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zh123123321 | 1 points | Jun 22 2021 13:02:22
民主造就了中国的失败——漫谈辛亥革命与苏联解体以及为何中国离不开中共冲浪tv东亚政治研究中心 一之濑姬月同志作
清末西学东渐，中国的知识分子认为西方的政治优秀，更贴近中国古代三代政治的初衷，礼乐兴盛，国富民强，而清朝则溃而不崩，斯文扫地，满目衰败。
现在许多人不承认这一点，认为中国的知识分子小题大做，当时只是输了战争，只是武器军队落后而已，他们回到了洋务运动的思想阶段。但中国人对社会思想落后的认识，是从明代就开始的，明代耶稣会已经造成了小规模的西学东渐，中国知识分子也在自己探索向前的道路，黄宗羲的《原君》中已经开始抨击君主。
满洲人入侵并没有让中国知识分子觉得自己需要鞑靼化，顾炎武对明朝灭亡的总结是需要更多经世致用之学，而非全盘推倒中国学。清末遇到的三千年大变局，是先进文明对落后文明的入侵，使中国知识分子受到了震撼，才会最终产生全盘西化的欲望，这是不得不要在先说明的。
中国的知识分子逐渐形成了师法西洋的共识，从洋务运动到戊戌变法，到立宪运动，以及辛亥革命，五四运动，一次比一次激烈，但内核却是中国式的，尽管中国现代人提到康有为此人一定满不在乎，觉得他人品不佳，抄袭，自我美化，贪恋权钱等，但康有为的思想，正是现代中国的奠基思想的典型表现。
康有为戊戌变法失败后跑路欧美，在瑞典买了一个小岛，建了一座豪宅，写了一本《大同书》，从书名即可知道，他追求的是古代中国人追求的大同世界，夜不闭户，鳏寡孤独皆有所养之类的。
当时时代的中国人，谁在提到宪政、革命等东西的时候，心中恐怕都在想着这样一副画面。这就埋下了一个悲剧的种子——中国人对宪政共和的期望值太高，认为达成了它，就万事大吉。他们师法欧洲却不盼望欧洲的景象，不看到欧洲平民的贫困和战争的激烈，对人道的毁灭，以及资本主义对人性的压迫，欧洲知识分子自己也在闯荡前路，在挣扎，中国人却把当时的欧洲的制度当作自己完美的追求，提升到天国的高度。
原因是什么呢？因为人们对两千年专制帝国的历史终结抱有极大的热情，康有为《大同书》中写他要破除私有财产、性别、教育差别、体格差别等九个界限，甚至要破除人和动物的“类界”，达到一切的平等。在对他的批评展开之前，要提到一个东西方差别问题，很多人觉得提东西方差别会显得很无聊，但有用啊。
西方的哲学会魔怔一点，极端一点，以便于更好的说明和使人理解，中国的哲学就中庸，模糊，混沌。康有为很显然是比较魔怔的，毛泽东也是很魔怔的，他认为矫枉必须过正。邓小平向日本军人鞠躬，江泽民说“凡是不利于中日关系的，一定不要去做”，都是以便于人理解的、提纯了的口号。
所以《大同书》他设想激进，却现实中表现为改良派。
这里就要提到苏联了，政治局常委弗洛洛夫是戈尔巴乔夫的主要谋士之一，是一个哲学家，俄罗斯民族自己的哲学家，并非西方哲学家。一些观点认为戈尔巴乔夫改革是俄罗斯民族性的必然。
陀思妥耶夫斯基在《卡兄弟》中提到一个故事，说耶稣在乱烧人的西班牙显灵，结果被抓起来了，西班牙人问他：“耶稣啊，你给人自由，人却饿死了，我们现在不给自由，大家反而吃的饱饭”，陀思妥耶夫斯基又有一句名言大概意思为“一旦承认二加二等于四，人就结束了生活”。
屠格涅夫说“仁慈的上帝，请赐予我们说二加二等于五的自由”，而乔治奥威尔《1984》中说极权国家把真理变成二加二等于五，人的所谓自由，就是有说二加二等于四的权利。
二者追求的截然相反， 奥威尔追求真理，默认真理是正义的，而俄罗斯人追求人的正义，在大是大非面前不讲科学道理，如果二加二等于四使人难堪，就应该让二加二等于五。
所以俄罗斯的改革派叶利钦等人，宁肯用独联体代替苏联，也要干掉苏联，他们亲手毁灭了沙俄和苏联的基业，为了什么？为了人本主义的二加二等于五，热情造成了动荡。
中国与俄罗斯有许多相似之处，尽管中国不信基督，但中国人的仁爱精神仍然不愿意让二加二等于四这条真理杀人，有人可能说“不对啊，中国朱熹那套东西，不是就欺负下人，赶尽杀绝吗？”
