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四千年？中国分裂成诸夏？教员屁股歪了

湖南建设问题的根本问题—湖南共和国〔１〕（一九二○年九月三日）

乡居寂静，一卧兼旬。九月一号到省，翻阅《大公报》，封面打了红色〔２〕，中间有许多我所最喜欢的议论，引起我的高兴，很愿意继着将我的一些意思写出。

我是反对“大中华民国”的，我是主张“湖南共和国”的。有甚么理由呢？

大概从前有一种谬论，就是“在今后世界能够争存的国家，必定是大国家”。这种议论的流毒，扩充帝国主义，压抑自国的小弱民族，在争海外殖民地，使半开化未开化之民族变成完全奴隶，窒其生存向上，而惟使恭顺驯屈于己。最著的例是英，美，德，法，俄，奥，他们幸都收了其实没有成功的成功。还有一个就是中国，连“其实没有成功的成功”都没收得，收得的是满洲人消灭，蒙人回人藏人奄奄欲死，十八省乱七八糟，造成三个政府〔３〕，三个国会〔４〕，二十个以上督军王巡按使王总司令王，老百姓天天被人杀死奸死，财产荡空，外债如麻。号称共和民国，没有几个懂得“甚么是共和”的国民，四万万人至少有三万九千万不晓得写信看报。全国没有一条自主的铁路。不能办邮政，不能驾“洋船”，不能经理食盐。十八省中像湖南四川广东福建浙江湖北一类的省，通变成被征服省，屡践他人的马蹄，受害无极。这些果都是谁之罪呢？我敢说，是帝国之罪，是大国之罪，是“在世界能够争存的国家必定是大国家”一种谬论的罪。根本的说，是人民的罪。

现在我们知道，世界的大国多半瓦解了。俄国的旗子变成红了色，完全是世界主义的平民天下。德国也染成了半红〔５〕。波兰独立〔６〕，截克独立〔７〕，匈牙利独立〔８〕，尤太、阿剌伯、亚美尼亚，都重新建国。爱尔兰狂欲脱离英吉利，朝鲜狂欲脱离日本。在我们东北的西伯利亚远东片土，亦建了三个政府〔９〕。全世界风起云涌，“民族自决”高唱入云。打破大国迷梦，知道是野心家欺人的鬼话。摧〈推〉翻帝国主义，不许他再来作祟，全世界盖有好些人民业己〈已〉醒觉了。

中国呢？也醒觉了（除开政客官僚军阀）。九年假共和大战乱的经验，迫人不得不醒觉，知道全国的总建设在一个期内完全无望。最好办法，是索性不谋总建设，索性分裂，去谋各省的分建设，实行“各省人民自决主义”。二十二行省三特区两藩地〔１０〕，合共二十七个地方，最好分为二十七国。

湖南呢？至于我们湖南，尤其三千万人个个应该醒觉了！湖南人没有别的法子，唯一的法子是湖南人自决自治，是湖南人在湖南地域建设一个“湖南共和国”。我曾着实想过，救湖南，救中国，图与全世界解放的民族携手，均非这样不行。湖南人没有把湖南自建为国的决心和勇气，湖南终究是没办法。

谈湖南建设问题，我觉得这是一个根本问题。【一】我颇有〔一〕点意思要发表出来，乞吾三千万同胞的聪听，希望共起讨论这一个顶有意思的大问题。今天是个发端，余俟明日以后继续讨论。

根据1920年9月3日湖南《大公报》刊印。署名毛泽东。

注释

〔１〕1920年9月3日，湖南《大公报》在第二版开辟“湖南建设问题”专栏。毛泽东的这篇文章是这个专栏发表的第一篇。

〔２〕1920年9月1日为湖南《大公报》创刊五周年纪念日，是日该报封面（即头版）用红色套版印刷。湖南《大公报》，参见本书第57页注〔３７〕。

〔３〕三个政府，指1912年起北洋军阀统治的北京政府、1916年护国军在广东肇庆成立的军务院、1917年孙中山等在广州建立的护法军政府。

〔４〕三个国会，指黎元洪于1916年８月在北京主持召开的国会，孙中山于1917年８月在广州主持召开的非常国会，段祺瑞于1918年８月在北京主持召开的新国会（即安福国会）。8年11月爆发了推翻威廉二世

〔５〕德国受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影响，于1918年爆发革命，并成立了共和制度和工兵代表苏维埃。

〔６〕波兰独立，指1918年波兰第二共和国成立。

〔７〕截克，今译捷克。此处指1918年捷克斯洛伐克共和国成立。

〔８〕匈牙利独立，指1918年匈牙利共和国成立。

〔９〕三个政府，指当时在海参崴、黑河和上乌丁斯克分别建立的海参崴和黑河两临时政府及远东共和国政府。

〔１０〕当时的行政区划。二十二行省奉天、吉林、山东、河南、山西、江苏、安徽、江西、福建、浙江、湖北、湖南、陕西、四川、广东、广西、云南、贵州、直隶、黑龙江、甘肃和新疆等省。三特区即热河、察哈尔、绥远三个特别行政区。两藩地是指蒙古、西藏两地方。

