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ducational-Oil-175 | 1 points | Oct 04 2021 16:57: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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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长不看摘录：

魔法对魔法

&rt;Михаил Иванович Николаев在回忆录记载“如果你把夹子倒过来，三条火舌构成字母“Т”，意思是托洛茨基主义者，如果你把它转过来，就是字母“З”一季诺维也夫。如果你直视图案，就会得到字母“Ш”一帮派。于是，敌人在上面描绘了自己的符号：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帮”，令人惊讶的是，这一切的发生并不是自上而下的思想运动，而是自下而上的主动，对于专门审查的总署等机构来说一切都在意料之外，高层只需要发布，下面自然而然就会给出可以普遍接受的解释。1937年12月31日Михаил Петрович Фриновский写信给斯大林、莫洛托夫、伏罗希洛夫和卡冈诺维奇，说“1937年11月，在莫斯科，许多学校的先锋队中都传言说在先锋队的领带夹上有法西斯的万字符，夹子上有字母“Т”和“З”，意思是托洛茨基和季诺维也夫，这就是为什么先锋队们开始成批摘除领带和夹子的原因。在列宁格勒、阿尔泰克等先锋队营地及克里米亚的许多城市和农村学校都开始摘除先锋队领带和领带夹。但经过检查确定，无论是先锋队领带还是领带夹，都没有法西斯标志或特殊的字母”（见俄罗斯联邦安全事务中央档案馆Ф. 3. Оп. 4. Д. 79号档案），而这个席卷整个苏联的可怕谣言，根据调查最初来自莫斯科市350学校的一名五年级学生Бориса Косового，那里的辅导员Кочкина Мария在11月10日建议所有的先锋队员摘除他们的领带夹，因为据说上面有纳粹的“卐”符号，而她是从更上一级的先锋队得到指示，更上一级的先锋队则是在执行圣彼得堡地区先锋队负责人的命令，阿尔泰克地区也同样是以两名共青团教官为依据，这是有明确的记载的指示。两次摘除领带夹的指示经过小学生们的言说变成了一场全苏联的恐慌，这恐怕是托洛茨基本人都想不到的，只需要一个标志，恐惧就能从一所学校跳到另一所学校，一个城市调到另一个城市。为了制止恐慌和对领带夹的大规模反对，当局不得不组织一场新的动员，“然而一周后，大家又聚集在学校大堂里。体育老师和学校党委书记在讲台上拿着一个笔记本和一个领带夹，“各位，特别委员会已经审查了这些东西，他们没有在其中发现任何不好的东西。这都是敌人发明的，他们想让你们不戴先锋队领夹！””（见Сомов Е的《Обыкновенная история в необыкновенной стране》），于是，敌人在迫使大家摘除领带夹后又承担起了叫大家带上去的义务，但很可惜，领带夹受欢迎程度下降了不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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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t;恐怖的是，因为人造世界的一切都可能成为敌人的破坏象征，那么伟大的象征也有可能成为敌人的破坏象征，同时一直追逐各种破坏象征反而会导致经济被破坏，“1938年7月，在苏共中央委员会的一次会议上，棉花行业的工人向党的领导人抱怨说，由于“意识形态出了大问题”的原因，他们不得不停止他们多年来生产的布料，再检察员通过放大镜找到了上面有一个纳粹标志、一个日本头盔或者尼古拉一世的画像时，这些织物要重新制作”（见Хлевнюк О的作品《1937‐й: Сталин,НКВД и советское общество》），而在普希金笔记本事件后，1938年1月14日，古比雪夫地区委员会第二书记Николай Григорьевич Игнатов抱怨“整整两个星期，我们让古比雪夫市的所有区委书记和全部机构带着放大镜到处跑，Павел Петрович Постышев拿着放大镜，召集区位代表开始检查笔记本，我们所有的笔记本都被撕掉了，他们在封面上发现了纳粹的标志、在饼干上有纳粹的标志、在焦糖糖果上有纳粹的标志、有一朵花竟然也有纳粹的标志”（见Виталий Воротников的回忆录《А было это так…Из дневника члена Политбюро ЦК КПСС》）。