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324xingping | 1 points | Dec 21 2021 08:51:41

三年大吃饱

故事一：

我父亲1958年去了皋兰县当民工，大炼钢铁。定西地区的多数县没铁矿，没煤，全地区的民工都集中到皋兰县和靖远县去炼钢。光是通渭县就去了一万七千民工。

1959年春天，炼钢失败了。我父亲说过，就炼了些黑黑的焦炭疙瘩，就停止了，放回来了。放回来也不叫闲着，又派去修白宝铁路，直到1959年夏季才又放回家来了。

不对不对，不是放回来的，是我母亲没了，我父亲跑回来了。

我母亲是这样没的：1959年春天公社食堂就没粮了，就天天喝糊糊。到夏季，食堂干脆就喝清汤。你可能觉得奇怪，夏季小麦下来了，怎么没粮吃了？都叫大队拉走交到公社去了，说是交征购呢。征购没交够，搜粮队搜社员家的陈粮。结果把农民家里藏下的一点陈粮搜走了，社员们就剥榆树皮充饥，挖草胡子，吃骆驼蓬。

我母亲有一天在麦场干活，实在饿得受不了啦，看见麦场边上有一种灰色茎蔓叶片像鸡毛一样排列的草，拔下来嚼着吃了，下午叫人扶回家来了。她的肚子痛。知道是中毒了，她自己洗胃，把一块胰子嚼着吃下去了，还喝了水，恶心，呕吐，然后躺在炕上。到了半夜里，母亲不行了，要着喝了些水，又把我和两个妹妹叫到炕前，摸着我们的手断气了。母亲想说话的，但光是张嘴，舌头硬了，没说出话来。

其实，我们家里藏着两缸苞谷哩，没叫搜粮队搜走。那粮还是我父亲和母亲1958年春天埋下的。

那时候刚办集体食堂，队里叫把家里的粮交到食堂，说吃集体食堂呢；共产主义到了，马上就要过好日子哩，家里存粮食干什么！

父母亲交了一部分，偷偷留了一部分。父母亲不懂什么是共产主义，但知道粮食是命根子，没粮食不得活。

我父母藏苞谷我知道。藏苞谷的那一天夜里，我在大门口望风。我父母在后院的园子里挖坑，把苞谷装进缸里，再把两个缸埋进坑里了。

1959年春天饿得难挨的时候我问过母亲：娘，腿饿软了，还不挖些苞谷吃吗？

我母亲说不能挖，挨饿的日子在后头呢。

我母亲去世，父亲回来了，还是没吃那苞谷。我父亲说，不敢吃，叫队里知道就收走呢！那时候社员们还在喝食堂的清汤，家里不准冒烟。一冒烟队长和积极分子就来了，看你煮的野菜还是粮食。

到了旧历九月，父亲还是不叫吃苞谷，那时集体食堂已经关闭了，家家都煮野菜吃。

父亲胆子小，父亲怕开批斗会，怕得要死。也真不能不怕，就是那一阵子，专区工作组在马营镇召开了万人批斗大会，在一个农民家挖出来了几十斤粮食。这个农民家的儿子是县委什么工作部的部长，工作组叫他儿子主持大会批斗父亲，说他父亲是阶级敌人，冒尖人物。什么叫冒尖人物？就是想发家的农民！那次批斗大会我父亲也去参加了，他回来说，会场上架着枪，民兵们手里提着明晃晃的大刀。我父亲怕得要命，怕把他也揪出来。

到了腊月里实在饿得不行了，我的小妹妹不会走路了，走着路跌跟头。

于是，一天夜里父亲起出来些苞谷。苞谷又不能生吃，太硬，又不敢动磨子，后半夜就煮了一锅，全家四口人围在炕上吃了。过两天又吃了一锅。

煮第三锅时，有人进了我家，说你们生火煮啥呢，这深更半夜的？那人是队里的积极分子，平常不爱劳动，不下地，就知道跟着队长混吃混喝，是个二流子，全村的人都骂的人。

他半夜里看见我家烟筒冒烟了。他掀开锅盖看见了苞谷，就去向队长报告了：何建元家有粮食！

何建元是我父亲的名字。

第二天开父亲的批斗会，整整开了一天。积极分子们把父亲围起来，炒豆子【注：五六十年代农村“帮助”人的方式，将被帮助者置于中间，外围的人将其推过来搡过去，连踢带打。】。队长拿着扁担在我父亲腰上打了几扁担。他们逼我父亲，叫我父亲交出藏下的粮食。

