乾隆朝曾有一位交吴英的落第秀才，年近六十时以布衣之身拦住乾隆朝广西布政使出行的轿子跪地上书，提出五条执政建议，有数据、有分析、有办法，其中最切中历史时弊的莫过于痛陈广西种烟之害，建议禁止种烟。此案经由广西巡抚审理后，建议处”大逆”罪，凌迟处死，说他”生逢圣世，不知安分，妄递策书”；吴英的两个儿子、弟弟、两个侄子判斩立决，妻妾儿媳幼子幼侄，发配功臣之家为奴。乾隆御批之后，同意判处吴英凌迟，家眷发配为奴；改判吴英儿子、弟弟、侄子斩监侯。这只是文字狱大潮当中的一个案例，凡是越级上访、为民请命、在民间发起自由学术讨论的学者乡绅，一律团灭。最终乾隆成功地造就了一个毫无道德操守可言、唯利是图的官僚阶层，也造就了晚清士大夫道德与精神的迅速堕落。当儒生历代相传的兴灭继绝之志向、守护世道良心之使命被强行剥夺，他们只有一心一意为稻粱谋才能生存。于是乾隆身后的晚清官僚集团，在皇帝精明强干时谨小慎微、兢兢业业；在皇帝放松警惕时，大肆贪污，尽一切可能侵吞国资民财，逐步将有能力有操守的官员边缘化，造成集团化、体系化的腐败和上下级人身依附关系网为基础结构的官场。”大抵为官长者，廉耻都丧，货利是趋，知县厚馈知府，知府善事权要，上下相蒙，曲加庇护。”(《朝鲜李朝实录》)”即有稍知自爱及实能为民计者，十不能一二也，此一二人者，又常被七八人者笑以为迂，以为拙，以为不善自为谋，而大吏之视一二人者亦觉其不合时宜，不中程度不幸而有公过，则去之亦惟虑不速，是一二人之势不至归于七八人之所为不止。”

中国哪朝哪代不是如此，并不是清朝专利，这么说对乾隆并不公平。

每一朝都在走前朝的路，如果不进行彻底的改革推翻君主专政，只怕下一朝还不如朝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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