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是这样的，通过考古通过文献，可以知道一些历史现象和事件，比如某地某时有个万人坑或某时朝代发生了更替，但光知道确认的事情是没有意义的，更关心的是万人坑里人是因为什么死的，朝代为什么会更替，而前因后果往往是独立事件，历史研究就在于要推测某事的发生与否是否导致后续的某事必然发生，所谓以史为鉴的根据就是这推导出的模态逻辑，这些推测是否为真很难讲，看看近代史就知道各种推测都有一定的可能性。

史学家们总是逼迫自己回应两个问题，一是历史研究是不是有用，二是历史研究是不是准确（Shklar, 1998c: 105）。

历史研究是不是准确：历史学的事实维度——模态逻辑对沉没成本的思辨

休·特雷弗·罗珀（Hugh Trevor-Roper）说，历史不仅仅是已发生的事，它是那些在诸多可能性中实际发生的事。如果说未来学是对未来的想象和创新，经济学是用模态逻辑思维对未来指向的机会成本的思考，那历史学就是用模态逻辑对过去未来时的沉没成本的思辨。这些反实然历史根本就不存在，但它们本来可以（could have been）存在。不光要对机会成本运用模态逻辑，对沉没成本也要运用模态逻辑。对于沉没成本不能仅依据其实然状态就得到充分理解，而只能从其不断的筹划的、过去未来时态的反实然历史角度才能予以全面理解。这确立了不确定性、反目的论的历史学范式。唯物主义的过程解释了设计的印象。演化论的历史学需要学习社会生物学。

历史研究是不是有用：历史学的价值维度——历史学是第二法学

法律失责之处，即史家尽责之时。阿克顿勋爵的这句名言是历史学价值维度的准则。史学缪斯，并不是克里欧，而是拉达曼迪斯，为无辜者的鲜血伸张正义的传奇复仇者。宗教有地狱审判人在生时所做事情的善恶，或上天堂获得幸福极乐或堕地狱受苦难折磨的奖惩机制。严格的科学该如何通过清晰的知识和直观认识来掌握宗教通过信仰把持住的东西呢？那就需要历史学作为第二法学来承担起这个功能。既然是不确定性、反目的论范式的历史学，那对历史的进步、退步从何谈起？那就是历史学作为第二法学以互不侵犯产权定律作为非历史的先验法则，来审判沉没成本。自然法以互不侵犯产权定律作为非历史的先验标准对现状形成潜在的危险是未来指向的，对历史上盲目的传统习惯和恣意的国家机器的实然状态保持批判态度则是历史学的责任。法学是面向现在和未来的法学，历史学则是审判过去的法学。

终究是核实成本与怀疑收益的平衡，当你不知道真假而烦恼时，就列出这件事是真或假对当前的你有何影响。

举个例子，比如就算俺怀疑人类是远古外星文明的基因工程造物，俺也没必要花时间去核实或者懊恼，因为真假与否对俺的现状毫无帮助，当作一个思考的备用选项即可。

&rt; "There are no facts, only interpretations." - Friedrich Nietzsche

历史当然有真相，可是历史真相学并没有什么卵用。

历史的真相=考古学。至于官方发明的意识形态叙事又是另外一回事。

谎言和真相各半，真相通常不亮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