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uckleberryApart343 | 1 points | Oct 25 2021 08:20:34

关于第七次人口普查的一些疑问得到了解答（转自易富贤）

一、2000年、2010年人口普查就存在问题

1982年、1990年没有电脑，仍然在普查三个多月就公布了主要数据，并且普查结果被公认是非常准确。

统计局公布1999年总人口为12.59亿，预计2000年为12.70亿。但是2000年普查汇总人数远低于预期，经过复查、补漏，才凑成12.4亿；又“额外”增加2072万[1]，公布为12.658亿，才勉强与过去的数据衔接[2]。但年龄结构却矛盾重重，比如普查表0-9岁只有15913万人（1991-2000年出生16424万人），那么2000年总人口=1990年人口+出生-死亡-净移出=114333万+16424万-7923万-116万=122718万人。

2010年普查实行“见人就登”、“见户口信息就登” ，“区不漏房”、“房不漏户”、“户不漏人”  ，并给各地“参考数”，要求符合预期。这种设计有利于重报，但是汇总数仍低于预期，最后经过数据调整，公布为133972万人。比如福建省汇总人数只有3329万[3]，但最后却公报为3689万，比汇总数多了10.8%。即便依照2010年普查，0-19岁也只32274万人（有水分），意味着1991-2010年只出生33201万，那么2010年总人口=1990年人口+出生-死亡-净移出=114333万+33201万-16701万-531万=130302万人。

2020年11月1日开始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由于采纳电子设备采集数据，用大数据进行统计分析，理应在两三个月之内就公布普查数据。国家统计局发言人在3月15日预告4月初公布，但是却失言了。到4月底都没有公布，意味着违背了 2020年6月29日国务院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领导小组办公室下发的《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方案》（国统字〔2020〕73号），作为普查方案的内容之一，是要求在2021年4月公布普查数据。现在是在5月11日才公布，意味着这次普查陷入“程序危机”，普查质量也就大打折扣。

这次普查之所以推迟公布，是因为现在官方人口存在上亿水分（比2000年、2010年普查要多得多），为了如2000年、2010年普查那样让人口数据“符合预期”，让数据之间保持逻辑自洽，难度很大，因此耗费了半年多时间。既然人口数据要与过去的相吻合，那么耗费巨大的人口普查就毫无意义！

二、2020年人口普查质量最差

中国的人口普查的质量是一次比一次差，尤其是2020年普查质量最差。原因如下：

1、执行者多是统计局、原计生委、人口学会原班人员，他们会本能地要让人口数据保持连续，否则面临被追责。

比如2010年人口普查时国家计生委的司长于学军是普查领导小组办公室副主任、中国人口学会副会长翟振武是普查组的9位专家组的成员之一。2010年普查显示总和生育率只有1.18，但是被国家计生委和翟振武修改为1.63，然后在2011年4月26日于学军、翟振武给政治局上课，建议有“稳定低生育水平”。利益集团为了部门的利益，篡改数据，忽悠最高层和民众，如果在发达国家，将引发不亚于水门事件的政治地震。但是于学军和翟振武却一步步高升。

国家统计局主要是参考前些年的小学招生数调高出生人数，公布1991-2013年出生了43040万人，与1997-2020年43874万一年级新生（6岁上小学）一致，因为翟振武等人认为“教育统计数据是比较纯净、真实、可靠的”[4][5]。

其实教育数据存在巨量水分，因为义务教育经费是由中央和地方按比例分担，西部地区为8:2，中部地区为6：4[6]，教育机构和地方政府有强大的动力虚报学生数。比如，2012年1月7日中央电视台报道，安徽省界首市上报国家报表的小学生51586人，而实际只36234人，虚报42%，套取经费1063万元[7]。2012年6月4日《中国青年报》报道，湖北省阳新县两所中学上报学生5266人、3000人，实际只2147人、700人；已被裁撤了4年多的学校，仍在获得教育拨款[8]。湖南邵阳县2008-2012年小学招生71522人，但是      2013年电子学籍2-6年级只51253人，意味着以前招生数虚报40%。

全国也如此，统计局公布1998-2003年年均出生1749万人，2004-2009年小学一年级年均招生1703万人。但是2010年户籍7-12岁每岁平均只有1397万人；2012-2017年初三学生数年均只1439万人，由于初中毛入学率为104%，意味着14岁年均只1384万人（仍有水分）。

国家统计局参考教育数据而公布2006-2020年出生了23888万人（这是有巨量水分的），由于死亡，到2020年的0-14岁人口将为23629万人。但是2020年普查的0-14岁人口竟然高达25338万人，平均每岁1689万，意味着2006-2020年的平均总和生育率超过1.6；2020年出生1200万，总和生育率约有1.25。

台湾、韩国的社会发展水平只超前中国大陆十多年，在鼓励生育的情况下，2001-2020年平均生育率只有1.1， 2020年只有0.99、0.84。中国的计划生育政策不但没有降低生育率，反而起到了提升生育率？

翟振武在2014年预测如果实行全面二孩，生育率将达到4.5，每年要出生4995万人，吓得国家领导人不敢实行全面二孩政策。2015年单独二孩破产后，翟振武和王培安在《实施全面两孩政策人口变动测算研究》一书中建议2016年实行全面二孩，预测总和生育率虽然达不到以前所预测的4.5，但仍将在2018年达2.09的峰值（出生 2189万人）。但是即便依照国家卫建委夸张的数据，2018年也只出生1362万（实际应该只出生1000万左右），没有2189万，更没有4995万。

于学军在2013年晋升为国家卫计委办公厅主任（2015年发公函阻拦出版《大国空巢》、2016年发文件“管控负面信息”而将我封杀），在2018年晋升为国家卫建委副主任，担任2020年人口普查领导小组的副组长（是领导小组中唯一的人口学家）。为了让全面二孩政策“符合预期”，在《中国卫生和计划生育统计年鉴》（于学军是编委会副主任）中公布全国、山东、浙江的活产数从2015年的1454万、105万、42万增加到2016年的1847万、164万、73万。2019年十九届四中全会之所以没有继续调整人口政策，是因为“以‘全面两孩’为基准的生育政策的提振作用还有待于进一步释放”[9]。如果真有如此高的出生高峰，那么妊娠并发症的患者将暴增（有很多高龄产妇），婴儿相关产品的销量和股票也会暴涨；但是在全国、山东、浙江都没有出现。2016年抽样调查显示总和生育率只有1.24，意味着实际实际只出生1200万。

翟振武成为中国人口学会会长，又成为2020年人口普查专家组成员，还成为国家监察委的特约监察员，不但参与普查，还监察普查结果。

2、这次普查是核实户籍身份证，理论上可以减少重复。但是问题是，户籍人口水分比国家统计局公布的还多。由于与户籍挂钩的个人权利有20多项[10]，人们有获取多户口的强大动力，出现很多“房妹”、“房姐”。公安部门内部人士说获取假户口并不难[11]，比如河南中牟县公安局刁家派出所在2010年到2011年这一年就办出了1980个空户口[12]。

我估算2000-2019年实际只增加了约4000万人；国家统计局公布2001-2019年出生30845万人，死亡17582万，增加13262万人；但是户籍数据却显示，2001-2019年增加了17366万人，即便对照统计局的数据，也有4104万户籍人口并非是“生”出来的。国家卫建委公布2018年只活产1362万（我估算实际只出生1000万左右，人口开始负增长），但国家统计局公布出生1523万，增加了530万人；户籍公布增加了924万人。可见，户籍数据的增长取决于造假和打假的博弈，而与真实人口变化没有太多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