你回答的像个傻逼，去死吧

打破没有基础的大中国建设许多的中国从湖南做起（一九二○年九月五日）

固有的四千年大中国，尽可以说没有中国，因其没有基础。说有中国也只是形式的中国，没有实际的中国，因其没有基础。我在湖南改造促成会答曾毅〔１〕书中说：“中国四千年来之政治，皆大架子大规模大办法，结果外强中干，上实下虚，上冠冕堂皇，下无聊腐败。民国成立以来，名士伟人，大闹其宪法国会总统制内阁制，结果只有愈闹愈糟。何者？建层楼于沙渚，不待建成而楼巳〈已〉倒矣……”实是慨乎言之。凡物没有基础，必定立脚不住。政治组织是以社会组织做基础，无社会组织决不能有政治组织，有之只是虚伪。大国家是以小地方做基础，不先建设小地方，决不能建设大国家。勉强建设，只是不能成立。国民全体是以国民个人做基础，国民个人不健全，国民全体当然无健全之望。以政治组织改良社会组织，以国家促进地方，以团体力量改造个人，原是一种说法。但当在相当环境相当条件之下，如列宁之以百万党员，建平民革命的空前大业，扫荡反革命党，洗刷上中阶级，有主义（布尔失委克斯姆〔２〕），有时机（俄国战败），有预备，有真正可靠的党众，一呼而起，下令于流水之原，不崇朝而占全国人数十分之八九的劳农阶级，如响斯应。俄国革命的成功，全在这些处所。中国如有澈底的总革命，我也赞成，但是不行（原因暂不说）。所以中国的事，不能由总处下手，只能由分处下手。我的先生杨怀中说：“不谋之总谋之散，不谋之上谋之下，不谋之己谋之人”〔３〕。谋之总，谋之上，谋之己，是中国四千年来一直至现在的老办法，结果得了一个“没有中国”。因此现在唯一的办法，是“打破没有基础的大中国，建设许多的小中国”。

我主张中国原有的二十二行省三特区两藩地，合共二十七个地方，由人民建设二十七个国。这是各省各地方人民都要觉悟的。各省各地方的人民到底觉悟与否，我们不能必，所以只能单管我们自己的湖南。湖南人呵！应该醒觉了！大组织到底无望，小组织希望无穷。湖南人果有能力者，敢造出一个旭日瞳瞳〈曈曈〉的湖南共和国来！打破没有基础的大中国，建设许多的小中国，“从湖南做起”。

根据1920年9月5日湖南《大公报》刊印。署名毛泽东。

注释

〔１〕曾毅，见本书第492页注〔１〕。

〔２〕布尔失委克斯姆，今译布尔什维主义。

〔３〕杨怀中，见本书第15页注〔８〕。这几句话，见杨昌济《达化斋日记》，原载1903年5月出版的《游学译编》第８册，现收入《杨昌济文集》。

绝对赞成“湖南们罗主义”（一九二○年九月六日）

兼公提出湖南们罗主义〔１〕，谓“若付诸公民总投票一定可得最大多数赞成。”然则“最大多数”之于“总”，相差仍有一个小部分。我看这一个小部分——虽然只是一个小部分，其关系有时却很重大。原来准照兼公所提解释们罗主义的三个条件“我们用心干我们自己应干的事”，“我们绝对不干涉别人的事”，“绝对不许别人干涉我们的事”，是于最大多数的人民心理顶相合的。我料得这最大多数人民必定是（一）种田的农人，（二）做工的工人，（三）转运贸易的商人，（四）殷勤向学的学生，（五）其他不管闲事的老人及小孩子。他们都觉得“应该用心干自己的事”，都觉得从前（四十年前）的湖南人好干涉别人的事，如蹂躏江南，蹂躏闽浙，蹂躏湖北，蹂躏陕甘新疆〔２〕，是违犯了“绝对不干涉别人的事”一个条件。因此一个翻转，湖南【别】人到处被人瞧不起，九年三被征服〔３〕，致受“别人干涉我们的事”的无穷大祸。（参观张謇通电〔４〕，说湘人蹂躏江浙各地，致受此次自然报应。所言虽非必然的关系，然侮人者见侮于人，谁都不能逃此公例。）要想转祸为福，便欲先厉行第二个条件“自己不干涉别人”，才能达第三个条件“别人不干涉自己”。

虽然农工商学及不管事的老少是最大多数，开会投票，他们的票上都写“赞成湖南们罗主义”。然尚有一个□〔５〕部分人，他们非农非工非商非学，又非不管闲事的老少，他们票上却都写“反对湖南们罗主义”，诸君必谓，少数不能变更多数，前者得胜，后者无效。然我尽有疑间〈问〉，要问这票匦的监督者是两党中之最大多数党，还是最少数党？如是前者，当然没有问题，如是后者，则开票结果必定是“原案打消”，而反面的“湖南侵略主义”投票乃大得通过。这是从经验得来百不失一的断定。所以我说，“虽然只是一个小部分，其关系有时却很重大。”

