一写普通人的脑浆，直到遇到了张茹涵女士，她的脑浆给了我别样的视角，我匍匐在地，舔舐到了人生的苦涩。

这就是张茹涵女士的故事，她是第一位对我的人生产生重大影响的人，她已经不在这个世界上了。我不知道除了我是否还有人记得她，我向同学提起过她，大家讳莫如深，就像她不曾存在过一样，而她说的那些话，怎么看怎么像一个不务正业的老师在向学生传输消极思想。所以，有一阵子我觉得她的死是系统的自我处理，我们活在一个电子游戏里，而消极的人就会被系统安排去死。

不会有人记得你，这看起来好像不是很合理。

活着就是一场对遗忘的抗争，请你不要把我忘记。

我已经忘记了王一刚，那是第二位对我产生影响的人。他是我的外语老师，胖胖的，他说过：“你们一定要学好外语，第三次世界大战来了好做汉奸。”

他做过一阵子的旅行家，回忆那段经历时，他说自己在日本说英语，在香港说日语，在美国装日本人，活得很滋润，“我的梦想就是移民日本，每天打开窗户，看到美国舰队，我的心就安了”。

说完这句话后他被学生举报，最后只能从教学楼上跳下去。最高的教学楼好像就是给人跳的。我没能看到王一刚的脑浆，但我喜欢他的冷笑话。

我敢肯定，第三位对我的人生产生致命影响的人就是刘鑫涛了。

这也是近期才发生的事情，前不久我回了一次家，我先去看望了我的父亲。他依然是一个电工，不过他的生活与以前比改善了很多，至少酒和花生是管够的了。

“这要归功于刘鑫涛。”他说。

“谁是刘鑫涛？”我问。

我以为是我的远方亲戚，叫这名字的人太多了，不过我的亲戚都是穷逼，他们只会给你的生活带来噩梦，而不是带来改变。我们都做过远房亲戚死后留下千万遗产的美梦，但现实是他们大多都是跑来借钱的。

我爹喝了口酒，不紧不慢地说：“一个新来的工人，问工资可不可以日结，家里有急事，是妈妈快死了还是怎么了，我们不清楚。我们老板，就新厂长，这人比陈宏飞还畜生，他说随便给点钱打发走就可以了。”

我没有说话，这样的事情我见多了，即便在大城市，我们公司的销售在得知我们工资好几个月没发之后失声痛哭，其实也没有痛哭，但我明显感到他的眼泪在眼眶里打转。我看不得成年人哭，我就从来不哭，半年不发工资我都不哭。我习惯了，但他觉得自己受到了欺骗，“刘经理，公司面试的时候是承诺过的，不会拖欠工资，不加班！”他甚至叫我刘经理，他甚至不知道我只是个外包的写手，每天写点“生活一定会好的”这样的狗屁，我都不信那种东西，但不知道为什么总有人对此深信不疑，愿意为此付费，他们一定活得很开心吧。

我爹继续说道：“你猜怎么着？最后给了那小伙子五十块钱，他还挺高兴的，讲道理五十块钱不少了呀，我干两天林林总总加起来才两百块不到啊，我都快六十岁了。”

我说：“哪里不少了，挺少的，怎么活啊，吃顿饭就没了，顶多吃两顿。”

我爹突然笑了起来，像在谈论一件滑稽的事情，“所以就不活了嘛！”他说。

所以就不活了嘛！好像挺有道理的，这绝对是我这两年听过的最可怕的一句话，第二可怕的是我们老板在会上说“我不会开除你们，我做不出来，我会一直招人，直到我满意。”我倒是希望他可以开除我，这样还能拿个N+1，我每天都在期待自己被开除，可他就是不开除我们，他连工资都发不起了。他也蛮可怜的，讲道理。

“所以，那个刘鑫涛最后怎么了呢？”我问我爹。

他让我别急，他要先吃几颗花生，多么像在看电影，别人的苦难总是最好的下酒菜，我爹就着花生，津津有味地咀嚼起那个小伙子的人生：“据说他拿到钱之后先去吃了个冰激凌，然后买了一盆碳，现在炭不好买了，你奶奶家那边就有一个卖炭的。他问小伙子买炭干嘛，小伙子说烤肉，笑得很开心，很开心。”

