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ero284 | 5 points | Feb 24 2021 13:25:17

一曲挽歌

官兵平等民主讨论是草创时期的特征，后续规模扩大，等级秩序重新建立，平均主义破灭。表面上是物质生活的分化，核心问题是权力重新结构化。

中共强化军事集权有两个重要特征，政治委员制度确立，政治保卫局的膨胀。

政治委员制度，表明红军从党委制向政委制的转变。党委制，重大问题由党委委员集体讨论决定；政委制，则是个人专权独断，凌驾党组织之上。

当时，中央和毛泽东等军事将领的分歧和争议越来越大，红军俨然有挣脱中央管控的风险。接苏俄指示后，中共中央迅速强化军事集权，提高政委地位。政治委员被赋予绝对领导权。

如果说，取消士兵委员会，意味着自下而上的纵向民主被终结；政委制取代党委制，则代表横向的民主也遭到挤压。

中共军队集权的另一特征是设立政治保卫局。中央政治保卫局设立于1931年，前身红一方面军总前委特务大队，是肃反的主要机关。红军在肃反过程中冤杀、枉杀事例数不胜数，可自行寻找详论。政治保卫局横行无忌，造成军内人人自危，从权力控制角度看，集权体制之建立，恰恰需要暴力和恐怖。

在权力架构上，保卫局是垂直式管理，与各级军队和政府只发生横的联系，“地方政府及红军指挥机关无权改变或停止国家政治保卫局的命令”，如有异议，只能到人民委员会解决。政治保卫局若逮捕政府机关、红军与各革命团体负责人时，只需拘捕前通知该机关的最高负责人，“该机关最高负责者即使不同意亦不得阻挠其行动”，只能向上级抗议。可以发现，政治保卫局是一个非常封闭和独立的体系，对“反革命分子”有生杀予夺的大权。，地方保卫局直接由同级党委书记领导，军队里面的保卫局（方面军和军团保卫局）自成建制，不属于政治部系统。政治保卫局在军队和地方上都形成一个非常独立的建制。在军队上政治部管不了，在地方上政府管不了。长征以后，政治保卫局才归属到政治部里去。解放后，地方保卫局转化为公安系统。正是因为没有制衡机关，政治保卫局专权独断，所以很多冤假错案难以得到有效纠正。

其次，在权力行使上，政治保卫局非常蛮横。处理“反革命”案时，这一机构可以任意严刑拷打，甚或是直接枪毙。暂且不论它制造了多少冤案，仅只是此种行事方式，就完全窒息了民主空间。政治保卫局一手遮天，任何反对或不满的言语行为，都有可能被当作“反革命”来处理。据彭德怀回忆，肃反造成人人自危的局面，军队内部民主受到很大压制。特别是原属政治部的锄奸部，改为保卫局，与政治部平列，不受政治机关领导，形成特殊化、神秘化，严重地脱离群众，造成互不信任。政治保卫局专权独断，稍有不满者即被视为反革命。受害者没有申辩的余地，正是集权主义的特征。1932年江西省委的一段批评很有代表性，在其看来，“省保卫处自认为是代表党，代表政府的，一切问题独断独行，形成一个超党、超政权的组织”。因为它的权力毫无约束，所以在打击反革命时，也往往出现陷害异己、假公济私的行为。如粤北区一个村的肃反委员，与苦力争野老婆，便将其捉来，诬陷成ab团，严刑拷打，“并用香火将肚子烧烂一块”。如果连争“野老婆”都可以被牵连到肃反案件中，那么可想而知，政治保卫局的权势已经张狂到何种地步。

肃反本身对士兵和民众构成一种巨大的威慑力，不同的意见很难被表达出来，窒息了民主空间。

提及红军，外人最直观的影响是民主和平等，但这一过程只存在于草创阶段十分短暂。

此文稍稍提出一点不同视角的看法。纯粹从作战的角度看，压缩民主是有道理的。但问题是，即使英雄专权也得有个“度”，一旦走向极端，极易导致不可挽回的灾难，苏维埃区的疯狂肃反，便是实例。然而，“度”的考量只是后人的期待。

因为，集权一旦开始，就很难停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