“援粤”之声〔６〕，不出于农人，不出于工人，不出于商人，不出于学生，不出于不管事的老少，就是不出于最大多数人民。而独出于非农非工非商非学非不管事的老少之无职业最少数的人。不是说笑话，假如真要援粤，我主张要总投票。为防上文所说之弊端起见，我主张要将票匦拿到我们“最大多数党”的手里来。我是绝对赞成湖南们罗主义的，故我的主张如此。

根据１９２０年９月６日湖南《大公报》刊印。署名泽东。

注释

〔１〕指湖南《大公报》主笔龙兼公１９２０年９月５日所发时评《湖南“门罗主义”》一文的主张。龙兼公，见本书第４１５页注〔２〕。

〔２〕清末曾国藩率领湘军，在湘潭、岳州、汉口、武昌、汉阳，九江、芜湖、湖口、天京（即南京）等江南一带镇压太平军；1861年至1866年曾国藩和另一湘籍清朝官员左宗棠，在闽浙一带任巡抚、总督等职，并镇压太平军余部。1865年，陕甘总督杨岳斌（湖南善化即长沙人），回湘招募勇丁，取道湖北，赴甘镇压回民起义。后左宗棠继任陕甘总督，率部镇压回民起义，1875年，左任钦差大臣督办新疆军务，率楚军出征新疆。

〔３〕湖南自民国二年（1913年）以来，先后三次为北洋军阀汤芗铭、傅良佐和张敬尧所盘踞，前后计约九年。

〔４〕张謇（1853—1926），字季直，号啬庵，江苏南通人。近代立宪派、民族资本家。曾任南京临时政府实业总长，北京政府农村、工商总长等职。本文所指张謇通电，似指他1920年7月21日致徐世昌、段祺瑞电。该电文中有“洪杨乱后，湘军特起。……东南各行省之子女、玉帛之输于湘人者，先后殆四十年，盛已。……闻湘人此次所受之痛苦，过其以往所享之逸乐。前车不远，夫湘则既如此矣！盈速者亏亦速，盈甚者亏亦甚”等语。

〔５〕此处原件空缺，从上下文看，疑为“小”字。

〔６〕指谭延闿1920年9月6日关于粤桂关系问题所发的“援粤”电报及其所提“粤人治粤”主张。

湖南受中国之累以历史及现状证明之（一九二○年九月六日、七日）

自有中国，就有湖南。湖南在古为蛮地，在周为楚国，在汉为长沙国，唐为节度史〈使〉地，宋为荆湖南道，至元建为行省，明清仍之，迄今不变。莽莽四千年，人类总是进化的，而湖南进化的地方在那里？春秋时，荆楚崛兴，几欲和中原大国挈长较短。其时则上无中央政府，诸国并立，各得遂其发展。虽迷于竞争侵略，用事者野心英雄的君臣而无与于小百姓，然声光赫濯，得发展一部分之特性，较之奴隶于专制黑暗的总组织者，胜得多多。不过所谓荆楚，其中心不在湖南而在湖北。潇湘片土，对于江汉，犹是卑职之于上司。所以湖南在当时之中国，仍算不得什么。长沙国，以小弱见全，可怜的国，非自立自治的国。节度史〈使〉地，荆湖南道，一言蔽之，被治的奴隶耳。五代曾为马殷〔１〕割据，陋懦殊不足道。至于行省，乃皇帝行巡宫府，举湖南而为一王之奴隶。元明历清，长夜漫漫，所得的只是至痛极惨。由此以观，四千年历史中，湖南人未尝伸过腰，吐过气。湖南的历史，只是黑暗的历史。湖南的文明，只是灰色的文明。这是四千年来湖南受中国之累，不能遂其自然发展的结果。

中国维新，湖南最早。丁酉戊戍〈戌〉之秋〔２〕，湖南人生气勃发，新学术之研究，新教育之建设，谭嗣同熊希龄〔３〕辈领袖其间，全国无出湖南之右。乃未久而熊逐谭杀〔４〕，亡清政府以其官力施于湖南，新锐顿挫，事业旋亡。这又是湖南受中国之累，不能遂其自然发展的结果。

湖南有黄克强〔５〕，中国乃有实行的革命家。甲辰一役，萍醴丧亡，黄克强出遁，马福益骈首，清廷以其暴力，戮辱湘人〔６〕。湖南不克先辛亥而推倒满清，早脱臣妾之羁勒。这又是湖南受中国之累，不能遂其自然发展的结果。

