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ll_Paleontologist19 | 1 points | Jun 07 2021 21:56:58

山地步兵师·阿.巴布琴科（俄罗斯）

山地是什么样子，这只有在山中呆过的人才知道。山地让人深恶痛绝。生活所需的一切都得背在身上。需要带上吃的东西，你就得把背囊中多余的东西掏出来，把够五天五夜吃的干粮装进去。需要带弹药。每人一锌盒子弹和半箱子手榴弹，你就得把它们塞到所有的衣服口袋中，塞到背囊上的小袋中，塞到子弹盒里挂在皮带上。走路时，这些东西特别碍事，会磨破腹股沟，擦伤大腿，压得脖子痛……将自己的自动榴弹发射器——榴弹机枪扛到右肩上，左肩扛着负伤的安德留哈·沃洛扎宁的榴弹机枪。两条装有榴弹的带子交叉挂在胸前，很像革命电影中的那个水手热列兹尼亚克，假如还有一只手闲着，那就再提上只“蜗牛”——用于装榴弹带的盒子。还要带上帐篷、木桩、斧头、锯子、铁锹等，都是我们排生活必需的物品。还得带上你个人必需的东西，包括冲锋枪、短呢衣、被褥、睡袋、军用饭盒、三十盒香烟、换洗内衣、备用包脚布等等，等等。全部加起来差不多有七十公斤重。往山中迈第一步时，你会觉得，无论如何你都爬不上去，哪怕用枪逼着。但接着你会迈出第二步、第三步，开始用一切可以利用的东西钩住灌木丛和小树枝，开始攀登，往上爬，滑倒了再爬起来，继续往上爬。累得神志不清后，你还是一个劲儿地往前钻，什么也不想，只想着迈下一步，满脑子想的只是再迈一步……

在旁边往山上爬的是反坦克排。他们更遭罪——我的榴弹机枪重十八公斤，可他们的反坦克导弹每枚重四十二公斤。因体形和快乐的性格，胖子安德留哈被起了个外号叫“胖牧师”，他带着哭腔说道：“长官，让我们扔掉哪怕一枚导弹也好啊，就批准吧，行不？”长官是个现役中尉，眼里也含着泪，恳求他：“唉，安德留哈，哎呀，胖牧师，没了反坦克导弹的话，我们去那儿还有什么用？说呀，还有什么用？我们的步兵正在那儿流血牺牲。”是的，我们的步兵正在那儿流血牺牲。我们往前爬着。大声哭喊着，但仍往上爬着……

之后。我们接替来自布伊纳克斯克山地冲锋旅的小伙子们。他们住在狭小的土坯房里，那是牧羊人住的土屋。在格罗兹尼我们住在豪华气派的房子里，有真皮沙发，天花板上镶着镜子，对比之下这种棚子显得很简陋。土墙，泥地，又小又暗的小窗户几乎照不进光来……可对于长期宿营在老鼠洞和泥坑里的他们，这可是第一次拥有像样的住所。七个月来，日复一日，他们翻山越岭，将“车独”分子驱赶出来，累得倒下就再也站不起来时才就地宿营，然后继续爬山。他们的外貌变得和“车独”分子很像了，个个都胡子拉碴，浑身脏兮兮的，穿着很脏并且布满油污的坦克兵粗呢装，变得像野兽一般，对任何东西都充满敌意。他们的眼神恶狠狠的；我们一来，意味着他们微不足道的幸福生活就要结束，要离开自己的“宫殿”，继续往山里开拔。他们面临九个小时的行军，然后得向一座具有重要战略意义的山峰发起冲锋。他们快快乐乐地谈论着此事，九个小时不算长。通常他们的行军都得持续一两个昼夜。此时我们才明白：跟他们比起来，我们所遭的罪那根本不算什么。

他们走了，望着他们的身影，我们每个人都开始惧怕起来。因为过不多久我们就得步他们的后尘。挑战已在等着我们。

阿尔贡河

三月一日，我所在的排被调遣到沙托伊附近。我们的任务是守住阿尔贡河大桥。我们没有水，就从河里打水喝。水中含有硫化氢，呈水泥色，散发着臭鸡蛋的味道，但我们就喝这种水，还安慰自己说硫化氢对肾脏有好处。对我们来说，这条河就好比贝都因人在沙漠中遇到的甘泉。我们在河里洗澡，喝河里的水，做饭用水也从河里取。这个地区没有叛匪，我们的生活过得从容自在。早晨，像一群疗养者似的，我们下到阿尔贡河边——赤裸着身子，肩膀上搭着“缴获”来的花花绿绿的毛巾。我们先清洗一番，像一群孩子似的泼水嬉戏，然后各自躺到石头上晒太阳，让冬日的阳光照在白皙的肚皮上。

