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本没啥好反驳的，就像中医一样，整天吹嘘能治这个治那个，真碰到疫情还不是乖乖等疫苗（经济不行还是用凯恩斯那一套），你一说中医不行，他就说这个不是真正的中医，和马列学徒天天说失败的共产主义不是真正的共产主义一样

自由打败一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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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我操你妈

马列主义虽然已经被西方丢进历史的垃圾堆，但不妨碍它在贫富差距极大的支共底层拥有庞大的市场。

只有那指挥集体行动和生产的心智才具创造力。人之心智也属于宇宙和自然，它是这个既存世界的一部分，把人心称为创造的，并非沉溺于任何形而上学的幻想。承认心智的创造力，是由于我们只能把人的行动所引起的变动追溯到“理性指导人之行动”这一论点上，越过这一点，我们就茫然无知了。生产活动不是物理的、物质的和外在的东西，它是一种精神的和心智的现象。它的必要条件不是人的劳动，也不是外在的自然力量和事物，而是“使用这些要素作为手段达成某些目的”的心智的决定。生产产品的不是辛劳和乏味本身，而是辛苦工作受理性指导这个事实。只有人心才具备消除不适的能力。

马克思主义者的唯物论形而上学完全曲解了这些事情。“生产力”是非物质的。生产乃一精神的、心智的、意识形态的现象。它是那些受理性指导的人为了尽可能消除不适而采用的方法。使我们的生活条件优于一千年或两万年以前我们祖先之生活环境的，不是什么物质的东西，而是精神的东西。物质的改变乃精神变化的结果。

普遍主义、集体主义和整体主义社会哲学及其所有变种的基本问题是：凭借何种符号我才可识别真法、上帝信徒的语言和那个正统之权威。因为这些先知谁都自诩受到神的派遣，传播各种福音，对虔诚信徒而言，没有什么是可以质疑的，他充分自信他所笃信的乃是唯一之真理。但正是这种信仰的坚定性使得敌对情绪不可化解。每一个派别都欲使其自己的教义大行于世。但由于各种不同的信念，其是非真伪无法由逻辑论证所能决定。因此对于这样的争执除诉诸武力斗争外，别无解决之法。大凡非理性主义、非功利主义和非自由主义的教条，必然引发国际战争和国内战争，直到敌对一方被消灭和被降服为止。世界各大宗教历史就是一部斗争和战争的记录。正如现代一些假性宗教一一社会主义、国家主义和民族主义一一的历史一样。

不宽容和借助铁血暴力来宣传自己，乃任何他律伦理制度之固有品性。上帝或命运的法则是普适有效的，它们宣称的合法权威是所有人必然服从的。只要他律的道德法则及其哲学结论一一概念实在论一一的威望丝毫无损，就谈不上宽容和持久和平的问题。当战斗停止之际，那只是为下一次的斗争而积蓄新的力量。宽容他人之异见的观念，只有在自由主义学说戳穿了普遍主义之符咒时，方有可能落地生根。按照功利主义哲学，社会和国家不再是为了维持神所喜欢的，却明显危害诸多世人甚至绝大多数世人之现世利益的世界秩序而存在的制度。相反，社会与国家是所有人民为达成其自身目的而选择的基本手段。它们由人的努力而建立，它们的维持与最适当的组织，本质上与人之行动产生的其他制度并无二致。他律道德与集体主义学说的拥护者，既无望于凭藉推理来证明他们那些特殊伦理准则的正确性，也无法同样证明其特殊社会理想的优越性和惟一合理性。于是，他们不得不盲目要求人们接受他们的意识形态体系，并服从于他们认为正确的权威，他们要的是削弱反对者，甚至逼迫后者屈从。

自由主义荐举的多数之治或民治原则，不是建立凡人、庸人及下里巴人之主权。自由主义者相信，一个国家必须由那些适于治国的人才来治理，但他们还相信，要证明一个人的治国能力，靠说服他的国人要比靠镇压他们更好。当然，我们无法保证投票者一定能选出最合适的候选人，实际上任何其他的制度也做不到这一点。如果大多数国民相信了不健全的政策，选出了不足取的政客，我们只好向他们解说更合理的政策，推荐更好的人选，以期转变他们的心态，除此之外别无良策。总之少数人永不能用其他手段得到持久的成功。

普遍主义者和集体主义者不会接受这种解决政府问题的民主方法。在他们看来，个人在遵循伦理规律的时候，并不能直接增加自身的实际利益。相反，他必须放弃一己私欲以实现神所设计的利益或整个集体的利益。而且，仅靠理性绝不能感悟到神圣法律的绝对价值和其无条件的有效性，也不能正确解释那些清规和戒律。因而在他们看来，用和蔼的劝告来说服大多数人并引导他们走上正轨，乃徒劳无益之举。那些受了神启的人，有责任向温驯众生传播福音，而对那些“害群之马”则鞭之以暴力。神授的领袖是上帝的使者，是整个集体的受托人，是历史的工具。他永远正确，不会有任何差错。他的命令是至高无上的戒律。

普遍主义和集体主义必然是一种神权政治制度。这类主义的共同特点是，它们都当然认为存在一个超人的东西，为个人不得不服从。它们之间的不同之处在于，他们称呼这种东西的名称不一样，以及它们用此名称所宣布之法规戒条的内容不一。少数人专断的统治，除假托授命于某一超人之绝对权威外，再无其他的辩由。至于这个统治者是行使“神权”的神化了的君主，或是履行历史使命的无产阶级的先锋，或是黑格尔的“精神”、孔德的“人道”，则无关紧要。当代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和社会控制的鼓吹者使用的“国家”、“社会”，都象征着神。这一新教条的布道者把神学家形容上帝的那些形容词一一全能的，全知的，至善的等等一一统统拿来形容他们的偶像。

一切集体主义学说的准神学特征，在它们之间的相互冲突中表露无疑。任一集体主义学说并非用抽象的说法断言某一整体的优越性，而总是宣扬某一确定的集体偶像的卓尔不群，同时露骨的否认其他偶像的存在，或者把他们贬至低级的附属地位。国家的崇拜者只宣称某一特定国家即己国的优越性。如果有反对者以宣扬另一集体偶像的优越性来向他们挑战，他们就只好一再用这样一句话来抵挡：“我们是对的，因为有一个内在之音告诉我们，我们对，你们错。”敌对之集体主义的教条和教派之间的冲突，无法用理辩而解决，只能诉诸武力。多数而治的民主和自由原则所要替换的，就是武装冲突和独裁侵略的军事原则。

对于自由主义制度的一些基本政治设施，如多数之治、异端宽容、思想自由、言论自由、出版自由、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所有各行各色的集体主义则表示出一致的敌视。它们在企图消灭自由这方面达成的一致性，导致了一个错误的信念，即认为政治上的敌对问题是个人主义和集体主义的对抗。事实上，个人主义一方与各色集体主义另一方之间固然存在斗争，而集体主义阵营内部的各派之间的相互仇视并不弱于它们之恨自由制度。攻击资本主义的马克思主义也并不是统一的，而各有门派。例如有斯大林派、托洛茨基派、孟什维克派及第二国际主义派等，它们之间进行最残酷最无人道的斗争。此外还有非马克思派，它们之间也一样用残暴方式相互斗争，因而，集体主义如果取代了自由主义，其结果无疑是血腥杀戮。

习惯的用语，完全错解了这些事情。通常所说的自由主义哲学，是社会关系不断强化的哲学。相对的，集体主义基本观念的应用，其结果不是别的，只能是社会的解体和永无休止的武装冲突。不错，每一种集体主义总是承诺，从它取得决定性胜利并进而推翻和消灭所有其他异见者之日起，就会出现永久的和平。然而，这计划的实现有待于全人类的剧变。人不得不一分为两个阶级：一方是神似的全能独裁者，另一方是交出自己意志和理性的，终而成为独裁者计划之走卒的芸芸大众。为了把一个人抬举成大众的神明般的主宰，而必须把大众非人化。思想和行动本是人之为人的基本特征，却将只成为“独夫”所有的特权。我们无须指出这样的计划是不能实现的。独裁者千年至福的帝国注定要失败，它们绝不可能维系经年。我们已经亲眼目睹了好几个这种“千年至福”的秩序的崩溃，剩下来的也将度日如年。

集体主义观念在现代的复活一一我们这个时代一切苦难之根源一一是如此的成功，以致把自由主义社会哲学的精髓彻底湮没了。今天，甚至许多爱好民主制度的人士也疏远了自由主义理念。他们用以赞赏自由与民主的那些观点，也沾染上了集体主义的错误光彩。他们的论点是对真正的自由主义的曲解，而非对它的确证。在他们看来，多数人仅因为有力量摧毁任何反对势力，所以总是对的；多数之制就是党员最多之党的专断之名，而且这统治的多数在运用专政的力量处理政治事务时，不必自我限制。某一个党派一旦赢得多数国民的支持，因而控制了政府机器，它就可以任意抹煞少数人所有的民主权利，而这些民主权利正是该党派此前用于取得政权的手段。

这种假冒的自由主义恰好是自由主义学说的反面。自由主义者并不主张“多数”像上帝一般毫无过失；他们也不认为，一个政策得到多数人支持的事实本身即可证明它是有利于大众的。他们反对多数人的专制，以及对持异见之少数加以暴力摧残。自由主义的目的，在于建立一种政治制度，使社会合作的顺利进行和社会关系的不断强化得到保障。它的宗旨是要避免武力冲突、避免社会解体、避免使民众沦回原始状态一一在那种状态下各政治团体无休止地相互残杀一一的战争与革命。由于劳动的分工需要无骚乱的和平条件，自由主义的目的就在于建立一种易于保持和平也即民主的政府体制。

我们不能因为种族主义者把下列一种主张建立在这种假设之上而否定这一假设：在各种族集团之间存在一种不可调和的冲突，而且优等种族必须奴役劣等种族。李嘉图的协作法则早已推翻了这种有关人间不平等的错误解释。但为了反驳种族主义的假设而否定一些明显的事实，也是没有意义的。直到现在，还有一些种族对人类文明之发展毫无贡献或贡献极少，这是一个不容我们否认的事实。在此意义上把这些种族成为劣等实不过分。

那么就存在这样一个事实：同一阶级，同一种族或同一国家中的人们对某些重大问题会有不同的见解。但据纳粹党人说，不幸的是居然有不按正确的德国方式思想的德国人存在。可见，如果某一德国人不总是必然的以他应有的方式来思想，而用一个非德国人的方法来思想，那么，应由谁来觉定那个德国人的观念是真正德国的抑或非德国的呢？已故的奥本海默教授曾说“个人在追求其利益时常常犯错，但从长远来看，一个阶级却永不犯错”。这可能意味着大多数人的投票是不会错的。但是，纳粹党人曾经把大多数人的投票当作非德国人的决定加以拒绝，马克思主义者也不采用大多数人投票的民主方式。但一旦他们所说的面临考验时，假若少数人的决定符合他们所属党派的利益，他们就倾心于少数人的决定。让我们回忆列宁如何解散制宪会议，那个制宪会议是他的政府主办以普选出来的代表组成的，却只有1/5的代表是布尔什维克党人。

马克思主义和种族主义信条的一些支持者，用一种很独特的方法来解释其团体的认识论教条。他们乐于承认，对所有种族、民族和阶级来说，心智之逻辑结构都是一致的。他们宣称，马克思主义或种族主义决不想否认这一绝对的事实。他们真正想说的是，历史之理解、美学之移情以及价值判断都是由人之背景来决定的。显然，这种说法不能取得多元逻辑论者之著作的支持。但我们还是必须把它作为一种独立的学说加以分析。

人之价值判断和他对目标的选择，反映了他与生俱来的心理特征以及他本人生活中的蹉跎变化，这一点已无需再作强调。但是，在对这一事实的承认与相信“种族遗传或阶级关系是价值判断和目标选择之终极因素”两者之间，却存在很大的差距。世界观和行为模式之间的基本差异，与种族、民族或阶级关系之间的差距不可同日而语。

价值判断之间的差异，不如禁欲主义者与纵欲主义者之间的差异那么大。虔诚的和尚、尼姑与人类其他的人之间，存在一条不可跨越的鸿沟。但在所有的种族、民族、阶级与种性里，都有人情愿终生苦修于修道院，这其中既有国王和贵族的儿女，也有沿街乞讨的乞丐。圣徒克拉拉和他们狂热的信徒们是意大利人，但我们却不能因此把其他意大利人说成是厌弃世俗琐事的。清教是盎格鲁—撒克逊民族的，但在都铎王朝、斯图亚特王朝以及汉诺威王朝，荒淫无度也是盎格鲁—撒克逊民族的。19世纪杰出的禁欲主义代表人物是托尔斯泰，他却是穷奢极欲的俄国贵族中的一员。托氏发现他攻击的那种哲学精神体现在贝多芬的克鲁采奏鸣曲中，而这部小提琴和钢琴奏鸣曲的作者却生长于一个极端贫穷的家庭。

在美学价值方面也是如此。所有的种族和民族都既有古典的也有浪漫的艺术。马克思主义者在宣传上虽极尽其能，但他们仍未成功地造就出一种独特的无产阶级艺术或文学。那些“无产阶级”的作家、画家和音乐家并未创造出新的艺术风格，亦未建立起新的美学价值。他们惟一的特点是，倾向于称所有他们厌恶的东西为“资产阶级的”，称所有他们喜欢的为“无产阶级的”。

史家和行动人对历史的理解都反映出他们自身的人格。但如果史家和政治家具有寻求真理的热望，他们就永远不会使自己受到本派别见的左右，只要他们有能力而不愚昧。一个史家或政治家把某一干扰因素看作有利或有害，这并不重要。他贬低或夸大某一起作用的因素，也得不到任何好处。只有笨拙而自以为是史家的人，才相信他们可以用歪曲历史的手段来达到他们的目的。

今天，许多史家和著作家受马克思主义信条的感染，坚信社会主义计划的实现既不可避免而且是至善之举，肩负这一历史使命的劳工运动，要以暴力推翻资本主义才罢休。从这一教条出发，他们就把被选的“左翼”党派在推行其政策时诉诸武力视为理所当然。革命的成功不能靠和平的手段来完成。沙皇的四个公主、托洛茨基以及几十万俄国资产阶级被杀。“不打破鸡蛋就做不成蛋卷”，为何要顾及那些已经破裂的鸡蛋呢？但是，如果被侵害的人们当中有敢于自卫甚至反抗的，情形就当然不同了。只有少数人提及怠工、破坏以及罢工者的暴行。而几乎所有的作者，都事无巨细地描述那些资产阶级的公司如何企图保护他们的财产、员工及顾客的生命以免于这些袭击。

无论是某些马克思主义者、种族主义者，还是其他的多元逻辑论的支持者，除了反复念叨人心的逻辑结构随阶级、种族或国家之不同而不同外，就不再有更深入的进展。他们从不涉险确切指明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逻辑结构不同的所在，或者雅利安人和非雅利安人之逻辑结构的差别所在，或者德国人与英国人、法国人逻辑结构差异之所在。在某些马克思主义者看来，李嘉图的比较成本理论之所以不实，乃因为李氏本人是一个资产阶级分子；德国的种族主义谩骂这一理论，乃因为李氏是一名犹太人；德国的国家主义者则因李氏是一个英国人而同样诋毁这一理论。某些德国教授甚至将这三种理由合起来反对李嘉图的理论的有效性。然而要反对某一理论，仅靠指责作者的背景是不够的。首先有必要系统地说明那种不同于被批评者采用的逻辑体系。然后逐一审视这一有争议的理论，并指出它的推论中有哪些尽管从立论者逻辑观点来看是正确的，而从无产阶级、雅利安族或德国人的逻辑观点来看是无效的。最后，应该解释凭批评者自己正确的逻辑推理代替立论者错误的逻辑推理导致的是怎样的结论。正如众所周知的，这不是任何人曾做到和能做到的。

人类思想和行动之范畴，既不是人心武断的产物，也不是传统之习俗。他们不在宇宙之外，也不在宇宙万物的演进过程之外。它们是生物学上的事实，在生活和现实中有特定的功用。他们是人谋求生存的工具。人们靠它们来调整自己，使自己尽可能地适应环境的变化，尽可能地排除不愉快的事情。所以它们对外部世界的结构是适合的，而且反映这个世界和现实的特性。它们发生作用，而且在这个意义上真实而有效。 因此，断言先验之悟性和纯粹之推理不能传递任何有关真实和宇宙结构之信息的说法，是错误的。基本逻辑关系和思想行动诸范畴，乃一切人类知识的最终来源。它们符合现实之结构，并且将此结构投影于人之心灵，在这个意义上，他们对人而言是基本的本体论事实。我们无法知晓一个智力超人如何思考和领悟。对人而言，每一种认知都受其内心逻辑结构的限制而蕴含于此结构中。正是那些经验科学的令人满意的结果及其实际应用，证明了这一真理的存在。在人之行动能够实现其目的的轨道里，没有不可知论的容身之地。

如果真有某些种族发展出一种不同的心灵逻辑结构，则他们在为生存而奋斗时，就不能借助理性之力。因而保护他们免于灭亡的惟一工具只剩他们的本能反应。那些以推理来指导行为的种族，在物竞天择机制之下，就一定会遭淘汰。只有那些专靠本能的个体才能生存。这就意味着，只有那些没有超越动物心智水平的人种才会有生存的机会。

北美印第安人缺乏发明轮子的才智。阿尔卑斯山上的居民也不会制造雪橇以改善其生活。但这样的缺陷，并不能归咎于他们与那些早已利用轮子和雪橇的种族有不同的心智。这种缺憾，即便从印地安人和阿尔卑斯山居民之观点来看也是存在的。

然而，这些考虑只涉及那些决定具体行动的动机，并未涉及“不同种族之间是否存在心智之逻辑结构上的差异”这一惟一相关的问题。而这正是种族主义者所断言的。

我们可以回想一下前面几章关于人心逻辑结构之基本问题，以及思想和行动之范畴原则的讨论。再加上若干得自观察的结论，就足以一举摧毁种族多元逻辑论和其他各种套路的多元逻辑论。

借助西斯蒙弟、李斯特、马克思以及德国历史学派的观念，对英国外贸政策的演变轨迹有一个较为普遍的解释：在18世纪后半叶和19世纪的大部分时间里，英国资产阶级的利益要求的是自由贸易政策。因而英国的政治经济学家便精心打造了一个自由贸易的学说，同时英国的制造业者们发起了一场运动，最终成功地撤除了保护关税。后来情况发生了变化，英国资产阶级不再经得住外国制造业的竞争，转而急需关税的保护。于是经济学家又以保护主义理论来取代过时的自由贸易意识形态，由此大不列颠又回到了保护主义。

这种解释的第一个错误在于，它把“资产阶级”看作一个由利害一致之成员组织起来的一个阶级。某一个商人总是需要根据国家的制度条件来调整自己的行为。长远来看，就他作为一个企业家和资本家的能力而言，关税的有无对他既无益处也无害处。他会转而生产那些在既定关税下最能使他获利的物品。能够损害或增进他的短期利益的，仅仅是制度安排上的变化。但这样的变化就不能以同样的方式和程度影响到每个商业部门和每一个企业。一项有利于某一部门或某一企业的法令可能有害于另一些部门或企业。对一个商人而言，关税对他的影响仅限于若干种税目，而这些种税目对不同行业和厂商的利益造成的影响大都是相反的。

每个行业或厂商都能受益于各种由政府赐予他的特权。但如果其他的行业和厂商也获得同等程度的特权，则每一个商人——不仅仅作为消费者，而且也作为原料、半成品、机器和其他设备的购买者——因此受到的损失将大体等于因此而得到的利益。私利集团的利益会驱使某一商人去请求对他自己的行业或企业给以保护。但这种利益决不能促使他去请求对所有部门或厂商都加以保护，如果他不能肯定他得到的保护大于其他行业或厂商。

从他们的阶级利益的观点来看，英国的制造商并不比本国其他公民更关心谷物法[插图]的废除。地主之所以反对废除这些法律，是因为农产品价格的跌落会降低土地的租金。制造商之特殊的阶级利益，只有在那久已被废弃的“工资铁律”和“利润是剥削工人之结果”这一同样站不住脚的学说的基础上，才能得到解释。

在一个以劳动分工为基础组织起来的世界里，每一种变动都必定影响到许多利益集团的短期利益。因此我们很容易把每一种主张变动的学说理解为某一利益集团私利的意识形态上的掩饰。现在有许多著作家就主要从事这种揭发工作。这并不是马克思的专利，在他之前就已众所周知。但最令人惊诧的是，某些18世纪的作家企图把宗教的教义解释为牧师神父的弥天大谎，借此他们自己和他们的剥削者同伙诈取权力和财富。马克思主义者认同这种说法并给宗教贴上“大众的鸦片”[插图]的标签。这些种学说的支持者从来不考虑，凡是有私利所赞成的，必然也有私利所反对。任何事情只有利于某一特殊阶级，这绝对不是一个令人满意的解释。要解答的问题应该是，为什么那些利益可能受到损害的人不能够挫败那些将得到便宜的人的企图。

富人，已经在营业的工厂的老板，并没有很特别的阶级利益促使他热心于维护自由竞争。他们虽然反对他们的财富被巧取豪夺，但他们的既得利益会促使他们采取一些手段以阻碍新来者对他们之地位的挑战。至于那些为自由企业和自由竞争而奋斗的人们，并不是为保护已有富人的利益。他们是想让那些明天可能成为企业家的，以及那些有天才而可使其后代过更舒适生活的无名之辈得以自由发展。他们意在为经济的增进开辟一条坦途，他们因而是物质进步的代言人。 19世纪自由贸易思想的成功，受到了古典经济学理论的影响。这些思想的声誉是如此崇高，以至于那些其阶级私利受到损害的人们还没有失去舆论的支持，以至于它们自身终于通过立法得以体现出来。正所谓观念造就历史，而非历史造就观念。

与神秘主义者和空想家辩论是无用的。他们立基其论断于直观之上，而且不打算诉诸理性的检验。马克思主义者大言不惭地宣称，他们的内在之音（their inner voice）宣告的是历史的自我启示（history's self-revelation）。如果有人没能听到这声音，那就只能证明他们是落选者。如果在黑暗中摸索的人敢于反抗受到神启的人，那就是大逆不道。前者应该安分守己，踞墙角而保持沉默。

但是，科学离不开思考，尽管它显然无法说服那些反对理性至上的人。科学必须强调的是，各种相互冲突之学说之间孰是孰非的问题，仅求助于直观并不能得到解决。马克思主义不是我们这个时代提倡的惟一的学说。在马克思主义之外，还有另一些意识形态。马克思主义者断言，其他学说的应用将有损许多人的利益。但这些学说的支持者也可以对马克思主义者们说完全相同的话。

当然，马克思主义者判断某种学说是否邪恶的真正标准，是其作者是否具有无产阶级的背景。但谁可称得上是无产阶级呢？马克思博士、制造商和“剥削者”恩格斯以及俄罗斯上层社会之后裔的列宁，都肯定没有无产阶级的背景。相反，希特勒和墨索里尼倒是地道的“无产阶级”，青年时期都在贫困中度过。布尔什维克和孟什维克，以及斯大林和托洛茨基之间的冲突都说不上是阶级之争。它们充其量是狂热之徒的派系斗争，争论者互相攻讦对方为叛徒。

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精髓在于：我们之所以正确，乃因为我们是新兴无产阶级的代言人。烦琐的推理无损于我们学说的有效性，我们的学说来自那个决定人类命运的超能；我们的人之所以错误，乃因为他们缺乏作为心智向导的直观。然而这并非他们的过失，只是因为他们投错了阶级，没能用真正的无产阶级逻辑装备自己，反被其他的意识形态蒙蔽；高深莫测的历史法则选择了我们而审判了他们，未来非我们莫属。

马克思主义的多元逻辑论无法挽救岌岌可危的社会主义。它以直观代替推理，无异于求助普通的迷信。但也正是这种态度，使得马克思主义的多元逻辑论及其支流——所谓“知识社会学”，与科学和理性处于不可妥协的敌对地位。

它与种族多元逻辑论自有不同之处。后一多元逻辑论与当今正在流行但是错误的经验主义时髦正相合契。人类有种族之分乃不争之事实。种族间在形体特征上相互区别。唯物主义哲学家断言，思想乃大脑之分泌物，正如胆汁乃胆囊之分泌物。对他们而言，如果预先否定“不同种族的思想分泌在实质上各不相同”的假说，那就不能自圆其说。人体解剖学至今未能成功地发现，不同种族之脑细胞有解剖学意义上的差异，但这一事实不能推翻“人心之逻辑结构因种族之不同而互异”的学说。因为我们不排除未来的解剖学研究，也许有发现人脑细胞的种族性差异的可能。

某些种族学家告诉我们：把文明分为高级和低级说法，以及把外族说成落后，都是错误的。别些种族的文明虽有异于高加索白种人的西方文明，但它们并非劣等文明。以其他种族的文化成就为标准来衡量其文明程度是不对的。西方人称中国文明为停滞性文明，又称新几内亚土著的文明为原始野蛮。殊不知，中国人和新几内亚土著对我们文明的轻蔑丝毫不逊于我们之轻蔑他们的文明。诸如此类之评价都属价值判断，因而失之于武断。其他种族有不同的心智结构。他们的文明适合于他们的心智，正如我们的文明适合于我们的心智。我们不能理解，为什么我们称为落后的东西对他们并非如此。从他们的逻辑观来看，随遇而安是一种比我们的进步主义更好的生活方式。