民国成立，分权论不胜集权论。袁盗〔７〕当国，汤屠〔８〕到湘，湖南于是第一次被征服。湘人驱汤，而北方段祺瑞〔９〕又欲达其力征统一之迷梦。傅良佐〔１０〕以湘人而凭借北势，被命督湘，湖南于是第二次被征服。湘人起而逐傅，兵到岳阳，骤遇大敌，张敬尧〔１１〕连陷长宝，湖南于是第三次被征服。今借湘人自决的力，奋起驱张，恢复全宇。然九年三被征服，屡践北人马蹄，假中央统一之名，行地方蹂躏之实，这不更是近事之中湖南受中国之累，不能遂其自然发展的结果吗？

反之湖南不受中国之累，得遂其自然发展，岂犹是今日的湖南吗？小组织受束于大组织，事事要问过中央，事事要听命别人，致造成今日之恶结果。假使湖南人早能自决自治，远且不言，丁、戊以方新之气，居全国之先，使无所谓中央者为之宰制，不早已造成了一个新湖南吗？次之辛亥革命，湖南首应，湘人治湘，行之二载，使无所谓中央者为之宰制，加以人民能自觉悟，奋其创造建设之力，三被征服之惨祸不作，不又早已造成了一个新湖南吗？我尝思之，重思之，前此所以未能，固由湘人无力，亦缘机会未来。现在呢？机会来了，机会实实在在来了！全中国无政府，全中国大乱而特乱。我料定这种现象至少尚要延长七八年。以后中国当大分裂，大糜烂，武人更横行，政治更腐败。然有这当中必定要发生一种新现象。什么新现象呢？就是由武人、官僚的割据垄断，变为各省人民的各省自治。各省人民，因受武人、官僚专制垄断之毒，奋起而争自由，从湘人自决、粤人自决、川人自决以至直人自决、奉人自决，这是必至之势。如此者十年乃至二十年后，再有异军苍头特起，乃是澈底的总革命。

湖南人啊！我们的使命实在重大，我们的机会实在佳胜。我们应该努力，先以湖南共和国为目标，实施新理想，创造新生活，在潇湘片土开辟一个新天地，为二十七个小中国的首倡。湖南人呵——我们应该一齐努力！

根据1920年9月6日、7日湖南《大公报》刊印。署名毛泽东。

注释

〔１〕马殷（582—930），字霜图，许州鄢陵（今属河南）人。唐时曾任潭州（治所在今长沙）刺史和武安军节度使。五代梁时被封为楚王。据有今湖南全省及广西东部地。五代唐时建立楚国。

〔２〕丁酉戊戌之秋，指1897至1898年维新变法运动期间。

〔３〕谭嗣同、熊希龄，分别见本书第369页注〔１〕、第657页注〔２〕。

〔４〕戊戌变法失败以后，熊希龄被逐革职，谭嗣同遭杀害。

〔５〕黄克强，见本书第４８页注〔２２〕。

〔６〕指1904年（即甲辰年）黄兴在长沙组织华兴会起义失败一事。

〔７〕袁盗，指袁世凯，见本书第26页注〔６〕。

〔８〕汤屠，指汤芗铭，见本书第46页注〔２〕。

〔９〕段祺瑞，见本书第54页注〔４〕。

〔１０〕傅良佐，见本书第485页注〔７〕。

〔１１〕张敬尧，见本书第482页注〔３〕。

“湖南自治运动”〔１〕应该发起了（一九二○年九月二十六日）

无论什么事有一种“理论”，没有一种“运动”继起，这种理论的目的，是不能实现出来的。湖南自治，固然要从“自治所以必要”“现在是湖南谋自治的最好机会”“湖南及湖南人确有自立自治的要素与能力”等理论上加以鼓吹推究，以引起尚未觉悟的湖南人的兴趣和勇气。但若不继之以实际的运动，湖南自治，仍旧只在纸上好看，或在口中好听，终究不能实现出来。并且在理论上，好多人从饱受痛苦后的直感中，业己〈已〉明白了。故现在所缺少的只有实际的运动，而现在最急须的便也只在这实际的运动。

我觉得实际的运动有两种：一种是入于其中而为具体建设的运动，一种是立于外而为促进的运动，两者均属重要，而后者在现在及将来尤为必须，差不多可说湖南自治的成不成好不好都系在这种运动的身上。

我又觉得湖南自治运动是应该由“民”来发起的。假如这一回湖南自治真个办成了，而成的原因不在于“民”，乃在于“民”以外，我敢断言这种自治是不能长久的。虽则具了外形，其内容是打开看不得，打开看时，一定是腐败的，虚伪的，空的，或者是干的。

“湖南自治运动”，在此时一定要发起了。我们不必去做具体的建设运动，却不可不做促进的运动。我们不必因为人数少便不做。人数尽管少，只要有真诚，效力总是有的。甚么事情，都不是一起便可成功，一起便可得到多数的同情与帮助，都是从近及远从少至多从小至大的。颇有人说湖南民智未开交通不便自治难于办好的话，我看大家不要信这种谬论。

