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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长了不看，这里是寻开心的地方，不是讨论理论知识的

1.作者：虽9死其犹未悔 链接：https://www.zhihu.com/question/484792233/answer/2120953545

一个幽灵，一个大革命的幽灵，在中国大地上徘徊。为了对这个幽灵进行神圣的围剿，中国的一切保守势力，体面人和保皇人，日子人和特色人，小骂大帮忙的自由主义者和通三统的调和人，都联合起来了。 一个问题 列宁用实践告诉我们无产阶级要借助先锋队，夺取政权，控制国家机器，但是之后怎么办呢？列宁还没有来得及回答就撒手人寰了。斯大林没有回答这个问题，他认为苏联已经消灭了剥削阶级。而他认识到socialism国家依然存在着两条路线的斗争，依然存在这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于是在1966年给出了自己的答案——继续革命。这就是大革命的起因。 历史已经证明，这个判断是正确的。但是这个答案没有得到很好的总结和批判，便被一纸《决议》尘封在政治的橱窗里，成为了“伟大复兴”的“眼中钉”与“肉中刺”。 在民间，大革命被切割成碎片，不同的人根据自己的需要进行挑选。有的人看到暴力与血腥，歇斯底里地呼唤爱与和平，人性的复归；有的人看到秩序的崩溃，便高声呐喊“稳定大于天”。有的人看到“乌托邦”的幻灭，认为建立“地上天国”是痴心妄想。有的人认为应当认为目的是好的，但是方法过激了。近年来有些新气象，开始强调人民群众抵制大革命的不良影响取得了经济上的发展。 但这些解读都是服务他们自己的政治取向。当然他们也没有义务面对这个问题，这是socialists的责任义务。

一个大革命还是两个大革命？

一些自由主义者认可大革命中群众运动的正面意义，却不愿意委身于毛的旗帜之下，于是提出了两个大革命的说法。一个是毛的大革命，一个是群众的大革命；前者是权力斗争，后者是民主斗争。他们认为毛是一个波拿巴主义者，是要挑动群众斗群众来巩固自己的地位，而只有群众自发的运动才是正义的。还有一部分自由主义者则是认为群众“只反贪官不反皇帝”是“假造反”，连群众运动也一并否认了。 但是，我们在上文已经讲过，毛的领导作用非常重要，如果没有毛的积极推动，群众运动便是无源之水——在一些资料或者回忆录里，群众受到毛讲话或者中央文件的感召而起来行动是非常常见的事情。更何况路线斗争和权力斗争从来都是一体的，哪有主导路线却不掌控权力的道理？即使退一步讲，如果毛只是单纯地巩固自己的地位，那完全可以按照过去整风的方式走，而不需要“让群众自己解放自己”这般多此一举。这些自由主义者不相信毛作为理想主义者的气魄，不认可毛能代表人民群众，否认毛与群众的一致性，割裂毛与群众的关系，完全是颠倒是非。

三年说还是十年说？

近年来有一些新的论调，将前三年的混乱与后七年的相对平稳期区隔开来，强调后一时期外交突破和经济发展为改革开放打下的基础，无缝接轨伟大奋斗七十年。诚然，打破“十年崩溃”的谣言，还历史以真相是一个好事。但是，大革命的主要方面仍然是socialism政治实践，只强调经济不强调政治不过是一种调和前后三十年的经济主义话术罢了。因此，我们依然要将大革命整体地看待，而不是切割。

革命的主体

如果说上文是反对将毛与群众割裂，那么这一节则是反对认为毛对大革命有绝对控制力。举一个例子，有一种谬见认为，1966年8月18日毛在接见红卫兵时对宋彬彬开得玩笑话“要武”是导致大革命暴力兴起的原因。但是，在8月8日发布的《十六条》第六条明确提出“要文斗，不不要武斗”，为何却没有这般“魔力”？难道是因为毛的话在8月18日灵，在8月8日就不灵了吗？不去分析社会中的各种政治群体，将一切责任置于少数人上，不过是反向的个人崇拜罢了。 要对大革命祛魅，我们就必须把握这个舞台上的主角是谁，而不是笼统的归咎于抽象的“红卫兵”或者哭诉“四人帮可把我们害惨了”然后比出五个手指头。