我父亲晚上回到家的时候，鼻青脸肿，一只眼睛充血，眼睛肿得像桃子，鼻子也淌着血，走路一瘸一拐的。

父亲跟我说，顶不住了，明天再斗就交待呢。

我说父亲：你一交待，人家把苞谷拿走，全家人吃啥？等死吗？

但父亲还是坦白了。队长带着人来把苞谷挖走了，连缸都搬走了。

我问父亲：现在怎么办？

父亲说，我管不了喽，一点办法没喽。

我说，我和两个妹妹怎么办？

我父亲说，没办法，我管不了这么多喽。

他一边说，就一边把被子卷起来就睡下了，就再也没下过炕。父亲每天都这样睡着。

我和妹妹很饿，只好去拾地软儿，撅蕨菜杆杆。地软儿泡软了和谷衣搀着煮汤喝。蕨菜杆杆剁碎炒熟磨面也烧汤喝；蕨菜面面粗得很，扎嗓子，但没毒。

这样凑合了几天，我父亲突然对我说他今晚上就要死了，叫我把他的长衫拿出来，他穿上，然后躺在炕上等死。

可是第二天一天他也没喝汤，也没死。他就说：我可能死不了。于是他又把长衫脱了，放在箱子盖上。

就在这天晚上，我小妹妹死了。

小妹妹已经在炕上趴了好几天了。小妹妹瘦成了一张皮。小妹妹趴着睡，就像一块破布粘在炕上。就一直那么趴着，给些谷衣汤她就喝上，不给也不出声。

后来她一口都喝不下去了，因为谷衣、荞皮汤喝上后她排泄不下来，掏都掏不出来。

我跟父亲说，我妹死了，你把她抱出去吧。父亲靠窗根睡着，他也是脸朝下趴着，没抬头，说：放着去。

我没想到父亲会这样说话。我说，大，妹子没气了，硬硬的了，在热炕上放着能放住吗？不臭了吗？臭了怎么收拾？

父亲说，你看着你大我还能活几天？

我说，我猜不出你能活几天，可是人只要活着，就不能和断气了的人一搭躺着。那臭哩呀。

我大又说，不等你妹子臭了，我也就早断气了。放着去吧。

我又说，我和大妹子还活着哩。

我大不出声了。

我看指望不着父亲，就自己抱，但是小妹妹沉得很，我抱到门口就栽倒了。在台阶上坐着缓了一会儿，再抱。我终于把小妹妹抱到后院的花园里了，就放进积极分子们挖苞谷挖出来的那个坑里。我没力气埋上我妹妹，就随便用脚蹬了些土疙瘩下去。

过了一星期，大妹妹突然胖了起来，脸胖得脸盆那么大，我都认不出她了。我听奶奶说过，人饿的时间长了脸要浮肿。我大妹妹浮肿了。人一浮肿腿就没力了，大妹妹不能跟我去拾地软儿了。我烧上些地软儿汤，她喝上半碗，在台阶上躺着晒太阳。

这天夜里，我大妹妹说口干得很，想喝水。家里没水，我到隔壁生产队的食堂去，敲门，说要点水，我妹子渴得很。

食堂做饭的人睡了，不愿起，说没水。

我只好提着瓦罐往河沟走。河沟离我家二里地，黑咕隆咚的，走着走着被什么绊倒了。用手一摸，是个死人。死人我也不怕，白天打水，看见过人们撇在河湾里的死娃娃。那时河湾里到处是死尸，我一点都不害怕。