根据１９２０年９月２６日湖南《大公报》刊印。署名泽东。

注释

〔１〕湖南自治运动，指在皖系军阀张敬尧被逐出湖南后出现的一种主张湖南自主、自立，废督裁兵，公民制宪，实行民治的运动。

释疑（一九二○年九月二十七日）

现在有一些人心里怀了一种不应该疑的“疑”，说，“湖南自治问题太大，中间条理太繁，像我这样老不懂政治法律的人，实在怕开得口。但我心中总觉得这件事情很重要，不过我没有学政治和法律，我总有一点怕开得口！”这还是认政治是一个特殊阶级的事，还是认政治是脑子头装了政治学法律学身上穿了长褂子一类人的专门职业，这大错而特错了。春秋时候，子产治郑，郑人游于乡校以议执政〔１〕。这些郑人，都是学过政治法律的吗？意英法美的劳动者，口口声声“要取现政府而代之”。这些劳动者，都是学过政治法律的吗？俄国的政治全是俄国的工人农人在那里办理。俄国的工人农人果都是学过政治法律的吗？大战而后，政治易位，法律改观。从前的政治法律，现在一点都不中用。以后的政治法律，不装在穿长衣的先生们的脑子里，而装在工人们农人们的脑子里。他们对于政治，要怎么办就怎么办。他们对于法律，要怎么定就怎么定。议政法，办政法，要有职业的人才配议，才配办。无职业的人，对于政治法律，简直没有发言权。有职业的人，对于政治法律，又一定要去议要去办。你不去议政治法律，政治法律会天天来议你。你不去办政治法律，政治法律会天天来办你。湖南自治是什么事，而可诿于不懂政治法律使不出来做声吗？湖南自治，又是一件至粗极浅的事，毫没有什么精微奥妙，毫不要根据那一部法典，或那一家学说，只是打断从前一切被中央各省干涉束缚的葛藤，湖南境内事，统归湖南人自办。就是这么一回事，有什么精微奥妙呢？我在一家报上看了一位曹先生的谈话，大意说，“熊希龄虽有政治经验，却无法律知识，所以他拟的自治案〔２〕是要不得的”。煎拟自治案到底要得要不得，是另一问题，我所不以为然的，是定要有法律知识的人才能拟出自治案。“法律学”是从“法律”推究出来的，“法律”又是从“事实”发生的，我们但造我们湖南自治的事实，不要自治法，也未尝不可以（英国以前的宪法就是不成文）。我们为装饰门面起见，或为抬出一部偶像吓中央吓外省并吓本省的野心家起见，要制定一部自治法。这自治法也是大多数人能够制能够议的，并且要这么大多数人制出来议出来的才好。若专委托少数无职业的游离政客去制去议，一定不好。你是一个湖南人吗？只要你满了十五岁（这是我定的成人期），又只要你没有神经病，不论你是农人也罢，工人也罢，商人也罢，学生也罢，教员也罢，兵士也罢，警察也罢，乞丐也罢，女人也罢，你总有权发言，并且你一定应该发言，并且你一定能够发言。只要你将你那不应该自疑的疑点祛去，你便立刻发现你自己的重大本领和重大责任。这本领发现在你的心坎里，这责任便立刻落在你的双肩上。

根据１９２０年９月２７日湖南《大公报》刊印。署名泽东。

注释

〔１〕子产（？—公元前５２２），名侨，字子产，春秋郑国人。自郑简公时始执国政。时郑国人在乡校里游玩聚会，以议论政事的得失。

〔２〕１９２０年８月下旬，熊希龄代谭延闿拟订《湖南省自治法大纲及自治法大纲说明书》和《湖南省自治根本法》（见１９２０年８月２９日至９月２日湖南《大公报》）。熊希龄，见本书第６５７页注〔２〕。

再说“促进的运动”（一九二○年九月二十八日）

我前天说促进的运动之所以重要，而未尽其义，湖南自治，决非听其自然可以产生的，这人人明白，不待多说。但若说有了少数做官的或“做绅”的发了心要办自治，自治便可以实现，这话也大不对。我们且看，无论什么事，是少数人办得了的吗？不论那一国的政治，若没有在野党与在位党相对，或劳动的社会与政治的社会相对，或有了在野党和劳动社会而其力量不足与在位党或政治社会相抗，那一国的政治十有九是办不好的。况乎一件事情正在萌茅〈芽〉，而其事又为极重大的事，不有许多人做促进的运动，以监督于其旁而批评于其后，这一件事是可以办得成、办得好的吗？