群众组织历史概述

在五十天专政时期，虽然没有正式的红卫兵组织，但是在学校里已经出现了支持工作组的“多数派”和反对工作组的“少数派”的分化。而随着1966年八月毛接见红卫兵，工作组撤出学校，红卫兵组织得到了正式认可。 在毛接见红卫兵到批判资反路线的提出期间，北京以高干子弟为主的红卫兵率先活跃起来，这一部分就是老红卫兵。这部分红卫兵可以说是大革命高潮来临前的逆流。他们依仗着自己高干子弟的身份，提出反动纲领“血统论”，制造“红色恐怖”，在“破四旧中”大肆破坏文物彰显自己的“革命本色”，给群众带来了深切的灾难。但是，老红卫兵中也不全然是破坏者，在全国各地串联的老红卫兵对于地方省份群众组织的兴起是有积极作用的。 而随着“批判资反路线”开始，毛正式将矛头对准“当权派”，全国性的群众运动正式开始了。而被作为批判对象的各级党委显然不会坐以待毙的——事实上，在批判资反路线以前他们已经在有意压制群众造反了。但是不同地区的干部态度也有差异，比如黑龙江的潘复生，山东的王效禹，四川的二挺等是支持群众运动的。于是他们扶持一批群众组织保护“当权派”以压制其他群众。因此，群众组织就被划分为保党委、保工作组的“保守派”，反党委、工作组的“造反派”。需要注意的是，当时的群众组织都会打出革命的旗帜，而“保守派”和“造反派”的划分是根据群众组织具体的纲领和行为划分的。因此，某些“保装造”的说法是不恰当的。 在毛的领导和各地群众组织的斗争下，除部分省份（如广西）外，全国大部分地区的保守派组织瓦解了。一部分地区的保守派在“二月逆流”中复辟（如湖北武汉）。在“一月夺权”后，造反派内部往往因为派性问题出现分裂——比如权力分配和政治纲领的分歧。失势的老干部和保守派，以及随后军队支左的介入，又使得局面更加复杂，一些地区出现了剧烈的武斗。上海的大联合做的比较好，这也是工总司领导者威海卫受到青睐的原因之一。 最后，随着军队的三支两军和各省市革委会相继成立，武斗才逐渐平息下来。

群众组织的特点

纷繁的政治斗争看得让人眼花缭乱，但并不是无规律可循。一般而言，保守派组织往往有“三多”——干部多，党员多，积极分子多。这部分群体在历次的政治斗争都是得利者，也因此在文革中他们更倾向于拥护工作组，保护各级党委。而造反派往往主要有工人、学生以及历次运动中受到压制的人参与，后者参与造反运动往往有很强的政治诉求（比如在大革命初期的枪黑材料运动）。但是一般而言，“黑五类”群体参与这类运动会被设置门槛——因为群众组织都害怕内部因为“黑五类”太多而被敌对组织指控。通常来讲，保守派组织的成员会更加“纯洁”。 在具体的政治实践中，不同阶层的社会个体也会因为各自的社会环境作出抉择，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工人可能因为给学生打抱不平就走向运动的风口浪尖——比如无锡的卜岩卜司令。所以要考察个体在运动中的际遇，地方cr史的研究是非常重要的一环。这也意味着某些对空泛的能指歇斯底里的行为是毫无意义的。 大革命的确促使了相当一部分人思考和审视中国的社会;从这个角度看，“让群众自己教育自己”的目的达到了。但是这种自我教育还是有限的。保守派成员中有很多党员、积极分子或者先进个体，他们在历次政治运动中都是既得利益者，在大革命中也是像过去一样紧跟各级党委，结果就走向了反面，在被打倒后又倒向逍遥派不问政事。一些知识分子净距于革命和混乱，投向了庸俗的人道主义和人道主义的怀抱。一些农民受利益驱使，被蛊惑进城武斗、“摸鸡棚”或者在农村直接参与物理清洗。一些造反派在夺权后不满于权力分配，闹派性问题，制造分裂。这些问题都表明，彼时中国的无产阶级还不够成熟，还需要时间锻炼和成长。

