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续上）

“一派正确论”不破除，派性是无法根治的，也谈不上彻底否定“文化大革命”的问题。派与“文化大革命”是联系在一起的，如果肯定一派是正确的，岂不是等于肯定“文化大革命”还有正确的一面吗？

“文化大革命”中形成的两派，都是“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的产物，都是按照“一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的观点进行活动的，都以夺“走资派的权”为中心目标，都运用“大鸣、大放、大辩论、大字报”这种“大民主”的形式，……一句话，两派都是与“文化大革命”的理论和实践不可分割地联系在一起的。既然“文化大革命”的理论和实践都是错误的，怎么可能有一派是正确的呢?当然，“文化大革命”中的两派有不同的观点，但这个不同观点只是表现在一些具体问题上，在涉及“文化大革命”的一些本问题上，即在对待“文化大革命”理论和实践的态度上，两派则是一致的，因而都是错误的。

有些同志认为“一派正确”，他们的“根据”主要是：

其一，“我们这一派是保守的，是保领导干部的”。“文革”初期，一些地方曾经有过“保守派”，但是不久就被压垮或者取缔了。“一月风暴”后形成的两派，都是造“走资派”反的，并没有只保领导干部，不反领导干部的纯粹“保守派”。两派都是有保有反，你保谁我就反谁，你反谁我就保谁。即使是保领导干部，目的也是要干部支持他们掌权并压垮对方。你支持我，我就保你，你不支持我，我就反你；今天你支持我，今天就保你，明天你不支持我，明天就反你。翻手为云，覆手为雨，或保或反都以派的利益为出发点。事实难道不正是这样的吗？怎么能以某个时期保过某个领导干部来说明自己一派是正确的呢？

其二，“我们这一派是抵制错误路线的，是站在正确路线一边的”。这种说法更是站不住脚的。“文化大革命”所实行的是一条左倾错误路线，它自上而下贯彻到底，在党内占据了统治地位。当时虽然有一些同志起来抵制错误路线，但由于种种条件的限制，没有形成一条正确路线。所以，认为某派站在正确路线一边的说法本身就不能成立。即使你这一派在“文化大革命”的某个阶段、某个问题上抵制了林彪、“四人帮”的错误做法，在某个观点上坚持了正确的意见,也只能说明你这一派在这个阶段、这个问题、这个观点上是正确的，不能说明你这一派在“文化大革命”的全过程，在所有问题、所有观点上都是正确的。从总体上说，“文化大革命”中的任何一派，都是贯彻执行了左倾错误路线的，谈不上哪一派是正确的。

其三，我省少数干部，群众强调自已所在地区“特殊”，“文化大革命”中军队“支左”是正确的，军管会是正确的，军队支持的那一派路线斗争觉悟高不能否定。我们说，各地区由于政治、经济条件不同，“文化大革命”的情况也会有所不同，应该承认各个地区有其特殊性。但是，这个特殊性只是十年内乱在各地区的表现形式和危害程度有所不同，军队“支左”在各地区遇到的具体情况也有差别。地区之间的这些不同的差别，都不能抹煞这样一个严峻的事实：“文化大革命”是一场“给党、国家和各族人民带来严重灾难的内乱”，“支左就是支派”。 拿“三支两军”来说，在当时混乱的情况下，固然有稳定局势的作用，但“支左”本身是“文化大革命”左倾路线的产物，是在错误的理论指导下进行活动的，主要任务就是支持造反派。当时的实际情况就是这样：“支左”部队认为某一派的所谓斗争“大方向”正确，观点与军管会一致，就支持某一派。当支持“造反派”夺了“走资派”的权，实行“一派掌权”以后，还往往与这一派“共同战斗”,压垮对方，有的还成为真枪实弹打派仗的实际指挥者，连人带马跌进了派性的泥坑。因此，“支左”不仅没有消除派性，反而加剧了内战，对派性的膨胀起到了催化剂的作用。这样就使“支左”的全过程同“文化大革命”的错误理论和错误实践，同派性斗争不可分割地联系在一起了。在军管会主持下的“斗批改”、建立“革委会”、开展大批判、清理阶级队伍、整党等,也都无一例外地与派性相联系，是在“左”的思想指导下进行的，而且其影响至今仍未肃清。

当前，有的同志对否定两派不服气，是因为在这些同志的头脑中还存在一些模糊认识，需要加以澄清。

模糊认识之一是，认为“两派都是错误的”这个说法，是对两派各打五十大板，没有分清是非。什么叫分清是非？以马克思主义的立场和观点，抓住实质性问题对两派作分析，实事求是地作出“两派都是错误的”结论，这就是分清是非。这样从根本上分清是非，目的是批判派性、根治派性，怎么能说是打板子呢？如果要说打板子的话，这个板子是打在派性身上。当然，我们说两派都是错误的，并不否认两派错误有多有少，有大有小，持续的时间有长有短，犯错误的阶段有先有后，造成的后果有轻有重。但这只是两派错误的数量和程度的区别，不能以此来说明一派正确，更不能认为只有承认一派正确、一派错误才算分清了是非。 承认两派的错误有多少和程度的不同，这是实事求是的态度，是对历史问题的公正的评价。但我们反对在两派中比高低、争输赢。现在有的同志，虽然不再公开地坚持“一派正确”的观点，但总喜欢在具体问题上争你是我非，这种态度是不可取的。这样做只会导致纠缠历史旧帐，继续陷于派性的漩涡而不能自拔，甚至会挑起新的派性，被坏人所利用。对历史遗留问题的处理宜粗不宜细，只能在重大的原则性问题上分清是非，决不能在具体的枝节问题上争论不休。共产党员和广大群众都应从大处着眼，提高克服派性的自觉性，把思想统一到六中全会的《决议》上来。