根据１９２０年９月２８日湖南《大公报》刊印。署名泽东。

“湘人治湘”与“湘人自治”（一九二○年九月三十日）

“湘人治湘”，是对“非湘人治湘”如鄂人治湘皖人治湘等而言，仍是一种官治，不是民治。如果驱汤驱张〔１〕，目的只在排去非湘人，仍旧换汤不换药的湘人治湘起来，那么，奉天的张作霖〔２〕，直隶的二曹〔３〕，河南的赵倜〔４〕，陕西的陈树藩〔５〕，安徽的倪嗣冲〔６〕，广西的陆荣廷〔７〕，云南的唐继尧〔８〕……都是本省人，正是奉人治奉，直人治直，豫人治豫，陕人治陕，皖人治皖……比那“非湘人治湘”的汤芗铭，张敬尧，“非鄂人治鄂”的王占元〔９〕，“非闽人治闽”的李厚基〔１０〕，“非粤人治粤”的莫荣新〔１１〕……到底有什么区别？而况段祺端〔１２〕〈瑞〉之派傅良佐〔１３〕，正为根据湘人治湘的理由。故“湘人治湘”一语，我们根本要反对。因为这一句话，含了不少的恶意，把少数特殊人做治者，把一般平民做被治者，把治者做主人，把被治者做奴隶。这样的治者，就是禹汤文武〔１４〕，我们都给他在反对之列。而况是己〈已〉往的一个傅良佐，或是未来的无数傅良佐，我们还不应该反对吗？故我们所主张所欢迎的，只在“湘人自治”一语。不仅不愿被外省人来治，并且不愿被本省的少数特殊人来治。我们主张组织完全的乡自治，完全的县自治，和完全的省自治。乡长民选，县长民选，省长民选，自己选出同辈中靠得住的人去执行公役，这才叫做“湘人自治”。颇有人将湘人治湘与湘人自治混为一谈，我看这样小小一个区别，总要分清才好。

根据１９２０年９月３０日湖南《大公报》刊印。署名泽东。

注释

〔１〕汤，指汤芗铭。　张，指张敬尧，分别见本书第４６页注〔２〕、第４８２页注〔３〕。

〔２〕张作霖　（１８７５—１９２８），字雨亭，辽宁海城人。北洋奉系军阀首领。时任奉天督军兼省长和东三省巡阅使。

〔３〕二曹，指曹锟、曹锐。曹锐，字健亭，天津人，曹锟之弟。曾任天津县清乡局长、安县知县、直隶藩台等职。１９１７年，曹锟任直隶督军，借讨伐张勋之机，向段祺瑞推荐他为直隶省长，兄弟俩分掌一省军政大权。曹锟，见本书第４６页注〔８〕。

〔４〕赵倜（１８７１—１９３３），原名金生，字周人，河南汝南人。清末官至总兵。民国成立后，任河南护军使。因镇压白朗起义，１９１４年被袁世凯封为德武将军，督理河南军务。袁死后，先后投靠皖系和直系军阀。时任河南督军。

〔５〕陈树藩，字伯生，陕西安康人。曾任陕南、陕北镇守使，陕西护国军总司令和陕西都督等职。时任陕西督军兼省长。

〔６〕倪嗣冲（１８６８—１９２４），字丹忱，安徽阜阳人。曾任安徽都督、安徽巡阅使、安徽省长、安徽督军等职。时因皖系战败被解职。

〔７〕陆荣廷，见本书第４７页注〔１３〕。

〔８〕唐继尧，见本书第４８４页注〔４〕。

〔９〕王占元（１８６１—１９３４〉，字子春，山东馆陶（今属河北）人。历任北洋军步队第七营管带、第一标统带、第二镇第三协统领、第二镇统制。民国成立后，任北洋陆军第二师师长。１９１５年拥护袁世凯称帝。后任湖北督军兼民政长。１９２０年任两湖巡阅使兼湖北督军。

〔１０〕李厚基（１８７０—１９４２），字培芝，江苏铜山人。袁世凯死后，任福建督军兼省长。１９１８年段祺瑞发动对南方的战争时，李任闽浙援粤军总司令。

〔１１〕莫荣新（１８５３—１９３０），字日初，广西桂平人。时任广东督军、护法军政府代理总裁兼陆军部长。

〔１２〕段祺瑞（１８６５—１９３６），字芝泉，安徽合肥人。北洋军阀皖系首领。曾任北洋军炮兵统带、第四第六镇统制、第二军军统、湖广总督、陆军总长、北京政府国务卿。袁世凯死后，任国务总理，推行武力统一政策。１９２０年在直皖战争中被曹锟、吴佩孚击败下台。

