羅章龍是中共早期領導人之一。一九一八年四月，他與毛澤東等人發起成立新民學會，同年八月考入北京大學，在五四運動「火燒趙家樓」的行動中身先士卒。一九二零年參與組織北京大學馬克思學說研究會，是中共最早的黨員之一。在中共二大上，羅章龍當選中央委員並任大會主席團執行主席之一；在三大上，他出任中央秘書，地位僅次於陳獨秀。羅章龍是二十年代工人運動中最活躍的領袖，親自領導了隴海鐵路工人大罷工、「二七」大罷工、秋收起義等，還擔任過中共中央工委書記、全國總工會委員長等職務。

中共早期嚴格遵照馬克思主義理論，工作重點是在中心城市開展工人運動；工人運動失敗之後，才被迫轉向內地農村，以農民運動為主。在此過程中，中共逐漸由「工人黨」蛻變為「農民黨」，早期從事工運的風雲人物隨之淡出核心領導層，「農民王」毛澤東遂脫穎而出。羅章龍則因為反對從李立三到王明的極左路線、組織成立「中央非常委員會」，而被開除出黨，從此便躲進了學術界。

羅章龍的回憶錄保存了半個多世紀，直到二十一世紀初才輾轉送到美國，並由溪流出版社出版。在這本回憶錄中，羅章龍很少反思自己，也基本不臧否檯面上的顯赫人物，行文相當謹慎，其重要價值在於揭示了中共初期黨史中許多被刻意遮蔽和扭曲的真相。

如果說中共發動的農民運動本質是「痞子運動」，因為毛澤東在《湖南農民運動調查報告》中「痞子運動就是好」的宣告早已眾所周知；那麼，中共所策動的工人運動也是「痞子運動」的事實，則一直被重重掩蓋。中共未能利用工人運動成功奪權，不是因為當時中國產業工人的力量微薄，而是因為中共根本無意以工運改善工人的基本生活條件，僅僅將工人當作可以利用的棋子，最終失去了工人的信任和支持，也失去了在城市的立足點。

換言之，無論在城市還是鄉村，無論在工人中還是在農民中，中共都選擇品質最惡劣、破壞性最強的「流氓無產者」，作為其打江山的支柱力量。以此建立起來的政權，必然是充滿痞子氣質的、沒有道德底線的「流氓政權」。

從中共早期領導人的背景便可看出，真正產業工人出身者寥寥無幾。他們大都屬於兩類人，一類是出身農村富裕家庭、試圖進入城市卻始終鬱鬱不得志的邊緣知識份子，毛澤東、劉少奇便是其中的代表；另一類則是出身農村貧困家庭、「拿著菜刀造反」的陳勝、吳廣式的人物，中共「十大元帥」中的朱德、彭德懷、賀龍等人均是如此。

因此，中共對城市是陌生的、敵視的，註定了無法完全融入工人之中，並造成以工人運動席捲全國的勢頭。即便最深入參與工人運動的羅章龍，也從未當過一天的工人。在此情形下，中共一度想從工人中選拔領導人，這樣方能符合馬列主義原教旨主義對「共產黨」的定義。然而，這些所謂的「工人領袖」卻給中共帶來難以挽救的損害。羅章龍在回憶錄中對向忠發、李立三、顧順章等「工人領袖」的揭露和批評，處處讓人觸目驚心。

向忠發是中共黨史上的第三任總書記，也是第一位「工人出身」的總書記。實際上，向忠發並不是「代表先進生產力」的產業工人，而是碼頭搬運工中的流氓頭子。他出任中共總書記，是在莫斯科克里姆林宮召開的中共六大上的決定。當時羅章龍坐在主席臺上，恰好被安排在史達林的右邊。史達林作了講話之後，共產國際駐中國的代表米夫立即宣佈推選向忠發為總書記，全場愕然。米夫說這是史達林的意思，大家只好勉強同意。可見，當時的中共是蘇共的傀儡黨，是蘇聯顛覆中國合法政府、將中國變成其東方殖民地的工具。

向忠發一步登天、黃袍加身之後，便四處宣揚說：「我當這總書記也不簡單，是前世修積得來的，你們給我跑龍套，總算瞧得起我，我決不會虧待你們。」他在上海工人中發表演說宣稱：「天上有玉皇，地下有閻王，山上有山神，海裡有龍王，萬事萬物沒個管行嗎？中國天下分為兩面，地面上的劃為蔣老總管，這地面下就歸我管，我老子是硬梆梆、響噹噹的正確。」

向忠發將日常事務交給左丞右相處理，自己夢想第一發財，其次享樂。他將莫斯科撥給的大筆活動經費據為己有，與李立三、顧順章等人聯合開了一所車行，任命岳母、姨娘等管理財務。車行生意興隆，賺來的錢還作什麼投資呢？有人建議說：「倒不如去開堂子。」李立三說：「這有什麼不可，你不知道巴黎的鏡宮高級妓院，還有不少社會體面人物參加組織呢。」

