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外王国维不愿让子女像他一样做学问。他给子女的安排，类似”学好数理化”，让长子去考海关，次子去考邮政。其他子女，有做工程师的，有做医生的。都是在做一些事务工作。

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时，王国维写信给陆宗舆（当时负责外交事务），建议他在巴黎和会上提出议案，团结世界各国剿灭俄国布尔什维克。

王国维对于俄国革命的关注，在1917年末乃至其后，仍然多有吐露。如1917年12月31日之信：       罗刹(代指俄国)分裂，殆不复国，恐随其后者尚有数国，始知今日灭国新法在先破其统一之物，不统一则然后可惟我所为。至统一既破之后，欲恢复前此之统一，则千难万难矣。

当然，这些带有历史洞见意味的惊人之语，在1917年末致柯劭忞的信中最具代表性。此信已佚，但罗振玉记录下了此信的大致内容，录入《王忠悫遗书序》中：       已而俄国果覆亡，公以祸将及我，与北方某耆宿书言，观中国近状，恐以共和始，而以共产终[21]。       王国维在致信罗振玉的另一封信中，亦曾提及此信：       前致敬仲(即柯劭态)书，已得其复……书中有“始于共和，终于共产”语，乃行文配衬之笔，而敬仲乃反复此语，将其他要言忘却，殆神明已衰矣。

如此天才预见，王国维自己居然尚未意识到其惊世骇俗。难怪周锡山在《王国维集》的前记中曾说：“王国维对于古代史的卓越史识，已经为世界公认。他对于中国20世纪的历史发展趋势，亦有令人惊叹的惊人预见。虽然当时共产党还未成立，但以学者观世，能够如此预见，充分体现了一代历史学家的远见卓识。”

王国维1924年所写的两封奏折，一者写于5月18日，一者写于5月26日，两封奏折的内容，其中颇有雷同，即由诸事所引之感慨，阐释新旧文化之变。值得注意的是王国维的第二封奏折，在这封奏折中王国维两次以俄国为反例，论证西方文明最终必将走向没落。这段材料对于理解王国维一贯的反俄态度颇有启示：

然自欧战以后，欧洲诸强国情见势绌，道德堕落，本业衰微，货币低降，物价腾涌，工资之争斗日烈，危险之思想日多，甚者如俄罗斯赤地数万里，饿死千万人，生民以来未有此酷。       井田之法，口分之制，皆屡试而不能行，或行而不能久。西人则以是为不足，于是有社会主义焉，有共产主义焉，然此均产之事，将使国人共均之乎？……俄人行之伏尸千万，赤地万里，而卒不能不承认私产之制度，则曩之汹汹又奚为也。

他說的「北方耆宿」是鄭孝胥，鄭孝胥的論調一直是「共和亡於共產，共產亡於共管」。

另外有野史稱王國維是被羅振玉逼債逼死的，當然真實性很低。總得來說死因肯定包含當時溥儀手下各派系間的相互傾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