模糊认识之二是，认为否定两派就是否定了两派中的每一个人。“倘若两派都是错误的，不是就没有好人了吗？”这种模糊认识的症结所在.是没有把“派”和“人”分开。我们说两派都是错误的，并不是说参加两派的每一个人都有错误。比如说，两派都搞过打砸抢，并不等于两派的每一个人都搞过打砸抢；两派争相造反夺权，而真正要夺权的只是两派中的少数骨干（夺了权以后，他们可以当官），并不是两派中的所有群众。粉碎“四人帮”以后，我们处置了一些人，是因为这些人本身有严重错误或严重罪行，而不是因为他参加了哪一派。参加两派的群众由于各人的世界观不同，思想修养不同，虽然同样经历了“文化大革命”，同样参加了某一派组织，却有各种不同的表现。有的同志在“文化大革命”初期，出于良好的愿望，一度拥护赞成“文化大革命”,但后来从切身的经历中很快觉悟过来，对“文化大革命”转为怀疑、反对，甚至不惜牺牲个人的一切，大无畏地、公开地与林彪、“四人帮”作斗争；有的人却为了个人的目的，出卖灵魂，追随林彪、“四人帮"干坏事。就是在“文化大革命”中犯过错误的同志，各人犯错误的背景、错误的性质、错误的程度以及对待错误的态度也不同，需要具体分析，不能一概而论。要坚持把“派”和“人”分开，既不能因为派是错误的，就认为参加这派的人都有错误；也不能因为某些人表现比较好，就认为这些人所在的派是正确的。我们在根治派性的过程中，必须坚持“批派性不批群众”的原则.以解除人们的疑虑，减少不必要的阻力。

消除派性，主要靠自己总结经验教训，进行自我教育，真正从思想上肃清“文化大革命”的流毒，清除“左”的影响。有的同志在这方面自觉性不够，一接触到自己的问题，就强调客观原因，强调这是由“特殊历史条件”造成的。我们是历史唯物主义者，并不否认“文化大革命”的“特殊历史条件”，是造成一部分人犯错误的重要原因。正因为如此，我们对有一般错误行为的人并不追究责任，而是强调自我教育。但是，把犯错误的原因都推到客观方面，不从自己主观上找原因，那就不是唯物主义的态度。同样处在“文化大革命”这样特殊的历史条件下，为什么不同的人会有不同的表现？这里就有主观因素在起作用，就有思想根源可挖。决不能以“特殊历史条件”为借口，拒绝吸取经验教训，甚至掩饰自己在“文化大革命”中的错误。即使是在“文化大革命”中有过好的或比较好的表现的同志，也是有经验教训可以总结的，不应该把表现较好当作包袱背起来，更不能以此作为向党伸手的资本。

消除派性要人人动手，但关键在于各级领导。派性早已渗入领导层中，如果领导层中的派性不消除，群众中的派性是无法消除的。有的地方和单位派性干扰长期不能排除，原因就在于：有的领导干部靠派性起家，靠派性维持自己的地位，因而不愿去做消除派性的工作，甚至或明或暗地支持、纵容一部分人闹派性；有的领导干部陷入了“关系网”,不敢触及闹派性的人和事,因而釆取了回避矛盾、息事宁人的态度；有的领导干部以“文革”中是否支持过自己决定亲疏，搞以我划线，为派性活动提供了隐蔽所。在清查“三种人”的工作中，就常常遇到派性的干扰。因为在“文化大革命”中是同一派或者观点相同，在清查中就不愿主动向组织上揭发“三种人”的罪行，不愿如实写证明材料，甚至将过去写的证明材料也要回去毁掉。事实证明，派性掩护了“三种人”,“三种人”利用派性。我们希望还在闹派性的干部赶快悬崖勒马，从思想上、感情上摆脱派性的影响。对过去保过自己而又有问题的人，要敢于丢掉情面予以揭露，不怕别人骂“忘恩负义”；对过去整过自己的人，要采取高姿态，主动与之谈心，以弥合感情上的鸿沟。

我们已经进入了新的历史时期，肩负着重要的历史使命，需要更加紧密地团结起来，调动一切积极因素，搞好经济体制改革和对外开放，加快四化建设的步伐。派性不消除，总有一部分群众心情不舒畅，积极性不能调动起来，群众会分裂，干部队伍会分裂，党会分裂，我们的精力将内耗在派性的纠纷上，无法形成一股巨大的力量，共同为一个总目标而奋斗。因而消除派性不仅是彻底否定“文化大革命”的需要，也是四化建设的需要。广大党员、干部和群众，都应该识大体、顾大局，把党和人民的利益放在高于一切的地位，摆脱“私”字的束缚，挖除个人主义这个派性的病根，彻底克服派性，增强党性，把全部精力投入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去。

我支持支豬一性論

只要支豬出母胎，不論什麼立場都是豚

有点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