如果有人不惜任何代价，极想从马克思主义学说中提取出真理，那么他不妨这样说：情感对一个人的推理影响至大。没有人胆敢否定这一明显事实，遗憾的是这一发现并非马克思主义的功劳。不过这一发现对认识论而言毫无意义。成功和失误的原因很多。把它们列举出来而加以分类是心理学的任务。

嫉妒是一普遍的弱点。确有许多知识分子因嫉妒富贵商贾的丰厚收入而倾向社会主义。他们以为社会主义政府支付给他们的薪金，将会高于他们在资本主义制度下赚得的。但是对这种嫉妒心理之存在的证明，并不能解除科学对社会主义教条作最为审慎之检讨的责任。科学家在研究每一种学说的时候，必须首先把它的支持者看作只被求知欲驱使。各种不同幌子的多元逻辑论者在对待那些他们所反对的学说时，只以揭发那些学说之主张者的背景和动机为能事，而舍却纯粹的理论检讨。这样一种程序不合乎推理的首要原则。

为了打败一个理论，而专伺发掘其历史背景，其时代“精神”，其发源地之物质条件，以及其作者的人格，乃拙劣之手段。一种理论只接受理性法庭的审判。审判的标准永远是理性的标准。一种理论可能正确也可能错误。有的时候，我们现有的知识对其正确与否无法作出定论。但是一种理论如果对一个无产者或一个中国人无效，那么对一个有产者或一个美国人也肯定是无效的。

如果种族主义是正确的，那就无法解释为什么他们政权在握后，就火急火燎地压制异端学说，迫害异端。不宽容政府的存在以及政治集团总想压制或消灭异端的事实，恰好证明了理性的优越。某种学说的正确性，固然不能从它的反对者利用警察、刽子手、暴民来反对它而得到证明。但是那些人利用暴力来压制别人的学说，正好能够证明他们下意识地承认他们自己的学说是站不住脚的。

人的行动学和历史都是人类心灵的显现，因而它们都受人类心智能力的限制。关于绝对的和客观的心灵意向，关于事物变化和历史演化过程中固有的客观意义，以及关于上帝或自然或世界精神或天数在宇宙和人类事物的驾驭中想实现的东西，人的行动学和历史并不假装知道什么。它们与所谓的历史哲学没有相同的地方。它们不像黑格尔、康德、马克思以及为数不少的另一些作家的著作那样，自诩能够破解生命和历史“真实的、客观的和绝对的”意义。

我们活着而行动的人，能够用语言来形容较好和上好。但是“绝对”一词，没有“程度”的含义；它是一个极限的概念。绝对，是不可决定、无法想像和无以言表的。它是一个虚幻的概念。没有至福，没有完人，也没有永恒之极乐。任何描述蓬莱仙境和天使生活之状态的尝试，终归不能自拔。凡是有条件要求的地方，就有限制和不完善；凡是有障碍要克服的地方，就有挫折和失望。

哲学家已经放弃了对“绝对”的探索，乌托邦改革者却重又将其拾起。他们编织了许多至善至美的梦境。他们不理解，国家这一强制和镇压性的社会组织，正是用来对付人性之不完美的；它的基本功能是惩罚那些可能伤害大多数人的少数罪人。如果人皆“完美”，就无须强制和镇压。但乌托邦者没有注意到人性以及人生的一些不可变更的条件。高德温以为，在废除私有财产后，人皆会永垂不朽。傅立叶更是异想天开地胡说什么海洋将为柠檬汁而非盐水所充溢。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制度无视生产所需的生产资料的稀缺性。托洛茨基则宣称在无产阶级的天国里，“一般人的人格都能升至亚里士多德、歌德或马克思的高度，而且在此之上，还有新的异峰突起”。

对理性的反叛——我们这个时代的特有的心理状态，不是因哲学家缺乏谦虚、谨慎和自我检审而引起的，它也不能归咎于现代自然科学之不长进。现代技术和治疗学的某些惊人成就是任何人都无法否认的。无论从直观主义和神秘主义，或从其他角度去攻击现代科学都是没有希望的。反理性是醉翁之意不在酒。它的目标不是自然科学而是经济学。攻击自然科学只不过是攻击经济学的一个必然的逻辑结果。因为只在一个领域排除或推翻理性，而不把理性放到其他知识部门中去拷问，是不能实现反经济学之目的的。

巨大的变革发生于19世纪中叶。那时，经济学已经完全摧毁了社会主义的乌托邦幻想。虽然古典经济学体系本身的缺陷，妨碍了它正确认识每一个社会主义计划不可能实现的原因，但古典经济学家却能够毫不费劲地指出当时所有社会主义计划的无用之处。共产主义理想因而穷途末路。社会主义者对一些致命的批评已不能提出任何反驳的意见。社会主义似乎至此终结了。

只有一个途径可以将社会主义者从这条死胡同里导引出来。他们可以转而攻击逻辑和理性，并用神秘直觉代替推理。提出这一方法，正是马克思的历史使命。在黑格尔的辩证法神秘主义的基础上，他自诩能够预知未来。黑格尔妄称他知道“精神”在创造宇宙的时候，就已决定了普鲁士威廉三世的专制。而马克思对“精神”的计划知道得更加详细。他知道历史演化的最后阶段是社会主义太平盛世的建立。社会主义必然实现，这是“颠扑不破的自然法则”。并且按照黑格尔的说法，历史演化的每一个阶段都高于前一个阶段，所以作为最后阶段的社会主义社会从任何观点来看，都尽善尽美，不容置疑。因此，无须详细讨论社会主义社会的具体细节，到了那个时候，历史自然会把一切安排得最好，无须凡人操心。

但还有一个大障碍需要克服，那就是来自经济学家的尖锐批评。马克思自有办法。他认为，人类理性生来就不适合于去发现真理。人类心智的逻辑结构在不同的阶级之间互不相同。不存在普遍有效的逻辑。心灵能产生的只能是“意识形态”。所谓“意识形态”，在马克思的语汇里指的是一套掩饰着思想者本人阶级利益的观念。因此，经济学家的“资产阶级”之心，除了为资产阶级辩护外，决不会有别的货色。而作为“资产阶级”逻辑之一分支的“资产阶级”科学理论，对无产阶级而言毫无用处。无产阶级这个新兴的阶级注定要消灭所有的阶级，并且把人间变成伊甸园。

社会主义的一个重要教条即是说，只有在资本主义生产制度里，劳动才有负效用，而在社会主义制度里，劳动纯粹是一种欢愉。我们可以不管那位可怜的精神病者傅立叶的信口雌黄。但在这一点上，马克思的“科学”社会主义却与乌托邦思想目标类似。这一主义的最重要的一些拥护者，如恩格斯和考茨基，都曾明白无误地宣称社会主义政权的一个主要效应就是把劳动从痛苦转为欢乐。

那些能产生即时满足的因而成为欢乐和愉悦之直接源泉的活动，在本质上与劳动和工作大异其趣。但这一事实常常被人忽视，而且肤浅的讨论也无法认识其间的差异。星期天在公园的湖上驾一只独木舟游玩，只有从流体力学的观点来看，才可与船夫和船奴的划船同日而语。当你把它作为一种可达成之目的的手段来判断时，它就像一个散步者哼唱抒情曲与一个歌星在剧院演唱同一抒情曲之间的差别。那星期天悠闲荡舟湖面的人与信步哼唱的人，从他们自己的活动中直接获得满足，而非间接获得满足。因此他们做的不是劳动，不是运用他们的生理功能达成某些目的，而只不过是这些身体功能的简单运动。它不仅仅是娱乐，其本身就是目的。它是一种自娱而不具有任何其他功效。正因为它不是劳动，我们就不能称其为直接满足性劳动。

有时一个肤浅的观察者会以为别人的劳动能引起直接满足，因为他自己喜欢与这类劳动表面上相似的游戏。正如儿童喜欢玩教课、当兵和驾火车的游戏那样，成年人也有自己的爱好。他们会以为火车司机开动和驾驶机车，与他自己玩火车玩具时一般快乐。一位簿记员在匆匆上班路上看见巡逻的士兵就会心生羡慕，他以为这个巡逻兵在其责任区里闲逛着就能领到薪水。殊不知这个巡逻兵也在嫉妒这个簿记员，以为他置身温度适宜的房间内坐在舒服的椅子上，随意涂画就能赚得工资。把别人的工作误解为消遣的想法不足称道。

但也确有提供直接满足的劳动。在特殊条件下，有些种类的劳动其某一小部分能提供直接的满足。但这些劳动量是如此微弱，以至于不足以在复杂的人的行动和满足欲望的生产中发挥任何作用。劳动具有负效用是我们这个世界的特征。人们以带有负效用的劳动交换劳动的产品；劳动对他们而言是间接满足的一个来源。

在社会经济组织方面，有主张生产资料私有权的自由主义者，有主张生产资料公有制的社会主义者，还有主张第三制度的干预主义者，后者自称既非社会主义也非资本主义。在这些党派的冲突中，也添杂着许多基本哲学问题的争论。人们谈论的话题有真实的自由、平等、社会正义、个人权利、社群主义、团结工会以及人道主义等。但每一政党都企图借助理性方法和历史经验以表明他们推荐的制度能够使国民更为富足。他们告诉人们，他们的政纲的实现将提升国人之生活至更高的水准，而其他政党之纲领的实现则不能。他们又坚持宣扬他们的计划快捷而有效。显然，政党之间的差别不在于目的，而在于手段。他们都自诩以大多数国民的最高物质福利为自己之宗旨。

国家主义者强调，不同国家间的利益冲突是不可协调的，而另一方面，一国国民之正确理解的利益在国内却可彼此和谐。一个国家的繁荣只能以他国的利益损失为代价。国家昌盛，个人才过得上好日子。自由主义者则持不同观点。他们认为，不同国家之间利益之和谐的达成，决不亚于一国内各党派、阶级以及阶层之间利益的协调。他们还认为，和平的国际合作比国与国之间的冲突，更适于实现他们和国家主义者都欲实现的目的——其母国的福利。他们之主张和平与自由贸易，亦不像国家主义指责的，自由贸易只能有损本国利益而惠及他国。相反，他们把和平和自由贸易视为使母国丰裕之最佳手段。区分自由贸易和国家主义的不是目的，而是使双方都能实现自身目的的手段。

宗教教条之间的冲突是无法用理性的办法来解决的。宗教冲突，本质上难以和解并且不可调和。然而只要某一宗教团体一进入政治行动领域，并试着去解决社会组织的问题，它就必然要考虑世俗问题，尽管这样做会与它的信条和戒规相冲突。没有一个宗教在其教外活动中敢于坦白告诉人们：实现我们的社会组织计划将使你们贫困，而有害于你们的世俗福利。那些始终如一、恪守清贫生活的人们退出政坛而离群索居。但那些旨在传教并影响其教徒之政治社会活动的教会和宗教团体则采取了世俗行为的原则。在处理人们的世俗生活问题方面，他们与任何其他政治团体之间几乎没有什么区别。在游说宣传时，他们对于许诺给其教众的物质福利甚至比其对天堂之福更加强调。

社会合作是达成人类所有目的的手段，对这一经理性考虑而得出的结论置之不理的，只有一种世界观，即否认一切世俗活动。由于人是一种只有在社会中方能发展的社会性动物，因而所有意识形态都必须承认社会合作的特殊重要性。它们必须以提供最满意的社会组织为宗旨，并赞同人类对改善自身物质福利的关心。如果说它们彼此间有差别，那不是世界观和超理性讨论之问题上的差别，而是有关手段和途径的不同使然。而这种意识形态上的敌对是可以借助人的行动学和经济学的科学方法作彻底检讨的。

有些精神病医生把那些拥护纳粹主义的人称为精神病人，并企图用治疗学的程序加以诊治。这里我们又面临了同样的问题。纳粹的学说是邪恶的，但它们本质上与那些受他国舆论所赞成的社会主义和民族主义的意识形态并无二致。纳粹的特点仅在于把那些意识形态坚决应用于德国的特殊情况。正如当代许多其他国家一样，纳粹分子也希望政府控制工商事务和本国经济的自给自足。他们的政策的明显标志是：他们拒绝承认也不默认，如果他国采取同样的体制将使他们不利。如其所言，他们不准备永久陷入一种人口过多的境地，以免本国的劳动生产力低于他国。他们相信本国众多的人口、战略上的地理优势以及天生而就的英武之师，足以使他们有机会用侵略的办法去拯救他们悲叹的不幸。

由此可见，凡是接受民族主义和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并视其为真理和他所在国之政策标准的人，就不可能驳斥纳粹党从这两种主义推导出的结论。对那些已经接受了这两种主义的国家而言，抗拒纳粹的惟一办法就是在战争中打败它。而且只要社会主义和民族主义之意识形态在世界舆论上占上风，德国人或其他国家的人，一有机会就会一再尝试靠侵略和征服达成目标。如果我们不彻底探究侵略心理之所产生的那些意识形态的荒谬性，就无望根除这侵略的心理。但这并非人的行动学的任务，而是经济学家要做的工作。

神权政制是一种依赖超人权威来维系的社会制度。神权政体的不二法门是一种“洞察力”，它不接受理性的检讨，也不能用逻辑的方法来证实。它的终极标准是直觉，因为对于某些无法用理性和推理而得知的事物，直觉可以提供给心灵一种主观确定性。如果这种直觉涉及的是与神秘造物主和宇宙统治者的存在有关的传统学说体系，则我们称之为宗教信仰。如果它涉及另一种体系，我们就称之为一种形而上学之信仰。因此神权政制体系无需立基于某种历史悠长的伟大的世界性宗教，它可以是某些形而上学教条的产物，而这些教条恰恰反对所有传统教会和教派，并以强调自身为无神论的和反形而上学的而沾沾自喜。在我们这个时代，一些最强大的神权政党都反对基督教及其他渊源于犹太一神教的一切宗教。它们之为神权，特征在于他们急于按照那些无法用推理证明其有效性的复杂观念来安排人间俗事，他们吹嘘自己的领袖具有常人无法获知的知识，并反对由神权论者所不屑的其他宗派持有的观念。被赋神权的领袖乃接受某一神秘而更高力量的委托来管理盲目大众的事务，仅有他们才是聪慧的，所有他人都既盲且聋，要不就是恶人。

威廉·詹姆士称宗教为“个人在独处时的感情、行动和经验，就他们领悟到自己与他们想像中的神发生关系的这个范围而言”。他进而列举出以下一些信仰，作为宗教生活的特征：这个可见的世界乃一更为精神化之宇宙的一部分，并因后者而获得其主要意义；与这个更高级的精神宇宙结合或保持和谐关系是我们的真正目的；祈祷或与这个精神——“上帝”或“法则”之精神——内在交流，是一个真正完成现象世界之功业的过程；精神的活力涌流进来并产生心理的或物质的后果。詹姆士又说，宗教也包含下列一些心理特征：一种新的情趣，恰如生活的礼品，它所取的形式，或抒情的迷醉，或英雄般的热血气概；与此相反，还有安全与和平的促进和保障，在与他人的关系上则是一种蓬勃生发的友爱之情。

人类宗教经验和感情的这些特征，与社会合作的安排毫不相干。在詹姆士看来，宗教是人与那神圣而神秘并使今人敬畏之天神之间纯粹个人的关系。它责成人遵循某一行为方式，但它不断言有关社会组织的任何问题。圣方济各，西方最伟大的天才宗教家，就从不涉足政治学和经济学。他只是教导他的门徒如何虔诚地生活，他不去草拟生活组织计划，更不鼓励他的门徒以暴力对抗异端。他创造的圣方济会对他的教义所作的解释，无需承担任何责任。

自由主义对于一个急于依宗教信仰模式调整其行为和处理其个人事务的人不加任何阻碍。这种模式是他个人或他所属的教会或宗派对某种信仰的解释。但是如果企图借宗教的直觉和启示来压抑社会福利问题的理性讨论，自由主义却要强烈地反对。自由主义不介入任何人的离婚或节制生育的行为，但对那些企图阻止他人自由地讨论这些问题的人，它却会加以抨击。 在自由主义者看来，道德律的目标在于引导个人调整自身行为以适应社会生活，并预防一切有害于社会和平与合作的维持及人际关系之改善的行动发生。自由主义者们欢迎宗教教义对于这种道德律给予的支持，但是他们反对那必然引起社会解体的一切规范，不管它们是否来源于宗教。

有一种歪曲事实的说法来自神教政治的拥护者：自由主义是攻击宗教的。实际上，凡是教会的教义干涉到世俗问题的地方，不同的教会、宗派之间往往互相攻讦。通过倡导政教分离，自由主义意在使各教派间建立起和平的关系，使得每一个教派都有机会相安无事地传播各自之福音。

自由主义也是理性主义的，它坚持认为，说服大多数人相信在社会架构里和平合作比相互争斗和社会解体，更能增进他们正确理解的利益。这是件可能的事情。自由主义充分信赖人的理性。这种乐观主义也许缺乏根据，乃至自由主义者也许置错。但除此之外，人类前途再无其他之希望。

人的行动学和经济学的主要目的，就是用一贯而正确的意识形态取代常见之折中主义的相冲突的教条。除了理性提供的手段外，更无其他方法能避免社会的解体和保证人类境遇之稳定改善。人们必须尽其心智所能去彻底探究有关问题，而决不可轻易接受前人遗传下来的任何结论，也决不能松懈其扫除谬见和寻求最正确认识的努力。人们必须揭发伪科学，发扬真理，以对抗谬误。

对纯知识之问题必须用纯知识的方法来对待。如果把它们看作道德问题，并把支持相反意识形态的人贬抑为恶人，则是很不幸的。坚持我们之所求为好，而反对者之所求为坏，同样无济于事。我们要解决的问题恰好就是判断何为好何为坏。宗教团体和马克思主义所固执的僵硬教条，终将引发不可调和之冲突。因为他们总是先发制人地把所有反对者斥为恶人，怀疑后者的真诚，并要求其无条件地投降。凡在这种态度流行的地方，社会合作就不可能出现。

还有一种不好的倾向，正如当今所流行的，是把其他意识形态的支持者贴上精神病人的标签。在精神病理学上，神智健全和神智错乱之间的界线是模糊不清的。外行人对这一精神病理学基本问题横加干涉是再荒谬不过的了。然而，如果仅凭某人执错误见解并照之行事之事实，判断其为精神病患者，那么，我们就很难发现具备理智和正常思维的人了。因而我们也只能把前辈称为精神病人，因为他们关于自然科学问题的观念及相应采用的技术有别于我们。而后辈也可以同样的理由称我们为精神病者。人孰能无过？如果把犯错误看作一种精神滞碍的特征，那么谁都可以被称为精神病患者。

那些不懂得经济理论的人们一般都相信，信用扩张和通货的增加，是能够把利率降到永远低于自由之资本金借贷市场所达到的高度以下的有效方法。这种理论绝对是一种幻想。但它却牵引着几乎所有现代政府的货币和信贷政策。现在，在这些邪恶意识形态的基础上，无法有效地反对由蒲鲁东、索尔维、道格拉斯等其他所谓改革家推举的计划。他们只不过比其他人更具条理。他们希望把利率降到零，因而一举消解“资本”的稀缺性。凡欲批驳他们的人，必须首先攻击那些作为某些大国之货币信贷政策之基础的种种理论。

社会乃人类行动之产物。人的行动受各种意识形态的指导。因而社会和社会事物之任何具体秩序皆某种意识形态的结果。但意识形态却非如马克思主义者断言的那样，是某种特定社会事物的结果。的确，人类的思想和观念不是孤立个体所能产生的。思想也只有通过思想家的合作才能有所推进。如果一个人的理智活动必须从头开始，那么他就不会有什么进步，一个人在思想上有所作为，只能是因为他的努力得到了前辈的帮助，正是前辈提供了诸种思想工具，诸种概念和术语，以及提出了未解之问题。

经院哲学家、神学家、一神论者以及理性时代的自然神教者，都相信有一种绝对而完美的存在，它永久不变，无所不能且无所不晓，却依然进行谋划和行动，为实现选择的目的而采用各种手段。可是，只有不满足的人才会有行动，正因为他缺乏一蹴而就地克服其所有不愉快的能力，他才一再地行动。一个行动者是不满足的，因而是非万能的。如果他自足了，他将不会行动；而如果他是万能的，则他早就将他的不惬意彻底排除了。对一个全能者而言，不存在在诸种不惬意状态之间作选择的压力；他没有必要去选择一种较不坏的状态。全能意味着在不受任何限制的情况下，有能力实现每一个目的并享受充分的满足。但这恰与行动的概念不相容。对一个万能者而言，目的和手段的范畴是不存在的。他凌驾于人类所有的理解、概念和悟性之上。对他而言，每一种“手段”都能提供无穷的服务，他能利用每种“手段”以实现任何目的，他也能达成每一种目的而无需使用任何手段。全能这个概念，不是人类心智能够想像的，它为人心之逻辑结构所不能容。这是一个无解的悖论。全能者是否有能力造就某种能不受其干预的东西呢？如果他能，那么他的能力就因此受到了限制，因而他也就是非全能的了；反之，如果他没有这种能力，仅此一点就可证明他是非全能的。

全能和全知是否相容呢？全知的前提是：未来所要发生的一切都不容变更地得到了确定。因此，如果有了全知，全能就无法想像了。既无法改变任何早已确定了的事情，全能也就大打折扣了。

行动是有限的潜能和控制力的展现。人受制于有限的智力和体力，也受制于环境的变迁以及他的幸福所依赖的外部要素的稀缺，所以人不得已有所行动。行动因而是人性之显现。如果想把某些事物形容为至善至美，那么言及人生之缺陷和弱点就毫无益处。至善至美这个观念，从任何方面来看，都是自相矛盾的。至善至美，必须想像成一种完完全全的、终极不变的状况。稍有变化，“至”善“至”美就遭破坏，而沦为为“次”善“次”美。只要有变动的可能发生，就与至善至美这个概念不相容。但是，缺乏变化——也即完全不变、完全固着与完全静止——就等于缺乏生命。生命、生活与至善至美是不相容的，死和至善之不相容也如此。

我们活着而行动的人，能够用语言来形容较好和上好。但是“绝对”一词，没有“程度”的含义；它是一个极限的概念。绝对，是不可决定、无法想像和无以言表的。它是一个虚幻的概念。没有至福，没有完人，也没有永恒之极乐。任何描述蓬莱仙境和天使生活之状态的尝试，终归不能自拔。凡是有条件要求的地方，就有限制和不完善；凡是有障碍要克服的地方，就有挫折和失望。

有不少的人和团体，其心智狭窄到无法理解社会合作带给他们的利益。还有另一些人，其道德操守和意志力软弱到不足以抗拒一时利益之诱惑，而做出有害社会制度顺利运行的事情。个人为适应社会合作的要求而调整自己的行动少不了付出代价。但这实在只是暂时的和表面的牺牲，它将会因生活在合作社会里而得到无可比拟之更大利益的补偿。然而，在那一瞬间，放弃某一眼前利益的行动会使当事人痛苦不堪，而且并非每个人都能认识到其后更大的利益从而相应行事。无政府主义者坚信，教育可以使所有的人理解那些为实现其自身利益而必须去做的事情；经过正确的教导，他们将会自觉遵守那些为维持社会生活所必需的行为规则。无政府主义者还以为：一个不用牺牲别人而又无人享受特权的社会秩序，其存在不必依靠任何强制力量去抑制危害社会的行动。这样的一个理想社会，不需要国家和政府，也即没有警察力量，没有强制性社会法制，也照样能够正常运转。

无政府主义者忽视了一个无法容忍的事实：有些人或者心胸狭隘，或者意志较弱，以致不能自觉地调整自己以适应社会生活条件。即使我们承认每个头脑清楚的成年人都能够认识到社会合作的好处，并相应行事，但我们仍要面对老幼病残等问题。我们可以同意应该将那些做出反社会行动的人视为精神病患者而需要照顾。但只要所有的精神病患者尚未治愈，只要还有老幼孱弱，就必须为他们提供一些设施，否则他们会使社会瘫痪。一个无政府的社会将受到每个人的摆布，如果多数人不准备以严厉的手段阻吓少数人破坏社会秩序的行动，社会就将不存在。这种阻吓的力量就必须委托给国家或政府。

国家或政府是一种强制性的社会组织，它具有暴力行动的垄断权。任何个人都不能随意使用暴力或以暴力来威胁他人，除非他得到政府的授权。本质而言，政府是一种维护和平人际关系的制度。然而，为了维护和平，也必须时刻准备打击和平破坏者的挑衅。

