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zh123123321 | 1 points | Oct 19 2020 06:54:42

那几年，毛主席操碎了心

作者：林之辛
链接：https://zhuanlan.zhihu.com/p/51413364
来源：知乎
著作权归作者所有。商业转载请联系作者获得授权，非商业转载请注明出处。

1960年的夏天，中国的许多地方正在被连续数月灼热的太阳烤得土地干裂，而毛泽东的心却从来没有这样冰凉和沉重。在七月五日开始的中央北戴河会议上出现了令许多高官料想不到的一幕：党的总书记邓小平在会议结束时宣布：“最近主席恐怕是要脱离一下工作，完全休息”，毛泽东接着就说：“我赞成，休息一个时期。”显然，这是最高层商量好了的安排。邓小平说：“小事就不要过问了。” 毛泽东也回应：“少看文件。”

从青年时期就以“自信人生二百年，会当水击三千里”的豪情迎接各种挑战的毛泽东，经历过那么多的惊涛骇浪，从来没有这样显露疲惫！

要从工作的日理万机来说，毛泽东确实是太累了，不仅要面对不断下滑的工业生产和日益紧张的粮食形势，又要对付苏联突然撤走全部专家致使许多重大生产和科研项目中途停顿还要催逼还债的雪上加霜。但是真正的原因还不在这里，一直以来频传不断的捷报与突然暴露的现实困境形成巨大的反差，是毛泽东完全没有想到的。就在北戴河会议之前不久，毛泽东刚离开北京出去作了一次长时间的巡视。从四月三十日到五月二十一日，毛泽东走了天津，济南，郑州，武汉，长沙，九江，杭州，上海。一路下来，耳闻目睹，都是好听的和好看的，不是让他看小块丰产田里长得差不多有一人高的麦子，就是看展览馆的展品。他也听到反映一些地区的严重问题，但被告知只是少数地区或者个别地方的问题，而且正在解决。可是到了北戴河会议，汇总上来的情况却完全不是这样，许多地方已经出现了严重的饥荒。这给满怀希望通过大跃进迅速改变中国落后面貌并一直充满信心的毛泽东心理上造成很大的打击。他周围的工作人员都注意到，在一个多月的北戴河会议期间，他常常一个人坐在沙发上长时间不语，睡觉也很不好。他甚至以请求的口气对值班人员说，他很忙，文件多，生活上对他多照顾一下，这在平时是从来没有过的。谁都看得出来，毛泽东在精神上承受着巨大的压力。

可是，毛泽东怎么可能去休息呢？国家和人民在遭难，毛泽东心急如焚，他陷入了深深的反思。他在想：“今年一月说去年的粮食产量是五千四百亿斤，到六月呢，少了六百亿斤，跑到哪里去了？棉花，原来说是四千八百万担，现在是三千八百万担，少了一千万担，跑到哪里去了？”毛泽东意识到他实际上已经失去了对下面真实情况的了解和掌控。他说：“指标老是提得那么高，就是相信下面的那个统计数字，累计起来打一个折扣就觉得可靠了。”这种靠听取各级汇报的方法显然没能让他了解实情。他沉痛地当着众官员的面作自我批评：“建国以来，特别是最近几年，我们对实际情况不大摸底了，大概是官做大了。我这个人就是官做大了，我从前在江西那样的调查研究，现在就做得很少了。” 后来，毛泽东曾这样回顾这一段令他痛心的历史：贯彻郑州会议的反“左”，“从三月到六月只反了四个月，如果继续反下去，那就好了。”“庐山会议本应继续解决郑州会议没有解决的问题，中间来了一个插曲，反右，其实应该反‘左’”。“农村问题，在1959年即已发生，庐山会议反右，使问题加重，1960年更严重。饿死人，到1960年夏天才反映到中央。”

摆在毛泽东面前要做的第一重要的事就是摸清情况，方法就是他历来行之有效的调查研究。

于是，毛泽东在党的各种会议上反复地号召要“大兴调查研究之风”。在1960年底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上，他郑重地向全党提出：“这些年来，我们的同志调查研究工作不做了。要是不做调查研究工作，只凭想象和估计办事，我们的工作就没有基础。所以，请同志们回去后大兴调查研究之风，一切从实际出发，没有把握就不要下决心。”他在与各省负责人交谈时又一再强调：“今年这一年要大兴调查研究之风，没有调查研究是相当危险的。”“水是浑的，有没有鱼不知道。要大兴调查研究之风，要把浮夸、官僚主义、不摸底这些东西彻底克服掉。过去几年不大讲调查研究了，是损失。不根据调查研究来制定方针、政策是不可靠的，很危险。”

