沪教版八年级上册语文课文《向中国人脱帽致敬》

沪教版八年级上册语文课文《向中国人脱帽致敬》

虽然已经被偷过了，但是还是忍不住想再偷一遍。分割线下是原文。

记得那是12月，我进入巴黎十二大学。

我们每周都有一节对话课，为时为两个半钟头。在课堂上，每个人都必须提出过回答问题，问题或大或小，或严肃或轻松，千般百样，无奇不有。

入学前，前云南省《滇池》月刊的一位编者向我介绍过一位上对话课的教授：“他留着大胡子，以为教学严谨闻名于全校。有时，他也提问问题刁钻古怪，几乎让所有的学生都从他的课堂上领教了什么叫做'难堪'，你要小心……”

我是插班生，进校时，别人已经上了两个多月的课，我上第一堂对话课时，就被教授点名回答问题：“作为记者，请概括一下您在中国是如何工作的。”

我说：“概括地讲，我写我愿意写的东西。”

我听见班里有人窃笑。

教授弯起一根食指顶了顶他的无边眼镜：“我想您会给予我这种荣幸：让我明白您的主编是如何工作的。”

我说：“概括地讲，我的主编发他愿意发的东西。”

全班一下子哄堂大笑。那个来自苏丹王国的阿卜杜勒还鬼鬼祟祟地朝我竖大拇指。

教授两只手插进口袋，挺直了胸膛问：“我可以知道您是来自哪个中国吗？”

班上当即冷场。我慢慢地对我的教授说：“先生，我没听清楚您的问题。”

他清清楚楚、一字一句地重复了一遍。我看着他的脸，那张脸大部分掩盖在浓密的毛发之下。我告诉他，我对法兰西人的这种表达方式很陌生，不明白“哪个中国”有什么样的解释。

“那么，”教授说，“我是想知道，您是来自台湾中国还是北京中国？”

雪花在窗外默默地飘。在这世间三面都是落地玻璃的教室里，我明白地感受到那种突然冻结的教室里，我明白地感受到了那种突然冻结的沉寂。几十双眼睛，蓝的绿的褐的灰的，全都瞪大了来回地盯着三个人——教授，我，我对面那位台湾同学。

“只有一个中国，教授先生。这是常识。”

我说。马上，教授和全班同学一起，都转过脸去看那位台湾人。那位黑眼镜黑头发，黄皮肤的同胞正视着我，连眼皮都不眨一下，冷冷地慢慢地说道：“只有一个中国，教授先生。这是常识。”

话音刚落，教室便响起了一片松动椅子的咔咔声。

教授先生盯牢了我，又递来一句话：“您走遍了中国吗？”

“除了台湾省外，先生。”

“为什么您不去台湾呢？”

“现在还不允许，先生。”

“那么，”教授将半边屁股坐在讲台上，搓搓手看着我，“您认为在台湾问题上，谁还该负主要责任呢？”

“该是我们的父辈，教授先生。那会儿他们还年轻哩！”

教室里又有了笑声。教授却始终不肯放过我：“依您之见，台湾问题如今应该如何解决呢？”

“教授先生，中国有句老话，叫做‘一人做事一人当’。我们的父辈还健在哩！”我回答说，也朝着他笑，“我没有权利去剥夺父辈们解决他们自己酿就的的难题的资格。”

我惊奇地发现，我的对话课的教授思路十分敏捷，他不笑，而是顺理成章地接下了我的话：“我想，您不会否认邓小平先生该是你们的父辈。您是否知道他想如何解决台湾问题？”

“我想，如今摆在邓小平桌面的，台湾问题并非最重要的。”

教授浓浓的眉毛如两面旗展了开来又随即扬起：“在邓小平的桌面上，什么问题才是最重要的呢？”

“依我之见，如何使中国尽早富强起来是他最迫切需要考虑的。”

教授将他另半边屁股也挪上了讲台，换了个更舒服的姿势做好，依然对我穷究不放：“我实在愿意请教：中国富强的标准是什么？这儿坐了二十几个国家的学生，我想大家都有兴趣弄清楚这一点。”

我突然一下子感慨万千，竟恨得牙根儿发痒，狠狠盯着这个刁钻古怪的教授，一字一顿地说：“最起码的的一条是：任何一个离开国门的我的同胞，再也不会受到像我今天承受的这类刁难。”

教授倏地离开讲台向我走来，我发现他的眼睛很明亮，笑容很灿烂。他将一只手掌放在我的肩上，轻轻说：“我丝毫没有刁难您的意思，我只是想知道，一个普普通通的中国人是如何看待自己的国家的。”然后，他两步走到教室中央，大声宣布：“我向中国人脱帽致敬。下课。”

出了教室，那位台湾同胞与我并排走着。一会儿，我们不约而同地看着对方说：“一起喝杯咖啡好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