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ny_Firefighter3021 | 1 points | Sep 26 2021 09:34:48

红色中华帝国纳粹文学简史

1.

“我们所写的东西，应该是使他们团结，使他们进步，使他们同心同德，向前奋斗，去掉落后的东西，发扬革命的东西，而绝不是相反。”

                                  ——“一块熟成四十五年的腊肉”帝国屠夫毛泽东一九四二年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

讲话后，丁玲（许多人把她视为毛泽东的情妇之一）萧军相继收到冲击。因为忤逆。但他们算半个自己人，没有落得太惨。

讲话的第一个结局其实是在一九四七年七月。

内战来临，弃掉延安的共产党军队在撤离前，把北大毕业的作家王实味砍掉头，扔进枯井。

2.

一九四二年二月，诗人穆旦自西南联大去往缅甸，参加了中国远征军，随杜聿明的军队前往缅甸战场担任翻译，第五军被迫退入野人山，亡命天涯。三年后，他发表了长诗《森林之魅》。

“没有人知道历史曾经在此走过，留下了英灵化入树干而滋生。”

穆旦在二战结束后，从事新闻行业，在内战尘埃落定之际去往芝加哥学习英语文学，并那里认识了自己的妻子，这一年他三十二岁。

往后的故事变得非常简单，他在一九五三年学成归国，也许念及故土，也许是有了可以依靠的岳父，民主党派高层周叔弢。这个攀上了大民族资产阶级的年轻诗人同妻子一起回国，直接来到岳父的大本营天津，任南开大学外文系副教授。

但时间是不停表的，1958年，大的就来了。他的人生也加速快进，进牛棚，造劳改，被批斗，不一而足，做了一些经典著作的翻译，撑到邓小平掌权的八十年代，但身体已经垮掉，很快去世。留下几首绝笔诗。

在改开后的意识形态里，穆旦被描述为中国现代主义文学的先驱和重要翻译家，由于邓小平热衷现代化，现代主义也顺理成章的进入了官方的意识形态，虽然不完全是正面的。

二零一九年，穆旦文革时期的检讨书在孔夫子网拍卖，成交价7660元。

3.

“在全国一切进行整风运动的地方，这些右派分子都想利用整风运动使共产党孤立，想使拥护社会主义的人孤立，结果真正孤立的却是他们自己。” ——依然来自一块腊肉的手笔

自一九四二年共产党苟延残喘过来，建立了常规权力之后，每一个文学作者的写作生命都可能被立刻终止，除非帝国的主人更替，才有他们的转机。

朝鲜战争的胜利和新民主主义幻觉的破灭，让情况变得更加极端。

起初，那些接受了西式高等教育的文人们还不能琢磨清楚这个新政权面目，而腊肉先生似乎也很焦虑，这帮纠集过来，为政权建立，搞过统战，立过功的知识分子们没有完全理解他本人的意思，没有屈服。

遭到铁拳的文人们只是做出应激反应，抗争或者卑躬屈膝，但他们没有真正成为帝国的专属文人，即便早期的党棍式文人周杨理论派的胡风诚心诚意的诗人郭小川都没有成为那个能安心做一辈子奴才的人。更不用说只是依赖一次性的文学声望透支的老舍和傅雷。

也许是因为一块腊肉的手段不同常人，也许是没有任何一个人弄清楚，在这个帝国的统治下，文学是为了什么，我们应当写作什么。

现在的腊肉信徒把腊肉先生捧为共和国最伟大的文学家，这也许是合理的结局。当语言被收缴，所有语言只能通过那一口乌漆嘛黑的烂牙吐出，这个帝国的自我意识里的文学就真正的建立了。

4.

七十年代的地下文学是属于特权阶级的子嗣们，白洋淀的诗人和金宇澄笔下被改造后的资本家遗孤。

穆旦时期，诗人们亦步亦趋追随着英国现代主义诗人的脚步，奉奥登和艾略特为导师，相比于解冻时期的苏俄小工人布罗茨基，这要早上二十年。而上海的孤岛文人则同步接受这超现实主义运动。

七十年代的大院文学青年们在读黄色封皮的内部参考，那几本书里有《在路上》《等待戈多》《麦田里的守望者》《带星星的火车票》。林立果在客厅听着《佩波军士的孤独之心俱乐部》跳舞。

就像广义上的所有文化，帝国的文艺已经脱离了世界时间。

也是在1973年，饱尝政治动荡的青年习近平来到梁家河，上山下乡，历时七年。他说自己在那里读托尔斯泰、莱蒙托夫、肖霍洛夫、杰克.伦敦、海明威，走三十里山路去借来《浮士德》。

如果不是民国留存下来的书，习近平读到的这些名著，大概都是帝国在新民主主义时期，也就是1950年到1956年之间出版的版本。

这些出自人民文学出版社或上海译文的翻译，大多来自西南联大和其他国民党时期的顶尖大学。在1949之后，他们留在了大陆，被圈养起来，从事非他们不可的文化生产，以搪塞尚有统战价值的民主分子。

只有那个1950年版本《浮士德》的译者，是大名鼎鼎的郭沫若，他糟糕的转译，让习近平许多年后记忆犹新，习近平对德国总理默克尔说:“我当时看《浮士德》看不太明白。”

正如梅尔维尔在《白鲸》里写，“捕鲸船就是我的哈佛大学和耶鲁大学。”习近平说:“我上的是梁家河的高中，梁家河的大学。”

5.