有人说，人同样是一种掠食动物，与生俱来的自然本性驱使他去战伐、杀戮和毁灭。而文明，在其创造非自然的人道主义使人脱离动物野蛮根性的过程中，曾试图压制这些原始冲动和欲望。文明使文明人颓废而软弱，以自己的动物性为耻，而津津乐道于视自己的堕落为真正的人性。因此，为防止人类的进一步退化，急需把人从文明的恶果中解救出来。因为文明仅是劣等人的一个狡猾发明。这些劣等人过于瘦弱，连做勇敢的英雄的伙伴都不配；同时也过于怯懦，无法容忍应被完全消灭的惩罚，还过于懒惰和骄傲，不愿为人奴役。因此他们只好求诸诡秘伎俩。他们颠倒渊源于宇宙不变法则的永恒价值标准；还曾宣扬一种道德，把自己的卑劣称为善，把那些英雄的卓越称为恶。这些奴隶的反动道德必须剿灭，通过彻底的价值转变。这些奴隶们的伦理是弱者怨恨的一种可耻产物，也必须完全舍弃；取而代之的，是强者的伦理，即取消一切伦理的约束。人必须无愧于原始的祖先，也即渺渺远古时的某些高贵兽类。

我们通常称这样一些论调为社会的或社会学的达尔文主义。在此，我们无需决定这种指称是否贴切。但无论如何，用“演化的”和“生物的”这两个修饰语去装饰那轻率诋毁全部人类历史的学说，总是一个错误。人类的全部历史，起始于人类开始超越非人远祖之纯动物性生活的那个时期，诋毁者则把它说成是不断地趋向于颓废和堕落的过程。生物学只关心生物内部的变化是否使个人调整到适于其生存环境，并因而改善其生存竞争之机会，而不提供用以评判这些变化的任何准则。从这个观点来判断，文明应被认为是好事而非坏事。它曾使得人类在与其他所有动物——包括庞大的猛兽与更危险的微生物——的抗争中保存下来；丰富了人的生存手段；使人更魁伟、更精明和更加多才多艺，以及使人的平均寿命得到延长；它还给以人类对地球的无可比拟的控制力；它使人口大幅增长，并把人们的生活水准提高到穴居的祖先所梦想不到的程度。诚然，这种进化妨碍了人类某些技巧和天赋的发展，而这些技巧和天赋在人类的生存当中也确曾发挥过作用，但随着环境的转变，其作用逐步消失了。另一方面，它却发展了人类其他一些才能和技巧，为社会架构中的生活不可或缺。但是，生物的和进化的观点决不至于对此种变化吹毛求疵。拳脚相对，对原始人的有用，正如现代人之少不了精明的运算和正确的拼音。只把对原始人有用的那些特征称为自然的和适于人性的，而把文明必需的才能和技巧斥之为堕落和生物退化的标志，无疑十分武断，违背了任何一种生物学标准。劝说人回复史前祖先的那种体格和智能，其不合理无异于要求他放弃直立行走并再长出一条尾巴来。

值得注意的是，那些极力颂扬人类野蛮远祖之巨大蛮劲的代表人物，身体竟脆弱到无法适应“危险生活”要求的境地。在其精神崩溃之前，尼采甚至病弱到只适于在恩加丁高地[插图]和意大利某些地区生活。假如不是文明社会保护他脆弱的神经以应付狂乱的生活，他不可能完成他的著作。暴力的鼓吹者恰恰在他们嘲弄和蔑视的“布尔乔亚”的屋檐下从事写作。他们之所以能自由发表煽动性的说教，正因为他们讥讽的自由主义保障了出版自由。如果他们不得不放弃他们的哲学嘲笑的这一文明的赐予，他们将陷入绝望。胆小懦弱如索列尔者，在极其所能地颂扬暴力的同时，甚至谴责现代教育制度在弱化人们天生的暴力倾向，这是怎样一幅滑稽情景呢？

我们或可承认，原始人的杀戮毁坏嗜好及残暴的性情是与生俱来的。我们也可假设，在远古时代的环境下，侵略和杀伐的倾向实际上更有利生命的保存。人也曾是一种凶残的野兽（在此无需去考究史前人类是肉食动物还是草食动物）。但我们必须牢记的是，生理上而言，人是一个弱小的动物。如果他不具备理性这一特殊的武器，他就无法与那些庞大的掠食野兽相抗争。人是理性动物，他不会毫无节制地屈从于每一次冲动的诱惑，他会按照理性的考虑来调整自己的行动。这些事实我们决不能从动物学的角度说它们是反自然的。理性的行为是指，在无法满足其所有的冲动、欲望和嗜好的事实面前，人会放弃那些在他看来较不迫切的需要。为了不危及社会合作，人不得不抑制那些可能阻碍社会制度之建立的欲望。这种压抑无疑是痛苦的，然而人正是这样做的。他放弃了某些与社会生活不相容的欲望的满足，而优先满足那些只有在分工体系下所能满足甚至得到更大满足的欲望。他已经迈上了通往文明、社会合作和财富的漫漫长路。 但这并非不可更改和终极的选择。父辈的选择不能妨碍子女的自由选择。后者能够转变前者的抉择。每一天他们都可能改变原有的价值观，如赞成野蛮反对文明，或如某些作家所言，主张灵验反对理性，主张暴力反对和平。但他们必须选择，因为互不相容的事物不可能兼而有之。

功利主义哲学和古典经济学则毫不涉及自然权利的学说。对它们而言，社会效用乃是惟一重要的价值。他们之所以推荐民主政府、私有财产、宽容以及自由，不是因为这些东西是自然和公正的，而是因为它们有利。李嘉图哲学的核心在于说明，通过社会合作与分工，即便在任何方面都较优越和更有效率的人，与那些在任何方面都较劣而低效的人，都能够获得利益。边沁，这位激进主义者说道：“‘自然权利’简直是无聊，自然的和绝对的权利乃荒谬之修辞。”在他看来，“政府的惟一目的是使社会最大可能的多数人得到最大的幸福”。因而在检讨什么应该是对的时候，他不关心那些与上帝的或自然的计划和意图有关的成见，而是专注于发现是什么因素最有助于增进人类的福利和幸福。马尔萨斯指出，生存手段是有限的，因而自然不可能为任何生物提供生存的权利，如果人自然纵欲，随意生殖，那他就永远无法脱离饥荒之灾。他断言，人类文明和福祉的发展程度，取决于人学会如何以道德约束节制纵欲的程度。功利主义者反对武断的统治和特权，并非因为他们反对自然法则，而是因为它们有害于大众福利。他们之推崇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不是因为人生而平等，而是因为这种政策有利于公共福利。在反对自然法和人人平等的虚幻观念时，现代生物学只不过更加透彻地重复了很久以前功利主义之自由和民主斗士所说过的话。很明显，功利主义哲学关于民主政府、私有产权、自由以及法律平等的社会功效的学说，决非生物学所能动摇的。

现在盛行的赞成社会分裂和暴力决定的学说，并非所谓立基于生物学的社会竞存哲学的结果，而是由于对功利主义和经济理论的普遍反对。人们不可调和的阶级冲突和国际冲突之理念取代了“正统”的社会和谐之理念。而后者在正确理解的意义上，指的是所有个人、社会团体以及国家之间长期利益的和谐。人们之所以互相争斗，乃因为他们深信，彻底消灭敌人是增进自己福利的惟一手段。

有一派社会达尔文主义声称，由达尔文创设的生物进化理论，已经清楚地说明，自然界里不存在诸如和平与尊重他人生命和福利的事情。在自然界里，只存在无休止的斗争和不能自保之弱者的无情淘汰。自由主义永恒和平的计划——国内的或国际的——只是理性主义者虚幻的构成，与自然秩序相违背。

但是，达尔文从马尔萨斯那里借用于自己学说的物竞天择理念，应该在比喻的意思上来理解。它的意思是，某一个生物体对于危及其生命力量的积极抵抗。这种抵抗如果要成功，那就一定要适应这个生物体系之赖以生存的那个环境。这并不一定总要诉诸毁灭性的战争，正如人与病菌之间的那种生死关系。理智指示我们，对人而言，改善生存环境最适当的方式就是社会合作和分工。但只有在和平条件下才有社会合作和分工可言。战争、内战和革命，都有害于人类生存竞争的成功，因为它们有可能瓦解社会合作的基构。

基督教义反对人体的兽性机能，而把“灵魂”描述成外在于一切生物性的东西。为了反对这一哲学，某些现代人极端地倾向于蔑视人有异于其他动物的任何事情。在他们看来，人类理智劣于动物本能和冲动；因其非自然而有害。对他们而言，理性主义和理性行为之类的词语有一种无耻的内涵。完全的人、真正的人，是一种服从于其原始本能而非理智的存在。 显明的真理是这样的，理智，作为人最大的特征，也是一种生物现象。理智之为自然的现象，恰好等同于人类的其他特征，如直立和无毛的皮肤。

在契约型社会的架构里，个体成员之间交换确定数量和确定质量的商品和服务。而在控制型社会里，选择服从的人就既不用给予他人确定的东西，也不接受任何确定之物。他委身其中的是这样一种制度：他必须提供不确定的劳务，而获得的是指挥者愿意分派的。他仰赐于指挥者。只有指挥者才可自由选择。至于指挥者是一个人或某一组织群体，某一强力集团，抑或一个自私疯狂的暴君或慈父型的专制君主，并无关于这整个控制型社会结构的宏旨。

这两种社会合作之不同，早为所有社会理论所参详。弗格森描述它的时候，是以好战国和商业国之不同来比喻的；圣·西门以197好斗国与和平或工业国之不同来比喻；斯宾塞以个体自由的社会和军事社会之不同来比喻；桑巴特则以英雄与小贩之不同来比喻。马克思主义把社会结构区分为一方面是原始社会神话般的温文组织和永恒极乐的社会主义社会，另一方面是堕落到无法言状的资本主义社会。纳粹哲学家则区分为虚伪的布尔乔亚安全制度和独裁元首的英雄制度。各派社会学者对上述诸种相对立的制度褒贬不一，但他们对上述各种类比都表示赞同，而认为第三种原则的存在为不可想像和可付诸实现。

在市场社会里有货币价格存焉。经济计算按货币价格进行。商品和服务在市场上的买卖或买卖的预期，都是以货币量来计算的。如果说一个独立的自给自足的个人，或某一社会主义制度——即不存在生产资料之市场的经济体制——里的总经理能够作经济计算，那无疑是一种臆说。在市场经济的货币计算与任何非市场体制的计算之间，乃无路可通。

社会主义者、制度主义者及历史学派曾经指责经济学家采用了孤立个人之思想和行动的假构。他们认为这种鲁滨逊式的生活方式对研究市场经济的情况毫无用处。这一指责多少有些道理。孤立个人的及无市场交换之计划经济的构想，只有通过以下一个暗含性的假设——在思想上矛盾，也违背现实——才可使用：在一个不存在生产资料市场的经济体制里，经济计算也有可能。

经济学家没能认识到市场经济和非市场经济之间的不同，无疑是一个天大的错误。但社会主义者却无任何理由充当这一谬见的批评者。因为这个过错恰在于经济学家默认了“社会主义的社会秩序也可求助于经济计算”这一假设，因为他们声称社会主义计划是可能实现的。

当然，古典经济学家及其不肖传人是不可能认识到这里所涉及的问题的。如果物品的价值确确实实是由生产或再生产其所需之劳动的数量来决定，那么就不存在进一步的经济计算问题。劳动价值论的支持者应该受到指责的，并不在于他们误解了社会主义制度的某些问题。其致命之误在于他们的毫无根基的价值学说。他们当中有人确实认为社会主义经济之构想是彻底改良社会的有用和可实现的模型，这一点并不与他们的理论分析相冲突。但它却与主观主义的交换论迥然相异。如果现代经济学家不能认清这里涉及的问题，那是不可原谅的。

在一个立基于生产资料公有制的社会里，也可能存在经济管理的理性秩序。这种幻想根源于古典经济学家的价值论，而它之所以能久而不灭，则是因为现代经济学家未能把主观主义的理论思考贯彻到底，并得出最终结论。所以社会主义的乌托邦就因这些思想派别的缺陷而兴起并得以自存。这些思想被马克思主义者斥为“资产阶级自私自利之阶级利益在意识形态上的伪装”。社会主义理想得以滋蔓，确实是因了这些思想流派的错误。而这一事实却也能清楚证明马克思关于“意识形态”的学说以及它的现代支流——知识社会学——的空虚。

一些批评经济计算的人并不了解，只有在以生产手段私有为基础的分工的社会中，经济计算对行动人才是有用的方法。它只有助于个人或团体在这种社会秩序下的思考。因而，经济计算是一种私利的计算，而与所谓的“社会福利”无关。这就是说，市场价格乃经济计算的终极事实。这个事实不适用于统治全国或全世界的独裁政体，独裁者依据的标准不是体现于市场的消费者的需求，而是其本人的假想的“社会价值”。这种人从一种假想的“社会价值”的观点，也即所谓“全社会的”观点来评判行动，而在他臆想的社会主义制度下，他自己的意志至高无上。对于这种人，经济计算毫无用处。立基于市场价格的经济计算，是为市场社会中的消费者而从事生产的企业家的分内事。对其他事务而言，经济计算毫无效用。

凡是想做经济计算的人，决不可以独裁者的心态看待事物。在资本主义社会里，企业家、资本家、地主和工薪者都可用价格进行计算。除此之外，经济计算是不合适的。对那些不经由市场侃价的物品以货币作估价，以及用那些不实际的妄断项目作计算，都毫无意义。法律规定了置人于死者应该赔偿的金钱总额。但这种赔偿额的规定并不意味人命有价。只有在奴隶社会，奴隶才有市场价格。不存在奴隶的社会，人的生命和健康，都是商业交换以外的东西。在自由人的社会里，生命和健康的保存是目的，而非手段。他们不能纳入任何计算程序。

在卡尔·马克思及其追随者的学说里，稀缺仅仅是一种历史的范畴。它是人类原始时期的一个特征，只要消灭了私有财产，这一特征就将永远消失。一旦人类实现了从必然王国向自由王国的跳跃，并因而跨入“更高层次的共产主义社会”，那么就会出现物质的涌流，进而使得“每个人都能按需索取”。马克思主义学派的著述浩如烟海，但其中丝毫没有暗示共产主义社会在其高级阶段，也必须面临生产所需之自然要素的稀缺。劳动自然会有负效用，但这一事实却被以下之妄言掩盖：在共产主义制度下，工作不再会有痛苦，而是一种快乐，是“生命的基本需要”。俄罗斯“试验”的沉痛经历被解释为，人类之所以还未能进入“高级阶段”，是因为资本主义的敌对，以及社会主义不能只在一国实现。最近的理由则是战争的影响。

支持，太缺少这样的精神食粮了

与纯粹市场经济之假构相对应，古典经济学家对社会主义国度也精心构造了一个假想的结构。为启发人们最终发现市场经济的运行，对社会主义秩序之构想甚至有先行铺垫的必要。首先困扰经济学家的一个问题是：如果没有政府的强迫，面包师和鞋匠是否会向裁缝提供面包和鞋子。即首先应想到的是，为使每一专业生产者向其同胞提供服务，是否需要有权威机构的干预。当经济学家发现并无强制之必要的时候，他们大吃了一惊。在把生产力和盈利力、私利与公益、自私与利他作对比时，经济学家依然以社会主义制度的影像为参照物。他们之所以对市场体制在那里“自动”调节感到惊奇，是因为他们认识到，“无政府”的生产状态竟然比集权的万能政府的参与能更好地满足人们。社会主义的理想的劳动分工完全由一个计划机构来控制和管理——并非渊源于乌托邦改革者的头脑。这些乌托邦思想家倡导的是小规模自给自足团体之和平共存，例如傅立叶鼓吹的那种“Phalanstery”。当他们将隐含在经济学家理论中的那种由一国政府或一世界性权力机构所统制之经济制度，视为其新秩序之模型时，改革者便由激进主义转向了社会主义。

我们可以构想这样一种经济，它具备建立能满足任何商品和服务交易的期货市场的条件。在此种假构中，某人的企业家功能与其他的功能是完全分离的。这就出现了一个纯粹的企业家阶层。由期货市场决定的价格指导全部的生产设备。只有做期货交易的人才赚钱蒙亏。其他所有的人都好像被保了险，可免于未来的不确定性可能带来的不利效果。各企业的老板，犹如雇员，可领取固定的收入。

如果我们进一步假设这个经济是一个静态经济，而且所有的期货交易都集中到一家公司身上，显然，这家公司的亏损总额恰好等于其利润总额。为了实现一个无盈亏和无安宁之忧的社会主义国家，我们只需把这家公司国有化就可以了。之所以能够如此，只是因为我们给静态经济下的定义，隐含着损失和利润总额的相等。但在一个变动着的经济里，就必然会出现盈亏不等，不是盈大于亏，就是亏大于盈。

对这些过于造作而无益于进一步分析经济问题的假构，如果继续讨论下去，就是对时间的浪费。提到它们的惟一理由，是因为它们所反映的观念，构成了批评资本主义经济和倡导虚妄之社会主义统制经济的基础。现有事实表明，社会主义制度，在逻辑上确实是与稳态循环经济和静态经济这两个假构相容。数理经济学家几乎是不顾一切的专门讨论这些假构及隐含于其中的“均衡”状态。这种成见使得人们忘记了如下事实：这些假构不是别的，只是一些不真实的、自相矛盾的和作为思考上的权宜之计的东西。它们决不是行动人生活于其中的活的社会结构的妥当模式。

市场经济必须严格区别于第二种可想像但不可实现的分工合作制：社会或政府拥有生产手段的所有权。这第二种制度一般被称为社会主义、共产主义、计划经济或国家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或通常所说的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经济是相互排斥的。将两种制度混合一体既不可能也无法想像；不存在什么混合经济，即一种部分为资本主义，另一部分为社会主义的制度。生产，要不由市场来指挥，要不就由某一生产“沙皇”或某一生产沙皇委员会的律令来指挥。

在一个立基于生产手段私人所有的社会里，即使有一部分生产手段公有公营——即由政府或其某一机构所有和经营，也并不能构成一个结合了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混合制度。州或市政府拥有和经营某些工厂的事实，并没有改变市场经济的特征。这些公有公营的企业必须服从于市场的主权。作为原材料、生产设备和劳力的买主，以及作为商品和服务的卖主，它们都必须调整自己以适应市场经济。它们受市场规律的支配，因而必须依赖消费者对它们的喜恶。它们必须追求利润，或至少必须避免损失。政府可能提取公款去补贴其工厂或商店的损失。但这种做法并没有消减市场的支配力，而不过是将其转移到了另一个部门。因弥补亏损的这笔钱必须来源于课税的增加。但这种课税会产生某种市场效果，并借助市场规律对经济结构发生影响。是市场的运行，而非政府的课税决定谁来负担这笔税赋，这笔税赋又如何对生产和消费产生影响。因此是市场而非政府官僚来决定这些公营企业的运营。

在人的行动学和经济学的意义上，没有一种以任何方式与市场运行相关联的事物可以被称为社会主义。由所有社会主义者所想像和定义的社会主义这一概念，隐含着生产要素市场以及这些要素之价格的缺位。个人工厂、商店和农场的“社会化”——即将它们从私人所有转为公有——是实现社会主义的一种渐进方法。它是社会主义道路上的一个台阶，但本身却不是社会主义（马克思和正统的马克思主义者决然否论渐进实现社会主义的可能性。按照他们的学说，有那么一天，资本主义的演进将达到某一点，并突变为社会主义）。

仅仅由它们在市场上买卖的事实，即可认定，政府运营的企业和苏俄的经济是与资本主义制度相联系的。这种联系，通过它们按照货币来计算的活动即可得到自证。他们因而运用了他们强烈攻击的资本主义制度里的心智工具。

货币的经济计算是市场经济的心智基础。缺少了经济计算，任何分工制度里要做的事情都无法成功。市场经济按照货币价格来计算。这种计算的可能，有助于市场的演进，并可改善其目前的运行。市场经济之所以真实，正是因为它能计算。

由现代会计学提供的知识，去回顾人类野蛮祖先的情况，我们不妨比喻地说，他们也使用“资本”。一位现代会计人员可以将他全部的专业方法，运用于他们原始的渔猎工具及他们的畜牧和耕种方式，如果他能够得知所有这些项目的价格的话。由此，某些经济学家得出结论说：“资本”是一个有关人类一切生产活动的范畴，它体现于可想见的任何一种生产制度——也即鲁滨逊非本意的隐居和类似的社会主义社会——而且并不依赖于货币计算的实行。这当然是一种混淆。资本的概念既无法与货币计算相脱离，也无法与使货币计算成为可能的市场经济的社会结构相脱离。它是一种超乎市场经济条件就没有任何意义的概念。只有在生产手段私有制下人们为了自利而行动时的计划和记录上，这一概念才有其作用，它并随着基于货币之经济计算的推广而发展。

来源于实物资本概念的第二个混淆也同样有害。人们开始嫁接一个“社会资本”的概念，以别于“私人资本”。从社会主义经济的假构出发，他们想定义一个适合于此经济制度里总经理之经济活动的资本概念。他们煞有介事地假设，这一经理急于知道他的行为是否成功（也即从他自己的评价以及依据此评价所要达成的目的的观点来看），而且还想知道，为了他的被监护者们的消费不至于损及生产要素的现存量，乃至降低未来的生产效益，他可以花费多少。一个社会主义的政府尤其需要资本和收入的概念作为其经济运行的指南。然而，在一个没有生产资料私有制、没有市场和价格的经济体制里，资本和收入的概念仅仅是学术讨论上的假定，没有任何实际的用处。在一个社会主义经济里，虽有资本品，却无资本。

只有在市场经济里，资本的概念才有意义。它有助于市场经济中的个人或群体为实现自身目的而精打细算。它是资本家、企业家和农民趋利避亏的一种方法。但它并非所有行动的范畴，而是市场经济里的一个行动范畴。

迄今为止的一切文明都立基于生产手段的私有制。在过去，文明和私有权是联系在一起的。那些主张经济学为一门实验科学，却又鼓吹生产手段公共控制的人，无疑陷入了可悲的自相矛盾之中。如果历史经验能够告诉我们一切，那么私有权和文明的密不可分就是其中一个事实。而没有任何经验能够提供社会主义的生活标准高于资本主义的证据。

市场经济制度虽然从来没有完全和纯粹的试行过。但自中世纪以来，在西方文明演进的轨道上，不断废除阻碍市场经济运行的制度，则是一个总体的趋势。随着这一趋势的成功推进，人口不断地翻番，大众的生活水平提高到了前人无法想像的水准。一个普通的美国工人享受的生活之舒适，甚至连古代帝王如克罗伊斯、克拉苏、梅第奇和路易十六都会嫉羡不已。

由批评市场经济的社会主义和干预主义提出的问题，纯粹是经济问题，它们的解决，只能采用本书努力用以处理它们的方法，即对人的行动和一切可以想像的社会合作制度进行彻底的分析。至于人们为何嘲笑和污蔑资本主义，并把所有令人厌恶的事情都称为“资本主义的”，而把他们所欣赏的一切称为“社会主义的”，则是与历史有关的心理学问题，必须留待历史学家去处理。但有一些问题有必要在此强调。

极权主义的鼓吹者认为“资本主义”是降临人类的恶魔和祸害。在马克思眼里，资本主义是人类进化过程中一个不可逾越的阶段，却是一个最坏的魔障；所幸拯救即将来临，人们将永远从此灾难中解放出来。另一些人则认为，如果人们在选择经济政策时更道德或更精巧一点，资本主义是可以避免的。所有这些看法有一个共同点，都把资本主义看成一个偶然的现象，甚至无须改变文明人的行动和思想的必要条件，就可以加以排除。由于他们忽略了经济计算的问题，也就无法认识到消灭货币计算所必将导致的后果。他们还不了解，那些在计划行动时弃用算术的社会主义者，在心智和思想方式上将完全不同于我们当代人。在讨论社会主义时，我们必不能轻视这一心智上的转变，即便我们对它所带来的人们物质生活上的悲惨后果保持沉默。

市场经济是分工制度下一种人为的行动方式。但这并不意味着它是偶然的或人造的东西，从而可以被另一种模式取代。市场经济是一个长期演化过程的产物。是人们在给定其无法改变之环境条件下，努力调整其行动至最佳状况的结果。它好像是一种战略，它的被运用，使人类成功地从野蛮进化到文明。

缺乏“历史感”和忽略进化因素的并非经济学家，而正是他们的批评者。市场经济是自人类从其他灵长类动物分离以来之长期历史过程的结果，对这一事实，经济学家已经有了充分的认识。鼓吹“历史主义”这一错误称呼的人，目的是想抹杀历史演化的效果。在他们看来，任何现存的事物，如果不能回溯至远古或发现残存之原始部落的习俗，便是人造的甚至是颓废的。他们认为，某一制度如果不存于野蛮时代，那就是无用的和腐朽的。马克思和恩格斯以及普鲁士历史学派的教授，当获知私有产权仅仅是一种历史现象时是那样兴奋。对他们而言，这似乎可以证明他们的社会主义计划能够实现。