后来。顺着阿尔贡河有尸体漂下来。两辆载着叛匪的车从上游悬崖上掉进河里。河水将尸体从车里冲出来并带到下游来。最先漂下来的是一具被俘伞兵的尸体，那带有“白夜”图案的迷彩服在浑浊的水流中清晰可辨。我们将尸体捞上来，上级来人领取，装进卡车拉走了。

但水流不可能把所有尸体都冲走，在两辆损毁的车子里还有几具“车独”分子的尸体。天气很暖和，他们的尸体会腐烂。我们想把尸体都捞上来，但峡谷又深又陡，我们只好作罢。

第二天早晨，醒来后我走近厨房里的水桶。平时桶里的水很快就没了，但这次却是满的。舀了一杯水，在喝下第一口的刹那，我突然意识到——河水里有尸体，怪不得桶是满的，没有人喝。我放下杯子，吐了口唾沫。这时候。坐在旁边的狙击手阿尔卡沙看了我一眼，站起身来，拿起杯子，舀了些水，一饮而尽，然后把杯子递给我：“给你，喝吧，你干什么……”

我们便继续喝这河水，喝这死灰般的臭水，但已不再拿对肾脏有好处这一托词来安慰自己了。

“车独”分子（一）

希希金从“瞭望孔”那儿回来，把我推醒：

“二层，右边第一个窗户？”

“看到了。你也看见了吗？”

“看见了，”他有所期待地看了我一眼，“是‘车独’分子。”

“车独”分子的“守夜人”会在窗户上留下浅绿色反光，我们据此判断他们的位置。我们和车臣分子的监视哨位于相邻的两座楼里，相隔五十米左右，我们的位于三楼，他们的“瞭望孔”位于二楼。他们使用夜视仪观察我们。我们则根据他们脚下玻璃的碎裂声进行跟踪。

他们没有开枪，我们也没有。此时我们对“车独”分子的战术已经了如指掌：拂晓前他们进行监视，然后用火箭筒轰击一两次后便撤离。我们却无法将他们轰走，因为贪图舒适和掉以轻心，我们违背了所有的安全原则，选择在豪华的住宅里宿营。虽说套房里有大床、绒毛褥子和暖和的被子，但这种套房成了陷阱，我们没有退路。一旦开起火来，只需从窗口扔进一枚手榴弹，我们就全报销了。因此，我们别无办法，只有等待，揣摩他们是否会开火，开火的话，会朝何处开枪：房间里睡着四个，或者会朝阳台射击，我们当中始终有一个人在那里“瞭望”。正在玩一场四对一的俄罗斯轮盘赌，车臣狙击手坐庄，而这边四个人在劫难逃。

结果他们没有开枪。希希金天快亮时正在哨位上，他说听到两声短促的口哨，接着“车独”分子们便下楼离开了。

早上，天大亮时，好奇心驱使我和希希金一起去那里看看。房子里覆盖着一层厚厚的灰尘，在灰尘中两种脚印清晰可辨，一人穿的是军鞋，另一个穿着旅游鞋。“穿军鞋的”是那个狙击手，一直坐在窗边监视我们的住处。另一个人则为他作掩护。

之所以没有开火，是因为他们的“苍蝇”型火箭筒出了故障。“车独”分子们抬起它，瞄准，扣下扳机……可是“苍蝇”型火箭筒没有反应。这只无用的火箭筒就丢弃在厨房里。“钳工瓦尼亚”搞出的俄罗斯劣质产品救了我们一命。

除那枚“苍蝇”型火箭筒外，厨房里还有一个很像样的炉子。我们那儿没有炉子，于是决定把它当作战利品带走。当我们从楼门口往外走时，“车独”分子们那边拉响了“警报”：他们已锁定两个好奇的俄罗斯傻瓜，并打算在楼门口将我们逮住。我们朝己方的楼房飞奔，像高鼻羚羊那样，两跳就跨过了五十米的距离，但还是没扔下炉子。我俩刚跑进楼门，就开始像疯子似的哈哈大笑，差不多笑了半个小时，停不下来。那一刻，觉得整个世界上我最亲近和最了解的人只有希希金，别无他人。

