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逃难越南自述

hzh123123321 | 16 points | Jul 19 2020 08:14:29

文革逃难越南自述

越北流亡岁月（给饶博生先生的一封信）

——作者：曾庆斯

尊敬的饶先生：你好！

我写这信给你，是想表述当年我逃亡越南（北方）的一段经历。

在“文化大革命”时，我因宗教信仰，海外关係，以及“重专轻红”的背景，挨批斗抄家，并被宣佈：“只许规规矩矩，不许乱说乱动”——这种对“阶级敌人”的命令。我日忧夜虑的是：若随后被打成什么“份子”，不但自己一生完蛋——劳改释放了还是“劳改释放犯，右派摘帽后还是“摘帽右派”；而且累及亲人，祸延三代。在极度精神压力之下，我曾试图逃港（当时在广东，逃港是很普遍的情况），但不成功。走投无路之下，我不顾一切地逃往越南北方，前后达七年之久。我在越南一无亲二无故，不会说越语，对越南也不嚮往。逃越纯粹是在当时舗天盖地的批斗打杀声中，拼死一搏的逃命行动。

流亡越北期间，特别在初期，我常常是吃了早餐，不知道午粥在哪里；今晚借宿这家，不知道明晨到哪里去。“饥肠辘辘，望前村，可有午粥何处？暮色茫茫，彳亍行，不知夜宿谁家？” 那是我人生最痛苦和无助的时期之一。

而更大的威脇是越南公安的搜捕。爲了躲避越南公安“搜捕中国人”的行动，我（我们。来自中国主要是广西东兴一带的人不少）不得不东一餐，西一宿。睡山沟，宿荒野是常事。我常常一个人在夜间摸黑走山路，不敢点火把，只在手裏拿着一根树枝点地以惊蛇。我曾经至少三次差点被毒蛇咬死。一次是走在阴湿的竹林裏（蚂蝗很多呀！是那种在竹叶间会弹跳的小青蜞），正暗自庆倖看到阳光，快走出竹林时，忽然听到“嗖”的一声，原来是一条毒蛇竹叶青从我头颈旁窜过去。一次走在山坡小径，忽然一条眼镜蛇“呼”的一声在我前面翘起，脖子鼓得胀胀的。我吓呆了，虽然手裏拿着一根竹枝，却不敢动一动。幸而牠注视我一会后，便快速地窜走了。一次是在阳春二月，天气转暖的时候，我正走在山路上（不敢戴眼镜），后头同行的人突然“啊！啊”地惊叫起来，我还来不及反应，便听到脚下“嗖”的一声，原来是一条当地叫做“过山飚”的毒蛇，没有被我踩中而惊逃了。自那以后，我才懂得农曆节气“惊蛰”的含义。

那几年正是越战年代，美国飞机常来轰炸，我有几次差点被炸死。一天下午我在鸿基市边的一家冷饮店喝冰糖水，二小时后，那裏突遭空袭，商店街道瞬间变成废墟。另一次空袭，多架飞机呼啸而过，我一抬头，看见一个黑魆魆的巨形怪物在离我约一百米外的地方快速落下，友人立即拉我跳入旁边的简易防空壕裏，还没站稳，便听到轰隆一声巨响，急风骤雨似的泥沙石块砰砰砰地落在上盖的三层竹笪上，还好没把竹笪击穿，只撒得我们一头一身都是泥沙。而两米外的茅屋顶被击穿一个大洞。

有一次爲逃避越南民兵追捕，我抄近路攀爬山岩，岩石鬆落，我差点摔死。我还被越南公安抓住过，但竟然给我逃脱了。实际是他睁一眼闭一眼。因爲据说早些时曾遣返过两批中国人，送过边界不远便被乱枪扫杀了，越南政府知道后，便暂时停止遣返。

