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ackground_Act_6563 | 1 points | Sep 07 2021 13:15:27

从1959年下半年到1962年底，中国人口普查数字显示，人口急剧下降。中国共产党当局把人口下降归於所谓“三年自然灾害”——粮食减产导致的饥荒造成。但近来越来越多的内部资料和海外研究证实，这是一场“人祸”，是政策错误导致，而且死亡数字相当惊人。 　　 　　西方较早提出具体数字的是美国人口普查局统计学者班尼斯特博士（Judith Bannister）八十年代初的报告《中国变化中的人口》（China’s Changing Population），该报告根据中国历年出生率和死亡率推算出∶“在中国共产党大跃进政策失败後三年灾害期间，因饥饿死亡了3,000万人。” 　　 　　据专门研究共产国家异常死亡的美国夏威夷大学政治系教授拉梅尔（Rudolph Rummel）在《华尔街日报》（1986年7月7日）发表的“战争并非本世纪的最大杀手”（War Is not This Century’s Biggest Killer）一文中的数字∶“毛泽东时代，有2, 700万人死於饥饿。” 　　 　　前《纽约时报》副总编辑索尔兹伯里（Harrison Salisbury）在1992年出版了专着《新皇帝们∶毛和邓时代的中国》（The New Emperors ∶China in the Era of Mao and Deng）。索尔兹伯里曾多次访问中国，并采访过赵紫阳、杨尚昆、薄一波等，该书很多数字来自中国共产党高层官员。在谈到六十年代初的饥荒时，该书引述中国共产党公安部一位资深官员的估算，根据当时全国颁发的“领粮证”计算，有3,000万人饿死 （後来再没使用“领粮证”）。据前中国共产党中央总书记赵紫阳的估算，“当时饿死的人数在4,300万到4,600万之间。” 　　 　　1996年，前英国《卫报》记者，香港英文《南华早报》驻北京采访主任贝克尔（ Jasper Becker）的专着《饿鬼∶中国的秘密饥荒》（Hungry Ghosts: China’s Secret Famine）在伦敦出版。该书首次对中国六十年代初死於饥饿人数进行了大量采 访和研究。贝克尔曾前往中国几个省份查看了“地方志”，并通过私人关系看到了一些中国共产党有关文件，进行了第一手察访，因而该书有很多首次公布的资料。 　　 　　根据贝克尔的采访调查，当时所以出现饥荒，主要原因∶一是大跃进时九千万人大炼钢铁，没有照顾农田；二是大跃进谎报粮食产量，导致当局相信农村有足够粮食，不仅不发粮，还仍按谎报产量推算的数字徵购粮食；三是当出现粮荒时，北京决策者认为是漏网右派造谣，农民藏粮反对共产党，因而继续用强制手段征粮，并镇压说饿的农民，禁止村民外逃找粮。 　　 　　这场人为饥荒导致大规模死亡，贝克尔的书揭示，其中河南、安徽、四川、甘肃、贵州等五个省最为严重。河南省很多乡镇的饿死率达20-30%；该省信阳地区1958年有人口800万，结果400万人饿死，死亡率达50%，是当时中国饿死率最高的地区。 　　 　　在当时3,300万人口的安徽省，“死於饥饿237万人。其中最严重的是凤阳县，有5,100人饿死，孤儿达3,304个（多数在10岁以下）。”“在凤阳，面对饥荒，中国共产党干部认为是阶级敌人破坏，对声称饥饿、以及被怀疑藏粮的农民进行迫害∶包括活埋、用绳子勒死、割鼻子等器官┅┅被迫害人数达 28,026人，其中441人被酷刑致死，383 人终生残废，被关进监狱的2,000余人中，有382人死在狱中。” 　　 　　後来流传到海外的中国共产党官方“凤阳报告”（陈振亚於1961年2月根据该县各 乡上报的资料写成，载香港《开放》杂志1994年3月号）∶该县饿死 60,245人（接近该县农村人口的五分之一），8,404户全家饿死，出现603起吃人事件（当地人说，那时只要看到谁家的烟囱冒火，一定是在煮人肉）。 　　 　　《饿鬼》说，甘肃省当时有1,200万人口，最低估计有69万人饿死。在当时有1,600万人口的贵州，“约有100万人死於饥饿。其中遵义地区（中国共产党长征时在此召开 着名的遵义会议），八个人中仅有一个幸存。” 　　 　　四川是中国人口最多的省份，饿死人比例也相当惊人。贝克尔的调查估算数字是，四川死亡人数在700到900万之间。 　　 　　仅上述五个省——河南（饿死780万）、安徽（饿死230万）、甘肃（饿死130万） 、贵州（饿死100万）、四川（饿死900万）的统计估算，就有2,140万人死亡。 　　 　　2008年，中国资深记者杨继绳花了15年调查采访写成的长篇报告《墓碑——中国六十年代大饥荒纪实》在香港出版。这本长达1100页、80万字的专着，被专家评为迄今对中国那场“大饥荒”的死亡人数、发生原因，最详尽、深入的调查报告。杨继绳的结论是，中国当时有3,600万人饿死。 　　 　　该书提供很多第一手资料∶河南信阳地区，因饥荒而发生严重的人吃人现象。在饿死人最多的三个县（光山、淮滨，商城），杨继绳采访到的很多人都说，当年要麽自己家吃过人，要麽被人吃了，要麽见过别人吃人的场景。安徽亳县，全县超过20万人饿死，“以至把人肉煮熟後，还发生了抢人肉吃的场面。” 　　 　　该书提供了一个以往这方面专着都没有的资讯∶在当时中国发生大饥荒，饿死人最多的12个月里，中国粮食部的记录显示，库存粮仍有887亿斤。即使到饥荒最严重时， 中国仍有403亿斤库存粮，照当时标准，相当於1亿4千万人一年的口粮。有评论说，如 按中国历史上最常用的救荒手段，开仓放粮，即使拿出一半救灾，也不会那样饿死人。这些资料更证明，这完全是一场人为政策造成的大众死亡。 　　 　　对中国大饥荒死亡人数提出最多估算的是上海大学学者金辉，他在该校文学院出版的《社会》月刊（1993年4、5月合刊号）发表的“三年自然灾害的备忘录”专文中说∶“1959到1961年之间，全中国非正常死亡人数可能在4,040万至4,319万之间。” 　　 　　金辉提出的4,319万，是从中国国家统计局公布的各年度人口总数、出生率、死亡 率为基础及调查推算得出，而且是在中国官方刊物上发表，因此比较引人注目（该杂志因刊载此文随後遭当局查禁）。 　　 　　从海内外专家学者的各种研究成果可以看出，中国那场大饥荒的死亡人数，起码在3,000万左右，而且是人为政策造成的，完全是一场“人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