有原创力的天才自然不同于一般的人。作为闻所未闻之新生事物的创导者，他与一般人毫无批评地接受的传统标准和价值格格不入。在他看来，因循守旧的人们的日常所为简直愚蠢无比。对他而言，“布尔乔亚”不过是低能愚蠢的同义词。那些为忘却和掩盖自身之无能而仿效天才举止以自得其乐的背运艺术家们，也被冠以这一名称。这些玩世不恭的人们把他们讨厌的一切都称作“布尔乔亚的”。自从马克思使得“资本家”和“布尔乔亚”成为同义词以来，他们就开始交互使用这两个字。以至于今天在各种文字中，“资本家的”和“布尔乔亚的”皆同指一切可耻的、堕落的和坏名声的东西。相反，人们把那些他们认为好的和值得赞颂的都称为“社会主义的”。他们惯用的逻辑是：谁都可以武断地把他不喜欢的任何东西称为“资本主义的”，然后再由此推导出这些东西是“坏的”的结论。

这种语义学上的混淆还不止于此。西斯蒙地，这个中世纪的歌颂者，以及所有的社会主义作家、普鲁士历史学派和美国制度主义者均教唆什么资本主义是一种不公平的剥削制度，以牺牲大多数人的最基本利益，换取一小撮获利集团的利益。没有一个正派的人会赞赏这种“疯狂的”制度。主张“资本主义不仅仅给少数集团带来利益，同时也能惠及每一个人”的经济学家，也被指责为“布尔乔亚的献媚者”。认为他们不是对真理的认识迟钝，就是自私自利之剥削者的辩护士。

在那些对自由、民主和市场经济深怀敌意的人们的词汇里，资本主义指的是那些富商巨贾所赞成的经济政策。针对这样一个事实，即某些（但肯定非全部的）富有的企业家和资本家确实从那些限制自由贸易和竞争并因而形成垄断的政策得到了好处，他们说：当代资本主义代表的是保护主义、卡特尔和消灭竞争。他们还说，在英国资本主义历史上的某些特定时期，对国内市场和国际经贸关系的确是鼓励的。这是因为那时英国布尔乔亚阶级的利益由此种政策得到了最大的满足。然而，情况在今天发生了变化，资本主义这一得到剥削者拥护的学说，主张的是另一种政策。

前面已经指出过，这种学说极大扭曲了经济理论和历史事实。无论过去和现在，总有一些利欲熏心的人希望既得利益得到保护，也希望从限制竞争的政策得到好处。老之将至而金盆洗手的企业家和那些成功人士的不肖之后，对挑战他们的财富和显赫社会地位的暴发户极其厌恶。他们固化经济条件和阻碍经济发展的愿望是否能够实现，取决于公共舆论的态度。在19世纪，由自由主义经济学家型塑的意识形态，使得这种愿望成为泡影。当自由主义时代的技术进步，使传统的生产、运输及经营方式发生了变革，那些既得利益受到损害的人并未请求保护，因为这样做是完全徒劳的。但在今天，保护一个有效率的人免遭一个无效率者的竞争，却被认为是政府天经地义的任务。公共舆论与那些力求阻碍进步的强势压力集团站在一边。牛油的生产者轻而易举地战胜了人造奶油，乐师则战胜了留声机。工联组织是每一种新机器的死敌。因此，在这样的环境下，效率低的工商业者指望通过获得保护来对抗效率更高的竞争者，并不足以为怪。

我们不妨这样来正确描述这种状况：今天，有许多或某一些工商团体不再执信自由主义；他们不再拥护纯粹市场经济和自由企业制度，相反，他们转而请求政府对商业活动进行干预。但如果说资本主义的含义发生了变化，“成熟资本主义”（美国制度学派的叫法）和“晚期资本主义”（马克思主义者的叫法）的特征，就是用严厉的政策保护工薪者、农民、店主、技工，因而有时也保护资本家和企业家的既得利益，那么这绝对是一种误导的说法。资本主义是一个永恒的经济概念。如果说它另有他意，则它指的是市场经济。如果你默认一个不同的术语，那就有可能剥夺自己用以适当处理当代历史和经济政策问题的语意工具。这种错误的命名法，只有当我们认识到那些伪经济学家和政客，企图使用其不让人们知道市场经济为何物时，才能得到理解。他们想使人们相信所有令人讨厌的限制性的政府政策都是“资本主义”制造出来的。

在自然界，不可调和的利益冲突随处可见。物质手段是稀缺的。人口增长率趋向于超过食物的产出率。只有那些适应能力最强的植物和动物才能维持生存。饥饿待毙的动物与那恃强凌弱的动物之间的敌对不可调和。

分工下的社会合作却可消除这种敌对。它以合作和互助取代仇恨。社会成员因面临一个共同的风险而联合起来。竞争一词，当用之于动物生活时，表示寻找食物之动物间的生死相争。我们将这种现象称为“生物竞争”。生物竞争决不可与社会竞争相混淆，后者是指人们在社会合作制度下，为获得个人最佳优势而进行的奋斗。由于总有一些地位，在人们看来其价值更高，人们为争夺它并排除竞争对手的努力在所难免。社会竞争因而出现在每一种可能的社会组织之中。一种没有社会竞争的状况，只可能存在于假想中的社会主义制度里，那里的首脑，忙于指派每一个毫无野心的臣民的地位和任务。而后者则几无差别地逆来顺受。他们像一群种马似地生活，当主人挑选最佳种马配种时，马儿并不主动去争取。但这种人已不再是行动人了。

垄断的第一个含义，也即最常使用的，指的是这样一种状况：垄断者——个人的或集体的——绝对控制了人们生存条件之一种。这样的垄断者有权力将那些不服从他的人饿死。他不断地发号施令，其他人除了服从或死以外，别无选择。在这种垄断下，市场或任何种类的交易竞争都不存在。垄断者是主人，而其他人是奴隶，完全依赖他而生存。我们无需过细讨论这种垄断。它与市场经济没有任何关系。只需举一个例子就足以说明。一个泛世界的社会主义或许能实践这样一种纯粹而完全的垄断；它或许有权力把所有的反对者都饿死。

不少人认为价格的交换理论对现实的研究了无作用，因为从来就没有过“自由”的竞争，至少在今天也不再会有了。但所有这些说法都是错误的。[插图]他们误解了这一现象，简直就不知道真正的竞争为何物。确实，过去几十年的历史，记录下了许多限制竞争的政策。这些政策的明显意图是赋予某些生产集团特权，使得它们免于效率更高之竞争者的竞争。很多例证表明，这些政策造就了垄断价格得以实现的条件。在其他一些情况下，其结果仅仅是阻止了许多资本家、企业家、农民、工人进入那些本应为国人提供最有价值之服务的产业部门。交换竞争虽受到严格限制，但市场经济依然运行如故，尽管可能受干扰于政府和工联。

这些反竞争政策的最终目的，是要以有计划的社会主义制度取代资本主义，彻底消灭交换的竞争。计划者一面对竞争的衰退假惺惺地表示惋惜，一面却想彻底消除这种“疯狂的”竞争制度。在某些国家，这一目的确已达到。但在世界的其他地方，他们只在某些生产领域限制了竞争，别的生产部门里的竞争反而日益增多。

这些以自由主义者自居的人们，认为市场经济只把自由给了布尔乔亚这一剥削寄生阶级。正是这些“恶棍”享受着奴役人民大众的自由。以工薪为生的人是不自由的。他必须为他的雇佣者“主子”的利益而辛勤工作。资本家把按照基本人权本属于工人的利益据为己有。而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工人则享有自由和尊严，因为他不再受资本家的奴役了。社会主义意味着普罗大众的解放，是一种全民的自由。并且人皆富有。

这些说法之所以能大行其道，是因为它们未曾遇到有效而合理的批评。有些经济学家做了许多了不起的工作，以揭露上述说教者的真实面目和内在矛盾。但公众对经济学理论仍不甚了了。至于平庸政客和作家们反社会主义的理论，则既愚蠢又风马牛不相及。285如果别人说最“自然”的权利乃收入的平等，那么你再坚持所谓财产私有的“自然”权利，就无异于隔靴搔痒。这种争执是永无答案的。对社会主义的某些非要害的枝节问题进行批评本无济于事。人们反对社会主义，不能光靠攻击社会主义者在宗教、婚姻、生育节制和艺术等方面所持有的观点。更何况，在这种批评中，批评者有许多观点本身就是错误的。

尽管经济自由的辩护者有这些严重的不足，但企图把社会主义的特征在长时间内向所有人隐瞒却是不可能的。哪怕是最狂热的计划者也不得不承认，他们的计划就是要废除人们在资本主义和“富豪的民主”下享有的许多自由。如果被逼无奈，他们就会求助于另一种遁词。他们会强调说，要废除的自由，仅仅是资本主义的伤害普通人的虚假的“经济”自由。在“经济范围”之外的领域，自由不但会完全保留下来，而且还将得到弘扬。“为自由而计划”最近成为一句时髦的口号，它的鼓吹者实际是集权政府和国家俄式化的拥护者。

西方民主国家的人民，在老自由主义昌盛的年代享受的自由，并非宪法、人权法、法律或其他成文法的产物。那些法律条文，本由市场经济的运作固化，其惟一目的乃保障自由免于政府官吏的侵犯。任何一个政府和任何一部民法，如果不以维系市场经济的制度为己任，就不可能保护和产生自由。政府不过是强制性的镇压机构，且必然为自由的天敌。只有当它的权限范围合理局限于保护经济自由时，政府才是自由的守护神并与自由相容。没有市场经济的地方，哪怕是立意最佳的宪法和法律，也不过是僵化的文字而已。

不错，每一个作为生产者的人，都直接（当他作为企业家时）或间接（当他作为工人时）地依赖于消费者。但这种对消费者主权的依赖不是没有限度的。如果一个人有重大的理由对消费者主权说“不”，他不妨一试。在市场范围内，人们不乏实在而有效地抵制压迫的权力。如果良心不允，谁都不能被强制进入制酒业或军工厂。他也许要为他的信念付出代价，在此世界里，没有不付代价而可达成的目的。但在“物质利益”与“他认为的天职”之间选择，则由人们自我决定。在市场经济中，每个人都是他自我满足状态的最高裁决者。资本主义社会除了以较高的报酬奖赏那些善于满足消费者欲望的人，决不以武力强迫一个人改变其职业或工作地。仅仅这种“压迫”，有的人还是感觉难以忍受，而欲在社会主义下加以革除。他们愚昧到竟然看不出这样做的结果，只能给政府更充分的权力，由它来决定谁将在何种部门及何种地方工作。

企业家也可能因政治风险面临困境。政府政策、革命行动以及战争都可能使他的企业陷入绝境或遭灭顶之灾。当然，这些人为事件不止影响他一人，而可能影响到整个市场经济以及所有经济个体，尽管每个人的损失程度不一。对单个企业家而言，这些事件是他无法改变的。如果他效率甚佳，他也许能及时预计到它们的发生。但他不可能总是恰到好处地调整经营活动以避免此类危险。如果这些可预见的危险只发生在他经营活动涉及之地域的一部分，他会停止在此类地区的经营业务，而将其转移到其他政治环境较安全的国家和地区。但如果他没有迁徙的自由，他就只好停留原地。如果所有的企业家都充分相信布尔什维克的全盘胜利已指日可待，他们仍不会放弃其经营活动。预料到即将来临的财产没收，资本家会被迫消耗其资本品。他们会被迫调整经营计划，以适应此资本消耗和资本国有化威胁造就的新的市场环境。但他们不会停止经营。如果某些企业家退出市场活动，会有别的企业家取而代之，即新进入者和原有企业家将扩张其企业规模。在市场经济里总会有企业家存在。敌视资本主义的政策，剥夺了消费者在充分自由之企业活动下所可获得的大部分利益。但只要这些政策尚未完全毁灭市场经济，它们也就不会把企业家消灭殆尽。

官僚管理本身并非坏事。它是处理强制性政府事务的合适方法。正如政府是必需的，官僚制度也不可或缺。经济计算不可行的地方，官僚方法就有存在的理由。因而一个社会主义的政府只好将官僚方法运用于处理一切事务。

任何一个工商企业，不管其规模大小，也不管它的行业属性，只要它完全按照利润基础来运行，就决不会变成官僚机构。但一旦它放弃追求利润，而代之以所谓服务原则——即不计得失补偿的贡献——就必须采用官僚手段来代替企业管理。

市场的选择功能，并不能建立马克思主义意义上的社会秩序、阶级和阶层。企业家和促进者同样也不能形成一个完整的社会阶层。任何人如果预测未来市场状况的能力强于他人，如果他自甘风险自负其责，且其行为能得到消费者的嘉许，就可能成为一个促进者而不受任何阻碍。一个人之所以能跻身于促进者阶层，乃凭借其进取精神和自愿接受市场考验的胆识。这种市场考验，并不因人而异，凡是想成为促进者或继续保持此地位的人，都必须毫无例外地接受这一考验。每个人都有这种机会。新进入者不必等待他人的邀请或鼓励。他必须靠自己的打算，并知道如何善假于物。

国民经济，乃指由政府指挥和控制的，一个主权国家的整体经济活动。它体现了社会主义在国家的政治领域里的实现。使用这一名词的人都完全清楚，实际情况与他们构想的惟一理想的状况并不相同。但他们依然用自己的理念去判断发生在市场经济中的任何事情。他们假定，在国民经济整体利益与那些急于牟利的自私的个体经济利益之间，存在着不可调和的冲突。他们毫不犹豫地认为国民经济的利益要优先于个人利益。而正派的公民应当自觉把国民经济利益放在自己利益之上。他应该像一个政府官员那样，按照命令去安排自己的行动。国家经济优先于个人自利经济，是纳粹经济管理的一条基本原则。当人们过于迟钝和过于狡诈，以致违背这一原则时，政府就可以对他们实行强制。17、18世纪的日尔曼君主，尤其是勃兰登堡市的霍亨索伦的选侯和普鲁士国王，就充分胜任了这份工作。虽然在19世纪，从西方输入的自由主义意识形态，即便在德国也压倒了久经试验的国家主义和社会主义的自然政策，但俾斯麦及其后继者的社会政策，以及最终的纳粹主义，还是使这一国家优先原则死灰复燃。

即便某国政府通过设置强硬的贸易壁垒，成功地将其国内市场与国外市场分割开来，并建立起完美的自足经济体系，它也无法造就出一个国民经济。一个完全自足的市场经济，无论如何仍是一个市场经济；它只不过形成了一个封闭而孤立的交换体系而已。至于它的居民无法享受国际分工的好处的事实，仅只是构成这一经济的一个外生因素。只有当这一孤立的国家彻底演变为社会主义时，它才可能把它的市场经济转变为国民经济。

市场过程是一个社会过程。它是由社会所有成员间的相互作用而完成的。在社会分工的整体框架内，每个人就其选择的特定岗位与他人通力合作。大家在合作中竞争，在竞争中合作，由此产生以下共同的结果：市场的价格结构、按各种欲望满足的途径配置生产要素，以及决定每个人的收入份额。这三件事情并非三件不同的事情，而是一个不可分的现象的三个不同方面。这种三分法只是为了分析的便利。在市场过程中，它们是由一个行动完成的。只有那些怀有社会主义成见并拘泥于社会主义方法的人，在讨论市场现象时才把它分为三个不同的过程：价格的决定、生产性努力的方向以及收入的分配。

私人企业在现代很不受人欢迎。在那些有限的空间垄断（即便不存在垄断价格，且营业利润很少甚至亏损）出现的地方，生产资料的私人所有尤其为人所抵触。一个（私人的）公用企业，被干预主义者和社会主义政客视为公敌。而政府经营公用事业，哪怕是恶果盈盈，投票人也不惜一概认可。大家都认为这些企业必须国有化或市有化，垄断利润决不能归于私人，而必须一分不漏地上缴国库。

过去几十年的经验表明，市有化和国有化政策无一例外地导致财政亏损、服务低劣和政治腐败。囿于反资本主义的偏见，人们不但容忍了低劣的服务和腐败，对财政的失败也熟视无睹。但财政的失败，正是当今干预主义出现危机的一个原因。

经济分析不得不把所有成本项目还原到价值判断。社会主义者和干预主义者把企业的利润、资本的利息、地租等称为“不劳而获”，是因为他们认为只有工人的辛劳才是实在的，才值得给以回报。但是，客观的现实并不对辛劳付酬。如果劳动被投入于好的计划，它的结果就会增加可用于欲望满足的手段。不管人们认为怎样才算公平，惟一相关的问题总是一样的：哪一种社会组织更适合于达成人们愿意为它们而辛劳的那些目标，是社会主义还是资本主义？此外没有第三种解决之道。具有非市场价格的市场经济观念，是荒诞不经的。成本价格的想法亦是空中楼阁。即便成本价格的公式只用于计算企业利润，它也会使市场瘫痪。如果物品和服务一定要在市场价格之下出售，供给必然不敷需求，这时，市场既不能决定什么东西应该或不应该生产，也不能决定谁可以享有这些物品与服务。结果是一团糟。

经济分析不得不把所有成本项目还原到价值判断。社会主义者和干预主义者把企业的利润、资本的利息、地租等称为“不劳而获”，是因为他们认为只有工人的辛劳才是实在的，才值得给以回报。但是，客观的现实并不对辛劳付酬。如果劳动被投入于好的计划，它的结果就会增加可用于欲望满足的手段。不管人们认为怎样才算公平，惟一相关的问题总是一样的：哪一种社会组织更适合于达成人们愿意为它们而辛劳的那些目标，是社会主义还是资本主义？此外没有第三种解决之道。具有非市场价格的市场经济观念，是荒诞不经的。成本价格的想法亦是空中楼阁。即便成本价格的公式只用于计算企业利润，它也会使市场瘫痪。如果物品和服务一定要在市场价格之下出售，供给必然不敷需求，这时，市场既不能决定什么东西应该或不应该生产，也不能决定谁可以享有这些物品与服务。结果是一团糟。

如果不了解这种大规模的资本输出的重要性，就不可能懂得最近几百年世界局势和东西方关系的发展。西方给予东方的不仅是技术和医学的知识，也给予了许多可以直接应用这些知识的资本品。东欧、亚洲和非洲的这些国家，由于外国资本的输入，也就能够提早收获现代工业的成果。为了积累足够的资本品，他们已不必那么减缩他们的消费了。这就是他们的国家主义者和马克思门徒责骂的所谓西方帝国主义剥削落后国家的真实情况。这是进步国家的财富在经济落后国家发生的授胎作用。

西方国家开始储蓄和积累资本之所以能够占先，乃出于一些无法一味委之于环境作用的观念因素。可称为“人类文明”的，指的是从统治权约束下的合作向契约约束下的合作的发展。但是有许多种族和民族在这个发展过程的早期就停止了，其他的种族和民族则继续前进着。西方国家的优越，在于他们更成功地抑制住黩武主义的掠夺精神，并因而创建了一些有利于大规模储蓄和投资的社会制度。甚至马克思也不否认这个事实：个人的创始力和生产手段的私有制，乃从原始人的贫穷境况进化到19世纪西欧和北美那种较富裕的情境必不可少的阶梯。东印度、中国、日本以及一些回教国家缺乏的，是保障个人权利的一些制度。巴夏、卡帝、拉吉、满大人以及大名的武断统治，是不利于大规模资本积累的。法律上有效地保障个人财物以免征用和没收，是西方空前的经济进步赖以实现的基础。这些法律并非什么机遇和历史的偶然，或者地理环境的结果。它们乃理性的结晶。

马克思主义者蓄意控诉外国借款和投资为的是战争、征服和殖民地的扩张。事实上资本市场的国际化，连同自由贸易和自由迁徙，乃有助于消除战争和征服的经济诱因。对于个人而言，本国的政治疆界划在什么地方，再也不关重要了。企业家和投资者并不受这些疆界的限制。正是那些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前对外贷款和投资最多的国家，受累于爱好和平的“堕落的”自由主义观念。最有侵略性的国家如俄国、意大利和日本都不是资本的输出国；他们自己还需要外国资本来开发本国的自然资源。德国帝国主义者的冒险，也没有得到企业界和金融界巨子的支持。

西方国家开始储蓄和积累资本之所以能够占先，乃出于一些无法一味委之于环境作用的观念因素。可称为“人类文明”的，指的是从统治权约束下的合作向契约约束下的合作的发展。但是有许多种族和民族在这个发展过程的早期就停止了，其他的种族和民族则继续前进着。西方国家的优越，在于他们更成功地抑制住黩武主义的掠夺精神，并因而创建了一些有利于大规模储蓄和投资的社会制度。甚至马克思也不否认这个事实：个人的创始力和生产手段的私有制，乃从原始人的贫穷境况进化到19世纪西欧和北美那种较富裕的情境必不可少的阶梯。东印度、中国、日本以及一些回教国家缺乏的，是保障个人权利的一些制度。巴夏、卡帝、拉吉、满大人以及大名的武断统治，是不利于大规模资本积累的。法律上有效地保障个人财物以免征用和没收，是西方空前的经济进步赖以实现的基础。这些法律并非什么机遇和历史的偶然，或者地理环境的结果。它们乃理性的结晶。

马克思主义者蓄意控诉外国借款和投资为的是战争、征服和殖民地的扩张。事实上资本市场的国际化，连同自由贸易和自由迁徙，乃有助于消除战争和征服的经济诱因。对于个人而言，本国的政治疆界划在什么地方，再也不关重要了。企业家和投资者并不受这些疆界的限制。正是那些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前对外贷款和投资最多的国家，受累于爱好和平的“堕落的”自由主义观念。最有侵略性的国家如俄国、意大利和日本都不是资本的输出国；他们自己还需要外国资本来开发本国的自然资源。德国帝国主义者的冒险，也没有得到企业界和金融界巨子的支持。

国际资本市场的消灭彻底改变了世界经济格局。接近自然资源的自由因此消失。如果一个经济落后国家的社会主义政府缺乏开发其自然资源必要的资本，就没有任何补救的方法可资利用。如果这个制度在100年以前被采用，则墨西哥、委内瑞拉和伊朗的油田就不可能被勘采，马来西亚的橡胶园就不可能兴起，中美洲的香蕉生产也不可能发展到今天的地步。但是，如果认为进步国家在这种情况下将会偃旗息鼓，则是一种幻想。为了获得迫切需要的原材料，他们将不得不采用那惟一方法，即武力征服。战争，是国际资本市场所提供的对外投资自由的替代品。没有对外投资的自由，只好诉诸战争。

外国资本的流入，并不伤害接受国的利益。美国和英国的一些自治领地的经济之所以突飞猛进，乃得力于欧洲的资本。拉丁美洲和亚洲的一些国家，如果没有接受外国资本的帮助，就不得不在很长时间内无法享受今天如此之多的生产和运输设备，而其实质工资率和农业方面的收获也不会像今天这样高。现在几乎所有国家都热盼美国的借款，单凭这个事实就足以推翻马克思主义者和国家主义者的无稽之谈。

国际资本市场的消灭彻底改变了世界经济格局。接近自然资源的自由因此消失。如果一个经济落后国家的社会主义政府缺乏开发其自然资源必要的资本，就没有任何补救的方法可资利用。如果这个制度在100年以前被采用，则墨西哥、委内瑞拉和伊朗的油田就不可能被勘采，马来西亚的橡胶园就不可能兴起，中美洲的香蕉生产也不可能发展到今天的地步。但是，如果认为进步国家在这种情况下将会偃旗息鼓，则是一种幻想。为了获得迫切需要的原材料，他们将不得不采用那惟一方法，即武力征服。战争，是国际资本市场所提供的对外投资自由的替代品。没有对外投资的自由，只好诉诸战争。

外国资本的流入，并不伤害接受国的利益。美国和英国的一些自治领地的经济之所以突飞猛进，乃得力于欧洲的资本。拉丁美洲和亚洲的一些国家，如果没有接受外国资本的帮助，就不得不在很长时间内无法享受今天如此之多的生产和运输设备，而其实质工资率和农业方面的收获也不会像今天这样高。现在几乎所有国家都热盼美国的借款，单凭这个事实就足以推翻马克思主义者和国家主义者的无稽之谈。

社会主义者的许多著作中充满了这样一些幻想。不管他们自命为马克思主义者或非马克思的社会主义者，技术主义者或单纯的计划者，他们都在极力地告诉我们现实的安排是如何愚蠢；如果人们赋予改革家独断专行的权力，他们本应生活得如何愉快。人类之所以不能享受现代技术知识水平可提供的一切舒适快乐，只是因为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不对。

这种唯理的浪漫主义的根本错误，在于误解了可利用的资本品及其稀缺性的特征。今天可以利用的一些中间产品，是我们的祖先和我们自己在过去生产出来的。引导这些资本品生产的一些计划，乃源自当时流行的关于目标和技术程序的一些观念。如果我们面临不同的目标和不同的生产方法，我们就必须作出选择。为了使某些可利用的资本品不被弃用而可重新制造现代化的设备，我们就必须尽可能地调整生产程序，以适应现有可利用的资本品的特征。这种选择，在市场经济里总归依赖于消费者。他们的行动——买或不买，即可以解决这个问题。在老式的房屋与具有一切新式舒适设备的房屋之间，在火车与汽车之间，在煤气灯与电灯之间，在棉纺织品与人造丝制品之间，以及在丝袜与尼龙袜之间的等等选择中，人们所选择的，实际上是继续利用原先积累下的资本品呢，还是把它们作废。因为房客不准备付较高的房租以换租新式更舒服的房子，而宁可用钱来满足其他欲望，所以那幢还有几年可住的老房子没有被提前拆掉改建新的，由此即可明显地看出现在的消费如何受过去的情形的影响。