毛泽东要求并催促各省、市、自治区第一书记亲自下去作调查研究，并及时向他汇报，“随时通信。信随便写，不拘形迹。”。毛泽东说：“在调查的时候，不要怕听言之有物的不同意见，更不要怕实际检验推翻了已经作出的判断和决定。”用现在的话来说，就是解放思想。毛泽东还特别指出：调查中“要用真正听群众的意见这种态度，”“一切问题都要和群众商量，然后共同决定，作为政策贯彻执行。”也就是说，调查研究必须以群众的利益和意愿为出发点和落脚点。

毛泽东把自己的重要秘书陈伯达、胡乔木、田家英派出去分别率领调查组，奔赴广东、湖南、浙江，到农村最基层去作系统的调查研究，直接受他领导，向他汇报。

毛泽东还把身边的工作人员也派了出去。他的卫士们在后来的回忆录里都不约而同地记载了毛泽东在1960年12月26日他67岁生日那天的情景。

他的卫士是这样回忆的：

毛泽东点燃香烟，吸得很深，然后重新靠在沙发上。工夫不大，他便被一团弥漫的青烟笼罩了。烟雾中，传出毛泽东一字一板的声音：“小封，你去把子龙、银桥、高智、敬先、林克和东兴同志叫来。今天在我这里吃饭。”下午，我们七个人同毛泽东围在一张饭桌上吃饭，没有酒，没有肉，只是油多放了一些。毛泽东的竹筷子伸向菜盘，没等夹起菜忽然又放下了，用目光扫视我们七个人。于是，我们也放下了筷子。

“现在老百姓遭了灾。你们都去搞些调查研究。那里到底有什么问题啊？把情况反映上来。”毛泽东的声音沉重缓慢，停顿一下又说：“人民公社，大办食堂，到底好不好？群众有什么意见？告诉我。要讲实话。”我们都无声地点头，神情肃然。

这一顿饭，毛泽东没吃几口便放下了筷子。他吃不下去。我们也吃不下去，纷纷放了筷子。夜里，封耀松用电炉子替毛泽东煮一茶缸麦片粥，劝说毛泽东喝下去。然后劝毛泽东睡一觉。“睡不着啊!”毛泽东声音悲凉，“全国人民遭了灾，我哪里睡得着啊!”

毛泽东还不放过一切机会去倾听来自基层的真实的声音。1960年底的一天，毛泽东表兄的儿子贺凤生从湖南老家来到中南海找毛泽东“告御状”，一肚子的火气：“现在的干部都兴放卫星，实际上是浮夸卫星。不实事求是，搞假场面的是英雄，还可以升官。红薯烂在田里犁掉。稻谷不想收，放火烧掉。仓里没得几粒谷，还硬说亩产达到几千斤。为了迎接上级的检查，把好几块地里的稻谷栽倒一块田里，硬说是亩产达到几千斤，是大跃进带来了大丰收，鬼都笑落牙齿。做假事说假话的是那些人，做官受表扬的也是那些人，好吃好喝的还是那些人。干部当老爷，严重脱离群众，老百姓饿得要死，只能在背后冲天骂娘。”毛泽东非常认真地听了三个小时，最后说：“感谢你为中央提供了最有价值的情况，那是少奇、恩来和我都捞不到的真实情况呀！”并且说：“社会上像你贺凤生这样敢讲真话的人太少了，……我给你两个权力：有困难可以随时找我，有什么情况也要随时告诉我。我也清楚，中央领导下去，下面尽讲好听的，带着你看好看的，很难得到真实情况。他们怕说拐了场掉乌纱帽，不像你贺凤生无所求也就无所顾虑。”

