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ny_Firefighter3021 | 1 points | Sep 29 2021 18:29:46

今天是我工作的最后一天

其实我早早提出了辞职，早就不愿意继续工作下去了，对我来说，工作是无止境的消耗。说起来，也不是不想过职业的生活，高中那年，是看过尤金.史密斯的摄影立志成为摄影记者，才进一步选择，去遵循自己内心的道路，走出了红色纳粹教育的泥潭。可我没有成为摄影记者。大学攒钱买了一台索尼微单，现在几乎也不去用了。

在高中毕业的那个暑假，我日复一日地走在街头，拍照，看我照片的朋友总为我选取的景物困惑，因为那并不是一些有艺术性的场面，只是奇怪的阳光下的中国城市居民，丑陋又尴尬的面目，但没有丑陋到怪异，以至于提供新鲜感。我在那个暑假拍了上万张照片，而我也逐渐对用相机表现身边的现实感到麻木，那些随意的快门，每一个我都说得出按下的理由，那是我潜意识里的第三只眼了，被现实攻陷的视觉，却不是人道主义或者别的什么感人至深的心灵。我没有那种锐利的目光，也不够勇敢，背一个背包深入南疆之类的危险，我的目光总是散射四处的，我没有感觉地看着城市所有地方，新的蓝色玻璃大楼，污染眼球的标语，城市废墟，卖艺的残疾人，穿黑夹克的小公务员。

后来在年纪不大的时候，误入了大陆所谓的文坛。大学我没有拍照，转而学写小说，一边如饥似渴地读，一边六神无主地写，又进而侥幸有几次发表在低级别的刊物上，认识了几位同好，文学青年。就像那时拍照，我与一同上街的朋友说，我将会是中国的中平卓马和森山大道，写小说的那段日子，我延续着那种艺术革命狂热，渴望登上台，反抗，表演反抗，再迎接年轻人的反抗。但首先是一个奇怪的时刻降临了，在一篇比之前都长得多的小说发表之后，我满怀信心地写了好几篇，那时候我痴迷于唐.德里罗，模仿着作出好几个反映社会体系切面的小说，冷静的描写语言废料和社会残渣，这些半成品小说没有被杂志接受，即使那种文化馆的内部刊物也看不上他们。对于写小说这件事我陷入了苦思，现在回过头去看，反而很清晰了，我那时封闭在学校，看着自以为新潮的东西，我渴望去写当下发生的事情，去观照自己所在的城市，想展现一个秩序井然内部又荒诞崩溃的图景，我无法完成，我总在扮演自己，却演不好我想在小说里复原的现实世界的里的每一个小人物大人物。当我读更多，去感受更多，和更多的人相遇，结交生于不同年代的朋友，搜刮家人亲戚的历史，我又陷入了沉默，我怎么能代替他们，去说些他们本不愿意说的。我当然还以一个爱好者的身份参加着那些同好们的各种活动，聚会，牛唇不对马嘴的文学讨论，可是我无法解决自己的困惑，我没办法开口。在此我仅仅描述我自己的局限和问题，当然，客观上的许多令人愤怒和失望的事情层出不穷，我不方便写具体细节，只好用一种粗疏的方式，概括我的所见所闻带给我的感受，当时在之前的帖子里写过，就是文学简史的那篇。

毕业时，我已经释然于自己早熟又早衰的文学生涯，但想着自己还有些关系，算半个圈子里的人，我也有将自己文学理念寄托在别人身上的想法，就打算毕业去做文学编辑，我想，托人介绍，从底层文字编辑做起，也不是太难。而这次是我妈妈劝住了我。我现在为此感到庆幸，要不然，我不知道再一次陷入错综复杂的人情关系，在媒体和文宣体制的门外乞食，会把我摧毁成什么样子。我甚至有些恶意地看着那些同龄人，稍长一些的人，继续写着他们那些缺乏情感只有野心的蹩脚作品，看着他们如何自以为是地带着镣铐跳舞，扮演一个二十一世纪的拙劣现代派，最终涌入习近平新时代的毛细血管。

后来我做了很多工作。

虽然妈妈劝住了我，没有让我继续去那没有希望的文学道路，可是她这辈子也再也没有机会真正纠正我的人生了。我先是把自己关在家里，说我可以自由撰稿为生，妈妈相信我，甚至说出了，我有与众不同的天赋这样的话，但是我心里没有一点底子，我能写什么实用的东西？写小说，早就把我变成了一个只愿意写心中所想的人了，一个只顾产生自己语言的人了，我大概可以写书评，虽然稿酬微薄。我试着写了几篇，多数石沉大海，唯一一篇编辑找上我，说，我的见解他很喜欢，预备刊发，稿酬有一千块，我很欣喜，以为开头的艰难要熬过去了，其实后面排期的等待更让我煎熬。这篇稿子就像永远挤不上早高峰地铁的小职员，他在黄色警戒线外站着，守着规矩，松垮的老女人，优秀随和的老头子从他身旁和蔼地把自己让了过去，然后它永远上不去那班地铁，于是又因迟到而丢掉了工作。

