裴毅然：被革命吃掉的红岩儿女（1）：一位地下党员的悲剧人生

1、一位地下党员的悲剧人生 赵宏才（1923～2003），河南洛阳人，1945年考入中央大学，该校中共秘密组织“新民主主义青年社”骨干。1947年6月（南京学运高潮）入党，中央大学地下党总支委员。1949年南京易手前，两次被捕，险些丢命，越狱逃脱。

1948年底，赵宏才受命赴江北赤区，专跑交通，负责将南京地下党员及左翼人士送往“解放区”。多次遇险，受刑，吊打、压杠、上拶、“灌洋酒”（鼻孔灌水）、假枪毙，手下两名交通员被处决。赵宏才一夜吊打，悬绳三断，冬泅冰河，冒死逃脱，回到“党的怀抱”。不过，他的忠诚不但没增加“革命资本”，反遭审查，长达一年（搁置党籍），结论“没有问题”，区党委书记曹荻秋（后任上海市长）批准恢复党籍。这段被捕经历，成为他一生苦难的开始。

这位革命者真正的苦难始于出生入死迎来的“解放后”。1957年划“右”，文革再陷囹圄，两次越狱，二十一年非人生活，八年乞讨打工，挣扎于死亡线，直至老毛伸腿才得回家。此时，鬓毛摧枯，浑身是病。。

五七“划右” 1957年，赵宏才供职北京中苏友协，“整风”办公室负责人。机关二把手林朗命他写板报文章，将毛泽东鼓动“鸣放”的话用他自己的话再说一遍，动员全机关“鸣放”——助党整风。于是，赵宏才写了三篇〈闲话〉——

提倡说心里话

党群之间有墙有沟，要拆墙填沟

过去励志改革的志士仁人，为了改革连杀头都不怕，我们为帮助党整风，提点意见还怕报复吗？

6月8日风向一逆，他顿时成为单位“右派”头目——鼓动“右派”大鸣大放向党进攻！尽管三篇〈闲话〉全来自毛泽东三次讲话，没一句是他自己的，且为奉命作文。此时，二把手林朗如此转弯子——

毛主席是站在左派立场上讲的，而右派分子对毛的讲话是站在右派立场“各取所需”，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

这里的“各取所需”，亦非来自林朗，原始出处也是毛泽东。

既已划“右”，出路只有一条——真诚认罪，否则“觉悟太低”，怎么能与党不保持一致呢？党都划你“右派”了，还不认帐么？难道党会错么？赵宏才自居“真正党员”，自况为党背负十字架，为维护“党的威信”忍痛糟蹋自己，像上刑场一样承担反党罪责。他的划“右”结论，层层拔高后才获上峰批准，若按初始结论，本不“达标”。

中苏友协一把手乃1926年入党的印尼归侨廖经天（1913～1998），北伐后流亡海外，坚持“闹红”，抗战爆发后赴延安，林朗多年老战友。“反右”开始后，上峰指示林朗揪出廖经天，林朗下不了手，“弃车保帅”推出办公室主任赵宏才。廖经天不明就里，党组会上为赵宏才辩护，说赵是十分忠诚的党员。最后，不仅赵、廖划“右”，林朗也被划了“右”，罪名“包庇大右派”！林朗那套批判“右派”的分析哲学，对他自己也适用了。

反右运动正酣，林朗被查出癌症（晚期），忍着肉体精神双重痛苦，接受批判、检举他人，以示对党忠诚。不久，林朗去世。

一、二把手先后倒下，三把手李某扶正，他做赵宏才的思想工作——

比你问题严重的人多的是，可是你已经划作右派了，就不好再改。你不要不服，要一切从党的影响来考虑。

赵宏才晚年说，这位三把手诱导“心服”的话，他记了一辈子，每个字都像火红冒烟的烙铁哧啦啦烫着他的心尖。为了“党的影响”，再冤枉也得认也得服。廖经天不服，1962年后多次从流放地贵州铜梁返京闹翻案，一再碰钉子。