“车独”分子（二）

我刚刚脱掉靴子就听到了枪声。我一跃而起，抓起冲锋枪，只穿着袜子就从房间里往外冲，一边祈祷着上帝，可别让子弹穿门而人。心在狂跳，耳朵轰鸣。跑到房间门口，咚的一声背靠在墙上。我没开门，在那等着。一片寂静。突然传来希希金压低了的声音：

“伙计们，行动吧。”

慌手慌脚地，我单腿跳着，试图将靴子穿上，但它们好像成心跟我作对似的，往下弯着，怎么都穿不上。

“来啦，瓦尼亚，马上就好……”

终于设法套上了靴子。在开门之前，我深吸了好几口气，就像要跳进冰冷的水中似的。然后猛地用脚踹开门，转向隔壁房间。没人，空的。

“瓦尼亚，你在哪儿？”

“我在这儿。在这儿！”脸色苍白的希希金从厕所里出来，边走边系裤子，声音嘶哑地一口气说着。“是‘车独’分子。在我们楼下。就是那些人。就在我们楼下。听到他们吹口哨时，我正在上厕所。”

“妈的！你应该扔手榴弹啊！”我很恼火，因为现在必须下到“车独”分子那儿，恐惧感使肚子一阵阵发冷。

“我正在上厕所，”希希金重复道，筋疲力尽地看着我，像挨了打的狗。

很慢很慢地，我们向走廊走去，轻手轻脚，避免弄响脚底下的玻璃。每一步的时间都很漫长。在我们穿越三米长的开阔前厅之际，仿佛地球上已生死轮回了千万代人，太阳曾毁灭并重生。终于到了楼梯台。我蹲下身来，快速往拐角看了一眼，马上把头缩回来。楼梯上好像没有人。再探头看时已不那么慌了。一个人影也没有。昨天我放在第三和第四级台阶之间的拉杆保持着原样。就是说，他们没有上来过。需要下楼看看。 我打手势让希希金站到楼梯台对面，控制下方的楼梯通道。他跑过去，端起冲锋枪，低声喊道：

“阿尔卡什，别下去！”

我端枪瞄着通道。小心翼翼地向楼梯走去，此时满脑子只有一个想法：“阿尔卡什，别下去。”“阿尔卡什，别下去”，我边这样劝说着自己，边迈步踏上第一级台阶。“别下去！”慢慢地，慢慢地跨过拉杆。“别下去！”我又往下迈了几级台阶。来到了楼梯拐角。呼吸变得急促起来，太阳穴酸痛，非常恐惧。“别下去！别下去！别……”我猛地冲进那套房子，踹开一个房间的门——里面没人，再冲进厨房——也没人，我跑回原处，往对面那套房子大敞的门里扔了一枚手榴弹，边卧倒边等着传出喊叫声、呻吟声，等着抵近射击……

爆炸声。寂静。一个人影也没有。他们都撤离了……

我蹲下身，掏出一包“普里马”牌香烟，把一支烟卷揉软。开始抽起来。将空了的烟盒丢到一边。我感到极度疲惫。

从帽子底下渗出一滴汗，顺着我的鼻梁往下流，在鼻尖上停留了一会儿，然后滴在了烟头上。烟熄灭了。我呆呆地望着熄灭的烟，手直打哆嗦。这样做当然很愚蠢，不应该孤身一人就往下冲。我把烟扔掉。站了起来。 “希希金！给我支烟抽……他们都溜了……”

雅科夫列夫

临近傍晚时，雅科夫列夫开溜了。

他不算是第一个开溜的人。在他之前约两个星期，“八人组”中的两个人随身带上ПКМ型轻机枪回家去了。本来没有人会去寻找他们。但丢失轻机枪在营里是很严重的事情，营长连着几天几夜在山野里东奔西走，搜寻这两个人。但发现他们的是特警队员——这两个人自己来到信号所，讨要吃的东西。 没有人去找雅科夫列夫。正在攻打格罗兹尼，二营攻打一家十字结构的医院已进入第三天，毫无进展，伤亡惨重，而我们滞留在私人住宅区第一排楼房处，无法往前推进。进攻受挫，也顾不上雅科夫列夫了。把他列入擅自离开部队者名单，将其冲锋枪归人战斗损失，就这么把这件事压下了。

又是特警队员发现了他，是在两天之后。在清查一家小住宅的地下室时，他们发现了一具面目全非的尸体。死者就是雅科夫列夫。 “车独”分子们像开罐头盒那样将雅科夫列夫开膛，取出肠子，再用肠子活活地将他勒死。尸体躺在一面仔细刷白的墙下，他们用死者的血在墙上写下“真主至大”，还给他穿上了白袜子——他们没能找到白鞋子。