读旧书还有内部书籍，同时了解十八世纪现实主义文学和垮掉派，深夜小声朗读波德莱尔和马雅可夫斯基，走三十里山路去借一本书。这些构成了八十年代文学复兴的基础。

刘仲敬把改开以来的第二帝国文化特征表述为瓦房店化，这在文学和其他艺术上也使用。即便可以把北岛顾城高行健莫言视为外部技术输入的劣化产物，是的，二十世纪已经渡过大半了，世界文学有了巴列霍洛尔迦贝克特福克纳，为什么还需要一个中国版本，虽然这种粗暴的文学视角忽视了中国改开文学家的个人才能，但它在事实上说明了，这些中国版本的布罗茨基索尔仁琴尼左右为难的尴尬，北岛完成了文学在政治意义上的极致，却永远不可能拿到他需要的那个诺贝尔奖，这也是因为第二帝国的政治实力在这些输血中日益增长。

当中国版本的现代文学重新开始，每一个文学青年都在抢占不同角色的生态位，一本没有交过一分钱版税的《百年孤独》就足够养活五个力争上游的中国作家。

1989年，北岛走上广场，习近平已经在政界站稳脚跟，因为习仲勋被邓小平所倚重。习近平在福建带着他的农村文学和奋斗美学，把自己打扮成一个本分而从众的改开干部，并保留所谓的基层情节。

同年早些时候，海子卧轨自杀。他是一个晚生的超验主义者。

邓小平的坦克首先碾碎的是一整代年轻人的理想青春期，然后是赫塔米勒和米沃什的诞生。也就是说，帝国的文艺永远被捆绑在了政治上，也必须被捆绑在政治上，但已经不会在一种唯一胜利的政治上了，不是和平解放的自由民主，也不是腊肉时代的一神教，诺贝尔文学奖的象征性会以一种绥靖的方式消解，这就是高行健和莫言尴尬的命运。

而一无所获的北岛的流亡有点太晚，九十年代是布罗茨基们的丰收期，也是国际文化名流们不再拥有比肩政客的影响力的时期，即使被视作刀尖舔血的英雄诗人，他也只是一个不会英文，文学素养不过硬的第三世界来客。

当二十一世纪他拿到签证，成为市侩名流像欧美人一样来人肉市场分一杯羹的时候，他已经退出了自己的时代。

6.

1997年，也就是八年后，民国教育和扬州士绅文化早就的江泽民来到美利坚长袖善舞的时候，新的时代就要到来了。虽然两年后的南斯拉夫战争会炸一个大使馆以示正义。

九十年代在改革派无恶不作地手段下野蛮生长，而帝国正在想尽一切办法进入国际体系。

但血债根本没有还过。

一九九二年，红色帝国文学加入了国际出版公约。也就是说，中国人开始向他们偷学的历代大师补偿学费。

九十年代通常被视作文学媒介在帝国的衰落期，宣传部门已经不太拿作家当回事，他们允许作家成为混乱商业的一份子，去从事鸡鸣狗盗，盗版黄色小说。中国人发明出了一种严肃文学稍加粗俗化就能成熟生产的黄色小说，这就是《废都》。各种小圈子的形而上的争论暗搓搓地发生，但没有足够的时间供他们成为一个世界文化公民了。

那些先锋派的作家们，还在渴望着国际声誉，成我他们的偷师对象那样的名流。喜欢买四合院的余华奋力写出多部代表作，喜欢攀龙附凤的格非在学界陷入低谷。还有诸如洪峰那样的文痞则行骗至今。

那些野心勃勃的草莽青年呢，像南京的朱文，现在他们不要说和当局正面对抗了，在九十年代，他们连作家协会的党棍学阀都斗争不过。

当再晚一代的北京大院子弟搭上影视产业的快车，开始输出他们那种带着松散封建秩序的唯美市民文学。这正合我们民众一直以来对开明专制的迷恋。大院子弟们清楚的知道作为北京市民的自己和中西部已经东三省平民间的距离，就像姜文知道自己在做一种模糊的象征艺术，而底下的年轻人会把他当浪漫主义左派英雄。这么做的好处是，不仅利于自己，也利于人民。

当王小波开始在特许右派杂志三联生活周刊写作专栏，写感人至深的中国卡尔维诺文学，他的姘头李银河在研究萨德，所谓商业化拯救一切革命的巨大幻觉开始升起，那是千禧年亚文化狂欢的前奏，也是南方系媒体的无效抵抗十年的开始。也是我们今日红色纳粹文学的最后一块拼图。

7.