羅章龍與向忠發有許多直接的接觸。有一次，中央開會的時候，向居然攜帶小妾前來，受到羅的抵制，由此兩人結下樑子。羅寫道，向為人酗酒好色，又酷好嫖賭。因調戲女秘書黃木蘭受挫，便無精打采，不願辦公，甚至外出鬧事，雞犬不寧。上海黨組織害怕向出事，便召開會議商討對策。向的一名屬下居然提出：「我看當代政治偉人停妻再娶本屬正常，老向年事已高，太太尚無生育，他屢思側室，道理上更說得過去，為大局著想，組織上不如為他娶一個小老婆。」別人立即附議說：「此計大妙，比生活秘書更名正言順了。」納妾那天，向忠發在靜安寺住宅中大辦宴席，賓朋滿座，擺設牌桌，通宵達旦。其妾名周秀娟，原來是妓女，患有性病，不數月後，向忠發也被染上性病，經過多次治療，才得以癒合。

羅章龍在回憶錄中描述了與他有過合作關係的李立三。李立三因為執行激進的「立三路線」很快便下臺了，但在中共建政之後，仍然得以出任勞動部長、政治局委員等要職。文革爆發之後，因受劉少奇的牽連而遭到迫害，次年服毒自殺。文革之後，獲得平反，在中共黨史中仍然是「犯過錯誤的好同志」。

但在羅章龍筆下，李立三「是一個不學無術、裝腔作勢的滑頭流氓，這種流氓上海灘頭多如蚯蚓」。他靠追隨向忠發起家，對下流生活津津樂道，更不知革命為何物，平時最喜歡閱讀《肉蒲團》、《品花寶鑒》春宮畫，是一個突出的「色情狂」分子。在「獵美」行動中騙拐孀婦的兒媳婦，即楊開慧之兄楊開智的妻子，後來又將這名女子轉讓給別人。他們還組織了一所秘密俱樂部，甚至發起「搶老婆運動」，還沒有奪取政權，便利用已有的資源到處強佔民女。

羅章龍還寫道，中共六大之後，李立三主持中央工作，懷著做主席的心情，在愚園路寓所大擺宴席，慶功祝捷。當酒酣耳熱的時候，他得意忘形，即席狂言，說：「革命不是別的，就是奪權與奪產。所謂『權』就是指軍權、政權與黨權，也就是生殺予奪的大權；所謂『產』，就是你的就是我的。」這一席話，道出了中共革命在崇高理念下的卑劣本質。向忠發的名言是：「打到武漢吃粽子，打到南京吃月餅！」這與紅軍進攻陝北時的口號「打下陝北榆林城，一人一個女學生」異曲同工。

如果僅僅是向氏集團的腐化墮落，還不足以讓羅章龍對「革命事業」幻滅。最可怕的還是從向氏集團到王明、博古集團「自己人殺自己人」的血腥手段，讓頗具知識份子氣質的羅章龍忍無可忍，最終從中共出走。王明從蘇聯空降到上海之後，他所領導的臨時中央，對不同意見者實行無情打擊，一律視為敵人，採取特務手段消滅之。

羅章龍寫道：「所稱特務手段，包括查抄、秘密逮捕、暗殺、向敵告密、獄中派人指證等方式，使得全黨人人自危。」而殘酷鬥爭的方式又分為隱藏與公開兩種。前者是不出頭露面，由特務人員暗中策劃，從事政治陷害，栽贓侮蔑等，其中最有效的方式主要是借刀殺人，如向國民黨當局告密，借此消除異己。

在東方飯店事變、也即「龍華慘案」中，中共早期領導人何孟雄、林彪的堂兄林育南、以及「左聯」五位年輕作家柔石、殷夫、李偉森、胡也頻、馮鏗等二十三人同時被捕並迅速被槍殺。幾位左聯年輕作家是魯迅非常器重的後輩，魯迅為此慘案寫下膾炙人口的《為了忘卻的紀念》一文。

但是，魯迅不知道的是，該事件是向忠發、顧順章、王明、博古等人一手策劃的，他們將會議的時間、地點、與會人員的名單、身份、職務、住址、面貌特徵等彙集成一張名單，提供給上海龍華警備司令部。該告密行動的具體執行者，就是後來讓人談虎色變的康生，美國學者翰拜倫所著之《康生傳》中也指出：「共產黨在派別鬥爭中，採取暗殺告密手段，如何孟雄二十餘人，都死在趙容（康生的化名）等所領導的赤色恐怖之中。」革命終於走到了革命的反面。

這樣的革命顯然不是羅章龍的理想。他既不願成為無辜的犧牲者，也不願成為冷酷無情的兇手，遂決定明哲保身，後半生以學術為志業。他沒有去延安，沒有看到延安毛澤東的中央比王明、博古的中央還要殘酷。潤之早已不是昔日那個「恰同學少年，風華正茂」的潤之了。

一九四九年之後，因為早年在長沙讀書期間與毛澤東有過密切的交往，所謂「管鮑之交，後無來者」，再加之他又是政治上毫無威脅的「提前出局者」，終於得以免受此起彼伏的政治運動的衝擊，一直平安地活到一九九五年，享年一百歲，成為中共早期創建者中罕見的、得以善終的長壽者。而羅章龍留下的這上下兩卷回憶錄，則成為中共早期工運史最精彩的注解。

《蕩寇志》注：一本污衊農民起義的小說（污衊你媽逼，傻逼農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