一头奶牛

我们到山里接替布伊纳克斯克冲锋旅，这头奶牛是他们留下的。

奶牛瘦弱不堪。很容易让人联想到法西斯集中营里的受难者，它已经奄奄一息：白天黑夜都趴在地上，空洞无神的眼睛盯着远处的某个地方，整天整夜地趴着，甚至连被反坦克导弹弹片打伤的肩膀也不去舔一舔。

第一天晚上，我们给奶牛抱去一大抱干草。它的鼻子动了动，伸出长舌头舔了一下，斜着一只眼看着我们，还不太相信有这样的好事。随后便开始吃草，一刻不停地吃了两天，连觉也不睡了，看来伞兵们没有喂过它。刚开始吃草时它仍旧趴着，后来才站了起来。

大约过了三天，奶牛已经能走动了，穆特内过去挤了一杯奶。尽管这牛奶里没有一点油脂，清汤寡水，没有什么滋味，可我们喝着却像是玉液琼浆。按顺序一个个地喝，每人一小口，同时也为奶牛感到高兴。

可是，第二天奶牛的鼻子开始流血。它就要死了，我们不敢正视它的眼睛。想把它拉到峡谷杀死。它走得很慢很慢，因腿上无力而走起来颤悠悠地，于是我们就骂它，怪它在拖延挨枪子。

奥杰戈夫用绳子牵着奶牛，把它带到了峡谷边上，安排妥当，还没太瞄准就急匆匆地开了枪。子弹从奶牛的鼻骨中间穿过。我听到有骨头在断裂，传出一声闷响和低微的碎裂声，奶牛打了个趔趄，看了我们一眼，知道我们要杀死它，就恭顺地低下了头。

一大股夹杂着血块的黑血从它鼻子里涌了出来。奥杰戈夫正在瞄准，准备开第二枪，突然他放下枪，转身快步往山坡上走去。我追上他，拿走冲锋枪，回到原处，冲着奶牛两耳之间开了一枪。它的眼睛朝上动了一下，目送要杀死它的子弹，接着翻了白眼，沿着峡谷的斜坡慢慢地滑落下去。

我们在山坡边上又站了很久，望着那头死去的奶牛。它鼻子上的血已经凝结，苍蝇在往它的鼻孔里钻。再后来，我拉了下奥杰戈夫的衣袖。

“不过是一头奶牛。”

“嗯。”

“我们走吧。”

“嗯。”

前往莫兹多克

雨已经下了一个星期。低沉且灰蒙蒙的天空经常乌云密布，雨一刻也不停歇，只是忽大忽小。

我们已经很久没有穿过晒干的衣物了，从睡袋到包脚布，所有的东西都是湿的。我们还时常挨冻：开始下雨时是四十度的酷热，而现在则是恶劣的泥泞天，气温降到了十五度。

我们住的土窑一直泡在水里。没有板床，站岗回来，我们就躺在扑哧扑哧直响的冰冷积水中，整夜保持一个姿势睡觉，仰面躺着，尽量避免鼻子和嘴呛水。

清晨，我们爬出土窑，就像是从沉没的潜艇深处爬出来一样，已不再躲避雨水，穿着始终湿漉漉的靴子吧嗒吧嗒地在水洼里走，一会儿靴子就会粘上半普特重的泥巴。

我们变得邋遢起来。一个星期没洗的双手布满裂纹，经常出血，因为寒冷而变成了密密麻麻的湿疹。我们不再洗脸，不再刷牙，也不再刮胡子。我们已经一星期没烤过火了——湿漉漉的芦苇点不着，而在草原上又没有地方可弄到劈柴。我们开始变得像野兽一样。寒冷、潮湿和泥泞把我们身上所有的感觉都剥蚀掉了，只剩下仇恨，我们仇视这世上的一切，包括我们自己。任何一件琐事都会在我们之间引发争吵，并在一瞬间达到激化的程度。

就在我几乎要彻底地变成一只野兽的时候，连长突然喊我去：“收拾一下吧。你的母亲来了。明天你和纵队一起去莫兹多克。”