“在社会构成越复杂的国家，尤其是东方国家，革命的最终收获者一定是心狠手辣者。很坦率的说，革命是一个听上去非常爽快激昂并且似乎很立竿见影的词汇，但是革命与中国未必是好的选择。。首先，革命需要有一个诉求，诉求一般总是以反腐败为开始。但这个诉求坚持不了多远。“自由”或者“公正”又是没有市场的，因为除了一些文艺和新闻的从业者，你走上街去问大部分人，你自由么，他们普遍觉得自由。问他们需要公正么，他们普遍认为不公正的事情只要别发生在我自己身上就可以了，不是每个人都经常遭受不公待遇，所以为他人寻求公正和自由不会引发人们的认同。在中国是很难找到这样一个集体诉求的。这不是需要不需要的问题，是可能不可能有的问题。我的观点是不可能也不需要。但如果你问我中国需要更有力的改革么，我说一定是的。” ——韩寒 《谈革命》

第二帝国的的末期，也就是新世纪的第二个十年的开始，八十年代文学的所有成果已经尘埃落定，成名的作家以士绅的身份进入了各级别作家协会。十年的力争上游总算到了丰收的时候。

可惜的是其中最力争上游的那位路遥，因为过于奋斗而英年早逝。

今日，他已成为非商业文学里最畅销的作者之一，也是已经获得全部权力的帝国首脑习近平心中所好。

在世纪初，商业化是世界工厂的世界之窗，也是灵丹妙药。WTO改变了一切。

因为走投无路而被迫商业化的帝国文学体制最终孵化出了两个综艺节目MC般的超级小说家，韩寒和郭敬明。韩寒在所谓的抗争和叛逆之后，走向了所有八零后群体的终局，成为一个没有男性阳物意识的建制派，而郭敬明则悲惨的成为了时代的牺牲品，但他至少在这个国家合理成立过，在一个非主流文化盛行的狂热千禧年存在过，用汉化版本的盗版文学，和汉化版本的cs红色警戒一起，安慰了许多后富地区少男少女的心。况且他也实现了自己的梦想，一个有钱的，有奢侈品的滥交同性恋，在上海的洋房住着。成为公路商店门口那些亚文化青年的前辈祖宗。

追求极端商业化的土味晚宴爱好者郭敬明最后没有成为文化界的中心，他所有的取向都和今日的帝国文学背道而驰。曾经和他谈笑风生的老家伙把他甩到了一边。

还有那些网络文学论坛的单纯青年们，曾经他们热衷于谈论博尔赫斯和乔伊斯，独自翻译里尔克和塞林格，现在他们，或早逝，或走向碌碌无为在微信社群开写作营收智商税，或重新审视自己，获得小型成功，走向地区作协签约作家的岗位。

8.

“在文艺创作方面，也存在着有数量缺质量、有“高原”缺“高峰”的现象，存在着抄袭模仿、千篇一律的问题，存在着机械化生产、快餐式消费的问题。在有些作品中，有的调侃崇高、扭曲经典、颠覆历史，丑化人民群众和英雄人物；有的是非不分、善恶不辨、以丑为美，过度渲染社会阴暗面；有的搜奇猎艳、一味媚俗、低级趣味，把作品当作追逐利益的“摇钱树”，当作感官刺激的“摇头丸”；有的胡编乱写、粗制滥造、牵强附会，制造了一些文化“垃圾”；有的追求奢华、过度包装、炫富摆阔，形式大于内容；还有的热衷于所谓“为艺术而艺术”，只写一己悲欢、杯水风波，脱离大众、脱离现实。”

——2014年10月15日，习近平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

今日，文学并不是曾经意识形态控制里最重要的一环，但依旧值得一说，写作也还有还不完的血债要讨。

今日的作家协会仍是一个畸形的权力囊肿，等级分明的会员制度下，日复一日生产着文法低劣的小说诗歌，创作着我们根本看不见的钟南山张桂梅报告文学。

一旦内部发生湖北作协前主席方方那样的危机，他们便离开联合真理部的鹰犬开始处理所谓的内部问题。

今日，这个体制已经进一步低劣化到需要秩序外且国界内的技术输入。那些网络文学青年，不论是写娱乐玄幻小说盗墓文学的也好，还是更加虚弱的严肃文学作者也好，他们通通被统战，进入这个虚弱的延安圣地旅行团。

2016年，网文作者唐家三少引用腊肉魔王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反驳别人对他作品文学性的质疑。

“在70年前，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讲话的时候，说过一句话：要创作出广大工农兵喜闻乐见的作品。说得再直白一点就是，通俗小说是最廉价的精神文明享受，对吧，我要做的就是这个事儿，你只要看我书的时候你感到开心、愉悦，你喜欢，就OK了。”

也是七十多年前，在延安，王实味的无头尸体被扔进二十米深的枯井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