漫漫炼狱 赵妻年纪比丈夫小，党龄却比他长。为免株连，赵宏才提出离婚，赵妻不耐烦了：

你要是真有一点点罪，我早就甩了你。现在这个时候，我不能撇下你不管。

性格倔强的赵妻，此前三天两头与丈夫吵架，这会儿特温柔，不再吵了。因不肯揭发丈夫反动言行，她被单位斥为与“老虎”（坏分子贬称）睡觉。他们被赶出机关宿舍，塞到东单菜场附近一间小平房，大冷天睡在阴冷潮湿的地上。严冬季节，赵宏才发配渤海滩唐山柏各庄劳改农场。下放该场的中宣部系统“右派”：廖经天、萧乾、陈企霞、锺惦棐、蓝翎，以及曾在白洋淀战斗过的《人民日报》摄影记者高粮、新四军记者季音，还有一位部长（抗战前泰共华侨）。这些人“为了一个共同的目标，走到一起来了”，心甘情愿被骂“丧家之犬，没人要的野狗”。

他们有一共同疑惑——

同样是这些知识分子和共产党人，同样用胁迫劝诱的手段，同样要你低头认罪，为什么国民党在绝大多数情况下失败了，共产党却办到了？

南京某大学一位郭“右派”，批斗大会上低头认罪，私下与组织谈话则坚不认罪。许多“右派”陆续摘帽分配工作，他仍戴着“右”帽拉板车。一位党员同情他，要他低个头认罪算了，少吃苦头。郭“右派”凛然回答：“气节”！而之所以曾当众认罪，那是“维护党的影响”！

一位农村工匠与赵宏才告别时说：“大兄弟，你是个大好人啊，遭了这么大的难。共产党实在太尕古。”（方言：古怪）赵立即堵住他：“不，大哥，是我罪有应得，不能怪共产党！”之所以说违心话，乃是不希望工匠对党有看法。直到晚年，这位出身中央大学的知识分子才意识到当年的愚昧。

柏各庄劳改农场，赵宏才与锺惦棐邻床，关系极熟，两人躺着聊起锺那篇贾祸名文——〈电影的锣鼓〉（台湾全文转载）[1]，锺惦棐嘿嘿一笑：“那是周扬和我交换意见以后，他叫我执笔写成文章发表的。”啊，原来如此！次日，农场领导问赵：“锺惦棐跟你讲了周扬部长什么了？”赵宏才极其惊讶小报告打得如此灵快，只好如实相告。领导听后说：

这就对了。昨天锺惦棐急着找我，赶在你前面说了此事，怕你歪曲他的话，添油加醋，咬他一口。

那么亲密的老锺，如此设防，人际之间呵！也是这位赵宏才，看到别人揭批萧乾“挣了表现”，为摘“右”帽得分，——

我也蠢蠢欲动，只是因为找不出老萧的错误作为攻击他的材料，只好听别人揭发。

1959年河北省委下文，赵宏才摘帽，回原单位听候分配，他的反应——

啊哈，终于有幸领到一张妓女合格证！可以有出卖自己人格的自由了。

他被分配淮南徽州农校副校长。清华大学党委书记俞时模，“右派”摘帽，发配歙县安徽师校副校长，这位大革命時期的党员，文革时被活活整死于黑牢。

文革乞讨 文革初期，徽州派系斗争激烈，赵宏才四处逃躲，有家归不得。徽州农校成立革委会，他以为局面安定下来，回到学校。不料，两派头头因“大联合”分享权位，合力搞阶级斗争，专斗“黑五类”。他被关入楼梯下小黑房，一便盆供泄溺，老鼠日夜猖獗，每晚审讯，踢打逼供。俞时模就是此时关在农场黑牢，惨遭刑讯批斗。俞曾越狱，失败后死于非命，死前，俞耳朵已被耗子咬烂。赵宏才不甘如此就死，再次越狱，逃出囚禁，不敢回家，流浪皖北巢湖一带乞讨，夜宿废弃瓦窑，偶而扛活自养。