一旦调查研究摸了底，毛泽东就恢复了自信。很快，他就以他一贯的实事求是的思想方法开始了农村政策的调整。

毛泽东调整农村政策的中心是什么呢？就是要把基本核算单位下沉到生产队，也就是合作化过程中的初级社。

1961年二月六日，毛泽东在与浙江省委负责人谈话时说：“县、社规模太大，大了搞不好，管不过来。几年来并县、并社，都是从上面方便着想的，不是从群众要求、从生产有利出发的。”明确提出了缩小公社规模的意见。并且，毛泽东要浙江省委研究一下，把基本核算单位放在生产队（过去的初级社）好，还是放在生产大队（过去的高级社）好？

1961年二月十一日，毛泽东与湖南省委负责人谈话时又一次提出：究竟是队（过去的高级社）为基础好，还是下放到小队（过去的初级社）为基础好的问题。

1961年三月五日，毛泽东主持召开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针对有人对划小社、队规模，对各方面会有影响，包括国际影响的顾虑，毛泽东坚持公社规模要划小：“这个原则是肯定了的，今年不划小，明年得划小，明年不划小，后年一定得划小，横直是要划小就是了。”

1961年三月十四日，在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上，毛泽东特地印发“主张以生产小队为基本核算单位”的材料，以期引起与会者的注意。

又经过半年的调查研究，毛泽东反复思考，主意已定，认为非走此路不可，不能再拖了。九月二十九日，他给政治局常委及有关同志写了一封长信，阐明他对农村基本核算单位的主张，并附有若干份材料。信中写道：“如果我们要使一九六二年的农业比较一九六一年有一个较大的增长，我们就应在今年十二月工作会议上解决这个问题。我的意见是：‘三级所有、队为基础’，即基本核算单位是队而不是大队。”

1961年十月六日，毛泽东主持中央局第一书记会议，专门讨论以生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的问题。

1962年二月十三日，中央正式发布由毛泽东亲自领导起草，并经数月酝酿、修改的《关于改变农村人民公社基本核算单位问题的指示》。此意见在1962年九月中共八届十中全会通过的《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修正草案》（简称60条）中得到确认。

毛泽东为什么认定基本核算单位由公社一直下沉到生产队是解决农村问题的“牛鼻子”呢？

第一，这是从根本上解决 “共产风”的有效措施。当年刮“共产风”就是以“一大二公”为由，从农民和基层生产队无偿抽调生产资料。随着基本核算单位回归于生产队，就必须把抽调上去的东西进行退赔。毛泽东在退赔问题上的态度非常坚决。他说：“县、社宁可把家业统统赔进去，破产也要赔。因为我们剥夺了农民，这是马列主义完全不许可的。一定要坚决退赔，赔到什么东西都没有。不要怕公社没有东西，公社原来就没有东西，他不是白手起家，是黑手起家。只有退赔光了，才能白手起家。”

第二，这是从根本上解决平均主义的关键所在。毛泽东说：“在一个基本核算单位里，有富的、中的、贫的，这就有问题，群众就不满意。”“现在这样口粮拉平分配，工分拉平分配，这是破坏农民的积极性。”“穷富队拉平的问题，现在已经证明，对富队不好，对穷队也不好。必须对生产大队下面的生产小队，区别对待。小队里头人与人之间的平均主义，也就是劳动力多的与劳动力少的社员户之间的矛盾。因为实行粮食供给制、劳动力少的户跟劳动力多的户吃粮都一样，他横直有的吃，所以就不积极。而劳动力多的户，他们想，反正吃粮都一样，我干也是白费了，所以他也不积极了。”

应该指出，当时能够敏锐地提出这个问题的，在中央高层，还只有毛泽东。据在中央文献研究室工作的逢先知所说，从能查到的文献来看，当时还没有哪一个中共领导人，包括负责农村工作的官员在内，能如此清晰、如此准确地抓住问题的关键。

自1961年二月上旬毛泽东提出以生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的问题，到1962年二月十三日中共中央发出明确的指示，竟然花费了一年的时间，可见毛泽东这个现在看来似乎并不深奥的想法当时要让全党接受还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在毛泽东最初提出这个问题时，几乎没有人响应。毛泽东在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印发“主张以生产小队为基本核算单位”为题的材料想引起注意，但议的结果，都不赞成。直到1961年9月，还有不少人质疑这是一种倒退，不无讽刺地说：“你们退到初级社了”。