〔１３〕傅良佐，见本书第４８５页注〔７〕。

〔１４〕禹汤文武，指夏禹、商汤、周文王、周武王。

“全自治”与“半自治”（一九二○年十月三日）

我们主张“湖南国”的人，并不是一定要从字面上将湖南省的“省”字改成一个“国”字，只是要得到一种“全自治”，而不以仅仅得到“半自治”为满足。“国”的要素为土地，人民，主权，主权尤为要素中的主要素。湖南人没有自己处理自己的事的完全主权，而长被侵夺于益我则少损我则多的中央或邻省。湖南人不是麻木，总该有点感觉，奋起独立，正此其时。刘君春仁主张联邦〔１〕，我说中国现在并没有邦，从何云联？暂时只有努力造邦，不要说联。德美都是先有邦，后才互相联合。邦造成了，联只是自然的结果。我对于二十年内办中国的总组织，总是怀疑，所以我不特反对吴子玉的国民大会〔２〕，并且反对梁启超的国民制宪〔３〕，同时更大大反对南北议和。我以为赴码的要求是南北分立。更进则各省自治。各省中以湖南和广东地位最好，可以取革命精神，推翻一切，建设一个湖南人所欲的湖南（理想的湖南新的湖南），和广东人所欲的广东（理想的广东新的广东），而树立一种模范自治。若处在这样好的地位，尚为半自治所误，那就不痛不痒，真正冤枉了！真正可惜了！我觉得湖南人确有几种可爱的特姓〈性〉，坚苦，奋发，勇敢，团〔结〕心，【结】都是，却太缺乏理想。湖南人无理想，所以他的生活不能向上，只能随人转移，而不能超脱环境，自达其所欲适。我于“湖南国”一个问题，尚有极长的理论，□事□搁未写出，稍迟当写出奉正邦人。先述大意于此，以答刘君及朋友中之怀疑者。

根据１９２０年１０月３日湖南《大公报》刊印。署名泽东。

注释

〔１〕刘春仁，身份不详。其主张见１９２０年９月２９日至３０日湖南《大公报》所载刘春仁撰《对于‘打破大中国建设多数小中国’的怀疑并表示我的‘联邦制意见’》一文。

〔２〕吴子玉，即吴佩孚。吴佩孚（１８７４—１９３９），山东蓬莱人。北洋军阀直系首领。１９２０年６月１３日，他在郑州通电反对安福系包办上海和会，建议召开国民大会解决一切问题。以后一直坚持这一主张，并制定了一套国民大会提纲。

〔３〕梁启超在１９２０年７月著有《国民自卫之第一义》（一名《国民制宪运动》）一文。他写的另一篇《主张国民动议制宪之理由》，刊登于１９２０年８月１８日湖南《大公报》。参见本书第１０页注〔５〕。

为湖南自治敬告长沙三十万市民（一九二○年十月七日）

湖南自治是现在唯一重大的事，是关系湖南人死生荣辱的事。我劝湖南人，我劝我三千万亲爱的同胞，爹妈死了，且慢去埋，大家来将这自治的海堤筑好再说。大风和海潮要来了，这大风和海潮曾经扫荡过我们多少次，现在又将要来扫荡我们了，我们的海堤尚没有筑好，并且还没有开始筑，多危险！大家知道吗？

但是三千万人实在太疏远了。道路也远，觉悟的也少，赶不及这个堤工。因此这个责任，便不得不归到我们三十万长沙市民的身上了。长沙市民现在不赶快起来做自治运动，湖南自治终无成立之望。长沙的市民！三千万同胞虽没有明白将这责任付托于你们，却隐隐将这责任付托于你们了。你们成功，三千万人蒙福。你们失败，三千万人受祸。你们的责任真不轻！你们应该知道。

西洋各国的政治改革和社会改革，无一不起于市民运动。不但现在俄德诸国震荡全球的大举动，是起于市民，就是中世的自由都市，从专制家手里争得“自由民”的地位，也是惟市民才有。市民的权威真大！市民真是天之骄子！

市民呵！起来。创造未来湖南的黄金世界只在今日。

根据１９２０年１０月７日湖南《大公报》刊印。署名泽东。

反对统一（一九二○年十月十日）

中国的事，不是统一能够办得好的，到现在算是大明白了。中国也不是全无热心国事的人。这些热心国事的人，也不是全然没有知识和能力。然而办不好者，中国之人，太没有基础，太没有下层的组织。在沙堵〈渚〉上建筑层楼，不待建成，便要倾倒了。中国二十四朝，算是二十四个建在沙堵〈渚〉上的楼，个个要倾倒，就是因为个个没基础。四千年的中国只是一个空架子，多少政治家的经营，多少学者的论究，都只在一个空架子上面描写。每朝有几十年或百多年的太平，全靠住一个条件得来，就是杀人多，流血多。人口少了，不相杀了，就太平了，全不靠有真实的基础。因此我们这四千年文明古国，简直等于没有国。国只是一个空的架子，其内面全没有什么东西。说有人民罢，人民只是散的，“一盘散沙”，实在形容得真冤枉！中国人生息了四千多年，不知干什么去了？一点没有组织，一个有组织的社会看不见，一块有组织的地方看不见。中国这块土内，有中国人和没有中国人有什么多大的区别？在人类中要中国人，和不要中国人，又有什么不了的关系？推究原因，吃亏就在这“中国”二字，就在这中国的统一。现在唯一救济的方法，就在解散中国，反对统一。