尊敬的饶先生，我在越北流浪七年的许多惊险故事，不是短短一篇书信所能尽述的。加上那些年在国内逃港的遭遇，我可以毫不夸张地说，“九死一生”对我不是形容词，而是数词。

我们越界过来的中国人，赖以爲生的主要条件，便是得到当地华人（以及一些越南人）的同情和帮助，让我们帮做一些农村工，或做木匠，烧砖瓦，打杂工等。我是当农村医生。大环境方面，越南和国内不同，人们之间的政治气氛（“阶级斗争”）淡薄，而华人间的传统亲情和乡情多有保留。我到越南不久，一天村裏有人宰猪，照例请村人去吃猪肉，我也被邀。村主任国胜兼公安对衆人说：“三哥在中国遭遇到困难，来到我们这裏，大家要多照顾，我们的阿爷阿祖他们当年也是这样过来的”。这话使我吃惊，也令我感动。在中国，恐怕很难想像。此外，越南政府（可以看出：他们对有些问题的看法与中国不同）对驱赶中国人也不是抓得很紧。我能在越南避难几年，后来越南政府还愿意给我特别的机会（见下），虽然最后不成，我仍然心存感激。

儘管医药条件简陋，我还是热情地爲病人服务。爲病重儿彻夜守护；或跟来人翻山越岭去抢救病人。药物缺乏，就想方设法用代用品，或用针灸，中草药。没有试管，就利用打过针的安瓿, 设计化验尿蛋白，淀粉酶。…后来有段时间，情势比较安定，我还招了五个学生，晚上在一个小学校长汤老师的家裏，开班培训他们（包括汤老师）简易而实用的医疗知识。可惜时间不长，我便出事了。这是后话。

渐渐地我得到愈来愈多病人和家属的信赖。他们协助我们躲避公安，遇到搜捕行动时，帮我（们）找隐蔽的场所；或划着小竹筏送食物到我们躲藏的山沟。有一次，风声很紧，一位叫清伯的朋友迅速地在一个小山沟裏给我搭起简单的“半边寮”茅盖（仅够一人坐或躺下），让我不致淋雨和能在夜裏睡觉，并且每天送饭送水来，达六天之久。一天，一个小孩上学时远远望见公路上有公安，马上飞奔过来告诉我。我当时正走在田埂上，村公安廷万立刻放下农工，领着我快速绕过甘蔗地走进他屋裏躲起来。幸而那公安只是路过，没进村。

村的那头山边，有一个孤立的小茅寮，是城镇居民阿海（伐木爲生）的牛栏和临时堆放农杂物的地方。我看那里偏僻，于是託人问阿海，可否让我夜裏去睡觉？阿海说：“假如是别人，我不会同意，但三哥是好人，可以。”就把钥匙託那人交给我。试想两头牛是他的主要身家财産！我很感激。于是每天晚上天黑以后，我便一个人悄悄地绕路过去，开了竹笪门，爬上牛栏上方的竹笪棚，铺好蓆子和低低地挂上小蚊帐。儘管下面牛粪气味上冲，两头大水牛还不时抬头喷水腥气，但是，“入芝兰之室，久而不闻其香”！毕竟这裏算是相对安全也算舒适的地方，比山沟或甘蔗地好多了，也就松一口气，“高枕无忧”地睡觉了。我这样先后睡了两个多月，直到有一天早上起来锁竹笪门的时候，被几个上山早行人偶而發现。

我日復一日，年復一年地穿村过县替人医病。虽然我觉得工作是有意义的，我也乐意做，但是，我得白天黑夜提防公安；我仍然要东一餐，西一宿地过日子；仍然常常要睡山沟或荒野。就这样，我度过了前后七年的“黑人”或半野人的生活。

不知有多少夜晚，周围一片静寂时，我思念亲人，思念我熟悉的一切，而感到彷徨，悲伤。他们现在会怎么样呢？ “见到你妈，她面容憔悴，肝肠寸断”；“你爸爸刚从牛栏出来，形枯心藁”（后来听我表姐语）――“生逢乱世儿不孝，肠断心伤几处同！”

盛夏，当我过村走在山中小径上，看见两旁的岗稔又开始熟了，我似乎突然被惊觉：“又过了一年？”一阵辛酸涌上心头，不禁低声唱起：“哪年，哪月，才能够回……”。

环境虽然恶劣，但是不时从边界那边传来武斗升级并且野蛮屠杀的消息，却使我们胆战心惊。而事实上，流落过来的中国人也有增无减。

“胡不归？”