一位地主成分的农村小学教师，受不了批斗自杀。造反派念着毛语录将尸体抬上台，两个戴口罩的“革命群众”将死尸竖立台前，一批人挥着小红书“尸斗”，台下一片寂声，赵宏才连忙转身离去。

八年乞讨、扛活，他得了伤寒，差点死在“旅途”。后见报纸上说“不得私设公堂私自关押”，他回到徽州农校。这次不再打骂关押，但经地委批准，大会宣布他是叛徒，监督劳改。他每月向地区革委会递交申诉，要求平反。不久，来了两位项目人员，宣布定他叛徒没错，但可不以叛徒处理，解除劳改。赵宏才断然回答：“我根本不是叛徒，我不要宽大处理，我要求你们改正！”于是继续当叛徒、继续劳改。

劫后余声 多年劳改、流浪、乞讨，这位革命者头发花白，百病缠身，正不知所以，“忽传佳音，毛泽东去世，四人帮倒台，文革终止。”新任地委书记正是1949年审查赵宏才越狱的那位老兄。递上一纸申诉，冤案迎刃而解，解除劳改，恢复自由。中宣部也来函，要他申请“右派”复审，“右派”问题也改正了——“俱往矣”。

复得自由，赴宁见妻，相拥涕泣，回忆录戛然而止。2003年12月7日，这位红色革命者因肺癌走完人生，留下一本最后六年拼力完成的回忆录《劫后余声》（20万字）。临终前，说心里长出一块“癌肿”，非要说出来——

马恩一些哲学观点根本就是错误的，毛遵循马恩哲学摧残了我的一生，也摧残了无数无辜。

密友穆广仁（1925～ ，新华社副总编）评价：

那是一个共产党员从流着鲜血的心发出的良知的呼喊，是一个革命知识分子屡遭劫难的生命的悲歌，是对一党专政、个人独裁体制的血泪控诉，是对甘作或被迫当“驯服工具”的弱者的心灵剖析。[2]

赵宏才的回忆录超越了肉体摧残、人格侮辱的控诉层面，剖析了政治迫害中的人性异化，努力挖找赤灾成因，追溯赤祸源头至马恩理论，相当不易。

重大局限 红色信徒的个人命运，当然只能与国际共运“同呼吸共命运”，谁陷入赤色漩涡谁倒霉，既受骗帮着数钱，还得“心甘情愿”为党吃冤枉。受时代与文化的制约，延安一代、解放一代中许多“两头真”真正的悲剧：最后还在坚持赤说，仍以“马列信徒”自荣，为回不到“党的怀抱”伤心痛苦，还认为马列“经是好经，只是和尚（斯大林、毛泽东）念歪了”。他们意识不到一生悲剧的最大肇因正是这则共产赤说，正是这一似乎绝对神圣的红色目标，才将俄中东欧等赤国一步步拽离理性之轨，举着民主自由的大旗，一步步走入相反的独裁专权。很简单，若无这面指向天堂的赤旗，国际共运如何发动？赤潮如何涌起？中共又怎会集体认同老毛公然违反一系列人文原则？反右、大饥荒、文革、六四，怎么一步步“符合逻辑”地走来？

止步控诉、无力追源，只批手段，不触目标，乃是绝大多数延安一代、解放一代“两头真”的宿命，无法挣脱的历史局限。他们一方面担心被指“马列叛徒”，一方面也确实无力辨析赤说之谬。究其根本，价值体系单一、思想偏窄狭隘，延安一代、解放一代拿什么去质疑“光芒万丈”的马列主义？不握持真正的现代人文理念，又如何对抗“最先进”的共产赤说？

思想必须以思想去对抗，逻辑亦须逻辑去驳斥。这批“两头真”最终只能“打着红旗反红旗”——用马列的这一部分驳诘马列的那一部分。他们一生的悲剧凸显一条粗长的赤潮根须——文化的贫困。