技术完善与经济便利之间的区别，并非如浪漫的工程师要我们相信的那样，属于资本主义的一个特征。为了认知有关的事实而做的一切计算，只有经济计算才可提供机会，而经济计算也仅在市场经济中才有可能。社会主义的管理是无法用数学方法来确定现象的。所以它不知道其计划及其实施，能否以最适当的程序去满足它的“人民”的最迫切的欲望。假若它真能计算的话，它就不会浪费有限的生产资源去满足那些较不迫切的欲望，如果这方面的满足会妨碍更迫切的欲望的满足。它就不会忙于抛弃那些尚可利用的生产设备，如果置换新设备所需要的投资，会妨碍更迫切的生产扩张。

技术完善与经济便利之间的区别，并非如浪漫的工程师要我们相信的那样，属于资本主义的一个特征。为了认知有关的事实而做的一切计算，只有经济计算才可提供机会，而经济计算也仅在市场经济中才有可能。社会主义的管理是无法用数学方法来确定现象的。所以它不知道其计划及其实施，能否以最适当的程序去满足它的“人民”的最迫切的欲望。假若它真能计算的话，它就不会浪费有限的生产资源去满足那些较不迫切的欲望，如果这方面的满足会妨碍更迫切的欲望的满足。它就不会忙于抛弃那些尚可利用的生产设备，如果置换新设备所需要的投资，会妨碍更迫切的生产扩张。

技术完善与经济便利之间的区别，并非如浪漫的工程师要我们相信的那样，属于资本主义的一个特征。为了认知有关的事实而做的一切计算，只有经济计算才可提供机会，而经济计算也仅在市场经济中才有可能。社会主义的管理是无法用数学方法来确定现象的。所以它不知道其计划及其实施，能否以最适当的程序去满足它的“人民”的最迫切的欲望。假若它真能计算的话，它就不会浪费有限的生产资源去满足那些较不迫切的欲望，如果这方面的满足会妨碍更迫切的欲望的满足。它就不会忙于抛弃那些尚可利用的生产设备，如果置换新设备所需要的投资，会妨碍更迫切的生产扩张。

许多社会主义作家强调，经济恐慌和商业萧条的一再出现乃资本主义生产制度的一种必然现象。而社会主义制度则可避免这种祸患。

商业的循环波动并非源自自由市场的一种现象，而是由于政府硬把利率压低到自由市场所应有的水平以下，因而干扰商业活动所引起的结果。关于这一点，前面已经说明，以后还要讲到。这里我们只讨论社会主义计划下所能保证的稳定。

必须认识到，使经济恐慌得以出现的乃市场的民主过程。消费者对企业家的生产要素安排投了反对票。他们的不赞成，体现于他们的行动——购买和不购买。由于受到压低了的市场毛利率这个幻觉的误导，企业家没有把资本投向大众最迫切需要的生产部门。一到信用扩张停止的时候，这些错误就显露出来了。消费者的态度迫使企业家重新调整他们的活动以满足消费者的欲望。通常所谓的萧条，指的就是这一清算的过程——清算市面繁荣期所犯的错误，并就消费者的愿望作重新调整。

但在社会主义的制度下，只有政府的价值判断是算数的，人民无权使自己的价值判断有效。执政者并不在乎大众是否赞成他作的决定。将多少生产要素投资于消费品的生产，或投资于资本品的生产，取决于执政者。如果他投资过多因而削减了目前的消费品，人民则必得饿着肚子闭着嘴。这当然不会有恐慌发生，因为人民没有机会宣泄他们的不满。在完全不存在商业活动的地方，商业活动既称不上好也称不上坏。这种地方有的是饥荒，却不存在有问题的市场经济意义的萧条。在个人没有选择自由的地方，人民无法反对那些指挥生产活动的人们采取的某些方法。

所有这些非货币学说的支持者都拒绝承认，他们在犯错误时所表现的那股狂热显然是政治偏见的一个展示。马克思主义者正式把商业危机解释为资本主义固有的罪恶，解释为资本主义“无政府状态的”生产的必然后果。非马克思的社会主义者和干预主义者，也同样急于论证市场经济无法避免经济萧条之一再出现。因为在今天，通货和信用的操纵，乃一些反资本主义的政府为建立其万能的统治权而采用的主要手段，所以他们更热心于攻击货币理论。

受了马克思“无政府状态的生产”这一口号的引导，现在的一些货币的循环理论用“趋势”的说法来解释商业的循环波动，认为资本主义经济存在一个固有的趋势，即各生产部门的投资额趋向于不平衡的发展。这些不平衡的学说并不否认每个商人都想避免这样的错误，只是这样的错误将使他遭受严重的金钱损失。企业家和资本家的活动，最要紧的是不从事那些他们认为无利可图的经营计划。如果有人假设商人在这些努力中必定趋于失败，则意味着所有的商人都是短视的。他们甚至笨到无法避免某些陷阱，因而一再地在事业上失败。从而整个社会都要为这些笨拙的投机者、发起人和企业家的过失而承受损害。

一个工人如果他觉得“使他们甘受劳动之负效用的，不是他自己对那约定的报酬有较高的评价，而只是不公平的社会制度”，那他就会转而仇恨他的工作。一旦接受社会主义宣传的蛊惑，他就无法了解劳动的负效用，这是无法用任何社会组织的方法来消除的一个既定事实。马克思主义会进一步使他相信，在社会主义社会里，工作不会带来痛苦，带来的只是快乐。

对行动人而言，他自己的劳动不仅是一种生产要素，而且也是劳动负效用的来源；因此，他在对劳动进行评价时，不仅要考虑预期中的间接满足，而且要考虑劳动引起的负效用。但是，在他或任何人看来，凡是在市场上出卖的他人的劳动，都不过是一种生产要素。一个人处理他人的劳动，与他处理所有稀缺性的物质生产要素是完全一样的，即评价法则是一样的。工资率和任何物品的价格皆由同样的市场过程来决定。在此意义上，我们不妨说劳动也是一种物品。至于受马克思主义影响的人，是否在感情上接受这个说法，则无关紧要。此处我们只需附带地强调一下就足够了：雇主将劳动与其他物品一样地对待，是因为消费者的行为迫使他不得不如此。

有一种说法是，求职者必须在任何价格下出卖其劳动，不管这价格如何地低，因为除了工作能力外，他别无任何其他的谋生来源。他无法待价而沽，只好被迫接受雇主赐予他的“恩惠”。工人阶级的这一固有弱势使雇主能够轻易地压低工资率。由于雇主对劳动的需求不如工人对满足基本生活的需求那样迫切，因此，如果必要的话，他们可以较长时间地等待。这种说法是有漏洞的。它把“边际工资率和与较低的垄断工资率之间的差额，被雇主们作为垄断收益掠为己有，而非通过产品价格的降低转移给消费者”视为当然。但事实是，如果作为一个企业家和产品出卖者的雇主，依生产成本的降低而降低产品价格，工资的削减并不能使他们获利。这全部的收益将转移给消费者，因而也转移给了同时作为产品消费者的工资收入者，企业家只能以消费者的身份分享此收益。雇主如果想要扣留来自“剥削”工人的那份额外利润，则他们在出卖产品的时候，就必须联合起来，统一各种生产活动，从而形成一种普遍的垄断。但如上所言，这种局面的形成，只有靠在制度上把企业家阶层的进入渠道严密地封闭起来。

问题的关键在于：亚当·斯密和公众舆论所说的那种垄断性的雇主结盟，必然是一种需求的垄断。但我们已经知道，这种所谓的需求垄断事实上是一种特殊性质的供给垄断。只有在一种情况下，雇主才可能联合起来压低工资，即他们垄断了那种所有生产都不可或缺的生产要素，并以垄断的方式来限制这种要素的供给。但由于事实上没有一种物质要素是每种生产所必不可少的，他们就必须垄断所有的物质要素了。这种情形只有在社会主义社会才可能出现，在那里，既没有市场，也没有物价和工资。

无论是资本家还是地主，任何物质要素的所有者都不可能组成一个与工人利益相对抗的普遍性的卡特尔。生产活动的特征，无论在过去还是在可预见的未来，都必然是劳动的稀缺性大于天赋自然要素的稀缺性。因而劳动的稀缺性决定了相对丰富的自然物质要素被利用的程度。之所以存在未开垦的处女地和矿藏，是因为我们缺乏足够的劳动来利用它们。如果已耕种土地的地主，为谋取垄断收益而组成一个卡特尔，那么，边际下的地主的竞争必然使他们的如意算盘落空。同理，人造生产要素的所有者，如果没有自然要素所有者的合作，也无法组成一个普遍有效的卡特尔。

“最低生活需要”这个观念，缺乏科学的严密性。原始人的生活环境，是那些养尊处优的资本主义后裔无法忍受的，但原始人却能够适应。可见，并不存在一般的所谓最低生活需要的事实。为维持一个人的健康和生育能力，需要一定的热量，为恢复工作体力，则需要更多的热量，这个想法同样站不住脚。这些关于豢养牲畜和解剖标本鼠的观念，无助于经济学家对有目的性的人的行动的理解。“工资铁律”，以及本质上相同的马克思主义教条中的“劳动价值”（决定于为它的生产因而也为它的生产所必须的工作时间），是交换学所不屑的观念中最无根基的。

[deleted]

德国政治经济学的历史学派，把工资率等同于物价和利率，都归入所谓的“历史范畴”，因此在处理工资率的时候，它使用的是“适合个人社会阶层地位之所得”的概念，这并不值得大惊小怪。这个学派的要旨是否定经济学而代之以历史。使我们觉得惊奇的倒是，马克思及其门徒竟浑然不知，当他们赞成这一学派的时候，却正在彻底粉碎所谓的马克思经济学体系。当1860年代早期英国出版的那些论著，使马克思坚信再也不能墨守古典经济学家的工资理论时，他就修正了他的劳动力价值学说。他宣称“所谓自然欲望的范围及其满足的方式，其本身乃历史演进的结果”，而且“大体上取决于那个国家达到的文明程度，尤其取决于自由劳动阶级赖以形成的那种生活水准的一些条件和习俗”，因此“历史和道德的因素为劳动力价值的决定所必需”。但当说及“就某一时期和某一国家而言，最低生活所必需的平均量是一个既定的事实”。他便陷入了自相矛盾而且开始误导读者。他的心中不再有“不可或缺的必需品”了，而充斥的是依传统观点不可缺少的那些东西，也即为维持工人在传统社会阶层中的地位而必需的东西。借助这样的解释，就等于放弃了经济学或交换学有关工资率决定的任何阐述。工资率被解释为历史事实，不再被视为市场现象，而被视为来自市场以外的东西。

然而，即便是那些认为实际工资率水平由市场外因素决定，但迫使市场接受的人，也难免推演出一种理论，而把工资率的决定解释为消费者评价和抉择的结果。如果缺乏交换学的工资理论，则市场的经济分析就不会是完全的，在逻辑上也难以自圆其说。把交换学的研究对象仅限于物价和利率的决定问题，而把工资视为历史事实来接受，简直是荒谬绝伦。值得被称为经济理论的，在工资率决定的问题上，必须超越“历史和道德因素”的解释。经济学的特征，是它把那些市场交易上表现出来的交换率解释为市场现象，它的决定必然受到一些事件之间相互连续的规律性的影响。这一点，正是经济概念与历史解释不同的地方，也即理论与历史不同的地方。

工资至少要高到足以使他能够维持与他社会地位相符的生活标准，这的确是工资收入者的想法。每一个工人关于他应有的社会地位、身份和习惯，正如他关心自己的效率和成就一样，都有其特殊的想法。但这样的自以为是和自我陶醉与工资率的决定毫无关系，他既不影响工资率的上升，也不影响工资率的下降。有时，工资收入者所乐于接受的工资率，比他自己想像中的符合其地位和效率的工资率要低得多。假如雇主给他的工资高于他所希望的，他可以受之无愧。在工资铁律和马克思的“历史决定工资率”的说法得以流行的自由放任的时代，实际工资率保持着逐渐上升的趋势，尽管这个趋势有时会短暂中断。工资收入者的生活标准的确上升到了史无前例的水平。

工会组织要求，名义工资率至少要适应单位货币购买力的变动而经常提高，以保持工人原有的生活标准不致降低。即便在战时，他们也坚持这一要求。他们认为即便在战时，通货膨胀也好，扣缴所得税也好，都不能影响实际工资的净额。这个主张隐含着《共产党宣言》所说的“工人无祖国”和“失去的只有锁链”的宗旨。因此他们在资产阶级剥削者发起的世界大战面前是中立的，国家的胜利或灭亡，他们并不关心。经济学可以不管这些事情，它要确认的惟一事实是：无论有多少种理由，赞成把工资率提高到自由市场决定的工资率水平之上，都不重要。如果由于上述要求，实际工资率果真提高到劳动边际生产率决定的水平之上，必然会有相应的后果出现，而此后果与工资率赖以提高的理论没有任何关系。

按照马克思和德国历史学派的说法，工资率是一个历史事实而非交换学的现象。现在我们把这种学说与货币购买力的回溯定理[插图]比较，也许是有用的。

回溯定理确认的是这样一个事实：任何一样商品，如果其在作为交换媒介之初，不具备有交换价值的其他用途，就不可能用作交换媒介。但这个事实并不严重影响货币购买力的日常决定，因为货币购买力的决定，是货币的供给和那些想保持现金的人们对货币的需求之间相互作用的结果。回溯定理并没有说货币与物品、服务之间的任何实际交换率只是一个历史现象而与今天的市场情况无关。它只解释一种新的交换媒介如何开始被使用和继续被使用。只是在这个意义上，它才说在货币购买力的形成过程中有历史的因素。

这与马克思和德国历史学派的“定理”完全不同。照后者的说法，市场上出现的工资率水平是一种历史现象，与消费者（劳动的间接购买者）和工资收入者（劳动的卖者）的主观评价完全无关。工资率由过去的历史事件决定，既不会高于也不会低于历史所决定的水平。例如，今天瑞士的工资率比中国的更高的事实，只能用历史来解释，正如只有历史才能解释，为何拿破仑一世是法国人而非意大利人，为何他成为了一位皇帝而非科西嘉的一名律师。在解释瑞中两国的牧人和泥水匠之工资率的差异时，不能借助于那些在每一个市场上无条件运作的因素，而只能靠这两国的历史来解释。

按照马克思和德国历史学派的说法，工资率是一个历史事实而非交换学的现象。现在我们把这种学说与货币购买力的回溯定理[插图]比较，也许是有用的。

回溯定理确认的是这样一个事实：任何一样商品，如果其在作为交换媒介之初，不具备有交换价值的其他用途，就不可能用作交换媒介。但这个事实并不严重影响货币购买力的日常决定，因为货币购买力的决定，是货币的供给和那些想保持现金的人们对货币的需求之间相互作用的结果。回溯定理并没有说货币与物品、服务之间的任何实际交换率只是一个历史现象而与今天的市场情况无关。它只解释一种新的交换媒介如何开始被使用和继续被使用。只是在这个意义上，它才说在货币购买力的形成过程中有历史的因素。

这与马克思和德国历史学派的“定理”完全不同。照后者的说法，市场上出现的工资率水平是一种历史现象，与消费者（劳动的间接购买者）和工资收入者（劳动的卖者）的主观评价完全无关。工资率由过去的历史事件决定，既不会高于也不会低于历史所决定的水平。例如，今天瑞士的工资率比中国的更高的事实，只能用历史来解释，正如只有历史才能解释，为何拿破仑一世是法国人而非意大利人，为何他成为了一位皇帝而非科西嘉的一名律师。在解释瑞中两国的牧人和泥水匠之工资率的差异时，不能借助于那些在每一个市场上无条件运作的因素，而只能靠这两国的历史来解释。

一般的见解，囿于传统教条和马克思的口号，对于这个事实的把握非常地迟钝。它甚至至今还固守着一个习惯，即把工资收入者视为奴隶，把资本家支付给工人的工资，等同于奴隶和牲畜的主人维持奴隶和牲畜生存的基本费用。在这种见解的持有者看来，工资收入者因为穷不得不沦为奴隶。而资产阶级的法学家却把这种隶属关系称为自愿的，解释为雇佣双方平等的契约关系。其实，工人是不自由的，他在胁迫下工作；实际上像奴隶一样被套上了枷锁，因为被社会遗弃的人是别无选择的。甚至那表面的选择权利也是虚假的。雇主间公开或默契的合谋，统一规定雇佣条件，以致使这种自由变成虚幻。

如果你以为工资只是补偿给工人自保劳力和繁衍能力的费用，或以为工资的水平取决于传统，那么，你自然会把劳动契约中工人方职责的每一次减轻，都视为工人单方面得到的利益。如果工资水平不随工作的质量而变化，如果雇主不按市场决定的价格支付工人工资，如果雇主购买的不是确定量和质的劳动，而是一个奴隶，如果工资率低到自然的或历史的最低标准以下，那么，你就可以用强迫缩短工作日的时间以改善工资收入者的命运。于是，就可以把限制工作日的法律等同于17、18和19世纪初，欧洲各国用以逐步减轻而最终废除地主对农奴课征徭役的那些法令，或视之为减轻囚犯工作量的那些法律。于是，由于资本主义工业化而引起的工作日的缩短，被认为受剥削的工资奴隶对抗那些自私的雇主所取得的胜利。所有责成雇主让利于工人的法律皆被称为“社会的利益”，被称为“工人无须任何牺牲而得到的施舍”。

在一般人看来，这个说法的正确性来自以下一个充分的事实：工资收入者个人对劳动契约条件的决定，只有微不足道的一点影响。关于工作日的长短、周假日出工、用餐时间及其他事情的决定，工人都无缘过问。他们只有屈从这些条件，否则只好饿死。

在前面数节中，我们已经指出了这一推理过程的基本错误。雇主要的不是一般的劳动，而是适合完成他们需要的那些工作的工人。正如企业家必须为他的工厂选择最适合的区位、设备以及原材料一样，他也必须雇佣最有效率的工人。他必须这样来安排工作条件，使它们对他需要的工人具有吸引力。单个工人的确对工作条件的安排没有什么影响。工作条件与工资率水平、物价、消费品品种一样，是无数的个人在市场活动中相互作用的结果。作为一种众相，它们不大受到单个人的影响。但是，如果说个人的投票，因为淹没在千百万计的投票中而没有影响，或者说不属于任何党派的人的投票实际上也无足轻重，则是对事实的扭曲。即便你为了争辩而承认这种说法，也无法据以推导出“用集权主义替代民主程序的选举更能使政府官吏真正代表民意”这样的结论。在市场经济民主方面，与此相对应的说法是，个别消费者无法对抗众多的供给者，而个别的被雇佣者也无力对抗众多的雇佣者。当然，为大众消费而大量生产的产品的特性，不取决于某个人的嗜好，而取决于大多数人的愿望和喜好。而各地各产业的劳动契约条件，也不取决于单个求职者，而取决于众多求职者的行为。如果午饭的时间，习惯上被安排在中午和下午1点之间，那个想在下午2点和3点之间用餐的工人就无法满足他的愿望。但是，在这个例子中，这个工人所不得不服从的社会压力，这并非来自雇主而是来自他的大多数伙伴。

历史的经验是不可度量的。货币决非价值和欲望满足的标尺，因而不能用它来比较不同时期的人们的生活标准。然而，凡是其判断力未被离奇偏见搅乱的历史学家都认为：资本主义的发展，曾经使得资本品的增长加倍超过了同期人口的增长。今天的资本设备，无论是全部人口的人均份额，还是全部工作者的人均份额，都比50年前、100年前或200年前多出不知多少倍。同时，工资收入者从产出的物品总量中得到的份额也大大增加，而且这个总额本身也比过去大得多。大众生活水平的提高，与以往情形相比，如奇迹一般。在“快乐”的往昔，甚至最富有的人所过的生活，与今天美国、澳洲工人的平均生活水平相比，也只能是相形见绌。马克思在不假思索地一再称颂中世纪雍容华美的同时，却认为资本主义的一个必然趋势是使工人越来越穷。其实，资本主义已经使工资收入者的生活日益丰富，尽管他们还不时反对采用那些能进一步改善其生活的发明创新。试想一下，如果一个美国工人被迫生活在中世纪地主的庄园中，（砌墙时）没有铅锤可用，或者缺乏其他一些在今天被视为当然的新玩意，他将如何地苦恼！

物质福利的改善，改变了工人对闲暇的评价。当他的生活更加舒适时，他很快会发现，当劳动的增加带来的负效用，不能被它产生的直接满足弥补时，劳动就变成一件痛苦的事情。于是他就急于想缩短每天的工作时间，并使其妻儿免于得不偿失的辛劳工作。由此可知，使工作时间得以缩短，使已婚妇女和儿童免于打工的，不是什么劳工立法和工会的压力，而正是资本主义。资本主义使工资收入者有能力为他及其家属购买较多的闲暇时间。19世纪的劳工立法，很大程度上不过是把市场力量的互动已经促成的某些变化，给以法律承认而已。劳工立法有时走在工业发展的前头，但财富的迅速增加又立即使立法与实际相符。如果劳工立法的内容既非对已有变动加以承认，又非对即将发生的变动加以充分的考虑，这些立法就将损害工人们的物质利益。

“社会利益”这个名词，具有极端的误导作用。愿意每周工作48小时的工人，如果法律强迫他不得工作40个小时以上，或者强迫雇主为了工人的利益而负担一定的费用，也不见得有损于雇主而惠及工人。不管社会安全法的内容如何，它引起的负担最终还是会落在工人而非雇主身上。它会影响那些拿回家去的工资数量，如果工人不得不为看一次演出而支付高于潜在市场价格的费用，由此制度性的失业在所难免。社会安全法并没有责成雇主多花钱购买劳动，而实际上是对工资收入者花费其总收入进行了限制，限制了工人自主安排家政的自由。

这样的社会安全制度是好是坏，本质上是一个政治问题。也许有人会以工人缺乏远见和道德自律，而不足以主动考虑未来生计为由进行辩解。但立即会出现更难以回答的另一些问题：把国民福利的决定，委托给那些法律本身即认为缺乏自我管理能力的投票人，这岂非自相矛盾？明明是些需要监护人约束其胡乱花钱的人，却俨然主宰着政府的行为，这岂非荒谬？把选择监护人的权力委托给被监护人，难道是合理的吗？德国，这个创立社会安全制度的国家，之所以成为反民主制度——马克思主义的和非马克思主义的——的摇篮，可见决非偶然。

很多历史学家在研究资本主义制度下工人生活条件演进史的时候，不但对经济学无知，而且还炫耀这种无知。但对健全的经济学理论的蔑视，并不意味他们的研究不带任何理论的成见或偏见。指导他们研究活动的实际上是政府万能和工会神圣之类的谬见。毫无疑问，韦伯夫妇和布伦塔诺以及一些二三流的作家，一开始就感染了一个偏见，即对市场经济的极端厌恶，对社会主义和干预主义的热烈赞成。他们的确是这些信念的身体力行者。作为个人，他们的坦诚的确可嘉可恕；但作为历史学家，他们的坦诚就不可宽宥了。不管一位历史学家的意旨多么单纯，但不能因此而原谅他采用了荒谬的学说。历史学家的首要职责是要对他自己用以处理问题的一切学说加以仔细的检查。如果他忽略了这一点，轻率地为混淆视听的时论所左右，那么，他就不是一位历史学家，而不过是一个诡辩者和鼓动家。

今天，人类又面对着一种以强迫劳动代替自由劳动的企图，这种企图阻碍自由人把他的工作能力当做“商品”在市场上出售。当然，有人认为社会主义国家的“同志”从事的工作，与奴隶或农奴被迫做的工作有着本质的不同。他们说，奴隶的血汗是为一个剥削地主而流淌的。而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劳动的产物归之于辛勤工作者所组成的社会，因此工作者是为自己而工作。这一逻辑忽视的是，把同志个人与那633拥有全部劳动成果的同志全体相互等同起来，只不过是一种虚构。政府官吏追求的目的与每个同志的欲求是否一致，还是次要的问题。重要的是，个人对此集体财富的贡献，不是以市场决定的工资形式来回报的。社会主义国家缺乏任何经济计算的方法；它无法分别决定产品总量中各种辅助生产要素应有的份额。因为它不能确定社会得自每个人贡献的量，所以它不能按照各人的成就支付其报酬。

为了便于讨论，让我们假设，有很多甚至大多数工人会忠心耿耿地尽最大努力完成其上司分派给他们的工作（我们且不提社会主义国家在分派工作时将遭遇的一些无法解决的问题）。但是，如何处分那些玩忽职守的人呢？除了惩罚别无他法。在其上司一方，必须借助主观权威，给出判罚的理由并执行相应的惩罚。这实际上是以权力的束缚替代契约的束缚。工人因此成为其上司任意权威的附属物，人格上成为后者的“阶下囚”。

如果有人相信，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对付偷懒的工人也不用强迫手段，因为每个人都将自觉自愿的恪尽职守，那么，这个人无疑陷入了无政府主义的幻想。