这对于苏联人来说是不敢细想的事情，因为标志刻在香肠或者笔记本上那收回或者摧毁就好，万一出现在了伟大领袖身上该怎么办？我都不敢想，1937年12月一位不太上道的负责人向莫斯科总署报告了一本带有斯大林肖像的小册子（见图十四），其中袖子上清晰可见墨索里尼的形象，构成“希特勒”一词的字母在胸前清晰可见，总署愤怒的回应“所有试图扣留斯大林的小册子《Доклад о проекте Конституции Союза ССР》的行为都被明确禁止，不要被明显的挑衅所迷惑，试图在斯大林画像上找到特殊标志是敌人企图在选举活动中剥夺这本小册子的阴谋”（见Plamper J的论文“Abolishing Ambiguity: Soviet Censorship Practices in the 1930s”），可见斯大林同志的画像虽然同为人造物，但并不会被敌人所破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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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t;但狡猾的敌人似乎有意迷惑洞若观火的审查人员，在1942年С.Норильский因为藏有这本应当被没收的小册子被捕，这本小册子因为袖子上有墨索里尼的轮廓，С.Норильский和审查人员发生了一段足以载入史册的对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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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t;调查员从抽屉里拿出一本白色的小册子——斯大林在苏维埃八大上的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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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t;-“你留着这个做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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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t;-“好吧，可这不是禁止的”，我咧嘴笑了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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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t;-“当然不是，”Таранов肯定地说，“但该版本已被撤回，你猜不出你是因为什么被逮捕的吗？一个苏联人为什么要保留敌人的污蔑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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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t;-“我在保存斯大林的报告”，我坚定的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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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t;——Щеглов Сергей Львович《Сталинская премия:Повести》

腊肉地毯，难绷

