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riendlySomewhere870 | 1 points | Aug 05 2021 10:32:19

大清集美

一百余年前的如火如荼、热情高涨的义和团反帝爱国运动中，在天津地区曾经出现过名为“红灯照”的女性爱国组织。“红灯照”的出现，是义和团运动发展到一定程度的产物。

著名的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范文澜先生认为这意味着义和团运动具有广泛的群众性。当时除少数地方有“白灯照”外，天津地区尚有“黑灯照”、“兰灯照”、“青灯照”、“花灯照”等名目。

据史料来源极为芜杂的《拳乱纪闻》一书记载，庚子年（1900年）三月十三日，“闻现在津郡城厢内外，时有幼童演练义和拳，又有幼女演练红灯照。此种陋风河东一带尤甚，小营门内外亦有之，以致谣言四起”。由此可知，义和团运动进入天津地区之后，就出现了幼女练习拳法的组织“红灯照”。

当时浸淫于义和团和红灯照修炼上法的人们普遍相信他们的修炼可以获得无限的神通，据清末民初的胡思敬在其《驴背集》中记述：

红灯照者，皆选室女未嫁者为之。室中祀九逵道人，以铜盘贮水置神前，绕行叫‘飞’字不绝。自言练四十八日，即能飞行空中。

按照这种说法，未嫁的幼女练习“红灯照”上法，练习满四十八日便可脱离地心引力，自由飞行于空中。华北地区民众有如此观念之时，大清正值光绪二十六年，公元纪年是1900年，20世纪刚刚开始。

民间对于“红灯照”法力的记载更是出神入化，不知作者的《天津一月记》对“红灯照”练飞的记载更为速成，说练习“五日后可凌空”。

不仅会飞，还能水上漂，在《拳事杂记》的记述中，“红灯照”的修练就更为惊人，“又有红灯会，用十余岁之女孩，立水池之旁，师诵咒喃喃数周后，孩即步行水上，鞋底不濡；手执一灯，腾身渐高”。

在民教冲突和中外矛盾极为尖锐的时代背景下，“红灯照”既然有如此神奇功法，那么肯定是要用来抵御外侮、惩罚洋人的。在《拳变余闻》中，“红灯照”肉身飞行的法术被用于向洋人空袭，“红灯照”修练会飞，“能于空中掷火焚西人之居，呼风助火，焚无余”。在“红灯照”无敌功法的作用下，“已有数百人分赴各国焚其房舍，日今外洋十八国已灭十六国。”

在大清洋务运动已经进行近四十年的情况下，民间社会依然还好相信神功秘法可以抗击洋人侵略者，“灯到处，大火立至”，“能远取人首级，且能屹立不动，魂出交战，一切军器，瞥不畏俱，枪炮遇之即不能燃。”

既然“红灯照”有如此神通，那么平日里无助又无能的百姓又有什么理由不去追捧崇拜呢？对于“红灯照”，天津百姓是“深信之。入夜，家家悬红灯，迎‘红灯照’仙姑也。”“红灯照”“辗转传播，众共信之为天人，所至则夹道人众，咸伏地泥首，俟过去方敢起立。”

“红灯照”盛行于京津地区之后，经常上街游行，名之曰“踩城”。她们的装束是红衣、红裤、红鞋，每出游时，“幼女挽双丫髻，稍长者盘高髻”，一般都是左手持红灯，右手持红巾，及朱色摺叠扇”，“十百成群，招摇而过市。”

如此极富民间戏剧色彩的装束，又如何能去应对军事斗争呢？即便是中世纪的战争，对于邪术也是拒绝的。

在后来抵抗八国联军的反侵略战争中，义和团攻打西什库教堂，久攻不下，便求助于“红灯照”，“今为西什库洋楼，无法可破，特请金刀圣母、梨山老母，每日发疏三次，大功即可告成。”然而，西什库始终是没有打下，毕竟仙术是打不赢真刀真枪的。

在天津地区的“红灯照”中，有一位极其传奇的“黄莲圣母”。据罗惇曧的《拳变余闻》记载，庚子年五月中，“有黄莲圣母，乘舟泊（天津）北门外”，成为“红灯照”的主要领袖。

根据多种文献记载，“黄莲圣母”的真名叫林黑儿，幼时随父跑江湖卖艺，稍长，嫁与李姓船户之子，靠捕鱼运货谋生，生活贫苦。另外，还有一些资料记载说林黑儿系津门土娼，也有说是民间女巫的。

根据刘孟扬所撰杂史《天津拳匪变乱纪事》所述，“有一红灯照名黄莲圣母者，年三十余，系一顶神看香头之巫婆也。与其妹名三仙姑者，居往侯家后河中盐船上，用洋绸将船四面围严。”

但是，根据吴永的《庚子西狩丛谈》所言，“黄莲圣母”系张德成突然推出的人物，“更有巨滑，别出心裁，从天津觅得一土娼，略有姿色，而悍泼多智巧，乃群奉之为女匪头目，号称黄莲圣母，珠冠绣服，衣饰仪从如妃后，更怂恿青年妇女，投拜麾下”。