暴力问题

大革命期间存在非常多的暴力问题。我也反对暴力，但不是抽象地反对一切暴力。如果我们要反对西纠、联动等保守派组织“红色恐怖”和地方军头的图鲨，就不能反对造反群众武装保卫自己。以革命的暴力反对反革命的暴力完全是正当的，抽象地反对一切暴力不过是一种傲慢地坐岸观火罢了。 同样，在“破四旧”中，一些人为了彰显自己的“革命气节”，捞取政治资本，乱砸文物，那固然是要反对的;但是群众自发的去砸烂封建礼教的象征物比如贞洁牌坊和孔庙，破除封建迷信的思想，那恐怕是没有反对的理由的。

革委会

大革命并没有彻底地摧毁旧的国家机器，而是重塑了国家机器，而革委会就是这样的产物。一方面，许多老干部被打倒后，又被解放出来继续工作，另一方面，造反起家的新人进入政权参与到社会管理之中。革委会精简了过去冗余的官僚机构，多出来的干部则被下放到五七干校中作为干部后备军。在干部管理方面，干部需要定期下放劳动，了解基层的情况。这些对于社会是很有积极意义的。 但是，造反派往往缺少政治斗争的经验，很容易被老干部挤兑而靠边站或者在后续的政治运动“清查五一六”、“清理阶级队伍”中遭到打压。

批林批孔与反击右倾翻案风

相比于于大革命早期的风暴，大革命后期的事件受到的关注相对少了一些。但也有些值得谈的点。比如批林批孔虽然以政治影射为主，儒法斗争的史观可能略显狭隘，但是其对旧中国思想的批判依然有很大的参考价值。 而反击右倾翻案风是毛去世之前保造两派最后一次斗争的高潮。某人复出之后恢复了过去自上而下蛮横的政治作风——比如往农村派工作组“割capitalism尾巴”。因此激起了文革派的反对。但这也只是造反派最后的绝唱了。

问题在哪？

当初毛在窑洞里回答黄炎培的“历史周期律”之问，给出了“民主”的回答，毛所言的“民主”不是选票或者代议制，而是“人人负起责”。在我看来，大革命就是对这个问题的解答：让群众从远离政治的意识形态循环中挣脱出来，以主人的姿态为自己重新设立必然性。但是，大革命过程中出现了很多波折。相当一部分老人对于大革命除了“乱嗡嗡”就没有别的印象了——他们并没有“进入政治”。一些人在当时并没有认识到capitalism复辟和revisionism的危险，直到“大厦崩塌”才追悔莫及。有的人一以贯之做“桃花源中人”，觉得先锋队不存在问题，结果笑到了最后。而毛本人在大革命期间有时也会出现致命的失误，比如“七三布告”对广西422打压得太狠（当然，这与韦老爷在中央耳边有很大关系）。也许就是以上种种的原因导致了最后的“人亡政息”。 大革命问题不少，但是有一点是我认为是非常重要的：先锋队要在无产阶级专政的继续革命中扬弃自身，，普遍的政治、普遍的民主是可能的，一种不同于过往一切的政治形式也是可能的。 这篇文章算是对我这一段时间学习cr史的总结和思考，有很多问题，欢迎大佬批评指正。