裴毅然： 被革命吃掉的红岩儿女（2）：红色川妹子的凄苦人生

2、红色川妹子的凄苦人生 贾唯英（1920～1994），火辣辣的川妹子，不愿步姐姐包办婚姻后尘，14岁随七哥远走上海，考入爱国女中。1935年下半年，参加中共地下党操控的“社联”，[1]后转抗日救国青年团。“一二·九”大游行，她扛旗走在最前面，因太红，上海呆不住，转学北平。1937年5月加入中共，北平沦陷后辗转赴延安，入陕北公学，结业后分配晋西南，1940年回川治疗眼疾。皖南事变后，南方局说服她留下参加四川学运。1941年在成都女青年会与南川教书。1942年考入成都华西大学，学业优异，“民主青年协会”主要发起人，主要任务“意在沛公”——鼓动“学运”，贯彻周恩来的“三勤”（勤业、勤学、勤交友），渗透教会举办的“查经班”、“冬令营”。

1944年9月，贾唯英与燕京刘克林共同发起“未名”基督教团契，许多契友很快成为“民协”成员。1946年5月，中共川康特委青年小组成员贾唯英嫁给组长王宇光。1947年8月，丈夫任川南工委书记，妻子任委员。不久，国民党特工追踪而至，幸亏有泸州专员陈离掩护，国民党特工内部又有秘密内线黎强牵制，夫妇免遭逮捕。1949年1月，川康特委书记浦华辅被捕反水，夫妇转移至赤区，出席解放区全国妇代会。1950年1月随“一野”衣锦还乡，回到成都。

1950～53年，贾唯英继续从事青年团工作，1954年《重庆日报》副总编，1957年划“右”，发配长寿湖农场劳改。1979年春改正，1994年患癌逝世。

划“右”秘因 1957年3月，贾唯英参加全国宣传工作会议，回渝后积极贯彻毛泽东的“鸣放”。毛在会上说：“只能放，不能收”。但重庆市委出于“阶级本能”不愿听批评意见，对“鸣放”漫不经心，不积极。贾唯英担心重庆落后，善意催促市委书记：重庆“放”得太慢。为此，正式“反右”前，市委已将她划“右”，罪名“煽风点火”、“配合右派向党进攻”…… 她在报社怎么检讨都过不了关。

1958年4月，贾唯英别夫抛雏，押赴渝东长寿湖农场监督劳动。“大跃进”每天劳动10小时、12小时，甚至18小时，只能睡三四小时，经常半夜起来，打着火把施肥、除草、挖地……疲累中有人锄到脚趾，有的锄掉禾苗；只要手一停，站在那里就睡着了。后来每天能睡五小时，感觉松快不少。

重庆市委派来慰问团，团长乃市委书记处书记。为保证首长安全，将农场“右派”支开，派到采石场干活，不让见书记，怕行刺。一次，贾唯英就《人民日报》国际新闻发了一点议论，毫无不规之言，立挨批斗，罪名“翘尾巴了，竟然议论起国际大事来！你知道自己的身分吗？！”积极批判她的一名女工当了副队长，每天找她的碴，没错挑错，活像恶婆婆。1959～60年城市供应日益困难，农场来了几批升不了学的女初中生，这些小女生“阶级斗争”观念更强，总要找岔骂她几句才高兴。贾唯英只能躲在被窝里暗暗饮泣。

饥荒年代 大饥荒年代，最初定粮24斤∕月，后减至18斤∕月，得干重活，还要“夜战”，结结实实尝到饥饿滋味。最羡慕的工种是养猪——可偷吃猪食。某人被发现偷吃喂猪的小红薯，大会批斗，又被揭发挖吃埋了的死小猪，一顿毒打。许多壮劳力浑身无力，却忽然一个个发“胖”——集体浮肿。

农村办大食堂，没收农民家里一切炊具，锅碗瓢盆、刀铲叉勺统统上缴，谁家冒烟就挨处分。农民怨气冲天，又莫可奈何，劳动时常常摆谈村里千古奇事。《重庆日报》社有人私下议论：