这句话很有道理，但要知道的是主导现代中国的奠基者们完全反对朱熹和孔孟，他们更贴近于乾隆年间的学者戴震，戴震说朱熹以理杀人，不在乎饥寒交迫的民众，他这种言论你在五四运动时随处可见。
重饥寒之民，就必须轻理，不承认二加二等于四，因此二加二等于四代表现实，现实就是即使是欧洲自己也一屁股烂账，怎么可能推掉一个屎盆子，再来一个屎盆子？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中国和俄罗斯的政治败坏全因为理想主义蛊惑人心，为何理想主义占据上风？因为中国的君主最为脆弱。
拿英国举例子，英国王族自1066年至今一脉相承，维京人劫掠法国，被法王裂土议和，封在诺曼底，从此维京人变成了法国人。1066年法国诺曼底公爵威廉渡海北伐征服了英格兰，诺曼末代君主没有子嗣，唯一合法后裔是堂妹和安茹伯爵的儿子亨利，于是亨利继承了诺曼的王位，和平改元建立了金雀花王朝。
金雀花王朝最后的理查二世被臣子政变，趁他去爱尔兰的时候，拥立了他的堂兄兰开斯特公爵取而代之，于是金雀花王朝变成兰开斯特王朝。
兰开斯特公爵又被约克公爵取代，建立了约克王朝，以上三个国王有一个共同的祖父。
兰开斯特和约克两家联姻，剩下的儿子亨利建立了都铎王朝，都铎末代伊丽莎白没有结婚，指定亨利的女儿和斯图亚特勋爵的儿子继承王位，建立了斯图亚特王朝，斯图亚特的安妮女王没有孩子，由公主索菲亚和德国汉诺威选帝侯之子继承，建立了汉诺威王朝。
维多利亚女王的长子爱德华随父姓，建立了萨克森-科堡-哥达王朝，二战时德国变成敌人了，不能用萨克森的地名，于是变成了温莎王朝。他们的王朝更替流血不多，除了兰开斯特和约克的玫瑰战争，而且总在一个血统中，不像中国，群雄逐鹿，全盘推翻。
很多学者说中国没有农民起义，因为农民起义指的是以农民身份进行起义，而中国的人民起义是以臣民的身份发起叛乱，没有基于农民身份，他们要求皇帝的位置，不要求阶级利益。
中国的君主格外脆弱，而即使是俄罗斯，他们的留里克王朝，862年-1598年，有736年，之后是留里克王族的亲属米哈伊尔建立了罗曼诺夫王朝，被俄国革命推翻。
原因是专制，中国专制的很早，责任和义务一体，很早就引导人民关注他本人，而不是和封建领主斗争。
欧洲专制的出现，是手工业者们的欲求，追求统一市场，反教权等，中国的专制建立的很早，结束了封建时代，正是人民的呼声所致。有人说不对啊，商鞅和秦政不是古人很批判的吗？
事实上很多记载证明商鞅变法给了中国底层百姓利益，最重要的就是毁灭了井田制。
关于井田制，目前讨论很多，但主流认为“普天之下莫非王土”，也就是土地为君主所有，没有私有制，一块土地分为九块，外面八块分给百姓耕作，中间一块由这八个百姓负责，产出缴税，先干完公田的活才可以去私田。百姓不拥有土地，只是做君主的雇佣农。
商鞅变法废除了井田制度，“民得买卖”，可以私有土地，这不是对公民权利的进步吗？那么有人问了，既然人心所向，为何二世而亡？
一是秦国毁灭了井田制，但建立了授田制，土地原则上还是国有的，百姓只能耕种，虽然这是进步，很多百姓实际上已经可以私有土地，比如秦始皇三十一年下令“黔首自实田”，一般学者们解释为让百姓报告自己的土地规模，以便于收税，也就是政府不知道百姓有多少地了，控制肯定是减少了的。
但这种授田制，不能满足人心，汉代建立以后，就彻底解放了土地私有制，不限制人民拥有土地和奴隶的数量，王莽改革就是因此而起，他希望抑制兼并，恢复王田制。
二是秦始皇自己有问题，一些说法认为秦始皇事实上没有奋六世余烈，而是扬了六世余烈，把秦的大好江山给祸害没了。
综上所述，总结一点，中国专制的早，民众的利益在政治中的分量更多，以至于一直以来有所谓“民粹主义”，官僚政治是专制的伴生物，它产生的科举和做题崇拜以及其他一切对我们社会扎根很深，在14世纪以前，这是很先进的，这种东西产生的中国民众和专制君主的合作，造就了中国独特的局面，即中国不愿承认二加二等于四，辛亥革命以后的节奏就变为一次次理想的浪潮，高飞，低落，摔得更狠，实际上不接受理性和包容，不肯低头躬耕。
因此，肯低头躬耕的中国共产党，对于中国来说，不可或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