这几句话一下子就把我与其他人隔离开来。他们还要留在这儿，挨雨淋，而我要遭的罪结束了，我要去那温暖、干燥和洁净的地方见母亲。我所在的排——那些人的生活中再也不会有什么让我激动。我所考虑的只有一件事，即我听到的那句话，说短暂的休战之后又开始有纵队遭到伏击。在站我的最后一夜岗时，早晨喝着没有滋味的奶汤时，在对安德留哈许诺我还会回来时，我心里想的只有那一句话——又开始有纵队遭到伏击。

一号小区

天亮之前，大约六点钟，像往常一样，“车独”分子又使用火箭筒轰击前沿阵地。我们位于私人住宅区，在我们前方，在一号小区的几座九层高的楼房里有甘塔米洛夫的人。所有的“蜜糖饼”都落到了他们头上：四人受伤，一人重伤。

他们跑过来。敲打着大门：

“喂，俄罗斯人，快起床！喂，俄罗斯人！给我们一辆车，有人受伤了！”

伤员们躺在担架上。脖子以下盖着被子。担架就直接放在雪地上。他们很痛苦。面无血色，颌骨紧咬，下巴翘着。没有一个人呻吟。这种沉默让人觉得不对劲，我们轻轻地摇晃他们的肩膀：“活着吗？”伤员睁开眼睛，充满痛苦的眼珠动了一下……活着。

我们把他们抬上装甲运输车，将那个伤得最重的放到车里面，其他伤员就放在装甲护板上。我站在下面，帮着抬担架。副连长将自己的二甲度冷丁给他们注射上。两个甘塔米洛夫民兵跳上装甲运输车，喊道：“快点，快！你知道汉卡拉的野战医院在哪儿吗？我来带路！”装甲运输车在弹坑之间绕行，沿着炸坏的空荡荡的大街驶进夜色之中。情况紧急，且装甲运输车只有一辆，没有护送，又是高速行驶，就顾不上会颠坏了伤员，我想，那个重伤员不等送到医院。就会死在半路上。

……天刚蒙蒙亮的时候，我们占领了那几座九层高的楼房。悄无声息地拿下，没有发生战斗——楼里空无一人。几座九层楼房围成盒子状，构成一个有安全保障的封闭院落。只有一处地方被狙击手打穿过——一颗子弹从我鼻子前飞过去，在混凝土墙上撞出一些碎屑。院落的其他地方完好无损，可以挺直身子走动，无需躲避。我们高兴的不仅仅是这一点，还为有了摆着红木家具、软沙发、天花板上镶着镜子的那些豪华住房而高兴，为如此轻松地占领了这几座楼而高兴。步兵们马上分散开来，去找最适合过夜的住宅。 但半小时后，我们被自行火炮的炮火覆盖。当时，我和连长正站在外面街上，我们右侧临近的楼房震动了一下，裂成了两半，从第九层上升腾起一大团爆炸烟雾，阳台、房梁、楼板慢慢地飞起来，在空中翻转着，然后像被推了一下，一头扎进土里。紧跟着这些大部件，更轻的小物件和碎屑在院子里散落开来。

我们不清楚发生了什么事，只是下意识地蹲下去，跑到已被弹片完全掀开、锈迹斑斑的车库后面，摇晃着脑袋。

稍后传来消息说：是自己人！竟然是我方的炮火！我背着无线电台，连长慌乱地抓起话筒，开始呼叫炮兵连长。我朝着位于开阔地带的备用电台移动，连长拿着话筒吃力地跟着我，他俯在我耳边，我则像虾一样蜷在他的两腿之问。两个人轮流对着话筒大喊，要求停止炮击，手忙脚乱地摆弄着电线和话筒，顾不上躲避那些碎片，脑子里只有一个念头——尽快报告这里是自己人，快停止炮击，快点儿，千万别炸死人！

从楼门口涌出一群步兵，愣愣地躲在遮雨板下，不知道该往哪跑。连长不再骂娘，朝他们大喊：

“别慌！伙计们，千万别慌！千万别怕！” 吉尔曼最后一个从楼门口的暗影里走出来。从容得像一头大象：

“指挥官，谁也没有慌乱。得把大家带出去！”

连长命令所有人跑回到私人住宅区，并推了我的肩膀一把。我跑出去十来步，回头一看：连长还在原地。我又回到他身边：我是通信兵，应该跟他在一起。

一枚枚粗一百五十二毫米、重两普特的炮弹从头顶掠过，在上方的楼层里炸开。一声响，半拉子楼门口不见了，只见断裂的墙上往外探着生了锈的钢管。一枚曲射炮弹飞过院子中央，穿进左边的楼里，爆炸了。我们卧倒，又一次爬到车库后边。楼里有几套房子燃烧了起来，感觉热烘烘的，刺鼻的烟雾让人喘不过气来，嗓子发痒……