我把水装到瓦罐里提回家来，这时天麻麻亮了。我赶紧去叫大妹妹喝，大妹妹不会喝了。我给她灌也灌不进去了。

我跟父亲说，父亲不管。他把长衫又穿上了，他说，我要死的人了，能管着她吗？没办法。

我大妹妹那年十岁。我只能自己把大妹妹拖出去了，还是拖到菜园里的那个坑里，和小妹妹埋在了一起。

过几天队长到我家来，说队里要播种了，谁下地干活，给一碗洋芋。我父亲不去。他在炕上趴着，跟队长说他起不来了。

父亲不去，我去了，一天还能弄两碗洋芋吃。

连着两天，我把分到的洋芋和父亲分着吃，一人一半。

我想，他是我的父亲呀，不要叫饿死了。我娘养下了我，但我是父亲养大的呀，为了一家人的生计，他吃了多少苦呀，现在我家就剩下我们父子两个人了，有一碗洋芋就两个人吃吧。

给父亲吃洋芋的第三天，我父亲突然就精神起来了，改变主意了，那天晚上他脱了长衫睡觉，说：死不了啦，明天下地做活去。

看父亲精神起来，我也很高兴，说，大，你不等死了？

父亲说，一天有两碗洋芋，老天爷不叫我死呀！

早晨起来， 我看见父亲趴着不动弹。我想他又发懒了，又变主意不想出工了，就喊，大，你还不起？你说的今天干活去！

我父亲不说话。

我就又说，大，你说话不算话！说着，我推了他一把，才发觉已经硬硬的了。

我把父亲的长衫给套上了。把长衫套上后，我就去找队长，叫他找人抬出去埋掉。但队长没来，我就给父亲脸上盖了一张纸。

放了三天，队长叫会计和保管来了，把我家的柳条耱子拿过来，把父亲抬上去，盖了床被子抬出去了。会计问我，你去不去？

我回答说走不动了，你们埋去吧。

1969年冬天，五大坪农场往饮马农场迁，我回了一趟家。我想把父亲的坟迁一下，问以前的会计和保管，你们把我父亲埋哪儿了？他们都说记不清了。

他们说，队里死了人都叫他们抬，关门【方言：死光】的都有好几家，成孤儿的就更多，都是他们抬的，他们也不记得抬出去埋哪儿了。

从那以后我再也没回过家。

后记：

《中央批转甘肃省委关于通渭县的情况报告》：

为了达成征粮任务，县里成立了“万人整社团”，到各生产小队和农民家里搜粮食，挨门挨户，翻箱倒柜，普遍搜查，斤两不留，有的地方挖地三尺，搜查中见什么拿什么。

在搜粮食过程中，把私藏粮食的农民集中起来算账，逼着他们交待粮食藏在哪里。他们提出“一个会议，十个战场”的口号，对私藏粮食者给予批斗，打死、逼死多人。

1960年春天，省、地委工作组据揭发材料统计，全县50个公社党委书记当中，有11人有人命案件，共打死、逼死了79人。陇阳公社党委书记李生荣打过53人，打死逼死12人。马营公社书记张学圣主持召开了千人斗争大会，民兵和学生，架起轻机枪12挺，步枪50多枝和土枪助威。他在会场主持斗争、拷打群众160多人，其中，当场被缚送劳教的66人当中因伤致死4人。

《甘肃省委关于报送“通渭问题”的报告》：

全县人口死亡60210人，死绝2168户，1221个孩子成孤儿，外流11940人，土地荒芜36万多亩。1958年春季，碧玉、第三铺、义岗等地出现饿死人现象。1959年冬季，全县162个大队有102个大队三个月没给社员分过口粮。有些地方社员40天没有吃过粮食，以草根、衣草、树皮充饥，还出现了人吃人的现象。

―――――――――――――――――――

故事二：

我家那时八口人，爷爷、奶奶、二爸、我大和我娘，我，还有两个妹子。

二爸一走，就剩下七口人了，我大还在洮河上。二爸没走的时候，我家还能喝上树皮汤。二爸年轻身体好，二爸到外头跑着剥榆树皮，剥了榆树皮全家充饥。二爸一走，我家连榆树皮都剥不上了！食堂一散伙，人们抢着剥榆树皮，大的厚的榆树皮剥光了！