“挺好的嘛，还有心情出去烤肉。”我真以为那个小伙子去烤肉了。

我爹像在期待我的反应，而我的反应又正好被他猜中了一样，“呆子！”他这样说我，“肯定不是烤肉啊，第二天派出所接到报案，说有人在宾馆里烧炭自杀了。”

“就是那个小伙子吗？”我妈也加入了对话。

“就是他啊！”路过的邻居也加入了进来。

小镇又死人了，小镇很少死人，据我所知，上一次还是陈宏飞被人捅死在他外甥的庆功晚宴上，没人确切地知道陈宏飞弥留之际说了些什么，但他外甥从此就像变了个人一样，疯狂考试，在教室里做卷子，在阁楼上做卷子，在操场上做卷子。而到我回到家乡的时候，我的好兄弟陈兴宇，他已经躲在自家的车库里大半年没有出现了，他告诉我他老是梦到高考，梦到数学老师拿卷子抽我的脸，是我的脸，不是他的脸。他还告诉我，他的妈妈生病去世了，他的母亲，弥留之际说的话是：“儿子，你为什么不考公务员？”

他无法回答。

这世界上有很多问题就是无法回答的，比如你为什么不回家，比如你为什么不结婚，你为什么不买房子，再比如“他为什么要死啊？有手有脚干什么不好。”

除了我体会到了工作是为了赚钱自杀这一点外，没有任何人愿意为刘鑫涛哭泣，他死后，工人的待遇确实得到了改善，十年没涨的工资涨了点，加班工资也有了。

“不过不让我们加班，但加班工资确实是有的。”给水站的老王说。

我爹打了个哈欠：“其实也没区别，电厂好像要关了，环保嘛，你火力发电，不行的。”

“关了之后呢？”

“关就关呗，又不是第一次了。”

“我们还可以回去种田啊！”

“呆子！现在哪还有田给你种！”

“大不了做保安呗，还能饿死不成。”

保安挺好的，我大伯就做了保安，60岁的人，穿上制服，在我90岁的奶奶面前走了一圈，奶奶摸着大伯的制服说：“儿子终于有班上了，真好。”

真的很好。

人群逐渐散去，不会再有人提起刘鑫涛了，但不管怎么说，某种程度上，刘鑫涛确实改变了我，从那之后好像就没发生过什么好事。另外带着张茹涵女士还有王一刚老师给我的影响，我总会在某一瞬间感到一丝寒冷。

秋天到了，你会在太阳下山的那一刻体会到这一点的。每到秋天，夜幕低垂，我都担心太阳可能第二天不会再升起。尤其是站在家门口的时候，我家门口是一条臭水沟，曾经它是一条很宽阔的河流，陈宏飞靠着他的船以及这条河成为了小镇首富。后来小镇建起电厂，我的父亲成为了电工，电厂日复一日往河流中倾泻污物，换来陈宏飞的跑车以及小镇腾飞的经济数据。但我父亲的工资像被时间凝固，彻底留在了2000，不过他对此好像并不在意。

就像，我曾经写过的那首诗一样。

秋天，在一个凄风苦雨的夜晚

我站在门外

偷偷端详父亲熟睡的面庞

去想象他年轻时的模样

他半裸着身子

手机里的毛片仍在播放

这一切都被鼾声掩盖

包括他萎缩的阴囊

十五年前，或者更早

他会在晨雾弥漫之时离开家乡

去寻找名为自由的幻想

有时又会在暮色低垂之际出现在门口

带我去市里，吃一碗牛肉盖饭

酱油炒肉，加个鸡蛋，一十五块半

他在履行那被讥讽为“父亲职责”的东西

笨拙又让人不安

“你就是这个命！”

面对失误的服务员

他说出这样的话语

面对不安的我

他又重复了一句

“她就是这个命！”

他这一生都未曾如此理直气壮

他这一生也都想为后代做出榜样

温和，睿智，充满力量

就像那些成功人士一样

但他的言语彻底将他出卖

以及那空荡荡的钱包，还有送上门的催收账单

不过好在，失业之后…

他无需再装作勇敢

他变成了一滩烂泥

一个躺着自慰会睡着的

中年男人

清醒的时候

看着儿子的脸

不停地低语

我爸死得早

你不要像我

…..

这好像也不是很像一首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