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3年1月，《新蜀报》报道，红军已发展到五万人，而各县难民约三万余人，逃入内地，啼饥号寒，望赈甚殷。到夏天，“嘉陵江两岸已烽火频惊”，川北难民大批往成都重庆而来。到重庆的难民只有很少数能够租房度日，多数生活无着。9月23日，报载川北难民2000余人已到与重庆市区仅一江之隔的江北刘家台观音桥一带，因生活无着抓菜抢米，使该地“秩序颇为紊乱”。记者呼吁难民“殛待救济”。

9月29日，报载白衣庵石河桥地区，有来自川北通江、南江、巴中地区的难民三四万。10月10日，报载绥定人民富户已逃空，普通人家也出走五分之三。

10月，四川剿匪区安抚委员会成立，委员长为被誉为“川北圣人”的张澜，安抚会设救济、慰劳、调查、宣传、组织五个组。其最为困难繁重且任务紧迫的是救济组，组长由民生公司总经理卢作孚担任。安抚会正式成立之前，卢作孚已派出几支救济队出发到各县做救济工作，并同时对难民情况有比较细的调查。

从救济队发回重庆《嘉陵江日报》公布的难民调查上看，来自苏区的难民只有少数是富户人家，多数是小商人及手工业者、医生、教师等。从这些调查中也可看到，难民中城镇人口多于农村人口，往往是全家六七口，甚至十来口人同时出逃，男女老幼饱受奔波颠连之苦。不少贫苦人家，或有点家底但因出逃仓皇财物损失的，生活完全无法维持。安抚委员会委员卢子和与四川民团总指挥鲜特生从南充到遂宁经过蓬溪时，就“见多数难民极备穷困，裹腹之红苕稀饭亦无从出”。时已深秋，许多难民衣单不能御寒，夜晚只能露宿于街头。

整个四川到底有多少难民？救济队总队长邓少琴12月给卢作孚的信中汇报说“难民百万”，应该大致不差。

为什么有这样多难民？那时候，川北到底发生了什么？

从那一时期的革命文献中，能看到一些当时的川北景象。

查1933年8月24日发出的《中共川陕省委宣传部对新发展赤区的宣传大纲》，第十条里有一句“打倒日本和一切帝国主义”，但是必须先“消灭卖国贼刘湘”，“进一步消灭四川整个国民党反动统治，赤化全川，消灭五次‘围剿’，争取苏维埃中国！”

对于敌对阶级，川陕苏区从上到下都使用“发财人”这个非常模糊的不好界定的名词，却对“发财人”有相当明确的政策规定——消灭；不管他们是“善良的”还是“恶劣的”。

西北军区政治部、红四军政治部印发的《平分土地须知》的第一条，就是彻底没收地主阶级、军阀豪绅、教堂寺院、富农（高利贷者）的全部土地，来彻底平分；第二条，地主阶级的房院、财产、耕牛、农具……等亦一律没收，（富农多余的没收），并烧毁其契约；第十七条，矿业、林业收归苏维埃国家共管，作国家财政基础；第十八条，对祠堂以及各种宗教团体的土地要平分给穷人；第十九条，庙宇寺院的土地和旧有的学田一律分给穷人；在苏区，不只是地主富户“发财人”失去了土地和财产。

《平分土地须知》规定：“第七条，被没收土地的原有主，没有任何权利取得土地，地主豪绅的家属，如没有参加反革命的活动可由苏维埃编成强迫生产队，在苏维埃监督下做苦工”；“第二十四条，民团精选队长、流神、痞子、甲长等以及整过穷人的，均无权利取得土地”；“第二十六条，和尚、尼姑如是收庙田庙地吃租的地主式的，绝对不能分田”；“第二十七条，发财人的妇女嫁给穷人或抱给穷人者，不能分得土地”。照此规定，这些人不被杀掉，也是没有活路的。

在能够分得土地的人中，也不是人人待遇平等。《平分土地须知》规定：“第八条，富农不反对苏维埃可分小部分坏地”；“第十六条，红军、游击队员家属分好田，雇工贫农分好田”；“第二十二条，端公、道士、阴阳、卜卦、算命子也可分田，但无公民权，不能参加苏维埃政权机关工作”；“第二十三条，棒老二、土匪、小偷，改务正业有当地穷人担保可分土地”；除了分土地，还有一些翻身活动，如川陕省雇工代表大会提出的雇工斗争纲领就有：“雇工的伙食要与老板一样！雇工的住处要与老板一样！雇工患病，医药费要由老板负担！雇工的烟茶、草鞋、帕子、衣服等费用由老板负担！……”这个斗争纲领里还有这样一些口号：“拥护无产阶级的祖国——苏联！全世界无产阶级联合起来！争取全世界无产阶级专政！”