公社体制不能改，随便怎样也调动不起来社员的生产积极性。

一位种菜老农再三叹气：

这样下去，怎么得了？！老百姓每天每人只有三两口粮。大人孩子都饿得嗷嗷叫，饿呀饿呀！这日子啥子时候才到头啊！

贾唯英体重仅30公斤，靠着农场储备的一批南瓜，加上后来恢复定粮24斤∕月，才熬过“地狱边上”的三年。她的劳改很有成果——能嗅出粪便发酵后特有的粪香。

第三批“右派”摘帽仍没她。1960年底，农场党委才找她谈话：“你劳动得不错，现在宣布摘掉右派帽子。”不过，摘帽与戴帽的惟一区别仅仅为不再“监督劳动”。她经常被警告：“不要忘了右派身分”。1961年4月，分配重庆大学图书馆管理员。

殃及后代 1964年，女儿小学毕业，成绩优异的三好学生，但不能升入公立中学，只能读民办初中。班主任非常同情，但帮不上忙。此时，丈夫王宇光也犯了“右倾错误”，但他却是真正的“左左派”，认为妻子不满女儿上民办初中，乃是阶级斗争在家里的反映，夫妻大吵一场。事后，丈夫真诚道歉，贾唯英大哭不止。

文革武斗，分配她看守尸体。军宣队、工宣队进校后，将她隔离起来，强迫她承认“打入共产党内部的国民党特务”，反复折腾她四五年。她常常唠叨：“这怎么得了？这怎么得了？”

最后遗诗

亲爱的党……你可记得三十年前的诺言，把民主自由的旗帜重新高举？

为什么全国一解放，你就变了样？为什么人民的领袖变成了神明，高高在上？

为什么要把祖国最需要的千千万万知识分子当成敌人？

为什么总不顾民生，抓什么“阶级斗争为纲”？

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回答我啊，母亲，亲爱的党。[2]

红色川女临终这一串“为什么”，何等苍白，“亲爱的党”如何回答？回答得了么？贾唯英这样的“红岩一代”，绝大多数“反毛不反共”，甚至连“毛”都不反，带着“坚定的红色信仰”去见了马克思。

1994年，“民主青年协会”五十周年纪念会在成都华西医大举行，许多老会员对贾唯英的坎坷人生惋惜不已。但这位红色女性至死都不明白，一生做了无用功，拼死迎来的“无产阶级专政”正是祸因。既没有“解放”自己，更没有“解放”人民，反而使国家遭受几十年“赤祸”，镇反、肃反、反右、反右倾、四清、文革、六四……

裴毅然：被革命吃掉的红岩儿女（3）：革命少爷的“革命人生”

3、革命少爷的“革命人生” 郭海长（1916～1992），出身豫北名门，父亲郭仲隗乃河南民主革命先驱，早年加入同盟会，清廷判处“永远监禁”；辛亥后获释，中英合办焦作煤矿公司董事长，国民党开封市党部主委、安阳新乡两区专员，抗战时国民参政员、豫鲁监察使。他有保留地支持儿子参与中共活动，蒋介石大会不点名斥责“纵子为匪，不以为耻”。

左倾学生 郭海长从小受父亲影响，正直敢言，同情弱者。小学毕业考上开封初中，独自从新乡乘火车赴学，车上就打了一场抱不平。1931年夏，15岁的郭海长初中毕业，带着200块光洋求学北平。“九·一八”后参加救亡，加入“反帝大同盟”，担任交通，经常贴传单、游行。1934年夏入辅仁附中，1935年转汇文中学，“一二·九”积极分子，1936年加入“民先”，任汇文分队长、东城区队长。

1937年10月，中共豫北特委书记王心波找他谈话，吸收入党，由八路军驻第一战区联络处主任朱瑞领导。朱瑞兼北方局军委书记，郭海长的主要任务是“统战”其父，搜集豫北军政情报。郭海长兼任“民先”豫北总队长，发展各县“民先”。因日寇进攻，他紧急撤离新乡，与朱瑞失去联系。

