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时进留美归国后，逐步认识到发展农业与工业化并不是对立的非此即彼的关系，而是具有相互促进的作用。

在《理想的东亚大农国》中，提出一国可以同时为农业国和工业国，建设农业国与振兴工业并不矛盾。他又指出：“营利的农业，根本性质，与工业无异，所异者，仅是生产之种类不同。我们现在的问题，是如何能把中国的农业，由仅供糊口的家庭生产事业，改为有利的生产事业，把我们的农民，改为实业家。”这就进一步指出了农业本身也应工业化，产业化。在《论复兴农村》中，董时进认识到，救济农村不能专门在农村内部绕圈子，应从发展都市工商业入手，工商业发展对于农民至少有两重利益：一为农产品价格可以提高，二为创造工作机会，消纳农村过剩人口。并提出了都市工商业的发展是农业现代化的前提这一“以工促农”的论断。

董时进承认工商业发展对农业有促进作用，但与工业相比，农业的发展有其特性和弱点，如不便大规模经营，靠天吃饭，有很强的季节性，收益递减现象突出等。然而农业为工商业的基础，食料的源泉，事关人类生存，各国均进行扶持重视。中国“以农立国”，农业是国家的基础。“中国农业，因其经济上之重要，对于国家政治及社会秩序，亦有至大之关系，欲救济中国之不安，亦非谋农业之振兴，使农民之经济及生活得到解决，而能自安其业不可也。”董时进认识到赋性孱弱的农业在中国经济发展和社会安定中尤其重要，必须更加重视。

董时进之所以反对任何土地改革政策，与他提出“中国无封建论”和“佃农优越论”紧密相关，这“两论”是其政策主张的思想基础。

关于“中国无封建论”。董时进认为：近代东欧国家是封建社会，土地属于贵族，农民属于土地，所以要土地革命和农民解放。而中国在秦朝以后，土地可以自由买卖，有钱就可以当地主，做地主比考秀才还要平民化。农民不管是自耕农或佃农，都是身份高尚的人民，因此，中国根本不存在近代东欧诸国所进行的土地革命和农民解放，这在中国两千年前已经闹过了。中国的地主非外国的贵族可比，“除少数外，其土地多由血汗积蓄而来，非同封建之采邑”。

关于“佃农优越论”。董时进认为：消灭佃农制可以增加生产没有事实和理论依据，“固然各地方及各个农民的情形不一样，但是至少有一点可以确说：即是佃农耕种的田地通常并不比自耕农耕种的田地生产低。”

从1930到1940年代，董时进关于土地与佃农的主张主要是针对执政党国民党的土地政策，其目的是维护土地私有制，反对在农村生产关系上作任何变革。在1949年新中国成立前后，董时进开始将反对的矛头针对中国共产党，他还上书毛主席反对土地改革，并将给毛主席的信四处散发，造成不小的影响。董时进的思想受到了新中国思想界的一致批判，认为董时进是中国右翼资产阶级学者，是地主阶级的代言人。

从董时进对农村土地经济和社会的分析看出，他强调保障私有地权，反对侵犯私有产权。因此，1945年民盟召开全国代表大会，会议提出“废除封建土地所有制，实行土地国有”民盟政纲时，作为民盟中央委员的董时进则在会上发言，称中国农村经济问题不是土地所有制问题，而是改良生产技术问题。 会后他写信给张澜主席，表示不同意该主张，退出民盟。

董时进深知无法通过民盟表达自己的主张。1947年1月1日《中华民国宪法》颁布后，组党自由相对宽松，各派系纷纷成立自己的党派，董时进便顺势于同年5月12日在上海组建中国农民党，并当选为主席。 董时进在中国农民党成立宣言中道：“我们组织本党的动机，曾经在本党的缘起上详细陈述，大意即是说：中国之所以闹到日前这样糟的局面，病根是因为农民不能做国家的主人，只做了别人的武器和牺牲品。因此认为欲使中国成为一个太平富强的民主国家，非培养农民的政治能力，并将他们团结起来，使能行使公民的职权不可。”

“中国农民党”侧重于乡村建设，谋求于同城市平衡发展，认为造成农村贫富悬殊的主要原因是政治混乱，法纪不存，贪官污吏肆意掠夺农民，即所谓的“政治剥削”。

所以一方面他要求实行法制，惩处贪官污吏；另一方面主张在保留封建地主土地所有制的前提下，依靠政府进行改良，通过扶植自耕农经济来缓和农村社会矛盾，促进农村的经济发展。他建议政府用赎买的办法，收购大地主的土地，同时成立自耕农基金，扶持自耕农，借给有能力经营土地的农民购买土地，或向政府租赁土地。

在成立宣言中，中国农民党提出了一系列主张：

1、党的使命是为农民争取国家的主人地位

“本党虽是代表社会上一行职业的政党，但绝不存自私的阶级观念，一切主张，必须顾到国家全民的利益，我们的主要使命是为农民争取国家的主人地位，并谋政治的改革，及农业与乡村的改进，这都是整个国家所切需的。至于本党的党员当然最大部分是要向农民里面去征求，但是我们也欢迎一切同情者参加。农民党是要农民都能当国家的主人，却并非要他们都去做官。”

2、农民所受的剥削主要是政治剥削

“我们认为农民所受的剥削，主要的是政治的剥削，因为政治不良，法纪不存，农民知识低落而又散漫，一切军阀官僚皆可以利用他们的权位，肆意掠夺人民，使得整个乡间涸竭，个个乡民贫穷。因此，我们认定，改善农村经济的办法，应着重在改良政治，修明法纪，使乡间所生产的财货不再被非法剥削，集中城市，而不是要从富农和乡间小地主的手里夺取一些去弥补贫农。”

3、反对强制没收农民财产

“本党真诚的为农民谋利益，决不欺骗农民，故不愿意发出一些只好听而不能实践的诺言，使他们期待从天上掉下来的财喜，隔夜发横财，因为这些都是靠不住的，我们第一步要努力的要使农民能收得自己辛劳的结果，不被他人掠夺，并能藉自己的勤俭与经营逐渐改善其境遇。”

4、使农民获得自由自主的权力，不再被别人拉去打仗

“八年抗战下来的国家，浩劫余生的人民，牺牲惨重，痛苦万状，内战再打下去，非至同归于尽不止。我们要求一切军队都无条件的向全国人民投降，在人民的面前，将他们的枪炮一齐放下来，实现全国的和平统一。同时我们认为内战的根本解决，不仅是目前不打的问题，而必须使农民获得自由自主的权力，不再被别人拉去打仗，而且能站出来阻止任何人打仗。”

5、注重乡村与城市的教育平衡

“我们认为根本救国的办法，是在和平统一及优良的政治情形之下，积极发展建设与教育，这才是本党最重要的使命。过去中国不是没有建设与教育的成绩，然而建设完全集中在大都市，教育只是极少数人的专利品。结果是建设反加重人民的负担，都市愈发达，乡村愈残破，教育造成了社会上的寄生分子，受教育的人愈众，剥削农民者愈多。本党必须力挽其弊，特别注重乡村生产建设的发展和农民知识的提高，使中国成为一个平衡健全的国家。”

和平统一，谁统一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