另外，根据王其榘、 杨济安所辑录的《有关义和团人物简表》说法，“黄莲圣母”是出身于江湖卖艺人士：

相传为侯家后船家女，小名黑儿，查知姓林；或云圣母幼习拳棒，善戏艺，曾挟技走江湖，在上海奏技，其父以犯洋人之禁，曾被逮入捕房，圣母以是恨洋人入骨。庚子山东义和团起，因与张德成等相结，密谋起事，乃自称仙姑，谓能以符水治病，欲以此聚众，众果信之，千里投拜者，不绝于道，妇女尤信其术，圣母乃因而组织之，曰红灯照。

出身于江湖卖艺之家，与洋人洋教有杀父之仇的这种说法很契合民族英雄的塑造要求，所以后被主流史学采纳。1900年，林黑儿的父亲触犯洋教势力，被教民毒打，伤重身死，适逢天津城内外有练红灯照者，林黑儿加入其中，很快成为首领，“拳匪谓其能通神，奉为‘黄莲圣母’，备极恭敬。裕禄亦崇信之，派遣道员谭文焕供应一切。”

当时的直隶总督裕禄一直是义和团的重要支持者，他对于“黄连圣母”的尊崇也不奇怪。“黄莲圣母”地位的形成与义和团“坎字团”首领张德成的支持不无关系，正是在张德成的支持下，林黑儿组织红灯照，在静海独流镇设立坛口，成为大师姐。

虽然，不久之后，林黑儿在杨柳青设立坛口的计划被当地士绅阻止而未成功，但是很快她就以“黄莲圣母”的身份进了天津城。庚子年六月某日，林黑儿乘船抵达天津北门外，桅杆上悬挂着书有“黄莲圣母”字样的红色大旗，站立于船头船尾的红灯照姑娘，个个红衣红鞋，手持红灯。成千上万的津门百姓折服于这位拥有无边法力的“黄莲圣母”，聚集于运河两岸，焚香跪拜。

不止是普通百姓，就连身为直隶总督的裕禄也身穿朝服将这位“黄连圣母”迎入总督衙门，尊崇有加，交谈时以尔汝相称，为她制黄旗两杆，大书“黄莲圣母”。林黑儿在天津设坛收徒，信众不计其数，门徒就达二三千人之多，每每举行仪式之时，“圣母坐神橱中，垂黄幔，香烟敬供，万众礼拜”。

尽管后世关于“黄莲圣母”的传说很多，然而事实上，“黄莲圣母”及其麾下红灯照在天津城的活动仅仅集中于1900年6月到7月14日天津被八国联军攻陷的一个多月间，其活动亦更多是精神性和宗教性的，形式远远大于内容。

譬如，与其在很多地方一样，“黄莲圣母”热衷于带领红灯照“踩城”，红灯照女子们头披红巾，身着红衣，脚穿红鞋，手持红扇、红灯，“每在街上行走，有二三十个男子相随，皆持洋枪，其妹三仙姑行走时，亦有二十余岁之男子数人跟随，传谕人等，皆须闭目不可看，于是皆敬之为神，焚香跪接焉。”

仅仅一月有余，“黄莲圣母”的踩城频率达到每十天一次，红灯照女子们边走边舞，呼喊诸如“妇女不梳头，砍去洋人头；妇女不裹脚，杀尽洋人笑呵呵”等口号，津城女子莫不羡慕。

作为修炼上法的仙人，“黄莲圣母”自然还有能力为义和团民治病疗伤，发放避弹符水。义和团有受枪伤的团民大都抬往黄莲圣母处求治，“其治法用香灰涂抹伤处，谓能止痛收口，故受枪伤者多抬往求治；不效，则曰此人平生有过处，神仙不佑，故不能好耳。”

伤口痊愈了，就是“黄莲圣母”的神药有效；如果无效，就是此人平日有罪孽，神仙也不保佑了，总之横竖都是圣母有理。

天津被八国联军攻陷之后，这位“黄莲圣母”的结局又是如何呢？一种说法是被联军杀害，“黄莲圣母与三仙姑被人缚送都统衙门，正法完案”；另外还有一种耸人听闻的说法，说“黄莲圣母”被联军俘获，“屡于都署询鞠，无甚要领，遂载往欧美各洲，以为玩物云”，甚至说被联军做成了人体标本送往欧美展览。

无论“黄莲圣母”最终结局如何，都是一种悲剧，一个出身于底层的普通女子，因缘际会成为政治风云中的要角，其实也不过是幕后政治大佬们的提线木偶而已。

因民间民教冲突而兴起的义和团运动，进入京津地区之后，很快被朝廷内部保守王公利用，成为宫廷权斗的工具，“黄莲圣母”不过是被推到台前的可怜人而已。

战争硝烟散尽之后，“黄莲圣母”的话题并未褪色，更被塑造为反帝爱国的女英雄。在辛亥革命时期，一些革命党人将“黄莲圣母”比作爱国主义的符号，譬如章太炎将“黄莲圣母”纳入“倡义起兵功烈卓著者”之列，并称“法兰西之革命，亦拥女优为自由神，与义和团之黄莲圣母何异者？”

章太炎把黄莲圣母与法国大革命中被尊为自由神的“女优”相类比是为了凭借“黄莲圣母”在民众中的号召力，传播爱国、革命、妇女解放的思想，为其政治宣传服务，然而难道不知“黄莲圣母”护佑的是他极力想要倾覆的满清朝廷吗？

20世纪40年代末、50年代初期以后，随着鼎革之势的完成，“黄莲圣母”更是被塑造为革命的化身、爱国的精神象征，其形象被纳入国家话语体系，赋予革命、反帝、爱国的标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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