这就让我们看到了毛泽东的伟大之处了：只要他掌握了实际情况，他就能敏锐地发现问题，准确地抓住问题的关键，找到解决问题的有效办法。这个伟大，来源于他一贯倡导的实事求是，而根基则在于一切以人民群众的利益和意愿为出发点和落脚点。所以，当党内还普遍被不合时宜的意识形态框框所束缚时，是毛泽东最早举起真理的火炬，照亮前进的道路。

在中央明确发出指示后，毛泽东就狠抓落实。1961年十二月，他一连跑了江苏、安徽、山东、河北等多地，催促各省委把基本核算单位下放这件事“贯彻要快一点，一传达下去可以调动积极性。”他批驳了那些认为是倒退的观点：“有人认为这是倒退。这不是倒退，是前进。不是讲底子薄吗？主要是生产队底子薄，要使生产队由薄变厚，就要发展生产力，就要以生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基本核算单位下放到生产队，牲口就不会死，农具破坏也不会那么严重。大平均主义六年没有解决，现在解决了。有人说，这是不是退步？是不是社会主义？这不是退步，按劳分配就是社会主义。照顾五保户、困难户，有共产主义因素。还有积累，还有征粮，有了前途。这是整个人民的利益。”

在解决基本核算单位这个关键问题的同时，毛泽东也抓了一些调动农民生产积极性的具体措施。比如，自留地等社员经营的“小自由”，是毛泽东在庐山会议前就一再坚持的政策，庐山会议后在反右倾的名义下遭到破坏。在进行农村政策调整中，毛泽东多次强调要恢复。1961年2月8日毛泽东与浙江省委负责人谈话，这位负责人在汇报自留地问题时说，几年来几放几收，放有放的道理，收有收的道理，毛泽东则坚决地说：“两个道理，归根到底，只能是一个道理，还是要给农民自留地．而且要把为什么反复交代清楚。”3月7日他在与王任重谈话时，一开头就问王任重“你们的自留地到底交下去了没有？看来，一个自留地，一个退赔，一个指挥权，这是三个重要问题。”在“四清”运动中，他担心有人又要重复“左”的做法，就特别交代：“自留地不要动，自留地生产的粮食不要算口粮。自由市场不要动。”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毛泽东的这些措施，很快就见到了效果。从一九六二年起，经济困难迅速缓解，粮食生产以每年增加二百六十亿斤的速度增长，棉花以每年增加六百万担的速度增长。虽然是恢复性的增产，但增产的幅度是相当大的。

但就在这种情况下，1962年后，党内又出现了干脆分田到户的呼声。对这种意见，毛泽东持坚决反对的态度。这同样是建立在他调查研究的基础上的。他说：“我‘周游’了全国一遍，找各大区的同志都谈了一下。昨天下午，西南区云南、贵州、四川各省的同志谈到这样的问题：一搞包产到户，一搞单干，半年的时间就看出农村阶级分化很厉害。有的人很穷，没法生活。有卖地的，有买地的。有放高利贷的，有讨小老婆的。”“搞单干，两年都不要，一年多就会出现阶级分化，其中有共产党的支部书记，贪污多占，讨小老婆，放高利贷，买地；另一方面是贫苦农民破产，其中有四属户、五保户，这恰恰是我们的社会基础，是我们的依靠。”这种情况，对于一生追求社会公平的毛泽东来说，当然是绝对不可接受的。

从更长远的观点来看，一家一户的小农经济不可能走向国家的现代化，更谈不上强国之路。我国1956年农村合作化同时实现粮食增产的实践已经证明，走集体化道路不仅可以避免两极分化，而且能够促进农业生产。因此，毛泽东把捍卫农村合作化的成果看得很重，很重，是理所当然的。

毛泽东一方面坚决地调整了农村政策，纠正了人民公社运动中的偏差，回到符合当时实际情况的初级社程度，另一方面坚决地抵制了单干风，捍卫了农民集体化的基本成果。他坚信，这样做就可以走出困境，1961年就是谷底了，“就要上山了”，“再有两年差不多了”。

实践检验的结果呢，出乎党内外相当多对形势持悲观估计的人的意料，不到三年的时间就实现了经济恢复。

林之辛 2018,12,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