二爸走了以后，我跟着娘去剥榆树皮，只能在人家剥过的树枝子上剥些薄皮皮。树皮剥来后切成小丁丁，炒干，磨碎，煮汤喝。再就是挖草根根——草胡子根根，妈妈草根根辣辣根根，还有骆驼蓬。这些东西拿回来洗净，切碎，炒熟，也磨成面面煮汤喝。除了草根根骆驼蓬，再就是吃谷衣炒面，吃荞皮炒面。荞皮硬得很，那你知道嘛！磨子磨不碎，要炒焦，或是点上火烧，烧黑烧酥了，再磨成炒面。谷衣呀草根呀磨下的炒面扎嗓子，但最难吃的是荞皮，扎嗓子不说还苦得很，还身上长癣，就像牛皮癣，脸上胳膊上身上到处长得一片一片的，痒得很，不停地抠呀抠呀，抠破了流黄水。

榆树皮草根根谷衣荞皮，这些东西吃了是能充饥，能填满肚子，可肚子胀得把不下来，把屎成了一个难关。通常，我娘给我奶奶掏，我娘也给我和两个妹妹掏。可是爷爷不叫人掏，我奶奶要给我爷爷掏，但爷爷不叫掏。每一次把屎，我爷都拿根棍棍到茅坑去，自己掏。爷爷上罢了茅坑，灰堆上就淌下一滩血。

后来爷爷就不吃那些草根根榆树皮了，躺在炕上不动弹。我记得我娘专门煮了一点点扁豆面汤给我爷端去，哭着劝我爷：大，你要吃些呀，不吃饿死哩。我爷不吃，他说，吃上这碗汤也是个死，不吃也是个死，留下这碗汤吧，给我的孙子喝去。

一天夜里，大概是半夜时间，我被奶奶说话的声音惊醒了，看见灯亮着，奶奶披着衣裳坐在爷爷身旁喊我娘：金元娘，你醒醒。娘醒了，一轱辘爬起问做啥哩？奶奶说，金元娘，你下炕舀碗浆水去。你大将将说他口干得很，想喝口浆水。

我娘披着衣裳下炕舀了半碗浆水给奶奶。

奶奶用一个木勺勺舀着喂浆水汤，爷爷的嘴张着，但奶奶喂了几勺勺，浆水都流到枕头上了。奶奶又叫我娘，说金元娘，你看一下，你大把喝上的浆水吐出来了。

奶奶那时间眼睛麻了，我娘探着身子看了看，嗓子里带出哭音来了，说，娘，我大像是不中了。

奶奶呜呜地哭起来，我娘也哭起来。这天的后半夜，我们一家人再也没睡觉。奶奶和娘一哭，我也哭起来，两个妹妹也哭。我大妹妹那年五岁，小妹妹三岁。他们不知道爷爷下场了，她们被我奶我娘和我的哭声吓哭了。后来，还是奶奶先止住哭说，金元他娘，不要哭了，天明了你到庄里喊几个人来，把你大抬埋了。

我娘说，这没棺材嘛，阿么抬埋哩？

奶奶说，这饿死人的年月，阿里那么多讲究？把板柜的隔板打掉了装上，抬出去埋了吧。

娘再也没说话。天亮之后，娘就到黄家岔去了。黄沟到黄家岔的这一截坡坡，我娘过去一个钟头能走来回。这时间我娘的身体瓤了，爬不动山，我娘走的时候跟奶奶说，娘，你不要急，我饭时候就回来了。