1939年秋，郭海长考入疏散至豫西嵩县的河南大学历史系，由于表现左倾，1940年10月中共河南省委负责人郭晓亲至河南大学，吸收他重新入党。皖南事变后，国统区中共基层组织停止活动，郭海长再次失去组织联系。1941年暑假，郭海长被河南大学“劝退”。他赴渝转入复旦大学史地系，该系十分“红”，每旬举行座谈会——“十日谈”。郭以“一二·九”惟一参加者身分，成为主要发言人并主持“十日谈”。院系大规模集会，他也是一门大炮。为方便活动，他加入国民党，既不办理入党手续也不参加任何活动，只要一张“护身符”——国民党证。

[deleted]

省参议员 日本投降后，他随父回豫，办《中国时报》，发行量五千份，创开封新闻界纪录。《中国时报》明显亲共，蒋介石震怒，电令河南省府主席刘茂恩：“查《中国时报》立场反动，言论荒谬，应发动群众运动予以制裁。”

此时，郭海长失去组织联系。1946年4月，中共冀鲁豫区委城工部派老同学李铁林来联系，为经济困难的《中国时报》拎来一箱钞票（刘邓首长特批），郭海长再次入党。城工部长王幼平指示：“郭海长在国民党政坛上爬得越高，就越能发挥较大作用”。于是，郭海长弄来一个省参议会员。如此这般，《中国时报》居然办到1948年6月22日开封易手。同年十月，开封再次易手，中共组建特别市府，郭海长任文教局副局长。

“解放”了，郭海长却无法立即由旧变新，“旧社会头面人物”一变为“新社会上层人物”，引起一些“新社会主人”的不满。偏偏这位“革命少爷”浑不自知，还以为和老区同志一样，都是“新社会的主人”，仍豪爽直率，有啥说啥，我行我素，不拘小节。他特讨厌官场习气，对某些机关“规矩”不以为意，从未意识到必须改变自身以适应“新社会”。新华社开封分社负责人致函开封市委，反映许多老区同志对郭海长仍是开封“上层人士”很有意见，郭乃“解放前”开封四大少爷，现当上共产党，共产党原来也是这么一批人，云云。

一门三“右” “反胡风”时，郭海长就已“说不清”，重点审查对象。过去所有的优越性全成了可疑点，各种复杂关系越说越复杂，历史交代一遍又一遍，还是“不老实”、“企图隐瞒”、“政治立场不稳”、“阶级观点模糊”……接着“肃反”，以前引以为豪的一批朋友与鼎力相助的战友，竟被怀疑“非组织活动”，日常友聚成了“小集团”，一条条一句句交代。烙来烙去，最后宣布结论：“他们中间还没有发现政治上有组织地进行不利于党的活动”，但他们议论统战部领导与分工，都是“不应有的错误”。如此这般，郭海长怨气渐积。

“鸣放”一起，号召“向党提意见”，一贯有话直说的郭海长，不再沉默，认为党内提意见不用转弯抹角。他不仅尖锐批评“肃反”的粗暴胡闹，还指出省委、统战部缺少自我批评，对运动中的打人死人、打击面过宽等未做一点检查。他还保护河南上层民主人士。如此这般，河南统战部干部郭海长被划“极右”，《河南日报》整版整版猛烈批判。

老父郭仲隗一生不畏权势不怕坐牢杀头，两次拒绝蒋介石送来的飞台机票，这会儿也难逃“右网”。郭妻韩公超，河南大学教育系毕业生，时任中学校长，也划了“右”。一门三“右派”，四个幼孙如何长大？刚强的老父绝望了，很快中风，含冤而逝。