当自由职业的计划破产，被家人认为，我只是找一个理由窝在家里啃老，不面对社会的锤炼，家里就不可能平静。我的妈妈以为，这个家病了，所以吵架是一剂猛烈而有效的抗生素，她认为斥责威胁还有发疯可以清除我身上的病菌，但她最终会发现，我，整个我自己就是那个病菌，并有朝一日具备了耐药性。

可能在家里，没有工作，就应该进一步阅读，去读更艰深的作品了，像《卡拉玛佐夫兄弟》和《魔山》。我总是怀着，这本书是我应得的报应这样的心态去翻开这两部砖头，我没有想到，原来大大方方在陌生人面前向文学表白的我，原来也是一个有了阅读障碍的人，我多翻几页就昏昏欲睡，我已经被懒惰和手机控制到了骨头，到了无法专注阅读的地步，我为此抓狂，辱骂自己，甚至看到纪录片里的利他林也想千方百计地试试，当然，没有实现，我只能用一种更唾手可得的中枢神经兴奋剂——咖啡来挽回自己。曾经我有一双清晰无比的眼睛，它帮助我看清楚其他人的毛孔，后来我真的近视了，又索性不配置眼镜，省下窥视别人相貌的欲望。

我被撵出去，端了餐厅的盘子，那是家东北烤肉，生菜只是草草冲洗肉都是重料腌制的那种，我做了半年，在那里完全断绝了阅读，断绝了看任何长视频，因为每天十个小时的工作让我精疲力尽，我唯一的放松就是和我的同事闲聊，里面有一半是我的同龄人，一半是我的父母辈。我想我研习过的文学在此刻起了作用，我开朗地和每个人都搭上话，我发现大家都无所顾忌地暴露着自己的隐私，自己的性经历，出轨的历史，还有自己从小到大的故事，父母的来历，其中当然有吹牛夸张的成分，什么在工厂当过主任，儿子在火箭班名列前茅，在非洲搞过许多黑妹。但我现在明白了，他们之所以愿意敞开心扉，是因为知道，在餐厅，在底层，干这种流动性极大的工作，随意闲聊是无所谓的，每个人的劳动结束之后，只剩下疲惫和困意，然后第二天又是重复，比如我，是重复地往返，用托盘尽可能地多堆放碟子，并小心它们摔下来。人们在劳动时也是分散的，只有在工作餐吃炖粉条的片刻是交流的，之后，就和陌生人没有区别，每个人都是没有身份的人，所以每个人都觉得自己是匿名者。

被撵出去的我依然有父母可以依靠，而不像我的一些同事，他们自己就是给孩子掏空自己的父母。我能灰头土脸地从烤肉店均匀沉闷的抽油烟机声里脱身，在浴霸的照耀下，洗干净自己，然后在熟悉的软床睡下。

我又回到家里，一边找工作，一边打些零工，接过家教，进过剧组，像是个闯入的幽灵。

应届生的身份早已经丢掉了，我妈妈总责怪，我的任性让我丢失了我的身份，可是这愚蠢的计划里的身份，有什么好去怀着占小便宜的心理，再把它视作人生的关键呢。

我这份马上要辞掉的工作就是我当时找到的工作。就像前面文章里写的，是个活动策划，其实当时进去，是很professional地叫copyright。广告业，偏向运营而非制作的广告业里，在成功前辈创业的新兴民营广告公司里，我当然不是什么初中时候在美剧里认识的广告狂人，也不是一边做广告一边写文学的拉什迪，我只是个卷进互联网营销的普通职员。我策划着千奇百怪的委托人的活动，从区局级单位的文化活动，到过气港星的家装公司之旅，还有为不知名的淘宝店在网上学习着虚伪的社交礼仪和流行语，恳求着十万粉丝的假脸女人，我大手大脚替他们花掉纳税人的钱，花掉男人的钱，穷人的钱，去办一些带着文化氛围的集体仪式和愚蠢交易。

我自然熟练地掌握了这套机制，然后把自己的重担一点点卸下来，使自己轻飘飘而有些脱离现实。也许是感觉自己因为疫情后重新燃起的表达欲而不甘于此，也许是因为我的工作内容因为互联网流量导向的微妙变化而发生质变，抖音内容的增多，正能量的义务增多，我已经到了做如针毡的地步。

反正，我再也不用面对这些了，到了今天傍晚，我就会删掉那一千多个蛆虫一样的联系人。不必和那些假脸女人、妥帖的街道办人妻说敬语。

我凭着积蓄，大概会自己空闲一段日子，写点东西。现在，我也断绝和过去那些文学青年的交往了，才三四年时间，我们就已经到了说不上话的地步，我现在平静地了解到他们也毫无进展，狼狈地曲迎奉承。

我也不愿意受审查的制约了，不会再回到过去的困境。我想，一口气写完的练笔和严肃的写作，零碎文字和小说，就到发在这里吧，我知道这里总有朋友愿意看，人们还愿意读文字，即使是简化了的残疾汉语言。那些人总说着是作品在找它们的读者之类的庸言，而我要大方的站在我想要看见的人面前，朗读我心中要说的话，能有人听见，我也能念得更准确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