之后，炮火停息了。末了，直升机又来将我们的楼房折腾了一番。但已经不是那种感觉了，威力弱了——火箭弹无法将楼房洞穿，只能轰炸院子的外侧。终于，它们发射一番后，也飞走了。一切都结束了。

步兵们回来了。令人惊奇的是我们没有任何损失，甚至没有一个人受伤。紧挨着私人住宅区那一侧的楼房停放的那些装甲运输车也完好无损。它们那边轰炸得最厉害，但车上仅散落了一些垃圾而已。

所有的“蜜糖饼”再次垂青了甘塔米洛夫的人马。他们有两人重伤。那枚飞过院子中央的炮弹恰好就在他们的指挥部里爆炸了，当时这两个人就呆在那里。一个人的一条腿和侧肋被炸伤，另一个被炸掉了双腿。

我们又一次用担架抬着他们奔向装甲运输车，放进车里。他们还是那样一声不吭，一路上都这样，只有一次，失去腿的那名伤员睁开眼睛，轻声说：“把那条腿拿上吧。”西加伊拿起那条腿，在担架旁捧着。他们就这样五个人抬着他，分成两部分——四个人抬着躯干，西加伊捧着一条腿。伤员被抬进装甲运输车里，西加伊把那条腿放到了他的身边。

第二个伤员生命垂危。

小伙子们回来了，西加伊走到我身边，“讨”支烟抽。我们抽起烟来。我看着西加伊的两只手，他正用大拇指捻着“普里马”牌烟卷中的烟丝，然后叼在嘴上，深深地吸了一口。我感觉，那双手、嘴唇和烟卷上都粘着人肉屑。但这只是潜意识里的想象——那双手很干净，甚至连血迹都没有。

过了一会儿，西加伊说：

“真奇怪……当初参战的时候，我很害怕这些东西——炸掉的腿呀，人肉什么的……我以为，会很可怕……原来一点儿也不可怕。”

沙里克

它来的时候，我们的伙食仅够吃两天的了。一张漂亮而机敏的脸，蓬松的毛，尾巴打着卷。那双眼睛让人印象深刻——一只是橘黄色的，另一只是绿色的。吃得胖胖的，但和格罗兹尼城里的胖狗不一样——那些狗吃的是废墟里的动物尸体，它们的神经扛不住，变得疯疯癫癫的。而这只狗很温和。

我们警告过它有被吃掉的危险。我们像对人一样跟它交谈，而它全能听懂。总的说来，在打仗的这个地方，所有的东西都有很强的领悟能力——人、狗、树木、石头、河流。你会觉得，所有的东西都有灵性。当你用工兵锹掏挖夹杂着石头的黏土时，可以像跟亲人那样，跟黏土说着话：“亲爱的，让我再铲一铁锹，再来一点点……”它便听你的话，再让你挖走一部分，让你的身体掩藏到它里面。它们一个个对什么都了然于心，深谙各自的命运和未来。它们有权自己做选择——在哪儿生长，往何处流淌，怎样死去。

我们没有劝它，一句话就够了，一切都明摆着。我们再次对它发出警告。它明白了，离开了。但是，之后又回来了。它想跟我们在一起。它自己做出了选择。谁都不再撵它。 到第五天我们没有可吃的东西了。靠一扇牛肋我们又坚持了一昼夜，牛肋是离此不远的十五团救济我们的。接下来，就什么吃的也没了。

“要是有人杀了它，我负责剥皮开膛。”我们的伙夫安德留哈抚摸着沙里克的耳朵说：“我是不会杀它的，我喜欢狗。喜欢所有动物。”

谁也不想动手。我们又坚持了半天。这段时间沙里克一直坐在我们腿旁，听我们谈论谁来杀它。

最后，安德留哈下了决心。他把沙里克领到河边，朝它耳后开了一枪。一下子就打死了，只用了一枪，甚至都没听到叫唤一声。他将剥皮开膛的沙里克挂到树枝上。 沙里克膘很肥，两肋上的脂肪白花花的。 “得把肥膘切掉，”安德留哈说：“狗身上的肥膘发苦。”

我将肥膘切掉，砍下热乎乎的肉。先在锅里煮了两个小时，又加上调味番茄酱焖了一会儿——我们还有一些吃干粮时剩下的调味番茄酱。肉炖得非常好吃。

第二天早晨有人给我们捎来了一些碎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