&rt;传说一个女人买来了一幅中国地毯，她和她以及长大成人的儿子住在一套两室一厅的公寓里，所以把地毯挂在大房间的墙上，但到了晚上大房间传来尖叫声，儿子被吓坏了，打电话给警察。警察到来时发现一个女人躺在地上被活活吓死，没人知道发生了什么。一位老道的中尉猜到要关灯，在天黑后大家看到了一幅可怕的画面，一口棺材在墙上发着光，MZD躺在里面，在他折叠在胸口的手上捧着一只燃烧着绿色火焰的蜡烛，而他的眼睛已经睁开了。看着惊骇的人们，中尉打开了灯，一下子什么也没有了，但地摊挂在墙上，闪烁着不同颜色的光芒。中国人在地毯上绣上了磷光线，在灯光下看不见任何东西，但在黑暗中却会发光，他们就这样向他们的领袖告别（见Мария Райдер的文章“Мао в гробу”），这是六十年代大环境变化下的缩影，尤其是在被称之为达曼斯基岛，也就是我们所说的珍宝岛冲突后，苏联人开始担心局部冲突会升级为一场大战，在工人们的会议上讲师经常被问及可能发生战争的问题，在1966年只有百分之八的人对这个问题感兴趣，1967年是百分之十四，但到了1969年超过了百分之二十（见Каменская Е的论文“«Культурная революция» в Китае во второй половине 1960‐х годов на страницах советской прессы и в восприятии населения”），1967年是因为1月25日很多毛主义者学生在红场上游行（见《Известия》 1967.1.28），第二天他们都被驱逐出苏联，1月29日小将们开始围攻苏联驻北京大使馆，1月31日在机场阻拦运送苏联专家回去的飞机，所以这一年关注度暴增。Владимир Афанасьевич Швец在1967年2月10日的日记里写到“虽然广播没有解释清楚什么，但整个城市都在为中国的事件而兴奋。我被告知中国人已经把十万大军调到我们的边境线，他们碰到电栅栏后被烧死了，据说中国哭着要复仇，MZD要到莫斯科去了”，那么新的可怕敌人出现了，国家安全机关也开始报告散步毛主义传单时被拘留的案件，在1967年2月13日阿穆尔河共青城的两名党员因为撰写和散步毛主义传单被捕，其中MZD被称呼为“我们心中的红太阳”，并且要“与当代修正主义者、赫鲁晓夫的追随者、反对共产主义者这帮人作斗争”（见俄罗斯联邦国家档案馆Ф. 8131. Оп. 36. Д. 1298号档案），在9月庆祝十月革命五十周年时，Натан Эйдельман 在日记中写到“在五十周年庆祝活动之前，歇斯底里的恐惧在增长，大家害怕上街与关于中国传单的谣言”（见Натан Эйдельман的日记《Дневник Натана Эйдельмана》）。中国传单的谣言是指中国人不仅要进攻苏联，还要在重要节日前夕进攻苏联，例如中国和罗马尼亚会在11月7日同时进攻苏联，1967年9月4日，一些七年级女学生受到谣言冲击，在顿涅茨克一家工厂上撒下有Алексей Николаевич Косыгин名字的传单，警告战争已经开始，要“同志们！战争！储存食物和水！”，指导员们也经常被问“为什么我们的报纸不公开报道所有的细节？”、“为什么报纸上对这个问题报道很少”（见Каменская Е的论文“«Культурная революция» в Китае во второй половине 1960‐х годов на страницах советской прессы и в восприятии населения”），在十一年之后这种恐惧都并未消除，1978年1月18日Николай Семенович Работнов在日记中写到“在卡卢加，敌人的特工在胜利日前夕向幼儿园的儿童和初中生分发了5月10日与中国的战争将开始的消息，试想一下这多么狡猾”，与此同时一个令人恐惧的梗流传开来了，“2000年，芬兰和中国的边境线上将一片宁静”。因为笔者家里没有地毯所以不太清楚苏联人买的到底是什么，所以无法找到实物来考察，对于这个传说其实一共有三个不同的解释，其中一个是认为中国人在地毯或者毛巾上会画MZD的画像，相当于是一种隐蔽的宣传，所以认为“所有丝绸制作的中国地毯在文革时期都应该被移交给克格勃，因为MZD的画像会在夜里发光”（见），这似乎是将中国人精于绸缎与当时对MZD的崇拜这两个印象合二为一了，所以还有一个中国人与毛巾的故事，例如有人买了，或者中国人送了一批毛巾过去，结果毛巾上全部印有MZD的画像，所以苏联官员说“毛巾不错，谢谢你！但问题来了，你要明白，苏联人将用这些毛巾擦拭身体的各个部位”，于是毛巾就这么被收回来了；还有一个认为这就是单纯的破坏行为，因为中国人是敌人，所以MZD的躺在棺材里的形象才会在晚上发光；最后一个观点则认为这是中国的异议人士在抗争，持不同意见者和反对者让地毯卖不出去，这似乎是来自两者完全不同的政治观点的推测，前者倾向于将中国置于对立面寻找解释，而后者则将中国置于苏联的政治光谱位置寻找解释。但无论如何，这个都市传说在大部分时间中都是作为一个笑话或者讽刺克格勃什么都要收走的轶事出现，因为也有人说“关于中国地毯上躺在棺材里的MZD，我母亲告诉过我，但更多是作为一个可笑谣言的例子”，例如2001年有部叫《Даун Хаус》的喜剧电影，里面主人公回忆青春的时候说“在我年轻的时候，吉普赛人经常在市场上出售中国地毯，你把它们带回家挂在墙上后。白天还正常，但到了晚上，地毯就会闪着绿光，上面会出现一副MZD在棺材里的画像，这就是传统！”，可见这个都市传说在这部以荒诞为主题的喜剧电影中是作为一个笑话出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