可是娘走了也就一顿饭的时间，就急匆匆回来了。她的脸上汗津津的，神色慌慌张张的。

奶奶惊讶得很，问你这么快回来了？你叫的人哩？

娘慌慌张张地说，没找见队长。

奶奶说，没找见队长，叫几个庄户人也行嘛。

娘说，哪顾上叫人嘛，听说搜粮队进庄了！队长和会计叫公社叫走了，到外庄搜粮去了。

奶奶说啥搜粮队？

娘说，我也说不清，反正是县上来人了，专区也下来人了，还有公社的干部，到咱队来了，搜粮哩，要把各家的粮食搜走。

奶听娘这么一说，也慌了，叫了一声天爷，然后说，快！快！你把柜柜里的那几斤粮藏好。

我家原来存着不少陈粮的，有麦子，有扁豆、谷子，把房子地下的板柜装得满满的，可是头一年成立食堂叫队长领着人来背走了，说成立人民公社了，要过好日子，家里不叫做饭了，都去食堂吃大锅饭。

还是我奶奶哭着喊着挖了几碗扁豆，有十几斤，装在一个布抽抽里，放在炕上放着的一个炕柜里，和几件旧衣裳放在一搭儿存着，舍不得吃。只是爷爷奶奶吃谷衣吃草根把不下来的时候，我娘才在石窝里踏碎，煮些清汤叫我爷我奶喝。那汤都不叫我喝，我小妹妹才能喝上两口。扁豆就剩下七八斤了。

我们全家人忐忑不安地等着搜粮队来搜粮食。关于埋葬爷爷的事，谁也不再提起。

这样子过了三四天，始终也没人来我家搜粮，奶奶有点沉不住气了，说我娘：你去黄家岔看一下，这搜粮队怎么还不来，等得人心急。

娘就又到黄家岔去了。这次娘去的时间长，饭时候才回来。娘进了房子，不等奶奶问话，就说，搜粮队走了，没人搜粮了。

奶奶悬着的心终于放下来了，说，走了吗？走了好，走了好，唉呀，把我吓死了。就剩下几斤粮食了，叫搜走了可怎么活呀！她长长儿出了一口气，停了一会儿才又说，也怪了，这工作队怎么没来咱家呢？

我娘说，知道咱家没啥粮呗！没油水！

奶奶说，那你没找一下干部吗，叫他们派人把你大抬出去？

娘说，找了。我这时间才回来，就是找人找的。找不上人。队长不在家，叫公社叫去四五天了，搜粮去了，没回来。听人说这次搜粮是大兵团作战，怕本地的干部抹不开情面，把旁的公社的干部调到黄家岔搜粮，把黄家岔的调到旁的公社搜粮去了。

奶奶说，队长不在了再找一下会计嘛，叫会计派个人来嘛。

娘说，找了，会计昨天刚回来，会计也调出去搜粮去了。我找到会计说我大走了，你派几个人把我大抬埋一下，看见会计的娘在炕上坐着哭着哩。原来前两天来的工作队在会计家搜粮没搜出来，逼着叫他娘交出粮食来。他娘说没粮食，人家拿棍子把他娘的腿打折了。会计今早上回来，他娘说你不在家，人家把我的腿打折了。会计说，娘，你不要说了，我在外边也是这样干的。我进去的时候，会计正张罗着找人给他娘治腿，哪顾上咱家的事哩。

奶奶怔怔地坐了一会儿说，你叫几个熟人来一下也行嘛。

娘说，我去了十几家，半个村庄都跑过来了，有的家里人跑光了，到外头要馍馍逃荒去了，谁还有心思管咱家的事！

白天，我娘和我们在炕上坐着取暖，煮谷衣煮草根吃。到了夜里，娘就在爷爷以前喝罐罐茶的茶炉上炒胡麻在石窝里踏胡麻煮汤。胡麻有营养，虽然一次就喝半碗碗，但我的心踏实着哩，知道饿不死了。

我娘在妹妹饿得哭的时候总说，不要哭，天黑了给你煮胡麻汤。我娘不敢白天炒胡麻，也不敢夜里在灶房的炉灶上炒胡麻，因为烟筒一冒烟，队上的积极分子就闯进来看锅里煮的啥。

但是，我大没了才七八天的一天的中午，黄福成还是闯进来了，还带着三四个年轻人。那天我娘正在灶房里烧荞皮汤，听见啪啪的打门声，就跑进住房对奶奶说声来人了，然后去开门。门一开，黄福成就进来大声嚷，人家的烟筒都不冒烟，就你家的烟筒冒烟，你家还特殊得很！

