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even_Yi | 32 points | Jun 18 2021 07:57:41

一个比孙志刚还要惨的人，给大家见识一下什么叫支性。

作者：边城蝴蝶梦

2003年，在北京一座天桥，当时26岁还在北大读博的罗翔偶遇一位河南老太太问路。这个老太太从北京西站走到双安商场，已经走了四个多小时。她的儿子在北京打工，深夜回家时被巡逻的警察抓了起来。20多天后，孩子的清白被证明，但他的手指却废了，精神彻底崩溃，成了疯子。罗翔说要打车送她去法律援助中心，老太太扑通一声给他跪了下来。

“她问了问我的身份，当我告诉她我还是学生时，她又一次哭了，哽咽地说道：‘如果不是家里穷的话，我那儿子现在也是大学生，也就不会遭这个罪了。’”

到了法律援助中心，罗翔想陪她上去，但老太太对他鞠了个躬，说你还年轻，不要介入这种可能影响将来前途的事情。

18年后，已经有千万粉丝的罗翔，在一档视频节目中回忆了当年偶遇老太太那件事。他说，至今都羞愧不已。他没对老太太透露的一件事是，他当时已经考过律师执照了，是可以帮到老太太的，但因为不想惹麻烦，所以话到嘴边也没说出来。

这个无钱无势的河南老太太，能帮儿子讨回公道吗？

这是一个不难回答的问题。

2003年，罗翔遇到老太太的那一年，发生过很多事。比如孙志刚事件，比如李思怡事件。

2003年3月17日晚上，刚到广州工作不久的湖北大学生孙志刚，因为没有暂住证，在去网吧的路上，被警察送到收容所。三天后，孙志刚死于工作人员以及其他收容人员的野蛮殴打。

此事经勇敢的南方都市报报道后，引起了轩然大波。新浪在头条位置悬挂了两三天，多名学者上书全国人大，要求就此对收容遣送制度进行违宪审查。 当年6月20日，国务院出台《城市生活无着的流浪乞讨人员救助管理办法》，“收容”变成“救助”，运行了21年的《城市流浪乞讨人员收容遣送办法》被废止。

发生在成都的李思怡事件，比孙志刚事件更为凄惨，但影响则要小得多。18年后，可能已经没几人知道这件事。

2003年6月21日傍晚，成都市青白江区青江西路65号院一幢的居民，终于确定找到了臭味的来源。这股臭味，几天以来，一直困扰着他们。

三单元一楼25号，是吸毒的单身妈妈李桂芳和三岁的女儿李思怡的住所。

接到电话赶过来的民警，从阳台进入厨房，再经厨房进入客厅。进入客厅后，民警发现主卧木门的明锁扣被毛线绳拴着。解开毛线后，民警推门觉得有阻力，推开一半，发现门后有一具小女孩的尸体。

现场惨不忍睹。

尸表检验显示，死者“头发已大部分脱落……尸体高度腐败，腹部及四肢皮革样化，头面部、颈部及会阴部有大量蝇蛆附着……”

小女孩被排除因暴力打击致死和因中毒致死的可能性，公检法一致认定她死于饥渴。

案情并不复杂。

6月4日，两个朋友约李桂芳一起吃午饭。李思怡跟着妈妈一起去了，这也是她吃的最后一顿饭。

饭后，李桂芳先把孩子送回家。那几天，李思怡正在生病，上午刚打过吊针，到家后很快就睡着了。李桂芳用一条毛线绳拴住了主卧室的门，然后锁门出去了。

这时是下午1点多。

李桂芳长期没有工作，又吸毒，还有小偷小摸的毛病。这次她在隔壁金堂县一家超市偷东西时，被抓住送到了金堂县城郊派出所。

警察一看就知道她是吸毒人员，尿检证明了这一点。在第一份笔录中，李桂芳说，家里只有一个小女孩，无人照看。值班民警汇报了这一点，但派出所副所长以及金堂县公安局值班领导，依然批准了对李桂芳实行强制戒毒。

这时是下午5时左右。

晚上10点左右，派出所出动两辆警车押送李桂芳和另一名吸毒人员去成都的戒毒所。

据李桂芳陈述，她拉住车门不肯上车，哀求警察让她先回家安顿孩子。上车后，她仍不断请求路过青白江时让她回一下家，把孩子安顿好了再跟他们走。她还请求警察给她二姐打个电话，请她帮助照顾一下孩子。李桂芳不断请求，但没人理睬。车过青白江时，李桂芳开始用头连续猛撞车门。警察终于同意给打电话。但她姐姐的电话没人接。

