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hina-negtive | 1 points | Nov 28 2021 15:16:17

大义觉迷录

以前我长期在农村工作，在官场工作，我总觉得我遇到的人，要么是点头哈腰没有脑子的蠢货，要么是明白道理也不说什么闷声大发财的骗子，所以我总觉得，治理国家的诀窍就是要管住人们的脑子和嘴巴。

只要聪明人不敢说话，傻子们就会像狗一样，任我摆布。那些口舌如簧的骗子，做威做福的恶霸，都可以把底下人治理的服服帖帖。我手下要钱有钱，要枪有枪，要人有人，还有什么做不到的？

这就是我的治国理想，把国家变成一家纪律严明的公司，变成一艘战无不胜的战舰，我做国家的大脑，其他人各司其职，听我指挥，大家拧成一股绳，我认为我们很快就会成为世界的霸主。

说实话，在牢牢控制国家的能力上，我自己是满意的。乱带节奏的记者不吭声了，破坏国家形象的律师吊销执照了，飞扬跋扈的资本家收敛了，上课乱说话的臭老九们也老实了。这是我为我们党能长期执政做出的贡献。如今我们国家爱党爱国的年轻人比例大幅能加，小粉红，自干五声势一浪高过一浪，都证明我的政策是正确的。

如果说我需要反省的话，我认为我的主要问题有两点，一是过早的暴露了我党的实力和雄心，引发了一系列外交失败。二是过紧的国内环境对经济造成了一些破坏。下面我讲分别阐述我对这两个问题的思考。

不可否认，目前我们面临了比较严峻的外交环境。一方面，我们坚持严格的防疫政策对于国际间人员往来造成了很多不便，进而会对外交外贸造成负面影响。但更主要的原因，是来自美国的挑拨离间。有些同志批评我，说我的一带一路，孔子学院，进取性外交，中国智造2025等政策惊醒了所谓沉睡中的雄狮，也就是美国。如果我们不这么高调，就不会有现如今美国参众两院的沆瀣一气，也不会有华尔街老朋友们的左右为难。还有同志批评我，说我破坏了和西方左翼政治联盟的合作和互信，说我在香港采取的政策让默克尔拜登这样的老朋友都逐渐的疏远了我们。

对于老同志们的批评，我必须要承认，我是过于轻敌了。我曾经错误的认为，搞海外统战和搞国内的事情可以采取相同的策略。简单的通过花点钱，就能解决所有问题。国内的人，我们都可以找到把柄来约束他们。对于国外的人，仅仅依靠网络渗透，经济恐吓，买通国际组织，监控相关学者的方式，很难实现对舆论劣势的扭转。

必须承认，很多人我们是买不通的，或者说，买不起。当美国要和我们作对的时候，很多人会向美国屈服。归根结底，世界上那些有头有脸的人物，他们都有家人或者资产在美国。所以他们都有把柄在美国人手里。这是我们在面对美国进行外交战的时候最主要的劣势。

或许你会问，既然我知道美中力量现在还不具备对等性，为何我却不愿意搞好中美关系呢？这又是一种误解，大家想必还记得，特朗普访华的时候，我是如何放低姿态精心准备的。但特朗普不吃这一套，大家还记不记得，他没当总统之前就已经嚷嚷着要改变对华政策。可以说，以特朗普为代表的一批美国人，对于美中贸易不平等的现状，积怨已深，并不会因我们采取的姿态而改变。

但不可否认的是，如果没有我在香港和新疆问题上的强硬立场，特朗普这些人应该没有办法这么迅速的扭转国际上对我们的观感。我知道你们在想什么，你们想说，因为一本小黄书，葬送了一个国际金融中心，破坏了台湾人对一国两制的信任，破坏了我党遵守契约的国际形象，你们想问我我后悔不后悔。

于其问我是否后悔这样的问题，我更希望回答的是我从中学到了什么新的认识。我们党之所以能从胜利不断走向胜利，靠的并不是不高错误，而是能及时认识错误改正错误。

我认为我得到的最大的教训是低估了民意对国外政治势力的影响。我早就预料到撕毁中英联合声明会对我们的声誉造成一定的影响，但按照我之前的判断，即使海外民间有不满意见，只要我向海外媒体，资本家，政客们输送足够的利益，他们能够保持沉默，这件事用不了多久就会被人遗忘。但我失算了，英国，日本，澳大利亚，加拿大，甚至德国都摆出一副六亲不认要和我们鱼死网破的架势。

我事后想，国外这些国家首脑，被民意绑架的太牢固了，对于社会形成共识的东西，几乎不敢违背。但这也从反面印证了我的弱民政策的合理性，民众的欲望是无限的，只要从根上遏制这种欲望，我们才能在国内事务上保持我们的主导能力，保持我们领导一切的能力。

回答完问题，我还要回答另一个你们憋在心里的问题，如何改善我们的外交环境。对此我要说，并不是我要跟美国为敌，而是美国要与我为敌。我们党本质上是一个独裁政权，民主国家和独裁国家之间是不会有真正的互信的。他们之前对我们好，是希望对我们和平演变。一旦我们明确拒绝和平演变，他们还会对我们好么？这是一厢情愿。

到底是获得一点经济利益重要，还是保持我党的执政地位重要。想必孰轻孰重，各位心里都清楚。不要担心我们会变穷，老百姓越穷就会越需要我们党给他们提供基本生活保障，而等到老百姓都家财万贯了，他们就会两个鼻孔朝天，看不起我们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