经济学的任务，不是去揭示那些复活威金斯人精神的企图。它必须驳斥的说法是：作为一种事实的恒有的武装冲突，是经济学理论的终结者。关于这个问题，有如下几点需要强调：

1.交换学理论涉及的并非某一特定历史时期，而是以生产手段私有和分工这两个条件为特征的一切行动。在生产手段私有的社会里，无论何时何地，人们都不仅为直接满足自己的欲望而生产，同时也消费他人生产的物品。这时，交换学的理论绝对有效。

2.市场外的盗窃劫掠可视为市场的一种基据。行动者必须考虑到谋财害命者的威胁。如果谋财害命肆行到任何生产行动都无可奈何的程度，则生产性的行动将完全停止，人类因此陷入人人互斗的局面。

3.为了获得战利品，必须先有东西可供劫掠。英雄们必须有足够可以被掠夺的“布尔乔亚”才能生存。因此生产者的存在，是征服者生存的一个条件。但没有征服者，生产者却可生存。

4.当然，除了生产手段私有的资本主义制度外，可以想像还有其他立基于分工的社会制度。黩武主义者渴望建立社会主义。整个国家最好组成一个战士的社会，而其他非军事人员除了供应战斗部队需要的一切东西外，别无他事可做。

亚非两洲的情形大体上是一样的。这些落后地区的人民，仅仅从西方接受了一些现成的防治疾病的技术。的确，在这些地方，引进外国资本以及用本国微弱资本而采用外国技术，也会提高劳动生产力，从而使平均生活水准得到逐步改善。但是这并不足以抵消由于死亡率下降，而出生率没有相应降低所导致的相反趋势。其实，落后地区的人民与西方的接触，并没有赚到什么便宜，这是因为他们的心灵没有因此受到影响，尚未从古老的迷信、偏见和误解中解放出来；改变了他们的只是一些技术和医疗知识。

东方民族的一些改革家也想使其同胞得到西方国家所享受的物质福利，但由于为马克思主义的、民族主义的以及军国主义观念所左右，他们以为只要引进欧美技术就能实现这个目标。斯拉夫民族的布尔什维克和民族主义者，以及他们在印度、中国和日本的同路人，都没认识到他们的人民最需要的并非西方的技术，而是在许多别的成就外还产生了这些技术知识的那个社会秩序。他们最为缺乏的，是经济自由和民间的原创力，是企业家和资本主义。因此他们实际寻求的只是工程师和机器。东西方之间的差别在于社会和经济制度。产生资本主义的那种西方精神，东方人仍然陌生。如果他们仅输入资本主义的一些皮毛，而排斥一揽子接受资本主义，则没有多大用处。在一个非资本主义的或非市场经济的环境里，既不可能取得也不可能保持住资本主义文明的成就。

如果亚洲人和非洲人要进入西方文明的轨道，他们就必须毫无保留地采纳市场经济。唯此，他们才能超越贫困现状，并像资本主义国家人民那样实行生育节制；才能改变人口出生过多对改善生活的障碍。但如果东方民族还只继续接受西方的物质成就，而拒绝接受后者的基本哲学和社会理念，那里的人民就将永远滞留于贫困的劣势。虽然那里的人口可能大大增加，但贫困依旧如故。因此这些羸弱可悲的民众对西方国家的独立，不可能构成严重威胁。而且，只要武器还有需求，市场社会中的企业家就决不会停止有效武器的生产，以保障其同胞国人凭借优越的军事装备，打败那些仅具黩武精神的非资本主义的东方人。两次世界大战的军事经验再一次证明，资本主义国家在军火生产方面也同样优越。资本主义文明，除非它自我毁灭，决非外国侵略者所能摧毁。凡是资本主义的企业家精神容许自由发挥的地方，武装力量总能得到优良装备，而不致落败于仅拥有庞大军队的落后国家。有人一再强调，秘密武器的制造技术如果泄露的话，是非常危险的。这未免过于危言耸听。即便战争再起，资本主义世界的研究力量也总能把那些只会抄袭模仿的民族甩在后头。

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必须由政府来管制生育率。人民的性生活也和其他方面的行动一样，必须纳入统一的组织。但在市场经济里，每个人是自觉自愿地处理这一问题，他不愿生下“不足够降低其家庭生活水平就无法养活的孩子”。因此，出生率被自然限制在资本供给量和技术知识水平所决定的适度人口以内。每个人的利益与所有其他人的利益是一致的。

那些反对生育节制的人们，为的是废弃那维持人类和平合作和社会分工所必需的一种机制。凡是平均生活水准因人口的过度增加而下降的地方，不可调和的利益冲突必然发生。在生存斗争中，人人互相为敌，把消灭敌人作为增进自己福利的惟一手段。那些宣称生育节制违反上帝旨意或自然法则的哲学家、神学家，对自然条件限制了改善人类生活之必要资源的事实可谓视而不见。自然条件如此，人就不得不在相互仇杀和社会合作二者之间作出选择。但是，如果人人纵欲生殖，社会合作就不可能。人之所以节制生育，正是要把自己调整到适合自然条件。性行为的合理化是人类文明和社会纽带不可缺少的一个条件。如果这个条件不具备，从长远看，生存的人数不会增加只会减少，而且每个人的生活都将穷困潦倒，退化回人类远古时代。

19世纪的改革家也没有放弃对原始人间天堂之神话的钟爱。恩格斯把他纳入了马克思的人类进化论。但他们不再把“黄金时代”的极乐世界作为社会经济改造的模型，而是把他们所谓的资本主义的邪恶，和未来人们将生活其中的社会主义乐园的理想幸福相对照。他们认为，社会主义的生产方式将会解除资本主义用以抑制生产力发展的那些束缚，将会无限制地提高劳动生产率，无限制地增加财富。自由企业和生产资料私有制的保存，只有利于少数寄生的剥削者，对大多数工人是有害的。因而在市场社会的架构里，“资方”和“劳方”之间普遍存在不可调和的利益冲突。这种阶级之间的斗争的消失，只有等到一个公平的社会组织——或者是社会主义，或者是干预主义——取代了显然不公平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

这种说法几乎成为现代普遍接受的一种社会哲学。尽管它的盛行得益于马克思及其门徒的著作的推动，却并非马克思的创造。今天同意这个说法的，不仅有马克思的门徒，也有许多强调反对马克思的团体，以及口头上赞成自由企业制度的人。它其实是罗马天主教的社会哲学，也是安格鲁天主教的社会哲学；而且还得到了新教各派和东正教中的许多著名人物的支持。它是意大利法西斯主义、德国纳粹主义以及所有形形色色的干预主义教条的一个必要成分。同样，它也是德国霍亨索伦王室和法国力图复辟波旁——奥尔良王朝的保皇党人的政治哲学，美国罗斯福总统的新政，以及亚洲和拉丁美洲民族主义也奉其为圭臬。这些团体和党派之间也存在敌对情绪，但只与一些偶然事件（如宗教、宪政制度、外交政策等），尤其是与替代资本主义的社会制度的选择有关。此外，它们都同意这个基本的命题：资本主义制度的存在有害于工人、手工艺者和小农等绝大多数人的根本利益，因此，必须高举社会正义的旗帜，彻底废除资本主义。

所有社会主义和干预主义作家，以及不少政客，在分析和批判市场经济时，都以两个根本错误的观点作为依据。第一，他们没有认识到，所有为未来欲望的满足所作的努力，也即所有的人的行动，都必然是投机性的。他们天真地假定，有关为消费者提供最佳服务的方法选择问题，没有必要讨论。在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不需要“生产独裁”（或中央生产管理局）去投机。他只需简单地借助那些他认为有利于其子民的方法。主张计划经济的人们，从未意识到这项工作是为了满足将来的那些不同于今天的欲望，因而必须以最便捷的方法去使用各种可得的生产要素，以使未来不确定的欲望得到满足。他们没有想到，这是一个如何把稀缺的生产要素配置到各个生产部门，而且能够使那些更迫切的欲望优先得到满足的问题。这是个经济问题，不得和技术问题相混淆。技术知识仅只告诉我们，在现有的技术水平下能够取得多大的成就。它并不回答诸如“生产什么”、“生产多少”以及“如何选择生产工艺”等问题。由于不懂得这一点，那些主张计划社会的人，只能迷信于主管生产的独裁者永远不会作出错误的决定。在市场经济中，企业家和资本家都难免有严重错误，因为他们既不可能准确预测到消费者的需求，也同样无法得知竞争者在做什么。而社会主义国家的“大老板”是不会犯错误的，因为只有他有权决定生产什么和如何生产，而且他的计划不受他人行动的干扰。

第二个根本错误则来源于他们的工资理论。他们没有看出工资是对工人的工作成就，即他对产品生产的贡献支付的代价；或者如大家说的那样，工人的劳动增加了原料的价值，工资就是此新增价值的代价。无论计件还是计时工资，雇主总是购买工人的劳动而非购买其时间。所以，在不受约束的市场经济里，工人对其工作没有兴趣的说法是不正确的。社会主义者说，那些以小时、日、周、月、年计时工作取酬的工人，即便不受其自利心的驱使，也会产生工作效率。这是极端谬误的。计时工资下的工人之所以不敢疏忽瞎混，并非什么崇高的理想和责任心在起作用，而是一些非常实际的考虑在督促他。工作越多越好的人，得到的报酬也越高，想赚得更多的工人，必须增加和提高工作的量和质。雇主不会糊涂到让自己受偷懒工人的欺骗，也不会糊涂到像那些给大量滥竽充数之官僚照例发放薪水的政府一般。反之，工人也不可能愚昧到不知道偷懒和无效率，在劳动市场上必将受到严厉的惩罚。

以他们对工资的交换学性质的错误理解为基础，社会主义作家进而又提出一种异想天开的神话：劳动生产力将因他们的计划的实现而增加。他们说，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工人的工作热情受到严重损害，因为他知道自己并不收获劳动成果，他的辛劳只增加雇主——那些寄生和不劳而获的剥削者——的财富。但在社会主义制度下，每一个工人都会知道，他的工作为的是社会利益，而他正是这个社会的一分子。这一认识将促使他倾其所能地工作。劳动生产力于是大大增加，财富也因此大大增加。

把每个工人的利益与社会主义国家的利益视为一体，只不过是法律和形式上的一种纯粹的虚构，与实际情况了无关系。尽管工人加倍工作的代价，仅由他独自承担，而因此增加的产量中，他只能分到极小的一部分，改善不了多少个人福利；但如果一个工人偷懒，却可以完全享受到这份清闲，尽管他的懒惰减少了产量，他个人所得的份额却减少得微乎其微。在这种社会主义的生产方式下，资本主义制度下激发个人自利心的一切诱因都完全消失了，懒惰者实际上得到了奖励。在资本主义制度下，自利心激励每个人勤奋工作，而社会主义制度则使人懒惰和懈怠。社会主义者还继续发出狂言：社会主义社会的降临，将使人性发生神奇的改变，高尚的利他心将取代卑鄙的利己心。但是面对现实，他们再也不应该沉溺于这个神话。

任何有判断力的人，都会从这些明显的事实得到一个结论：在市场经济里，劳动生产率不知要比社会主义制度下的高出多少倍。但是这个认识并没有从人的行动学的，也即科学的观点，解决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两大阵营之间争论的问题。

一个不固执己见、不持敌意的，且具有真诚善意的社会主义者还可以这样说：“虽然市场社会里生产出来的净所得总额P，可能大于社会主义的净所得总额p，但如果社会主义制度把p平均地分摊给社会全体成员（也即p/z=d），则那些在市场社会里其所得小于d的人们，将会因社会主义对资本主义的取代而受益。而且这一群人可能还是社会的大多数。不管怎样，市场社会全体成员的利益相互和谐的说法明显是站不住脚的。由于市场经济的存在，必有一些群体的利益受到损害，如果在社会主义制度下，他们的生活就会好得多。”对于这个论断，自由主义者当然反对。他们坚信p将远远小于P，以至于d将小于市场经济里最低工资收入者的平均所得。这种反驳自然有充分的根据。但这个根据却非来自人的行动学的考虑，所以缺乏人的行动学论证所固有的那种明确而不容争辩的说服力。它乃基于一种关联判断，即对P与p两个数量之差的估计。在人的行动方面，这种数量的认知乃得之于领悟，而领悟本身难以得到大家的完全的赞同。人的行动学、经济学和交换学都无助于解决这种数量上的争论。

社会主义者又说：“即便在社会主义制度下，每个人比资本主义制度下最穷的人还穷，资本主义为每个人提供的服务好于社会主义，我们仍然要拒绝和蔑视资本主义。之所以如此，我们乃基于伦理的理由，即我们发现资本主义是不公平的和非道德的制度。这种非经济的理由使我们赞成社会主义，即便它降低了每个人的物质福利，我们也宁可忍受。”[插图]不容否认的是，这种对物质福利傲傲然无动于衷的态度，乃一些逃避现实于象牙塔里的知识分子和禁欲隐士的特权。而使得社会主义受到欢迎并博得许多人喝彩的，却是“它比资本主义能够更多地给予大家生活舒适”的幻想。但无论如何，这种亲社会主义的议论，显然不是那些从劳动生产力方面来论证的自由主义者所能影响的。

对人的行动学而言，如果仅以社会主义将降低所有人或至少大多数人的生活水准为惟一理由，对社会主义计划提出反驳，而又要得出一个最后判断，那是不可能的。在处理社资之争问题时，人们应该以价值判断和关联判断为基础。正如其他选择一样，他们必须在这两个制度间做出选择。在这场争论中，没有可资利用的客观标准，使每一个理智的相关人都满意。每个人的选择自由和判断自由都不可用任何借口来消灭。事实的真相却完全不同。人们在这两种制度之间是不能随意选择的。人类的分工合作只有在市场经济里才有可能。社会主义是一个无法实现的社会经济组织，因为它缺乏任何经济计算的方法。对这个基本问题的讨论，是本书第五篇的任务。

确认这个事实，并不等于贬抑反社会主义者从社会主义阻碍生产力的角度，得出的推论的确切性和说服力。其实它是很有说服力的，以致理智的人都会据此毫不犹豫地选择资本主义。但它仍然属于对经济组织的不同制度的选择，即接受或拒绝某一个制度。我们的看法是，这根本不属于二中取一的事情。社会主义之不可能实现，乃因为这种制度的建立非人力所能及。因此，这不是两种制度之间的选择，而是资本主义和混乱之间的选择。好比在一杯牛奶和一杯氰化钾之间做选择，选择的已经不是饮料，而是生与死的选择。一个社会，在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之间做选择，也已经不是两种制度之间选择，而是社会合作和社会解体之间的选择。社会主义不是资本主义的替代物，而是人类能够生活于其中的任何制度的替代物。强调这一点，是经济学的任务，正如强调氰化钾不是饮料而是致命毒物，是生物学和化学的任务。

事实上，基于生产力的立论是强有力的，以致社会主义的鼓吹者不得不放弃他们的旧策略而寻找新的借口。他们急于把焦点从生产力问题转向垄断问题。所有当代社会主义的宣言，无不在垄断力量上大做文章。政治家和教授也争先恐后地描述垄断的罪恶。以至于我们这个时代，被称为垄断资本主义时代。因此，今天偏袒社会主义的前锋理论，都涉及垄断问题。

前面曾经指出，垄断化的趋势是不存在的。的确有不少产品，在国内或国际市场上都以垄断价格出售。但这些垄断的事例，几乎全是政府干预商业活动的结果，并不取决于活动于自由市场上各种因素的相互作用。因此它们不是资本主义的产物，而是为抵消市场价格的决定力量而付诸实施的那些政策努力的结果。所谓“垄断资本主义”是歪曲事实的说法，更恰当的说法应该是“垄断的干预主义”，或“垄断的国家主义”。

在一个不受束缚和政府干预，或不存在政企合谋的自由市场上，也可能出现垄断价格，但这并不太重要。在产量有限并相对集中于某些地区的情况下，一些原材料的确会出现垄断定价，因而这是一种地域性的有限空间的垄断。在此情况下，即便政府没有直接或间接地干预，垄断价格也有出现的可能。同时，我们也应该认识到，消费者的主权有时是不完全的，市场民主程序的运作也会有限制。因此在某些例外和少量的次要事件中，即便是未受政府干预、束缚和破坏的市场，生产要素的所有者和其他人群之间也会发生冲突。但是，这些冲突的存在，并不损害市场经济中大家利益的一致性。市场经济是惟一能够运作并实际已经在运作的社会经济组织。社会主义的不可实现，在于它无法开发出一种经济计算的方法。干预主义的后果，从它的主张者来看，一定比它企图替换的那个自由市场经济的情形更坏。而且，当它被推行到越过一个狭窄的合理领域后，就会立即自我毁灭。既然如此，惟一能维持并进而加强社会分工的社会秩序就是市场经济。凡是不愿看到社会合作终归瓦解而退回原始野蛮状态的人们，都乐于市场经济恒久存在。

古典经济学家有关“正确理解之利益和谐”的学说，存在着一些缺陷。这是因为他们没有认识到，市场的民主程序是不完全的，因此在某些次要的事例中，即便是未受束缚的市场经济，也会出现垄断价格。但更明显的是，他们没有认识到社会主义决不可能成为一种社会经济组织制度。古典经济学家的利益和谐论，乃立基于一个错误的假设，即生产要素的所有者毫无例外地受生产程序的驱使，不得不按照消费者的愿望来运用他的资产。现在，这个命题必须建立在“社会主义制度下不存在经济计算的可能”这个知识的基础上。

所有权是指对那些可来源于商品的服务的完全控制。这个人的行动学上的所有权和财产权观念，有别于各国法律所界定的所有权和财产权。政府机构以强制的手段使任何人免于其权利被侵占，这是立法者和法院在定义财产权时所持有的法律观念。如果这个目的得到适当的实现，则财产权的法律概念和人的行动学概念是一致的。但是，现在却出现了一些废除私有权的趋势，即通过变更法律，对财产所有者行使其财产权的范围进行调整。尽管名义上还保留私有财产，但这些改革的目的，其实在于以公有制取代私有制。因此这一趋势，体现出各种天主教社会主义和国家社会主义之改革计划的明显特征。但在这些派别的领袖中，像纳粹哲学家斯潘那样露骨的倒也不多。斯潘曾公然宣称一旦他的计划实现，私有权这个制度，将只保留在“形式的意义上，而实际上只有公有权”。[插图]之所以有必要提及这些事，是为了免于流行的谬见和混淆。交换学在讨论私有财产的时候，针对的是实际的控制权，而不是法律的名词、概念和定义。私有财产是指由财产所有者决定生产要素的使用，而公有制则是指由政府控制生产要素的使用。

这个假想的君王父权政制，其特征是所有国民都无条件地服膺集权统治。大家以国王号令是从。这不是一个市场经济，不再有生产手段的私有权。市场经济的称号虽然保留着，但事实上不再有任何生产手段私有权，没有真正的买卖，也没有市场价格。生产活动不是由消费者在市场上所表现的行为，而是由官方命令来指挥。政府指派每个人在社会分工体系中所处的地位，决定其应该生产什么，如何生产，以及每个人可以消费多少。这就是现在所谓的德国式样的社会主义统制。

这个假想的君王父权政制，其特征是所有国民都无条件地服膺集权统治。大家以国王号令是从。这不是一个市场经济，不再有生产手段的私有权。市场经济的称号虽然保留着，但事实上不再有任何生产手段私有权，没有真正的买卖，也没有市场价格。生产活动不是由消费者在市场上所表现的行为，而是由官方命令来指挥。政府指派每个人在社会分工体系中所处的地位，决定其应该生产什么，如何生产，以及每个人可以消费多少。这就是现在所谓的德国式样的社会主义统制。

现在，依然有些经济学家把这个假想的制度——在他们看来是道德律本身的具体化——与市场经济相比较。关于市场经济，他们能说的不过是，它不会引起一个完全不同于独裁统治的状态。他们之所以赞成市场经济，只是因为市场的运作所达成的最终结果，正是完美君王所需要的。所以，把“义利兼顾”和“集权独裁之计划”（为计划经济和社会主义斗士所青睐）等而视之，是所有旧自由主义者一致赞同的。我们甚至可以这样说：当他们试图以这种假想世界取代现实中邪恶无耻的暴君政治时，他们就已经导致了这种混淆。当然，对自由主义思想家而言，这一完美境界也许不过是一种推理的辅助工具，一种能够作为市场经济参照物的模型。但人们最终还是会自然而然地提出质疑：为什么我们不把这个理想的境界从思想上进行现实的转化呢？

一旦人们开始赋予“国家”道德和智慧的完美化身，这种做法在逻辑上即不可避免。自由主义哲学家曾经把他们假想的国家形容为完全利他的组织，只专注于增进其子民的福利。他们也曾发现，在一个市场社会的框架里，公民的自利行为，注定会使此利他的国家的目的得到实现。正因为此，所以他们认为市场经济是应该保留的。但如果人们开始把至善和全知都归之于“国家”时，事情就不一样了。这时，你就不得不得出这样一个结论：不会犯错误的国家，在生产活动方面必定比容易犯错误的个人做得更好。企业家和资本家导致经营计划失败的那些常有的错误，国家都可以避免。因此，错误的投资和稀缺资源的浪费，都不再发生，财富因而倍增。与万能国家的计划相比，“无政府”的生产显得浪费。社会主义的生产模式显然是惟一合理的制度，而市场经济则似乎是不合理的具体化。在社会主义者的心目中，市场经济只是人类历史上一个短暂的越轨时期。那些受了历史相对论影响的人，更认为市场经济是人类进化过程中的一个低级的社会秩序，它必然被更高级的社会秩序即社会主义制度所消灭。这两种思路都同意理性本身将保证向社会主义的进化。

天真的人所说的理性，不过是其自身价值判断的绝对化。他把自己理性的产物和绝对理性这一可置疑的观念等而视之。社会主义者何曾想过：他赋予其无限权力的那些个抽象的东西——不管被称为人类、社会、民族、国家或政府——都可能做出与他愿违的事情。社会主义者鼓吹社会主义，是因为从充分相信，社会主义国家的最高统治者，一定是英明无比的；会努力去实现他完全赞成的那些目的；会选择他希望的那些手段。每个社会主义者只把完全满足这些条件的制度，称为真正的社会主义；而其他的都是假社会主义。这样的社会主义者都是一个伪善的独裁者。反对它的人都无疑会遭殃，甚至丧失其生存权，并必然受到“清算”。

天真的人所说的理性，不过是其自身价值判断的绝对化。他把自己理性的产物和绝对理性这一可置疑的观念等而视之。社会主义者何曾想过：他赋予其无限权力的那些个抽象的东西——不管被称为人类、社会、民族、国家或政府——都可能做出与他愿违的事情。社会主义者鼓吹社会主义，是因为从充分相信，社会主义国家的最高统治者，一定是英明无比的；会努力去实现他完全赞成的那些目的；会选择他希望的那些手段。每个社会主义者只把完全满足这些条件的制度，称为真正的社会主义；而其他的都是假社会主义。这样的社会主义者都是一个伪善的独裁者。反对它的人都无疑会遭殃，甚至丧失其生存权，并必然受到“清算”。

经济学不是用来检讨盲目的信仰和偏执的。真正的信仰经得住任何批评。在计划者看来，批评是一种侮辱，是邪恶者的反叛，是对其偶像之尊严的亵渎。经济学只讨论社会主义的某些计划，并不关心驱使人们信奉这些新宗教的心理因素。

马克思并非社会主义的始祖。在他接受社会主义信条的时候，社会主义的观念已经是羽翼丰满，完全成熟了。在社会主义先驱有关社会主义制度的人的行动学论述之上，已经没有多少补充的余地，马克思也毫无贡献。他对早期和当今那些反对社会主义优越性的论述，不但没有加以反驳，他甚至从未想这样去做，似乎他完全知道他不可能成功。在捍卫社会主义方面，他只是祭出了“多元逻辑论”这面旗帜。

但马克思在宣传社会主义方面的贡献，就不只限于多元逻辑论的发明了。更为重要的是他的“社会主义不可避免”说。

马克思生活在一个社会进化论被普遍接受的时代。一只无形的神圣之手，在牵引着人从较低的较不完全的阶段走向较高的较完全的阶段，而人本身的意志不起作用。人类历史的一个无法抗拒的趋势是不断进步和改善，越往后，就越加进入更完善的阶段。除此之外，别无永久不变的人类事物。在马克思初露锋芒的前几年告别人世的黑格尔，在其迷人的历史哲学中，曾经阐述过这一论断。

马克思做的，只是把社会主义教条融合进社会进化论里。社会主义的到来是不可避免的，仅凭这一点，就可以证明社会主义比资本主义高级许多。因为资本主义在前，社会主义在后。赞成或反对社会主义的讨论皆无济于事。社会主义将因“无情的自然法则”而必然来临。参阅马克思《资本论》。只有白痴才会提出“必然到来的东西是否一定比以前的更好”这类愚蠢的问题。只有受贿于剥削者的人，才会无礼到寻找社会主义的毛病。

如果我们把“马克思主义者”用来称呼所有接受这一论断的人，则当今时代的大多数人都可成为“马克思主义者”了。这些人相信，社会主义的到来绝对不可避免，而且可喜可贺。“未来的潮流”驱使人类走向社会主义。当然，他们对于应该由谁来驾驶这艘社会主义的航船，彼此间存在着争议。这个职位有许多候选人。