川陕省出版的《川北穷人》在一篇题为“新的局面与新的任务”的报道中说，中共川陕省第二次党代会召开，党的“任务非常简单，要乘胜消灭田颂尧、蒋介石和许多发财人”，完全没有提到日本侵略者。

1933年6月2日，红四方面军政委陈昌浩给中共四川省委的信认为，四川省委的工作“还停滞于和平缓慢狭隘，关门主义富农路线的基础上”，“不能令我们满意”，要求省委，“动员全四川党、团群众配合红军的行动”，“迅速组织各种革命战争，发动到游击队，分田打土豪，破坏敌人后方电道粮站”，“广泛开展反帝反国民党运动，证明红军是唯一反帝力量，国民党军阀卖国，阻止红军反帝，反帝必须首先消灭国民党与参加红军”。四川省委将陈的信转到中央。1933年8月25日，中共中央致红四方面军的信中认为，“国内阶级斗争与阶级力量的对比，有新的有利于我们的变动”，认为四川军阀与英、法帝国主义勾结是“逼进的危险”，要“加紧反帝的群众动员”。这封信最后还说，“帝国主义，国民党已经看到西北角上这一把革命的烽火所给与他们的威胁。天津《大公报》以东北既失，河北复不守，西南早有主顾，而中部呢，‘赤祸’猖獗，故一口认定：四川为中华民族的最后堡垒，但可惜并此最后堡垒，而又遭到‘赤祸之蹂躏盘踞，后来发展，宁可不惧’？的确，你们有伟大的前途，全党都在注视你们，你们应采取积极进攻的路线，在巩固原有阵地基础之上，来迫切的争取苏维埃首先在四川全省的胜利。”还责成红四方面军“就近领导四川省委的工作，督促四川党”。

由于整个苏区都是阶级斗争战场，“各处设有哨点，五里一岗，十里一哨。各关口、要隘及通衢大道，都有赤卫队员或儿童团员检查路条，没有苏维埃政府发的路条，就不放行”。当时很难有媒体能够直接进入苏区采访。

1933年11月，红军退走以后，安抚委员会调查组和记者进入川北，做了一些实地调查和报道。这类报道甚多，此据《商务日报》《新蜀报》和《四川月报》略摘几段。

《商务日报》1933年11月27日题为“破坏屠杀远胜闯献　惨伤心目罄竹难书”的报道说，“三县（通南巴）之文物典章经济器用，均已破碎靡遗，人民生机，丧失尽净，此其现象，近与东省之倭寇，远比明季之献贼，无或殊异”。

通江，“查通江县城，总计户口二千三四百家仅有数十家完整，未遭杀害，余无幸免，查赤匪屠杀人民，无论富绅非富绅，及文学有德之士，均用非刑处死，其最著者，城内有符孔昭，城外有吴士珍两君，系前清廪膳，品学兼优懿行堪述，家不大丰，生平无妄，全县文献，专赖主持，吴年七旬五，符年六旬二，其德寿至此，家家被抢劫，人拉数次，终不免于杀戮之苦，闻者无不痛惜伤感，再有何熙周者，当匪入城时，曾任匪部宣传员，后以智识分子，亦被杀，其他类似何者，与匪效力，未有不走狗烹者矣，甚而全家杀绝，约计城乡内外不分男女老幼以至年不满岁之孩子，其被惨杀者，二千余人，加入各乡间及由乡拉入城内惨杀者，综在一万六千以上，城内诺江公园，尸堆栉比，行政机关及富绅住宅，均窖有尸，东南西北各城门外横尸遍野，垒垒然河山变色，每堆少者六七人，多者百余具，军队未入城时不准收尸，军队入城后逃难民众归家，始组织一寻尸队，到处发掘，时间较久者，已腐烂不辨，新近杀害者尚能认识，然亦只能以木匣篾席单埋而已，最可恶者，赤匪杀人艺术多种，分大杀小杀，大杀如切瓜，小杀如杀猪鸭，大杀在白昼，小杀在夜间，又有用火烧死，冷冰死，辣子面对（兑）水入鼻孔内灌死，又用石头木棒乱击死者，其埋人亦男女各别，故掘出之尸，男者满坑皆男，女者全是女尸，尤惨者是每女尸下体皆被刀伤”。

