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当时的任务就是天安门清场。我们就站在那儿，我当时最害怕的就是学生不走。如果学生不撤，怎么办？我们都非常紧张，非常害怕。我不是怕学生，我是担心有人扔个砖，砸到我。我当时就跟自己讲，我的底线是，除非有人真的要伤害到我了，否则我绝不开枪。

然后我们就等着往前推进啊，这时候我们领导给我一个相机，让我去给部队拍照。我当时瞬间心里的包袱就放下了，我不用拿着枪对着人了。

我们当时就在东门的台阶上站着对峙了好几个小时，没有前进。当时命令都是口口相传的，一个告诉另一个，再往前传。

当时装甲车就想从广场北边开进来，从我站的地方就可以看到，一辆装甲车就在天安门前的金水桥那儿被烧着了，就听见侯德健嗓子都哑了，在那儿劝学生赶紧撤退。到了凌晨两三点的时候，学生差不多都撤退了以后，我们就第一个进入广场了。我们的任务就是清理帐篷，看看里面有没有人。然后装甲推车就开了过来，把那个自由女神像给推倒了，推了三下才推倒的。然后这个推车把所有东西都推到一起，堆了起来，然后我们就放火烧，什么都有，衣服啊、背包啊、书、笔记本、还有相机。

这个时候广场就已经被占领了，全都是士兵。我们终于有机会睡了一两个小时，这个时候才放松下来。

问：你的上级如何看待他们在镇压活动中的角色？

答：后来2010年的时候，我跟原来的老战友吃饭，当时喝了点儿酒，他们有一个人就说起当年在广场上看到尸体。我后来拿着摄像机找到他，让他把当初的话再说一遍，他说我没说过啊。他不肯说。我说当时的命令不是说“谁要敢拦着，就开枪？”我那个战友说：“谁跟你说的命令？不是真的。”

这让我很难受，我觉得你看到什么就说什么嘛。那之后战友之间的这种信任就没有了。 那段经历对所有在场的士兵都有很大影响。有很多人因此受益，升官进爵。我之前的战友，现在有一个是在河南当警察局局长。我跟他们不同的是我很早就出来了，走了另一条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