马克思企图以双重方法证明他的预言。第一是黑格尔的辩证法。资本主义的私有权是个人财产权的第一否定，必然产生它自己的否定，即生产手段公有制的建立。参阅马克思《资本论》。事情竟如此简单，简单如同像马克思时代横行德国的那些黑格尔主义作家所想像的。

第二个方法是渲染资本主义带来的不如意之处。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批评，是错误的。甚至最正统的马克思主义者也不敢真正支持它的一个要义，即资本主义将使工资收入者越来越贫困。但即使为方便讨论计，姑且接受马克思分析资本主义的一切谬见，也得不出如下两个结论：社会主义必然到来，而且它不仅是比资本主义更好的制度，甚至是最完善的制度。这个制度的终将实现将带给人间永恒的至福。所有见诸马克思、恩格斯及其信徒的著述的演绎推论，都无法掩盖一个事实，即马克思的预言乃最终源自于一个所谓的“灵感”，正是借助这一灵感，马克思宣称他发现了决定历史进程的那些神秘力量。像黑格尔一样，马克思是一个先知，是把自己得之于神灵启示的那个冥冥之音传播给芸芸众生的先知。

从1848年到1920年之间，社会主义史中的一个突出事实，即关于社会主义如何运作的一些根本问题几乎没有触及。对所有有关社会主义国家经济问题的检讨，马克思主义者一概斥之为“不科学的”。谁都没有足够的勇气冒犯这一禁忌。社会主义的朋友也好，敌人也好，都默认社会主义是一个可以实现的人类经济组织。讨论资本主义缺陷和社会主义文化的文献汗牛充栋，却从未涉及社会主义那样的经济学。

社会主义的纲领乃立基于三个信条： 第一，“社会”乃全能全知的存在，它摆脱了人的缺陷和弱点。

第二，社会主义的到来不可避免。

第三，历史是不断进化的，从较不完善的情况进化到较完善的情况，社会主义的到来是可喜的。

关于社会主义的讨论，人的行动学和经济学的惟一问题是：社会主义能够作为一个分工制度来运作吗？

社会主义的本质特征在于只有“一个意志”是主动的。至于这是谁的意志并不重要。统治行为的主要表现是，一切生产要素的利用只由某一个机构来指挥。只有一个意志在选择、决定和发号施令。所有其余的人只能服从命令和指示。组织和计划的秩序替代了“无政府”生产，以及个人的创造力。分工下的社会合作由一套独霸的体系来保障，即一个统治者独断专行地命令他所有的子民绝对服从。

这个统治者既名之曰“社会”（马克思主义者即如此）、“国家”、“政府”或“当局”，人民就容易忘记它们毕竟是一个人，而非一个抽象的观念或一个神秘的集合体。我们也不妨承认这个统治者及其团体，既具备卓越的能力，又极其聪慧和满怀善意。但是如果认为他们是全知的和无错的，则无异于痴人呓语。

拿人的行动学来分析社会主义的一些问题，没有必要涉及这个统治者的道德和伦理性格。我们既不讨论他的价值判断，也不讨论他的最终目的的选择。我们要研究的只是这个问题：我们这样的凡夫俗子，仅具备人类心灵的逻辑结构，能否胜任统治社会主义的那些任务。

我们假定这个统治者能够掌握并自如运用其所处时代的一切技术，而且他还收集了全部可用的物质生产要素和劳动力的详尽资料；而且还能够聚集成群的专家向他提供完全的信息，准确无误地回答他的一切问题。似乎是万事齐备只欠东风，但他行动前仍然必须在许许多多不同的计划中进行选择，选择的结果，当然是使生产要素用于优先满足他认为的最迫切的欲望，而非投入他认为的那些次要的欲望。

这个问题与最后目的的价值判断根本无关，认识到这一点非常重要。它只涉及为达成最终目的而选择的手段。我们假定这个统治者对最终目的已经有了自己的价值判断。我们可以不顾他作了哪些决定，也可以不顾他的人民或子民对此决定赞成与否。为了方便讨论，我们甚至还可假定，有一种神秘的力量使得每一个人皆一致地赞同统治者对终极目标的价值判断。 我们的问题，也即有关社会主义的决定性的和惟一的问题，是一个单纯的经济问题，因此只涉及手段而不涉及最终目的。

社会主义者也并不认为经济计算是完全不可能的，只不过他们认为资本家的计算往往是错误的。当然,错误永远是在所难免的。因为人的行动面对的都是不确定的未来。即便最周密的计划，如果其关于未来的预测成为泡影，也注定会失败。我们是从现有的知识去计算未来的情况。我们不涉及这个统治者能否准确预测未来的问题。我们考虑的是，他不能从自己现有的价值判断去预测未来，不管他的价值判断如何。如果他今天投资罐头产业，一旦消费者改变了嗜好，或者关于罐头食品的卫生观念有了改变，他的投资就变成错误的投资。这是完全有可能发生的。但他在“今天”如何能够发现，应该怎样建立和装备这个罐头工厂才是最经济的呢？

我们不妨承认，在开始的时候，一个社会主义政府在某种程度以内可以依赖资本主义的经验。但情况在急剧的变化，以后怎么办呢？1900年的物价对1949年的统治者有何用处？1980年的统治者又能够从1949年的物价信息中得到什么教益呢？

计划过程的矛盾在于它无法计划，因为它缺少经济计算。凡是被称为“计划经济”的，根本就不是经济。它只是一种黑暗中的摸索。因此不存在为实现最终目的而合理选择手段的问题。所谓有意识的计划，正是有意识的行动的终结。

100多年来，以社会主义取代私人企业已经成为一个政治问题。赞成和反对共产计划的出版物何止成百上千。在私人圈子里、报刊上、公开集会中、知识分子团体内、竞选场合以及国会内，再无其他问题比这问题讨论得更加热烈了。也是社会主义这个问题，引发了多少战争，血流成了多少条河流。但在此其间，根本的问题却始终没有被提出。

如果责备历史学派和制度主义也无视人类最重要的一些问题，则是一个严重的错误。这两大思想体系狂热地诽谤经济学；在他们对干预主义或社会主义的宣传中，经济学被称为“忧郁的科学”。但他们无法完全消灭经济学的研究。令人费解的事情，不在于这些诽谤者为何认识不到这一问题，而是为什么经济学家也犯同样的错误。

数理经济学家差不多只专心于他们所谓的经济均衡和静态的研究。前文曾经说过，[插图]一个稳态循环经济的假构是经济推理必不可少的心智工具。但如果把这一辅助工具视为非假想的结构，同时忽视它既非实际存在，也无法一致贯通至其最终逻辑结论的事实，那就是严重的错误。数理经济学家的偏见，使他们总以为经济学必须按照牛顿力学来建模，并且可以借助数学来研究。实际上他们完全误解了其研究对象，他们研究的不是人的行动，而是一个没有灵魂的，受一些不可再分的神秘力量的驱使的机械。在稳态循环经济的假构里当然不存在企业家活动的余地。所以数理经济学是把企业家排除在外的。他们不需要这种引起变动的人物，因为他们永无止境的“干扰”，会使那假想的制度无法达到完全均衡的静态。他们怨恨企业家的这种干扰，照他们看来，生产要素的价格取决于两条曲线的相交，而非人的行动。

因此一个可能的结果是，在数理经济学家的著述中将出现一个社会主义的假构，而且这一结构被视为一个可实现的分工合作制度，一个以生产资料私有制为基础的制度的替代物。于是社会主义社会的统治者就能够合理地，也即通过计算来配置各种生产要素。人们在社会主义分工下合作，生产要素得以合理使用。他们既自由选择社会主义，又不放弃经济地选择使用生产手段。社会主义并非不考虑生产要素的合理使用，它也是社会行动的另一种“合理”形态。

这些错误的一个明证，乃苏俄和纳粹德国的社会主义政府的实践。人们看不出它们不是孤立的社会主义制度。虽然它们的运作不排除货币制度，但它们之能够经济计算，靠的是国外的物价。如果没有这些物价的帮助，他们的行动将会是无目的和无计划的。只因为能够借助外国物价，他们才能计算和记账，才能准备其时常自夸的计划。

社会主义者的论著什么都讨论，可就是回避社会主义最基本和最独特的问题，即经济计算。只是到了最近几年，他们再也无法躲避这一根本问题了。他们已经觉察到，马克思的门徒对“布尔乔亚”经济学的臭骂，实在不是一个实现社会主义乌托邦的有效方法；他们开始尝试用一套社会主义的理论来代替马克思教条中的黑格尔学说，并且已经着手设计社会主义的经济计划。但他们的这项工作，注定是要惨败的。对于他们的那些不是建议的建议，本来没有讨论的必要。但对它们加以检讨，可以使市场社会和假想的非市场社会两者的基本特征有一个明显对照的机会。

这些建议可分为如下几类：

1.以实物计算代替货币计算。这个方法是没有价值的。谁都无法对不同种类的数量（即异质数量）进行加减。

2.从劳动价值论的观念出发，建议用劳动作为计算单位。这个建议没有考虑到原始的物质生产要素，而且忽略了同一个人和不同的人，在不同工作时间完成的工作质量的不同。

3.以效用的“量”为单位。但是，行动人并不衡量效用。他只把效用分等级。市场价格不是等值的体现，而是交换双方评价值之间的一个分歧。现代经济学有一个不可忽视的基本定理，即附着在n－1个单位供给量当中的一个单位的价值，大于附着在n个单位供给量当中的一个单位的价值。

4.建立一个人为的准市场，使计算成为可能。

5.借助微分方程式来计算。

6.借助试错使计算成为多余。

社会主义者的论著什么都讨论，可就是回避社会主义最基本和最独特的问题，即经济计算。只是到了最近几年，他们再也无法躲避这一根本问题了。他们已经觉察到，马克思的门徒对“布尔乔亚”经济学的臭骂，实在不是一个实现社会主义乌托邦的有效方法；他们开始尝试用一套社会主义的理论来代替马克思教条中的黑格尔学说，并且已经着手设计社会主义的经济计划。但他们的这项工作，注定是要惨败的。对于他们的那些不是建议的建议，本来没有讨论的必要。但对它们加以检讨，可以使市场社会和假想的非市场社会两者的基本特征有一个明显对照的机会。

这些建议可分为如下几类：

1.以实物计算代替货币计算。这个方法是没有价值的。谁都无法对不同种类的数量（即异质数量）进行加减。

2.从劳动价值论的观念出发，建议用劳动作为计算单位。这个建议没有考虑到原始的物质生产要素，而且忽略了同一个人和不同的人，在不同工作时间完成的工作质量的不同。

3.以效用的“量”为单位。但是，行动人并不衡量效用。他只把效用分等级。市场价格不是等值的体现，而是交换双方评价值之间的一个分歧。现代经济学有一个不可忽视的基本定理，即附着在n－1个单位供给量当中的一个单位的价值，大于附着在n个单位供给量当中的一个单位的价值。

4.建立一个人为的准市场，使计算成为可能。

5.借助微分方程式来计算。

6.借助试错使计算成为多余。

对于计划是否最适合于生产要素在各部门间的配置，企业家和资本家并不能预先确定。计划的对错，只能得之于事后的经验。因此他们用的是试错。有些社会主义者说，既然企业家和资本家可以用这一方法，为何社会主义统治者就不可以呢？

试错，可以应用于“最终得到的正确解决方法及其表征，与试错本身无关”的一切场合。比如一个人丢了钱包，自然会四处寻找；如果他找到了，他就认得这是他的东西。他的试错无疑取得了成功，他解决了自己的问题。埃利希研究梅毒疗法，曾经实验过几百种药物，最后才发现一种既能杀死螺旋状病菌而又不伤害人体的药物。此药物被命名为“606号”，而这一兼具两种特征的标号，乃来自实验室的试验和临床的经验。

如果正确解决的惟一标记，乃由一个被认为适合解决此问题的方法达成，事情就不同了。两个因数相乘的正确答案只有从算术程序的正确运用才能得到。用试错来猜固然也可以，但在这种场合，试错绝非运算程序的替代。如果运算程序未曾提供一个区别对错的标准，那它就是无用的。

社会主义经济计算的问题恰好是，如果生产要素没有市场价格，盈亏的计算是不可能的。

我们不妨假定，在社会主义国家存在着消费品市场，而且消费品的货币价格是由此市场决定的。我们还不妨假定，统治者按期分配给每一个社会成员定量的货币，并把消费品卖给那些出价最高的人；或者还可假定，统治者用实物的方式，把消费品按一定的量分配给每个成员，并且他们可以自由地在一个有交易媒介（某种货币）的市场上相互交换。但这一社会主义体制的特征在于，生产商品乃由一个机构控制，并按照统治者的意志行事，即生产商品是非买卖的，它们没有价格。如此，投入和产出自然无法用算术方法来比较。

社会主义最显著的特征在于，只有“一个”不可分的意志在指挥整个社会的一切生产活动。当社会主义者宣称要以“秩序”和“组织”替代“无政府”生产，以有意识的行动替代所谓的资本主义的无计划，以真正的合作替代竞争，以为使用而生产替代为利润而生产的时候，他们所想的，无非是以“一个”机构的垄断权力来替代消费者，以及那些为消费者服务的企业家和资本家的无数的计算。社会主义的实质在于完全消灭市场和人的行动学意义上的竞争。社会主义制度，是一种没有市场、没有生产要素市场价格以及没有竞争的制度：一切的一切皆无限制地集中统一于一个权威之手。在草拟那统摄一切经济活动的至高无上的计划时，公民的合作——如果有的话——只体现在对统治者及其组织委员会的选举上。在其他方面，他们只能无条件地服从统治者的命令，并仰赐统治者施舍的福利。社会主义者所说的社会主义的一切优点，以及他们寄希望于社会主义的实现所得到的一切幸福，皆被形容为这绝对统一和集中的必然结果。

但与此同时，社会主义的知识领袖却正忙于设计一种社会制度，其中市场、生产要素的市场价格以及人的行动学上的竞争都将被保留下来。之所以如此，是因为他们完全承认经济学家对社会主义计划的分析和批评是正确的和不容反驳的。社会主义制度下不可能有经济计算这一论断的频频告捷，的确是人类思想史上空前的事情。社会主义者不得不承认他们将最终失败。他们再也不能说，因为取消了市场、市场价格和竞争，使得社会主义无比优越于资本主义。相反，他们现在急于声明，即便在社会主义制度下也可以保留这些东西。他们正在着手起草一种包含市场价格和竞争的社会主义纲领。

这些新社会主义者的倡议，实在很矛盾。他们既想废除生产手段的私有权、市场交易、市场价格以及竞争，同时又企图构建一个社会主义的乌托邦，使生活于其中的人民能够在这些被唾弃的环境中行动。这无异于让人民像幼童玩战争、铁路和学校游戏一样“玩”市场。他们忘记了小孩的这些游戏活动与其模仿的真实事物完全不同。

这些新社会主义者说，老一辈社会主义者（指1920年前的所有社会主义者）的严重错误，在于相信社会主义必然要废除市场和市场交易，乃至相信这是社会主义经济的要义和实质所在。他们无可奈何地承认的这个信念，在他们看来是荒谬的，其果真实现的结果定然一塌糊涂。他们又说，所幸还有较好的方法实行社会主义。他们开出的处方是，各个生产单位的经理不妨用他们在资本主义制度下所采用的方法，来经营本单位的业务。市场社会里某公司的经理，不是为自己的打算而自冒风险的，而是为了公司也即股东的利益。在社会主义制度下，他也可以以同样的心态来工作，惟一不同的是，他的努力将使全社会富有，而不是使股东富有。他仍然可以像从前一样，在市场上买卖、招募工人、给工人发放工资并设法获取利润。从成熟的资本主义经理制向有计划的社会主义经理制的过渡，将很顺利的完成；除了投入的资本的所有权外，没有任何改变。用“社会”来替代股东，人民因而分享股利。如是而已。

没有人曾经建议，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引入一些发起人和投机者继续他们的投机事业，然后把他们的利润上缴国库。那些建议为社会主义创设准市场的人，也未曾想到保留证券和期货交易所，保留银行家和借贷者作为市场的建制。我们不能“玩”投机和投资。投机者和投资者乃把他们自己的财富和命运作为赌注。这个事实迫使他们向消费者负责。如果我们解除他们的这个责任，就等于取消了他们的特征。他们就不再是生意人，而只是一群由统治者分配任务的人；统治者把指挥一切工作的权力交付给他们，于是他们（虽然不是名义上的统治者）就变成一些实际意义上的统治者，同样要面对那名义统治者无法解决的问题，即经济计算。

鼓吹准市场计划的那些人，在认识到这一想法的荒唐之后，有时又含糊不清地推荐另一个办法。即统治者应该像一个银行一样，贷款给那些出价最高的人。这又是一个注定要失败的想法。显然，在社会主义社会，凡是能叫价借款的人，都没有自己的财产。他们的叫价，并不会因为利率过高所可能构成的经济风险而受到限制。他们丝毫无助于减轻统治者的责任负担。贷款给他们是不安全的，不像资本主义信用风险会因借款人自身财产的部分担保而减轻。因此，所有不安全的危险，只能落在“社会”这一一切可用资源的所有者身上。如果统治者毫不迟疑地把可用资金借给那些叫价最高的人，那他简直是在奖励胆大粗心和夸夸其谈之徒，等于让位给最不检点的狂人和恶棍。他还不如把社会资金如何利用的决定权留给自己。但这样一来，我们又回到了问题的起点：统治者在指挥生产活动的时候，并没有借助资本主义制度下，使经济计算实际可行的那种智力分工。

社会主义制度具备市场和市场价格这一观念，其自相矛盾正如说“四方形有三个角”。生产活动，或者由逐利的商人来指挥，或者由一个享有至高权力的统治者来决定。所生产出来的，或者是企业家希望赚得最高利润的那些东西，或者是统治者所要生产的那些东西。问题在于：谁应该是主人，消费者还是统治者？既定数量的生产要素应该用来生产消费品a，还是消费品b？应该由谁来作出最后的决定？这些问题的答案必须直截了当，丝毫不能模棱两可。

在适当鉴定“数理经济学的微分方程可用以计划社会主义经济”这一观点时，我们必须记住这些方程式的实际意义。

在设计稳态循环经济的假构时，我们假定所有生产要素的使用，都能达到其提供最高价值的服务的状态。在现实状态下，这种使用结构的任何变动都无法改善欲望满足的情况。这种不变的情形，就是微分方程要表述的。但是，这些微分方程，对于这种假构的均衡状况赖以达成的那些人的行动，并未提供任何信息。它们所说的不过是：在此静态均衡状况下，a的m个单位用来生产p，a的n个单位用来生产q，如果改变m的数量，不会使欲望的满足有任何增加。（即便我们假定a是完全可分割的，而且a的单位可分至无限小，我们也不能说a的边际效用在两种使用结构中都是相等的，否则就是严重的错误。）

这种均衡状态完全是一种假构，不可能出现在一个变动的世界中。今天不可能出现，任何其他可实现的状态下也不可能出现。

不仅技术主义者，就连各色社会主义者也一再声称，使他们的伟大计划得以成功的，乃迄今累积的大量财富。但同时他们又漠视这一事实：这些财富乃依存于已有的资本品，即便它们从现代评价值和技术知识观点看，多少已经落伍。照他们看来，生产的惟一目的，是利用产业装备把后代人的生活变得更丰富。在他们心目中，现代人简直是可以被遗弃的一代。他们的惟一宗旨，是为那些尚未出世的人的福利而辛勤劳碌。但显然现实的人们并不这样想。他们不仅要为子孙谋福利，他们自己也有享受生活的权力。他们要用最有效率的方法利用现有可利用的资本品。他们对未来更好生活的追求，是通过最经济的方法来实现的。为此，他们必然要借助经济计算。

如果相信凭借对非均衡状态下那些情况的了解，并借助数学运算就可以计算出一个均衡状态，则是个严重的错误。同样的错误是相信，对一个假设的均衡状态的了解，能够有助于行动人最佳解决其日常选择和活动中遇到的问题。一个人为了实际运用数学方法，必须每天重新解答那些荒唐的方程式，这本身就是荒唐无比的观念，即便它真能合理替代市场社会的经济计算。

由所有社会主义者和干预主义者所拥护的“非正统”学说的一个精义，说的是经济萧条的反复出现正是市场经济运行中的一个固有现象。但不同之处在于，社会主义者认为只有以社会主义替代资本主义才能消除这个祸害，而干预主义者则主张把矫正市场经济运作的权力委之于政府，并由此实现他们所说的“经济稳定”。如果这些干预主义者的反萧条计划旨在彻底摒弃信用扩张政策，那么，他们是对的。但他们一开始就拒绝这个想法。他们所求的是一而再的扩张信用，而同时采用特别的“反循环”或反周期措施以防止萧条。 在这些计划中，政府像神一样地伺立和工作于人事轨道之外，它独立于人民的行动，而且掌握从外部干预这些行动的权力。它拥有非人民提供的储蓄和资金，并可以自由地按统治者的意图使用它们。而如何最有利地行使这个权力，只需听取专家的建议。

作为对外贸易国有化的一项政策，外汇管制是完成“社会主义代替市场经济”这个过程中的一个步骤。此外，从任何其他的观点来看，它都是无效的。无论在短期还是在长期，它都无法影响汇率的决定。

干预主义者和社会主义者认为，一切物品是由一个社会的生产过程制造出来的。等到这个过程结束并收获其产品时，第二个社会过程，也即产品分配过程，就紧接着把产品分配给各个社会成员。资本主义社会的特征，乃分配的不平等。有些人——企业家、资本家和地主们——据为己有的多于他们应得的。因此其余的人分得的就相应减少了。政府当然要取长补短，没收前者的超出部分以补偿后者。

早期的社会改革者志在建立一个自给自足的农业社会。他们分配给社会每个成员的土地是相等的。在这些乌托邦的理想社会里没有分工和专业化的余地。如果把这种社会秩序称为农地社会主义，那是个严重的错误。它只不过是一个个相并列的经济上自给自足的家庭单位而已。

课税是必要的。但是，在累进的所得税和遗产税这一误导的名称下被普遍接受的差别税制，与其说是一种课税方式，不如说是对成功的资本家和企业家的一种变相的没收方式。不管政府所豢养的食客如何称赞，它总归与市场经济不相容。累进的所得税和遗产税充其量也只能权当实现社会主义的手段。把从1913年开始演变至今的美国联邦所得税税率作一回顾，我们就难以相信，这种税不会在很快的将来把超过工会领袖之薪水的所得统统用100%的税率课征掉。

照乔治·索雷尔及其党徒的用法，工团主义是指那些为实现社会主义而使用的特殊革命策略。它意味着：工会不应当在资本主义的架构下浪费他们的精力以求得工薪者生活境况的改善。他们应当采取直接行动，不屈不挠地以暴力摧毁资本主义的一切制度。为了实现最后的目的——社会主义，他们必须坚持不懈地斗争。无产阶级决不可让自己受资产阶级那些漂亮口号——自由、民主、代议制政府——的欺骗。他们必须在阶级斗争、流血革命以及彻底消灭资产阶级的过程中，求得自己的解放。

在“直接行动”的意义上，社会主义和工团主义的一些观念，是由一些知识分子发展出来的，而这些知识分子，却是马克思宗派中那些思想一贯的信徒不得不称为资产阶级的一伙。但是作为社会组织的一种制度，工团主义的观念乃“无产阶级心灵”的一件纯种产物。它正是天真的被雇佣者所认为的，可改善他们物质福利的一个公平而便利的手段。消灭那些懒惰的寄生虫——企业家和资本家，把他们“不劳而获的”所得给予工人！没有比这更简单的事情了。

如果有人仔细想想这些计划，他就不会在讨论干预主义问题时来处理它们。他就会认识到，工团主义既非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也不是干预主义，而是异乎这三个主义而自具特色的一种制度。但是谁也不会认真地去思考工团主义的方案，也从未有人认真地想过。谁也没有糊涂到把工团主义当做一种社会制度来公开颂扬。在经济问题的讨论中，工团主义曾经扮演过角色，只是在某些方案无意中包含着工团主义一些特征的场合。在政府和工会干预市场现象的某些目标中具有工团主义的一些要素。而且，还有基尔特社会主义和社团主义，这两种掺和着工团主义成分的主义，以掩饰和避免一切社会主义和干预主义所固有的政府万能理念。

“工团主义”这个名词的第二个意义，是指社会经济组织的一个方案。社会主义的目的是要以生产手段的公有制代替私有制，工团主义则要把工厂的所有权给予工厂所雇用的工人。诸如“铁路属于铁路工人”、“矿场属于矿工”一类的口号，最能表现工团主义的最终目的。

依照工团主义的理想，企业的收益应该全部归于被雇用的员工，不给所投的资本留下利息，也不留下利润。在他们看来，要实现这个理想，不会有任何问题。但就我们所知，如果取消所谓的“不劳而获”，则无异于实行社会主义。