巴中，“桑园计十余坑，共杀四五百人，清江渡女学堂侧及渠之周围，大小凡数十坑，共约杀千余人，因该处设政治部，故杀人较城内为多，但所杀者大半系由别区捉来，本地又捉往他处屠杀，故每发掘出尸具，多不认识”。据《四川月报》第五卷第五期记载，全县已发现的尸窖据各方记载，通谓在五百窖以上，合计被杀人口在十二万以上，至城区户口全家绝口者一千八百余户，家主见杀者五千余户，花丛垭即有四十九坑之多。恩阳河方面，附近数十里中，亦杀三万余人，文治寨上，且有万人坑甚巨。

南江，在第一次被红军占领时，“约计全县被杀在二千人以上，但城内，仅二十余人，城内收支所文庙街河坝北城后大堂考棚等处，均埋有尸堆，此皆显著而易于发觉者”。

营山，“入城则见满目疮痍，怨声载道”，记者写道，“共匪占据营城时，将无辜之男女老幼，黑杀约五百余人，活埋约三百余人，均埋入万人土坑中，余到北门外北观寺见挖有两处，深约二丈，宽约三丈，比时正由当道派人，将坑内尸具挖出，则见无数男女死尸，纵横颠倒，如堆砌墙壁一样，臭气难堪，人皆掩鼻叹惜，多为泪流，其中死尸，有手无足有足无耳者，有身为两段者，有缺左右耳者，有左右手无指者，有身无肺腑者，男女阴具不全者，有挖眼睛者，有拔舌者，有女子两人，又活埋一老人，胡须俱白，约七十余岁，又男童女孩亦甚多，又到县府看守所内，亦见挖有埋人坑两处，深宽同前，县府正派人将尸迁移，掘一女子，年十六七，手足俱无，有一人约三十岁左右，系乱棒打死，两乳也被割去，有一妇人怀孕约六七月是用标子由胸腹刺死的，小孩子亦同时突出”。“据一老妇人说，赤匪来城清查户口，有任公事及绅粮者，无论老少，均杀无赦，至更深夜静，乃行此种手段，又东门外，亦有万人坑一处，一二三四五坑中，所埋的人，为数不下一千人”。

南部，据难民讲，“最近赤匪杀人，更加凶残……匪区各乡村中，俱设有乡村苏维埃，同政治部，那政治部好像是鬼门关，若有不慎犯事者即捕将部考讯，凡到政治部者，十有九死，多不生还，至杀人情形，多系活刮，或用火烧，嚎啕震天，稍有良心人道者，皆不忍视忍闻，该匪等反以为嬉戏娱乐，残酷极矣，乡无辜遭此惨死者，已数百人”。

宣汉，“在城内及附廓者各官署公所俱有尸坑，至少数十具，多者数百具，约二十余处，人口损失在一万左右。学校操场内，发现深坑一所，内有女尸百具，皆着女学生服”。

绥定，“大略在城内如北门操场，及沿河沙坝，及前督办公署，各较大之公地，在收复以后发见尸窖约二十处，其中由数十具到百具，此外傅家湾西山等地，以及尹家祠之石门桥，文家梁，发见赤匪所埋尸之窖，约五十余处。绥定据一般估计及其已知之数而论约二万余之众”。

到1934年11月，《四川月报》报道，全川在这次兵灾中共死亡人口为111万之巨。

半个世纪以后，四川大学历史系的师生们到川北革命根据地收集史料，一些老人仍然记得一些血腥的事件，与当时的报道大致相符。

南江县当年做过村苏维埃主席的赵良山回忆：“往往有将中农当作富农没收其好田；见到中农家喂了一口猪或雇一短工，就说是富农、地主，应没收。常常错没收。”“有部分中农事实上已走上地主富农营垒中，拿起武器和贫雇农作战了，造成苏区反动如毛。再加上肃反政策错误，造成赤色恐怖，连某些基本群众也动摇。”在肃反中，“还杀了牌首、甲长、窑子、妓女、端公等。”“主犯、从犯不分。如我们在长赤县捉到的反动头子杀头，而对被欺骗去当反动的农民（胁从分子）也一律枪毙。不知道教育后释放胁从分子。”“甚至连反动的亲戚朋友、小男幼女都被牵连到反动身份上去而遭残杀。”“捉到某人，指定某名，硬说某人、某名是反动，苦打着要他承认。否则越打越厉害，打得人家死去活来，手足残废。于是，最后干脆斩首送回‘老家’。”