中国人没有科学脑筋，不知分析与概括的关系，有小的细胞才有大的有机体，有分子的各个才有团体。中国人多有一种拿大帽子戴的虚荣心，遇事只张眼望着前头，望着笼统的地方。大帽子戴上头了，他的心便好过了。现在的和议，就是这样。一些人捧着一个“和议”，北跑到南，南跑到北，没希望的时候，便皱着眉，有一点希望，便笑起来了。我是极端反对和议的，我以为和议是一个顶大的危险。我的理由，不是段琪瑞的统一论〔１〕，也不是章太炎孙洪伊的法律论〔２〕，我只为要建设一个将来的真中国，其手段便要打破现在的假中国。起码一点，就是南北不应复合〔３〕，进一层则为各省自决自治。

各省自决自治，为改建真中国唯一的法子，好多人业已明白了。这是这次南北战役〔４〕的一个意外的收果。现在虽然只有湖南，广东，江苏，湖北几个省发动，事势必然成为一道洪流。全国各省，都将要纳到这个流里，是一个极可喜的现象。现在所要讨论的有两个问题：一个是各省自治内部的事，即如何促使各省自治成立；一是各省自治外部的事，即如何将妨碍各省自治的障碍物，减杀其效力或阻止其进行。

关于前一个问题，我有二个意见：（一）像湖南广东两省用兵力驱去旧势力的，算是一种革命，应由各该革命政府，召集两省的“人民宪法会议”〔５〕，制定“湖南宪法”及“广东宪法”，再依照宪法，建设一个新湖南及新广东。这两省的人民最要努力。其宪法要采一种澈底革新的精神，务以尽量发挥两省的特性为标准。（二）像湖北江苏两省，不能有革命的行动，只好从鄂人治鄂苏人治苏（省长）一点入手，等到事权归了本省人，便进而为地方自治的组织。以上二种方法，各依各的情势去改造。于前一种可以树各省自治的模范，实有“国”的性质，可实行一种“全自治”，所以最有希望。于后一种，虽然暂时只能实现“半自治”，然根据这种自治，便可进而做废督运动。只要督军废了，则全自治便即刻到了手了。方法虽然和平一点，不十分痛快，然为适应环境，采这种方法，也是好的。

关于如何除去各省自治的障碍物，我以为这障碍不在督军，而在许多人要求的“统一”。我以为至少要南北对立。这是促成各省自治的一大关系点。倘使统一成了，新组国会，制定宪法，各省自治，必多少要受宪法束缚（无论中央政府永办不好），像湖南广东，便断不能发挥其特性。又人才奔赴中央政府，地方必有才难之叹。更有一个大不好处，假如中央政府成了，全国视线，又都集注中央，中国人看上不看下务虚不务实的老癖必要大大发作，而各省自治，又变成不足轻重的了。我觉得中国现在的政象，竟如清末一样，国人对之，不要望他改良，要望他越糟越坏。我看此际尚未坏到极处，我们不能用自力加增其坏度，却尽可不必替他减少坏度。我们最好采不理主义，和议再不要说了，国民大会解决国事之说〔６〕，再不要提倡了。要提倡国民大会，也要如张东荪先生的主张，用国民大会去解决省事。

胡适之〔７〕先生有二十年不谈政治的主张，我现在主张二十年不谈中央政治，各省人用全力注意到自己的省采省们罗主义，各省关上各省的大门，大门以外，一概不理。国庆〔８〕是庆中华民国，我实在老不高兴他。特为趁这国庆，表示我一点反对统一的意见，而希望有一种“省庆”发生。

根据１９２０年１０月１０日上海《时事新报》副刊《学灯》刊印。署名毛泽东。

注释

〔１〕段祺瑞，见本书第５２５页注〔１２〕。

〔２〕章太炎，即章炳麟（１８６９—１９３６），字枚叔，号太炎，浙江余杭人。中国近代民主革命家、学者。时竭力主张联邦制，主张各省迅速制定正式宪法，不能满足于临时宪法。孙洪伊（１８７０—１９３６），字伯兰，天津人。早年为袁世凯幕僚。１９１１年任直隶谘议局议员，参与立宪活动。１９１６年在段祺瑞内阁中先后任教育总长和内务总长。后参与组织宪法商榷会和民友社。时竭力主张“由人民组织地方政府，施行地方政治”，“以宪法会议讨论之地方制度，参合试行。”

〔３〕南北不应复合，意为当时的中国不应再行“南北议和”、“南北统一”。

〔４〕南北战役，指１９１７—１９１９年间南方护法军与北洋军阀之间的战争。

〔５〕召开人民宪法会议，是毛泽东、彭璜、龙兼公等人的一种政治主张。他们曾提出《由“湖南革命政府”召集“湖南人民宪法会议”制定“湖南宪法”以建设“新湖南”之建议》。

〔６〕指当时吴佩孚等人提出通过召开国民大会解决一切问题的主张。

〔７〕胡适之，即胡适，见本书第４７７页注〔４〕。

〔８〕１９１１年１０月１０日武昌首义后，中华民国建立。１９１２年９月２８日北京临时政府临时参议院议决，定１０月１０日为中华民国国庆日。

毛泽东姨学先知

湘獨

老分离主义了

伟大教员屁股歪了

这人年轻时能处，老了之后跟疯子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