工团主义认为的资本主义制度最严重的缺点，以及他们诬蔑为专横谋利者的残忍无情，正是“消费者至上”的结果。在不受羁束的市场经济的竞争情况下，企业家不得不致力于改善生产技术而不顾工人的既得利益。雇主付给工人的工资，势必不能高于消费者对他们的成就所作的评价。如果一个工人因为他的妻子生了一个小孩而要求加薪，而雇主以该婴儿的诞生无益于他的工厂为由拒绝这个要求，这正说明雇主的行为遵照的是消费者的命令。他的消费者并不准备仅为这个工人有个大家庭，而对他生产的物品支付较高的代价。工团主义者的天真幼稚，可以从“他们自己决不会因为生产某一物品的工人经济情况不佳，而出较高的价钱来买这件物品”之事实看出来。

工团主义的原则是要把每个公司的股份，从那些不具体工作的股东手中拿出来，并平均地分配给工人；债本债息的支付应当停止。管理权归于一个由工人选出的委员会，工人也因此成为公司的股东。这种没收和重新分配的方式，显见得无法在任一个国家内部或全世界实现平等。它将使一些工人增加收获，而另一些工人减少收获，前者是人均资本支配额较大的那些工业所雇用的工人，后者则是人均资本支配额较小的那些工业雇用的工人。

一个有特征的事实是，工团主义者在处理这些问题的场合，总是说到管理工作，而从不提及企业家的活动。照一个平凡的低级职工的见解，工商业里的所有事情，无非是一些可委托给管理部门的辅助工作。在他的心目中，现今正在运行的各个工厂或工场，乃永久之基业。它将永不变更。它总是生产同样的产品。事实上，一切情况都处于不停的流变中，产业结构必须天天调整以解决新的问题。他对这些现象一概置之不理。他的世界是静态的。他不理会新的工商业部门、新的产品，以及可以用新的和更好的制造方法制造旧的产品。企业家阶层的基本问题，是为新的产业和已有的产业提供资本，缩减那些需求降低了的产品的生产部门，促进生产技术的改良。但工团主义者全不理会这些问题。如果我们把工团主义称为短视者的经济哲学，或称为顽固的保守份子的经济哲学，并非不公平。这些保守份子嫉妒任何创新，而其嫉妒心之烈，甚至使他们顽固到连那些为他们提供更多质优价廉之物的人们也要咒骂。有些病人，对于那个成功医治好其痼疾的医生反而心怀妒忌，这些保守分子与这些忘恩负义的病人并无二致。

[deleted]

基尔特社会主义与社团主义的想法有两个思想渊源。 颂扬中世纪制度的人们一向是赞美基尔特的。要荡涤所谓市场经济的罪恶，只需复辟那些经过多次试验的老办法。但是对于市场经济的这些咒骂，仍然是徒劳无益的。那些批评者从来没有为社会秩序的重建提出他们的具体办法。他们至多只是胡说八道着，法国的三级会议和德国的Standische Landtage那些旧式的准代议制优于现代国会。但即便在这种宪政制度问题上，他们的观念也大为模糊。

基尔特社会主义的第二个渊源，见之于英国的特殊政治环境。当英国与德国的冲突愈演愈烈而终于在1914年引发战争的时候，英国年轻的社会主义者对于他们自己的方案开始感到不安。费边社社员的国家崇拜以及他们对德国和普鲁士之制度的赞扬，在其祖国和德国殊死战斗面前，确实是很矛盾的。当本国最“进步的”知识分子渴望实行德国社会政策的时候，和德国人打仗有什么用呢？颂扬英国的自由，谴责普鲁士的奴役，同时又推荐俾斯麦及其后继者的那些办法，这是可能的吗？于是英国的社会主义者就打造一种特属于英国牌子的社会主义，尽可能地区别于条顿牌子的社会主义。这个问题就是，要建立一个免于国家至上和国家万能的社会主义制度，也即个人主义型的集体主义。

要建立这样的社会制度，正如同要制作一个“三角的四方形”一样地不可能。可是牛津的青年却很自信地想解决这个问题。他们从一群不怎么有名的复古主义者（颂扬中世纪制度的人们）借来“基尔特社会主义”以命名他们的方案。他们宣称，这一方案特异于别国的社会主义，它是一种产业自治，乃源自极负盛名的英国地方政治分权制度的一个经济制度。在他们的计划中，他们把领导的任务委托给英国最有力量的压力团体——工会。他们尽力把自己的设计做得合乎本国人的口味。

后来它又曾一度复活。意大利的法西斯党人急需一种属于他们自己的经济方案。他们在退出马克思的共产国际以后，就不能再以社会主义者的姿态出现。他们自以为是曾经无敌天下的古罗马军团的后裔并以此而自傲，所以他们既不愿对西方资本主义让步，也不愿向普鲁士的干预主义学习。普鲁士的干预主义，在他们的心目中只不过是伪装的野蛮人的意识形态，更何况那些野蛮人曾打跨过他们的光荣帝国。他们要探求一种纯粹的专属意大利的社会哲学。其实，他们的信条只是英国基尔特社会主义的复制品，至于他们是否知道这一点乃无关紧要。无论如何，社团主义国家不过是基尔特社会主义的一个翻版。其间的差异只在于一些细枝末节。

然而，不论是意大利法西斯党，还是奥地利和葡萄牙政府，都没有认真地去实现社团主义的幻想。意大利人给种种机构加上“社团主义的”名称，而且还把大学里的政治经济学讲座改名为“政治的与社团主义的经济学”。但关于社团主义的本质，也即工商各部门的自治，只见之于空谈。法西斯政府首先固执的是干预主义的同样原则（干预主义乃现时所有名义上的非社会主义政府所已实行的经济政策）。然后它逐步转向德国的社会主义制度，即政府对经济活动的全盘控制。 基尔特社会主义和社团主义的基本观念都是：每一产业部门都组成一个垄断体，它被称为基尔特或行业协会（也包括雇主协会和工会——译者注）。这个实体享有充分的自治权；它可自由处理其所有内部事务而不受外在因素或外人的干预。而各基尔特之间的相互关系则由它们之间直接谈判来处理，或由所有基尔特授权的代表大会来决定。在通常情形下，政府不加任何干预。只有在特殊情形下，即当各基尔特之间无法实现一致意见时，才需要政府出面干预。

在草拟这个方案的时候，基尔特社会主义者对英国地方政府及其与中央政府之间的关系情况，似乎是了然于胸的。他们的目的是要使产业的每个部门都得以自治；像韦伯夫妇所说，他们想把“自治权给予每个行业”。这正同每个地方政府管理它本地方的事务，中央政府只处理那些有关全国利益的事务一样，基尔特对于它内部的事情应有处理权，政府应把它的干预限之于基尔特本身不能解决的那些事情。

在一个分工合作的社会制度下，绝无所谓仅关系到某一特定工厂、特定行业，或特定产业部门，而与他人无关的事情。任何基尔特或行业社团的内部事务的处理都不可能不影响到全国。某一产业部门不仅仅为其业内从业人员服务，它的服务对象是社会每一个成员。任何产业部门，如果它内部缺乏效率，浪费稀缺的生产要素，或者不采用最适当的生产方法，则每个人的物质利益都将受到损害。我们不能把那些关于生产技术、生产数量与质量、工作时间，以及许许多多其他问题的决定都委托给基尔特内部的成员，因为这些事情不仅关系其成员的利益，也同样关系到外部人的利益。在市场经济里面，企业家在作这些决定的时候，是无条件地受制于市场法则的。他只向消费者负责。如果他拒绝消费者的命令，他就要赔本，而且会很快丧失其企业家的地位。但是垄断性的基尔特却不怕竞争。它在它的生产范围以内享有处理一切事务的权力。如果任其自治自决，它就不再是消费者的仆人，而是它主子的仆人。它就可以任意采取牺牲别人以利其成员的一些办法。

在基尔特的内部，是仅由工人统治，还是与资本家、企业家合作管理，这并不重要。基尔特的管理部门是否有消费者的代表参加，这也不关重要。重要的是：如果基尔特是自治的，它就可以无视市场压力并据此调整自身的活动以满足消费者。它自然会把其成员的利益放在消费者的利益之上。在基尔特社会主义和社团主义的制度下，决不会想到“生产的惟一目的在于消费”。事情恰好颠倒了过来，生产本身变成了目的。

当美国的“新政”开始实行国家工业复兴方案的时候，政府及其智囊团完全知道，他们计划的不过是建立一个机构以便政府对工商业进行全盘控制。基尔特社会主义者和社团主义者认为，自治的基尔特或行业社团可视为一种可行的社会合作制度。这种自恃显然是一种短见。

在基尔特制度下，再也没有市场的问题。再也没有任何价格（人的行动学意义上的价格）。竞争价格也好，垄断价格也好，都不存在。那些垄断了必需品供给的基尔特，遂取得一种独裁的地位。它生产必需的食物和燃料，供应电力和交通服务，并随意榨取全民利益而无所畏惧。谁胆敢认为大多数人都能忍受这种情形呢？假若这些与基本生活有关的产业滥用其特权地位，而政府又不加干预，则为实现社团主义这个乌托邦的任何企图，将会很快导致暴力的冲突，这是不容置疑的。于是，被这些空想家视为例外措施的政府干预将会变成惯例。基尔特社会主义和社团主义将会转变成政府对一切生产活动的全盘控制。普鲁士的统制经济是基尔特社会主义和社团主义想避免的，但是其发展的结果，却正是这种统制经济。

对于基尔特社会主义的其他根本缺点，这里没有讨论的必要。它和任何其他的工团主义方案一样，都是有缺陷的。它没有考虑到，资本和劳动在部门之间的转移，以及创立一些新的生产部门都是必要的。它完全忽视了储蓄和资本积累的问题。总而言之，它是荒谬的。

社团主义（又称为法团主义），系把整个社会纳入国家指挥下的各种“社团”的理论和实践。工人和雇主都可以加入产业和职业社团，它们是政治代表机关，在很大程度上支配其管辖之内的人员及其活动。

全面战争是侵略性的民族主义的衍生物，这是一致公认的事实。但这只是个循环推理。我们把民族主义称为促成现代全面战争的意识形态。侵略性的民族主义是干预政策和国家计划的产物。自由放任会消除国际冲突的原因，而干预主义和社会主义则招致一些无法和平解决的冲突。在自由贸易和自由移民的场合，没有人会关心国家领土的大小。而在经济国家主义的保护措施下，几乎每个国民在领土问题上都有利害关系。本国领土的扩大，对于他而言乃福利的增进，至少可以解脱外国政府对其福利所加的限制。使皇朝之间的有限战争变成民族之间的冲突的，不是军事上的技术，而是福利国家替代了自由放任的国家。

社会主义者和干预主义者说，市场经济再好也不过是和平时期所能容许的一种制度。一旦战争来临，这种自由放任则不可容许。它只有利于资本家和企业家的私人事业而危害国家。因此任何情况下的现代全面战争，绝对需要政府的经济管制。

几乎无人具备足够的勇气胆敢挑战这一“圣律”。在两次世界大战中这一“圣律”成为无数经济管制的借口，有些国家则由此逐步走向完全的“战时社会主义”。当战争结束的时候，有人又提出了一个新的口号，即从战争到和平的过渡时期和在经济“复原”时期，甚至比战时更需要政府的经济管制。而且，在两次大战期间都能够行得通的一种社会制度，为什么不让它长久维持下去，以及时准备应付任何可能的紧急变故呢？

战争使那些对军事装备最有贡献的企业家发了国难财是不“公平”的，这个说法我们也不妨承认。但是如果否认利润制度能够生产出最好的武器，那就愚昧了。社会主义的俄国并没有用租借的办法援助美国；在用美国大公司研制的炸弹攻击德国以前，俄国军队屡遭惨败。战时最重要的事情不是避免超额利润的出现，而是要为本国的士兵提供最好的装备。一个国家最坏的敌人，是那些把忌妒心的发泄置于国家利益之上的人们。

当然，长期而言，战争与市场经济的维持，是互不相容的。资本主义，本质上是和平国家的制度。但这并不是说，一个被迫起而抵抗外来侵略的国家，必须以政府的管制来替代私人企业。如果政府这样做，它就在自毁最有效的抗战武器。从未有过社会主义国家战胜资本主义国家的记录。尽管德国人特别推崇战时社会主义，可是在两次世界大战当中他们都战败了。

节省今天的消费，不仅是为了增加储蓄和积累更多的资本，即便是为了维持现有资本存量，也同样要节制今天的消费。这叫作节欲，即放弃一些眼下本可以满足的欲望。市场经济造就出了一个有节欲余地的环境，在这个环境中，节欲的结果是积累了的资本，被投资于最能满足消费者最迫切需要的途径。言及于此，就产生了一个问题：政府的资本积累可否替代私人的资本积累，政府会把积累的资本投到什么地方去呢？这些问题不仅涉及社会主义国家，同样也涉及干预主义国家，不管这种干预主义是全部地或近乎全部地摧毁了私人资本形成的环境。甚至就美国来看，也在明显地逐步滑向这一境地。

福利学说的那些圣诞老人式的童话，其特征在于他们完全不懂得资本的问题。仅据此缺陷，就可否认他们自我标榜的“福利经济学”这个名称。凡不考虑资本品稀缺性的人，就不是经济学家，而是一个童话作家。他说的不是实在的世界，而是一个无限丰富的神话世界。与社会主义作家一样，现代福利学派的一切说辞，皆立基于一个隐含的假定——资本品的丰富供给量。有了这样一个假定，当然就容易找到医治百病的灵丹妙药，那就是“各取所需”，每个人都其乐陶陶，快乐无比。

不过确有一些福利政策的主张者，因困惑于某些有关问题的模糊概念，而感觉到事情的麻烦。他们知道：如果想不损害劳动的未来生产力，就应该保持资本的完整。但这些人也并不了解：即便是仅仅保持资本的不变，也必须借助投资的技巧，它往往是深思熟虑的成果；而且保持资本不变的那些措施，也必须事先进行精密的经济计算，因而必有市场经济的操作。这都是他们不了解的。至于其余的社会政策宣传者，对于所有相关问题都一概置之不理。他们在这方面是否赞成马克思社会改造方案，或是否凭借某一新的幻想，例如借助事物的“自我永续性”[插图]倒无关紧要。无论如何，他们都认为储蓄过多和消费不足会引起不良的后果，因而把消费视为万灵之药来提倡。他们的一切教义都在为这一点作辩护。

有些福利政策宣传者和社会主义者，迫于经济学家的压力不得不承认：要避免一般生活标准的降低，只有靠保持已经积累的资本；经济进步则要靠更多的资本积累。但他们又说，资本的保持和新资本的积累，今后将成为政府的任务，而再也不能委托给私人。私人只关心自己及其家庭的福利；政府则从公共利益的角度来执行这一任务。

维持和增加资本这个问题，在社会主义制度下无法解决。因为社会主义制度无法进行经济计算。它没有任何方法可以确定它的资本设备是在增加或减少。但是在干预主义制度，以及在还可借助国外价格作经济计算的那种社会主义制度下，事情不至于这样糟。在这里，至少还可能知道情况在如何发展。

现代福利政策的宣传者，至少有一点比老派的社会主义者和改革家高明。他们不再强调，不管结果如何地不利，人们也必须遵守那个武断的所谓“社会正义”。他们赞成功利主义者的观点。他们不反对“评价一切社会制度的惟一标准，乃它们能否实现行动人追求的目的”这一原则。

但是，一旦他们开始检讨市场经济的运作时，他们就旋即把他们的那些健全意识抛在脑后。他们提出一套形而上的原则，不由分说地先把市场经济责骂一顿，因为它不符合这些原则。他们把那个被拒绝于正门的绝对标准的道德观从后门塞进来。在寻求药方对付贫穷、不平等和不安定的时候，他们逐步承袭了老派社会主义者和干预主义者的一切谬见，并由此愈益陷入无法解脱的矛盾。最后他们不得不抓住所有过气的“非正统”改革家攀附的那根稻草——统治者的超人智慧。他们的最后口号是国家、政府、社会或其他用以影射这个超人独裁者的名词。

干预主义这段历史上的插曲，一定会永远沉寂，因为它不可能成为社会组织的一种永久制度。其理由有三：

第一，限制的办法总归是限制生产量，因而限制了可供消费的商品量。某些特定的限制和禁止不管其理由如何，这些限制办法的本身绝无可能形成社会生产的一种制度。

第二，所有干扰市场现象的一切措施，不仅不能实现设计者和主张者追求的目标，而且会引起——从设计者和主张者的观点来看——比他们想改变的原先事态更坏的事态。如果进一步用干预的办法去纠正这些更坏的事态，最终的结果就是市场经济的完全崩溃，从而被社会主义取而代之。

第三，干预主义其实是将一部分人的“剩余”没收而转赠给另一部分人。到了这种剩余被全部没收无遗的时候，这种政策也就难以为继。

沿着干预主义的道路前行，所有那些尚未选择苏俄式完全社会主义的国家，都越来越多地趋向于所谓的计划经济，即德国的或兴登堡型的社会主义。就今天的经济政策而言，在各个国家之间以及在一国内的各党派和各压力集团之间也已几无区别。历史学派的称呼业已失去其意义。就经济政策涉及的范围来说，只留下了两个特殊的小党派：即列宁式的全盘国有化的支持者和干预主义者。自由市场经济的拥护者对事情的发展过程几乎不再有任何影响。经济自由的一息尚存乃政府政策措施失败的产物，而非一项有目的的政策。我们已经很难发现，在干预主义的支持者中，有多少意识到自己所推荐的政策已直接导致了社会主义的事实，有多少还依然抱守着一个幻想，即一个中间道路体制能够延续为永恒的经济体制——社会经济组织问题的“第三种”解决方案。不管如何，有一点可以肯定的是，所有干预主义者都相信政府而且只有政府才能够决定，是否每一件事情应该按市场规则去办，或是否应该采取一项干预主义的行动。这意味着他们只在消费者主权能够带来他们认可的结果的情况下才准备对其加以容忍。一旦在经济活动中发生了任何官僚机构不乐意或引发某一压力集团愤怒的事件时，人们就将诉诸新的干预、控制和限制措施。但是由于立法者的低效率和政府机构普遍的涣散、粗心和腐败，市场经济的最后痕迹要消失也很难。

我们曾经指出，管理制度——即：把经营行为的辅助工作委之于助手，对于他们给以一定范围内的决定权——只有在利润制的架构以内才可能实行[插图]。经理人员之所以为经理人员而异于纯粹技术人员之特征，就是在他的任务范围以内，他自己决定那些使他的行动得以顺应利润法则的方法。在社会主义制度下，既没有经济计算，也没有资本会计和利润估计，因而就没有管理活动的余地。但是社会主义的国家，只要还能靠国外市场所决定的价格作计算，它也可以在某种程度内利用一种准管理的阶层负责制。

把任何一个时期叫作过渡时期，这是个拙劣的权宜之计。在现实的世界里面，总是有变动的。每个时期也就是个过渡时期。我们可以把那些会永久存在的社会制度与那些由于自我毁灭而必然是过渡的社会制度准确区分开来。这已经在上文讲到干预主义的自我毁灭而最终走向德国型社会主义的时候指出。欧洲的大多数国家已经到了这个地步，谁也不知道美国会不会追随。但是只要美国坚守市场经济而不实行全部的政府统制，西欧的社会主义经济还可以作计算。他们的经营行为还不具备社会主义行为的特征；它仍然基于经济计算。如果全世界都转向社会主义的话，情形就完全不同了。

常常听到这样的说法：当半个世界是社会主义的时候，另半个世界就不能仍然是市场经济，反过来说，也是一样。但是，我们没有理由假定这样的两个制度把地球分割而又彼此并存是不可能的。如果真的如此，那么，那些已经放弃资本主义的国家现在的经济制度，也许会无限期地延续下去。这个制度的推行，会引起社会分解、混乱以及人民穷困。但是，低的生活水平也好，愈来愈穷困也好，都不会自动地消灭一个经济制度。只有人民自己的明智足够了解这种制度的改变是有利的时候，它才会被一个更有效率的制度代替。或者是被国外更强大的武装力量摧毁，而那些国外的武装力量之强是由于他们更有效率的本国经济制度提供的。

乐观的人们，总希望那些曾经发展资本主义的市场经济和其文明的国家，至少也可坚守这个制度于将来。对于这个希望确有些肯定迹象，但也有同样多的否定迹象。在财产私有与公有、个人主义与极权主义、自由与独裁这些原则性的意识形态大冲突之间，预测其结果是徒劳无益的。关于这场斗争的结果，我们能预先知道的，可以浓缩成下列三点。

1.在这个意识形态的大冲突中，我们不知道有没有什么力量一定会使那些有利于人类的意识形态——社会的纽带和人类的物质福利赖以保持和促进的那些意识形态——得到最后胜利。没有什么东西让我们坚信人类前途一定会更满意，也没有什么东西让我们坚信人类前途不会变得更坏。

2.人们必须在市场经济和社会主义之间选择。想避免作这种选择而采取所谓“中间路线”，这是做不到的，不管给这中间路线安排什么名称。

3.普遍地实行社会主义，废除经济计算，其结果一定是一团糟，社会的分工合作也就归于解体。

这些专家在他们的讲演和所发表的论文中涉及的，都不是经济学，而是各种压力团体的辩解。他们不理睬经济学，因而不得不被某一压力团体的意识形态所俘虏。甚至那些不公开偏袒某一压力团体并自诩中立的专家，也在无意中赞成干预主义者的某些基本信条。在讨论林林总总之政府干预的时候，他们并没有坚持他们所说的“纯消极主义”。如果他们批评政府采取的措施，也只是为了推荐他们自己标榜的那种干预主义以替代另一种干预主义。他们毫不愧疚地赞成干预主义和社会主义的基本论点——自由的市场经济只有利于无情的剥削者，而不公正地伤害了绝大多数人的切身利益。照他们的看法，凡是论证干预主义徒劳无益的经济学家，就毫无例外地属于被大企业收买并为不公平的权益辩护的人。所以他们主张一定要把这些歹徒排斥于大学之外，而且拒绝他的论文发表在学校的刊物上。

大多数学生毫无顾忌地拥护教授推荐的干预主义万灵之药。他们相信，当政府实行最低工资率，为每个人提供适当的食物和住宅的时候，或者当人造奶油的销售和外国糖品的进口被禁止的时候，社会情况能够让人完全满意。他们难以觉察出老师的话里存在许多的矛盾，这些为人师表者今天感叹竞争的疯狂，明天又感叹垄断罪恶；今天抱怨物价下跌，明天又抱怨生活费上涨。这些矛盾，大多数的学生察觉不到。他们需要取得学位，需要尽快地在政府或某一强势压力团体中谋得一个职位。

但这并不妨碍一些头脑敏锐的年轻人能够看透干预主义的那些谬误。他们虽然接受了老师对自由市场经济的反对，但他们不相信干预主义的那些孤立的措施，能够达成其追求的目的。他们一以贯之地把教师的思想推演到最后的逻辑结论。于是他们转向了社会主义。他们向苏维埃制度欢呼，认为它是一个新的更好文明的开始。

然而，造成今天许多大学成为社会主义温床的上述情形，在经济学系里却不像其他各系那么突出。在经济学系里还可以找到若干杰出的经济学家，甚至在经济学系教授其他课程的教师，也熟悉经济学家反对社会主义的理由。这种情形与许多教哲学、历史、文学、社会学和政治科学的教师不同。后者乃立基于断章取义和漏洞百出的辩证唯物论去解释历史。其中的一些人，即便是因为不赞同唯物主义和无神论而激烈地反对马克思主义，也仍然受到共产党宣言和共产国际政治纲领所体现的那些观念的支配。他们把经济萧条、大量失业、通货膨胀、战争和贫穷，皆解释为资本主义的必然灾难，而这些灾难只有当资本主义退出历史舞台后才能够被消灭。

按照马克思主义者和干预主义者的看法，学校里教的历史，被古老的自由主义观念污染了。他们企图以自己的历史解释来替代“布尔乔亚”的历史解释。在马克思的见解中，1688年的英国革命、美国革命、法国大革命，以及19世纪欧洲大陆的某些革命运动，都是布尔乔亚的运动。这些运动的结果，是封建制度的崩溃，以及资产阶级的优势随之建立。无产阶级大众并没有得到解放；他们只是从贵族阶级的统治，转而受资本主义剥削阶级的统治。为了解放劳工，必须摧毁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干预主义者主张用德国式的社会政策或美国式的新政来实现这个目标。另一方面，正统的马克思主义者则断言：只有用暴力推翻资产阶级的政治制度才能够更有效地解放无产阶级。

对这些争执不下的问题及其隐含的经济学说，如果缺乏明确的立场，是不可能去讨论任何一段历史的。在对待需要共产革命去完成“未竟的革命”的鼓吹面前，教科书和教师们也无法选择一种超然的中立性。每一种关于近300年来历史事件的陈述，都涉及对这些争论的明确的价值判断。人们不可避免地要在独立宣言、葛底斯堡演说[插图]和共产党宣言的哲学之间作出选择。

在16、17世纪，宗教是欧洲政治争论中的主要问题。到了18、19世纪，无论是欧洲还是美国，代议制政府和王权专制之争成了主要问题。今天则是市场经济对社会主义的问题。这是一个绝对需要依靠经济分析来解决的问题。诉之于空洞的口号，或诉之辩证唯物主义的神话，都无异于缘木求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