郭海长遣送农村劳改，大饥荒时靠刨挖红薯充饥。他最痛苦的是：如此为中共出力，却以“反革命”献身。之所以没自杀，完全是顾及四个孩子不能都丢给妻子。

文革爆发，郭海长当然是逃不掉的“死老虎”。起初在省政治学校“挨”铺天盖地的大字报，形势似乎很紧张。大概“油水”榨尽，居然只打雷未下雨，突然调至省参事室（研究员），不断写外调材料，当时外调人员“满天飞”，他写了四百多份证明，对象有部长、将军，也有普通干部，多数是同学同事、朋友战友，包括宿怨。但保存下来的四百多份材料，经得起时间与道德的检验，可以对历史负责。

文革后，郭海长终于恢复党籍，“民革”省委秘书长、副主委、主委、中央委员，省政协委员、全国政协委员，但一生最美好的岁月、最充沛的精力，都耗在被自己人啃咬的痛苦中。[1]

裴毅然：被革命吃掉的红岩儿女 （4）：投江红湘女

被革命吃掉的红岩儿女： 4、投江红湘女 廖意林（1915～1968），出身湖南宁乡望族，田产百亩。父亲留日，同盟会早期会员，辛亥后广东汕头、博罗两县知事、湖南省参议员，参加反袁，后退乡著述。母亲为宁乡妇女职校校长，北伐时由谢觉哉介绍加入中共，宁乡第一任妇女部长。1929年春，廖意林考入长沙含光初中，毕业后考入女子高中师范部（免收学膳费），1935年毕业，当了小学教师。“一二·九”后，与秘密读书会的成员建立“民先”，创办《湘流》（三日刊）。抗战爆发后，廖意林走进八路军驻湘办事处，要求赴延，与许多伙伴辗转赴延。先入安吴堡青训班，再入陕公、马列学院，1938年夏入党。

红岩岁月 1939年9月，南方局从延安调来二十多名青年，内有廖意林、苏辛涛。廖意林被分配到重庆百里以外的合川古圣寺，辅助陶行知办育才学校，任该校地下党支书。

抗战胜利后，育才学校迁至重庆红岩村，生源主要为战时保育院收容的难童，不少后来上了华蓥山打游击。廖意林极受全校师生喜爱，昵称“意姐”。1943年，苏辛涛也来育才任教。1946～47年，南方局、四川省委相继离渝，他俩失去组织关系，坚持秘密斗争，感情日近，但怕怀孕妨碍工作，一直没敢结婚。此时，江姐（竹筠）下华蓥山找廖意林联系，听了廖的汇报，惊曰：“你哪里仅仅是一个学校的党支部书记！好些党委的联系对象也不比你多。”

组织决定廖意林离开育才，完全转入地下。单身女性容易引起注意，1947年7月1日，她与苏辛涛“擅自”结婚，住到苏辛涛主笔的《新民报》宿舍。此时，南方局组织部长钱瑛在沪指示建立重庆新市委，嘱联系苏廖夫妇。重庆新市委决定印行秘密刊物《反攻》，廖任社长，刊物秘密发行川黔各地。九月，索要《反攻》的地区越来越多，市委决定把原先油印的《挺进报》与《反攻》改为市委机关报。

1948年3月初，钱瑛调苏廖夫妇赴沪，正准备东下，廖意林劳累早产，迟滞行程。此时，重庆市委遭侦破，三名常委先后被捕，书记刘国定反水，供出苏廖夫妇。4月，他们离渝赴湘。1949年2月初，辗转到达西柏坡。但他们“未经组织批准”的结婚，作为“原则问题”受到批评，写了检讨。

五七之难 1952年，廖意林出任《新湖南报》副总编，分管农村和群众生活。1953年秋，统购统销过度征粮，农民不够吃，意见很大。她如实向省委第一书记周小舟汇报，得到赞赏。1954年秋，廖意林调任省委宣传部宣传处长。1957年，廖意林升任副部长，刚刚下达任命，突然取消，因为丈夫倒台。《新湖南报》副总编苏辛涛被划“极右”，且为“党内右派集团头子”，监督劳动，每月只发生活费19元。