说着他就直奔灶房揭开了锅盖，但他看见的却是一锅黑糊糊的荞皮汤。

这时我娘说，黄队长，你给我说说，谁家的烟筒不冒烟？不冒烟就能把草根煮熟吗？

但他不理，对那几个年轻人说，搜！给我搜！

那几个人进了住房看见奶奶、妹妹和我在炕上坐着，爷爷和我大在半个炕上躺着，就又出门进了空荡荡的猪圈，进了草窑。很快，他们就把麦草呀谷草呀从门口撇出来了，把半口袋胡麻翻出来了。

我娘急了，扑上去夺，说这胡麻你们不能拿走呀，这是救命的呀！

黄福成一脚就把我娘踢倒了，骂，驴日下的！我知道你们家没干好事！你男人一回来，仓库的粮食就少下了！不是你男人偷的才怪了！你说，你男人偷了多少胡麻？还有糜子？糜子藏到哪里了！

我娘哭着不出声。

队长又骂：队里交公粮都不够，你们家里还敢藏粮食！说不说！你不说吗？搜，给我再搜！搜出来我把你的腿打断哩！

这帮人手里拿着镢头，锨，还有个人拿着一把斧头。他们在院子里这儿捣，那儿砸，听声音，觉出声音不对头就刨。他们把炕洞里都探过了，拿锨把带着火星的添炕的铲出来橵在院子里。后来又进了房子敲打。终于，他们把板柜下的半口袋糜子也挖出来了。

黄福成又喊着骂，没冤枉你们吧，我没冤枉你们吧！我知道就是你们偷队上的粮了！掀过，把炕席掀过！把炕打了，看上炕上藏下粮食没有！

搜粮队把家里能吃的都拿走了。我娘在炕上躺了两天，这两天都是我奶奶摸索着烧汤，娘一口汤都不喝。

第三天早上我娘爬起来了，因为这天夜里我小妹妹死了。小妹妹夜里总哭。没吃没喝的日子把我娘熬干了，她趴在我娘身上咂奶咂不出来就哭。我烦我妹子，娘都起不来了，她还没完没了地咂我娘的奶！我把她从娘怀里抱过来撇在炕角上了。我妹妹就像一只赖猫一样，吱啦吱啦地在墙角上哭着。天亮时不哭了，身体已经硬硬的了。

后记：

光山县城关公社李堰湾大队，农民的口粮、种子、饲料全被征光了，食堂普遍停伙断炊。食堂停伙以后，大队干部还规定“三大纪律”：不准社员家中冒烟，不准挖野菜，不准外逃。

大队组织了一个由12个人组成的搜查队，对社员家三天搜查一次。这个大队25个党员中，有21打过人。全大队原有346户，死绝了的有39户，原有人口1496人，死亡555人，其中，饿死490人，打死55人，逼死10人，遭受毒打的有438人。

光山县槐店人民公社1959年秋灾，全社平均亩产172斤，总产1191万斤。公社党委报亩产626斤，总产4610万斤。县里分配征购任务是1200万斤。超过了全公社的实际总产量。

为了完成征购任务，他们不惜采取一切手段，大搞反瞒产，把群众仅有的口粮搜刮一空。征购入库1039万斤。食堂普遍停伙，死人现象相继发生。

公社党委把食堂停伙死人归于富裕中农进攻，阶级敌人的破坏，归结为两条道路的斗争在粮食问题上的表现，反瞒产斗争持续8个月之久。六七十天内粒米全无，造成人口大量死亡。全公社原有36691人，8027户。从1959年9月到1960年6月，死亡12134人，占原有人口的33％。

原信阳地区专员张树藩《信阳事件》：

信阳死人数量最多的是光山县，死人比例最大的是淮滨县。

光山县死亡人口占全县总人口的20％以上。槐店公社大梨树大队死亡60％以上，潢川县双柳公社新华大队死亡65％以上，13个村庄没有人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