2.作者：虽9死其犹未悔 链接：https://www.zhihu.com/question/33201309/answer/2082231052

不正经地讲，cr已经成为了新时代的“年兽”——一种周期性仪式的象征物。在中文互联网，一三五反对red guard打倒权威的民粹主义，二四六反对强权者清查异见者的极权主义，周日痛斥大举报，大斗争的cr复辟。甚至一些意识形态完全相反的人物在反对cr时，采取的话术都是惊人的一致。 归根结底，要“保卫我们的现代生活”，就必须时不时地对cr这头可怖的年兽“复辟”“放鞭炮和敲锣打鼓”。 正经地讲，cr对现代中国的影响是深远的。首先是击碎并重塑了国家机器，让中国的政治力量洗牌。某种意义上，没有cr就没有改革派的上台（苦笑）。而后继者在一系列改革后选择走向所谓的全民党，也是对cr的背离和考量。 其次，cr也给中国思想文化带来的大断裂和大分流。某些文化人觉得cr摧残了中国传统文化，但是我看村里的乡贤和城里的国学班搞得很红热嘛。cr对旧中国文化的反叛是无疑的，但同样的，cr和对cr的反思促使了中国思想文化的“百花齐放”。一些人从历史的创伤中反思拥抱自由主义，追求自由化和市场化比如run去浙江的某422成员和省无联的某知名文章的撰稿者（虽然他当时就是激进的自由主义者，但还是披了一层皮）。一些人在目睹了八九十年代的春风后，从老保转成了老左，重新反思无产阶级专政的意义，比如某知名关于抗美援朝的文章作者。也有的人反思人性之恶，比如某湘江风雷山鹰战团的知青。有的人学会了灵活的政治手腕，比如某北京地质学院东方红的研究生。还有的人看到了民心可用，比如某联动风雷战斗组的一名成员。 至于经济方面，成就还是不错，虽然自然是和cr“无关”，而是全体人民反对cr的成果。可见cr本身是没有人的，毕竟人都被变成了鬼（确信）。但是按照前三年和后七年的划分，中国的经济发展历史还是能通一通三统的（大嘘）。 当然，随着中国的发展，cr的符号又被重新挖掘出来并一定程度上构成了民粹主义的内核。毕竟一些人琢磨过来了，某些迫真反思cr的人是在用（他们眼中的）cr的方式反对（他们眼中的）cr。该斗争的还是得斗争，该打倒的还是得打倒，这不是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 cr在其后的四十年，被扭曲，被塑造，被“复辟”。最终，其历史的意义又逐渐被新生代挖掘出来再思考。他像一个幽灵一样徘徊在中国的土地上。cr是不死的，正如一个完满的社会没有得到最终的完成。

翻墙穷蛆滚👉😑👈🤢🤢

[deleted]

我心软，看不得这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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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些争议与思考

十七年红线还是黑线？

我们既然已经知道在前十七年存在着社会矛盾，存在着两条路线的斗争，那么红线和黑线到底谁占据上风？不可否认的是，前十七年的发展过程中出现了不少问题，比如大跃进期间过于激进的工业化和农村“刮五风”导致工农业生产失衡及人道主义灾难，反右和四清的扩大化带来的政治高压，一些旧社会的残余没有清扫干净——比如知识分子依然占据了绝大多数教育资源，官僚主义和封建主义的作风长期存在。 但是整体来看，49年到66年的共和国的整体基调依然是正面的，无论是经济增长还是社会天翻地覆的变化这些历史功绩更占主要成分。因此，我更倾向于这一时期是红线专政。但是在这十七年，国家机器在历次政治运动中不断强化，先锋队内部的问题愈发突出，这使得毛对socialism国家的建设产生了新的认识——过去整风的那一套已经行不通了。

爆发说还是领导说？

围绕大革命的起源产生了两种说法，一种是爆发说：认为从历次自上而下的政治运动都带来了社会矛盾的淤积，并且在大革命初期的五十天专政中达到了顶峰，最终爆发了出来。另一种是领导说：认为领袖本人对大革命推动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 诚然，大革命的产生是是有多方面因素决定的，但是按照重要性区分，也应当有主要因素之分和次要因素。以前我认同爆发说，现在我更倾向于领导说。试想，如果我们作为一个普通人站在1966年的时间节点上，这不过又是一次反右或者四清，只需要紧跟中央的路线走就可以保自身无虞，可是谁能想到毛南巡归来后就会发生如此大的逆转呢？国内的矛盾是长期存在的，大革命完全可以像过去的历次整风一样开始和结束。但最终以这样史无前例的形式展开，毛本人的领导作用是不可忽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