警察又打了李桂芳家所在地派出所的值班电话。这时是6月4日晚上10时30分左右，也是团结村派出所接到的第二个与此案有关的电话。

团结村派出所距离李桂芳二姐家不足200米，距离李桂芳家也仅一个街区，但他们什么也没有做。

6月5日凌晨，办完各种手续后，李桂芳再次请求送她来的警察落实孩子的事情。警察说，已经告诉团结村派出所了。

接下来，从6月5日上午直到6月21日傍晚，无人再过问李桂芳家有小女孩无人照顾这件事。

外公去世后，李桂芳是李思怡惟一的依靠。无业又吸毒贩毒的李桂芳，是整个小区最受排斥和鄙视的人，没人和她来往。

但李思怡很招人喜欢。她圆脸大眼睛，头上总是扎着两个小马尾，见了年轻人就喊叔叔阿姨，见了老年人就喊爷爷奶奶。来到世上三年多，她没有留下一张照片。只能从邻居的描述中，勾画她的样子。

这个可怜的孩子经常被锁在家里，因为饥一顿饱一顿，长得很瘦小。有时饿极了，她就隔着铁栏杆向窗外的过往邻居讨要吃的。

从6月4日中午开始，三岁的小女孩一直被锁在家里。最里间的卧室，隔着两道门，她的哭闹，外面的人听不到。

事后，人们在现场发现：她的小脚已经踢肿，门上留有几道细细的血痕，右手指甲有不同程度的损伤，喉咙红肿，柜子都被翻找过，她可能晚上受到惊吓曾经躲进衣柜。卧室窗户前放有一个小凳子，不过窗户没有打开。屎尿被小心地放在卫生纸里……

这个小女孩一直在求生，但最终慢慢死去，在一个繁华的城市里，在一个几千人的小区里。

整个过程中，如果有一个警察再多打一个电话、愿意多走几步路……李思怡都不会惨死，但是没有一个人这么做。

那个面对李桂芳跪地哀求无动于衷的警察，他的律师为他做无罪辩护时说，可能李思怡在她妈妈出门前就死了。

时任成都市委政法委书记王体乾曾在批示中写道：“一个无辜的小生命就活活饿死在我们这些‘冷血者’手中。”

一年多以后，两个当事民警以玩忽职守罪分别被判处有期徒刑3年和2年。

李思怡事件震惊了公众，有人甚至绝食一天来体会她的困境。

康晓光，时任中国科学院国情研究中心研究员，还专门赴成都实地调查。2003年11月，他花了五六天时间，走访了李思怡所在社区的家委会、派出所和街道办事处，以及妇联、共青团、民间公益机构、公安机关、法院和新闻机构。直接采访对象包括李思怡的邻居、家委会主任、政府官员、法官、采访过这一事件的记者，还包括出租车司机、宾馆服务员、商场售货员和航空小姐等。

那几天，在成都的各种场合，康晓光向各种各样的人询问同样的问题：你知道李思怡吗？对这件事你有什么感想？你打算为此做点什么？

大多数人的回答都是：有点印象，孩子死得惨，没什么打算。一些人一无所知，但也不愿意多问几句。康晓光故意提起的话题，往往刚一开始就结束了。

一个月后，他写成一本书，七八万字。几家出版社都觉得过激，但康晓光坚决不同意修改。他自己掏钱印了3000本，用来送给他觉得“可以救药”的人。书的扉页上写着“没有人幸免于罪，我们就是李思怡的地狱！”

“孩子，如果生是偶然，而死是宿命，

那么你短短的一生，

是一个多么可怕的误会

……

在你哭泣的时候

世界的耳朵集体丢失了”

清华大学一位老教授说：“我是流着眼泪看完的。”

除了少数媒体以及康晓光，还有一些没名气的网友，李思怡案轰轰烈烈几天后，很快就归于平寂。

孙志刚案中，他的大学同学全力支持，三位法学博士上书全国人大，广州和北京的教授也出钱出力，开会、写文章、发声明。律师也挺身而出，不但敢接案子，还免费服务。孙志刚家属获赔至少50万，也许还更多。这笔钱再多，都不值一个人的生命。

在李思怡案中，没有这么多关注和救助，可能因为她不是大学生。李桂芳获得了10万元赔偿，然后就没了。

罗翔提到的那个老太太的儿子，也是无人关注。如果不是因为穷上不了大学，如果他不是一个最底层的打工人，他不会被无缘无故抓起来，也不会深受刺激从此疯癫，她年迈的妈妈也不会来到人地两疏的北京为儿申冤。

好在，这个社会也不是所有人都会忘记弱者。就像罗翔的走红，固然是因为他课讲得好，更主要还是因为他对公平正义的追求和对弱者的同情，感染了无数人。

小思怡是穷人中最穷的人，弱者中最弱的人。18年后，回顾她的悲惨遭遇，不是无病呻吟，不是翻旧帐。

“为无声的人发出呐喊，为无权的人捍卫权利，这是我们面对的，最严峻的社会和政治问题。”康晓光当年的声音，在今天仍有现实意义。

6月10日，可能是李思怡的祭日，因为不能确定她的死亡时间。在她的墓碑上，没有照片，连名字都似是而非。籍贯的后面，有个括号，无户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