丈夫再三要办离婚，以减少对她及子女的拖累，她断然拒绝。省委书记周小舟也劝她不要离婚，说是等苏摘帽后，介绍他重新入党，再为人民工作，孩子也不会打入另册。但日子毕竟难过，她悲痛自吟：“小楼坐听潮头歌，心事如荼又如火”。1959年反右倾，连最后了解并欣赏她的周小舟也成了“彭黄张周反党集团分子”。

公报私仇 1959年庐山会议，周小舟倒台，湖南省委三把手周惠积极反右倾，狂曰：

我和周小舟斗了好几年。他学得乌龟法，在常委会上慢慢地伸出头来，我就敲他一下，他马上缩回去；再慢慢伸出头来，我又敲他一下。现在好了，从高处跌下来，连乌龟壳都打碎了。哈哈！

1980年代初，周惠出任内蒙第一书记。

1959年，廖意林戴帽“右倾机会主义分子”、“阶级异己分子”，放逐湘阴屈原农场劳改。她想一死了之：“对我们来说，生命难道不就是为人民服务的同义语？！为党为人民工作的权利已经被剥夺了，活着还有什么意思？”都已经脱鞋下河了，最后关头顾及必须接济丈夫与孩子尚幼，才上岸穿鞋。1963年后，她被塞入新华书店当勤杂工。

熬度文革 文革之初，红卫兵见《新湖南报》编辑部近半“右派”，再看看划“右”根据——争论办报方针，认为可能是省里“走资派”制造的一起冤案，支持翻案。苏辛涛等被冤右派认为“机会来了”。可1967年冬报社造反派追捕苏辛涛，想要借批斗“右派集团头子”大造声势，压倒另一派。为逃避追捕，也为了“同案”的嘱托，苏辛涛赴京申诉。苏离开长沙前，廖意林送行，鼓励他以“不到长城非好汉”的精神争取胜利。

1967年底，湘云突变，支持《新湖南报》翻案的红卫兵失势，定为“反革命大杂烩”，申诉翻案的老“右”均遭批斗。苏辛涛于回湘半途被捕，定为“右派翻案急先锋”，打得死去活来。

1968年4月14日，长沙夜雨潇潇，廖意林留条子女：

海林、海南：我出去了，再也不会回来。希望你们听毛主席的话，痛恨你们罪恶的爸爸和妈妈。

失踪约半月，浏阳河边发现一具模糊肿胀面目难辨的女尸，衣着与廖意林出走时相同，附近还找到她的雨伞。造反派为推卸逼死人的责任，“认定”不是廖意林，不予收尸。随后，河水上涨，尸体漂走。丈夫苏辛涛五个月后才偶然得知爱妻已死，判断她是在浏阳河与湘江汇合处投水。

廖意林之所以走绝路，因为被划“阶级异己分子”——进了棺材还得戴着铁帽，没有翻身的机会了。促使她下最后决心的是：4月16日新华书店造反派要开她的批斗大会，除了“右倾机会主义分子”、“阶级异己分子”，另加“叛徒”、“支持爱人翻案”。此前，她看到苏辛涛被打得头破血流、挂牌游街，还有三个死有余辜的罪名——“特务”、“叛徒”、“国民党残渣余孽”。他们夫妇成为人民的“凶恶敌人”，不仅永远丧失为党为人民的工作机会，也无权再做子女的父母。

人生尾声 1974年，其女苏海林26岁，没工作，不能升学。省干校负责人每年给姐弟插队所在公社党委发函，希望给以照顾，但一政审，什么事情都完完。招工、上学、参军、提干，什么好事都没份。

文革后，苏廖夫妇冤案彻底平反。1938年千山万水去延安“朝圣”的湘女廖意林，欢欣鼓舞迎“解放”的红岩儿女，听不到了。2002年2月，丈夫苏辛涛辞世，战友叹曰：“建设民主富强幸福的现代化国家的理想，至今还远远未实现”。[1]

好长，要是哪天雷迪特也冲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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