移木立信就是指鹿为马

移木立信就是指鹿为马

权力来自于谁，就会对谁负责，春秋战国本就是西周六师奴隶制因为奴隶主经济、军事失败的破产而产生的，但承平日久的各国忘记了技术输血管这件事情，因此青铜器造的比商代还要差，

无法技术开源的诸国只能狭隘的吸取教训，期待通过节流（加强对奴隶资源的攫取压榨和人身控制）来增强战斗力，而诸子4家就开始了属于“四家争宠”时代，道家首先被淘汰，墨家、儒家随后出局，

笑到最后的只有深入贯彻落实“节流强军”思路的法家。

【注：支那由于数学和逻辑学严重落后，因而向来没有区分实数和虚数的能力，对于数字三以及三以上数字没有被现代数学家与逻辑家严格的可全部看做虚数，名为诸子百家，

实际上是十二家为君王奴隶主开设的业务不同的传销公司，而其中实际上拥有政治主张的更是只有四家，能为君主所用的，更是只有三家】

老子所代表的的道家是周代武装殖民奴隶主阶级为缓和商代奴隶主制造的强烈的阶级矛盾、民族矛盾而产生的一种政府运作模式，崇尚无为而治的小政府，因此有利于生产和发展。

奴隶主统治阶级中下层利益受损西周封建势力，是旧制度（以井田制、十等奴隶制为代表的温情脉脉的旧封建奴隶制）的坚定拥护者，孔子收徒的目标就是他们的子女，

这群初步实现财务自由的（能出的起肉干）奴隶主阶级子女、新兴的地主阶级子女是旧制度的受益者、新时代的幸运儿，而非平民。

专政的法家地主阶级，是为了帮助身为奴隶主的“统治阶层（君王以及对其人身依附性极强的包衣勋贵）完成“节流强军”这一目标，加强对奴隶资源的攫取压榨和人身控制而诞生的。

法家的《法》、《术》、《势》都是封闭环境下的人形矿产资源管理条例。

商鞅根本就不屑于和广大的人民讲道理，根本不在乎农民是否信任，他“移木立信”为了用赏罚来消除民众心中的逻辑思维能力，获得市场定价权，使其习惯于服从君王，并借用这些不值钱的“贱民”

来压制整个奴隶主阶层和奴隶阶层，打倒阻挡在君王阶级专政上的一切对象，只为秦王一人服务。无论是“移木立信”、“指鹿为马”还是“当街吃屎立信”、都是同样的效果，

只不过读书人商鞅是个文雅人，不屑于做这种事。

但其他试图建立地主阶级中央集权专政的人却并没有这样文质彬彬，加强奴隶、自由民、商人、贵族等一切君主以外的人对政权的人身依附，搞“利出一孔”的“总体战”举国体质。

彻底禁绝普通人对秦国质疑各项政策合理性、合法性的思考能力，不准赞美，也不准抱怨，把人驯化成畜生工具人，并永远为这种专政体质效力就是“商君书”的实质。

“徒木立信”和“指鹿为马”的差别是，商鞅知道用物质激励来树立民众不要质疑政府的这种斯德哥尔摩情节，但赵高全靠武力逼迫。

即，儒家“忠君”的那个“君”和道家、法家所效忠的对象都不是劳苦大众。那些渴望穿越到古代做人上人的“幻想家”们绝大多数只能成为被残酷剥削压迫、人身禁锢的农民。

统治阶级把中国人彻底洗劫的标志是留给奴隶们的斯德哥尔摩综合征，因为中国人的灵魂中就只剩下这种犯贱式的对统治者的美化能力了，譬如：

“中国人通常会疯狂的认为统治者是善良的，并自我论证：难道羊被狼吃肉定就是不好的吗？被吃肉之后能否不流血呢？流血之后难道就一定会痛吗？”，

他们在物质上已经被剥削的一干二净，却还是死抱着这套“斯德哥尔摩统治者纯良论”当成鸦片疯狂吸食，以求死后还能和奴隶、迫害他们的中华奴隶主一同升入天堂。

而揭穿东亚统治者的这层遮羞布后，奴隶们就只剩下“被强奸者看谁都是受害人”式的比烂躺平了，事实上，只有东亚小黄人国家会这样没有下限的统治，而这其中又以中国为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