“红色恐怖”是人们逃亡的主要原因，川北的老人们至今记得，这个逃亡叫做“跑红”。

苏维埃成立川陕省苏维埃政府工农银行，发行自己的纸币布币，但由于政权更替急促，人民对这些货币总是不太信任，在苏区，“铜元票的价格还是不断地下落”，“到红军总退却前，通江的铜元竟落到三百几十吊才换得硬洋一元，值不到原来价格的十分之一”。

红四方面军经济政策也有重大失误，苏区银行保管科长杨文局回忆：“张国焘只要发现国民党的钞票，就要下令全部烧掉，这实际上等于烧掉了大批物资。每打下一个城镇，有钱的都跑光了，留下不少贵重的家具用品，他也都叫一律砸个稀巴烂，大的穿衣镜，珍贵的瓷器，有的用枪托打碎，有的装在黄包车上摇坏，损失是不小的。”

苏区的开支实在太大。两年间，原本民生凋敝生产力低下的川北地区保障了十万红军及赤卫队的供给，还有苏维埃政府庞大的费用，“省苏维埃政府常有2000余人在食堂吃饭，各级县苏维埃政府也有300余人，区级数十人，乡级也有10余人”。

张国焘回忆，川北地区“耕作受着战争的妨碍，田地不是杂草丛生，就是荒废了。居民的粮食和其他积蓄，一部分被红军消耗掉了，另一部分则为敌人所糟蹋”。“苏区内各集镇上，冷淡萧条，赶集的人大大减少了，市场上的货物，更是寥寥无几，人民的呼声，不是疾病和死亡的哭泣，便是物质匮乏的呻吟”。“川北苏区的领土，也是一片荒凉景象”，“疾疫流行”，张国焘认为“川北是挤掉了汁的柠檬”，已不宜长期驻守，“川北地区经过战争的蹂躏，粮食及其他用品均感不足，到了明年青黄不接的时候，可能发生饥荒，如果红军死守在这里，不仅不能为人民解决粮食问题，恐将与民争食”。

据记载，红军虽然努力挽救灾害，为人民服务，但军情紧张，干部太少，即使是以军事为目的乡村建设工作，也很难开展。以至于“根据地流失劳动力达60%，田地荒芜达70%”。

一面是战争破坏，一面是巨大消耗，红四方面军总指挥徐向前后来承认：红军撤出川北，除了面对敌人的优势兵力，根据地“民穷财尽”是主要原因之一：“一方面，是长年战争的消耗和破坏，仅战役规模的大仗，就足足打了十六个月。我们虽然取得了军事上的胜利，但战争给根据地带来了巨大的消耗。……另一方面，则是‘左’的政策所导致的。……只要当过保长的，多要杀掉；认定是地主、富农的，也要杀掉。……侵犯中农利益，甚至将一些中农划成地富成份，无条件地剥夺，使他们失去了生产积极性；把小经纪人当资本家打倒，搞得根据地商业凋敝，连日用生活物资都很难买到。”两年前，红四方面军撤出鄂豫皖，千里跃进川北建立川陕根据地时，就是认为“这是一块天然的养兵、用兵之地……土地肥沃，一年四季长东西，山里的飞禽走兽不少，解决部队的吃穿问题，比较好办”。

根据四川大学经济系教授彭通湖等研究，当时苏区“物资匮乏，经济凋敝，甚至已到了‘民穷财尽’的地步，这是红军第四方面军被迫撤出川陕革命根据地的经济方面的原因”。

但是，红四方面军撤出这个地区时，还拉走了不少牲畜和粮食，在樊功会师时，兵强马壮，粮食充足，与红一方面军形成鲜明对比。

四川

屠支大佐，舌匪其誰

只知道匪军从江西跑路时搞焦土战略，三光江西农村，导致江西人口锐减。后面写历史又全部把锅丢给蒋介石军队

这他妈就是红色高棉的原始版本

比浪友强，太能屠了

丘八的传统艺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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屠支大手爱了爱了

红军杀自己人都是最起劲的，还爱民呢，将给谁听呢？

恐怕是史上最强土匪了

支匪逃窜出匪区后，国军发掘出大量尸坑拍照留证，后来支匪将这些旧照全部换了个标题就成了所谓日军“屠杀”罪证。支那人真是无耻到了极点。

我大学有个台湾同学 据说家里祖上打过内战告诉我 那个时候支共政策就一个字抢就完事了。 不得不说让子弹飞这部电影 最后一幕真的是支那猪完美复刻 讲你妈的 平等 自由 直接说可以进去抢东西了 跑的比谁都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