“归不得，不得归！”

日子久了，看过的病人和认识的朋友逐渐多了，于是有人建议：帮我联繫公安，试试能否搞一个合法居留的身份，以免日夜提心吊胆。其中一个朋友叫阿东，是城镇居民。我给他们一家人都治过病。他也是我“医培班”的五个学员之一。他是越南劳动党员，街区积极份子，和公安局长阿德有一定交情。联繫一段时间以后，传来公安的话，叫我写一份书面申请。我写了，说我由于在中国遭遇到一时困难而走入越南，希望越南政府能给我一个暂时居留的身份。我将继续不懈地爲病人服务。申请书由阿东译成越文，连同中文交去。约两个月后，公安回话，要我把申请“暂时居留”改爲“加入越南国籍”。但我没有改。又过了一段时间，阿德约见我, 仍由阿东作翻译，要点仍然是把申请“暂时居留”改爲“加入越南国籍”。我委婉地说，由于我家人都在中国，我希望能在越南暂时居留。并强调只要我一天留在越南，我都会真诚地爲病人服务。以后回中国去，也会继续和你们保持联繫。…可以看出阿德是有点不高兴，可是没说什么，只叫我回去等消息。

以后不久，省公安厅派人来，说要和我谈话。来人很客气，但随即出示公文，将我扣押。

扣押期间，我被问过一次话。问话的内容有点奇怪：家裏有什么人？有什么亲戚朋友？最好的朋友有谁？你做什么工作？喜欢吗？工资有多少？同事对你好不好？你住的城市大不大？是不是有很多工厂？中国有多大？你去过什么地方？…在越南，你看过很多病人吗？有哪些朋友？最要好的有谁？你到过越南哪些地方？你最喜欢哪里？如果继续让你当医生，你愿意去大城市？还是小城镇农村？…虽然当时我也感觉到问得有点奇怪，但是一时反应不过来，全都照直答。另一奇怪之处是他到后来很少作记录，基本上是海阔天空地随意问。

直到后来，我才恍然大悟：他是在测试我的思想感情，对留不留我作最后的判断。而我也马上意识到：我一定会被遣送回国了。

但很快地，我的心就平静下来了。这是因爲：第一，当时（1974-75 年）国内情势已经比较缓和。在此以前，我已萌生归意。甚至曾天真地想：如果公安通知我（申请）不批准，那我就自己回去。爲此我也作了一些安排，如托人换了一些人民币等；第二，虽然我明知回去会受到审查，和很多困难和屈辱，尤其被遣回，苦难就更多。但只要不是无法无天的批斗打杀，我不怕审查，因爲事实很清楚，我没有做过任何见不得人的事情。至于苦难和屈辱，经历多了，再多一些，还是可以捱过去的。

“抬起头来，时间在我这边”。

果然不久，我便被遣返。随后發生的事情，也基本上不出所料。而最后，我是走过来了。

回来后受审查时，我曾写道：我承认外逃的错误，但我并不后悔，因爲假如我不外逃，那么现在我是伤？是残？或其他什么的，谁知道？

我写这段经历，特别是后一段鲜爲人知的事实，一是因爲你是我所敬重的人；二是因爲你是我所认识的人当中，也许是唯一可能通过有关方面（如侨办和公安）加以瞭解核实的人。

当然，核实与否，现在对我来说是无关紧要了。但是我觉得，还是写出来，起码让我的亲友们瞭解，也算是给时代的一个小小见证吧！

不知道饶先生有何高见？

非常钦佩饶先生七，八十岁高龄，仍念念不忘地爲人民做些真正的事情。我总觉得：中国多出一些像饶先生一样的人就好了。

敬祝

玉体健康。

学生

曾庆斯敬上

1998年6月14日

庆斯兄：

我有一段时间不在昆明，回来时才看到早已寄来的信。读后我深爲感动！你经受那么多的苦难，我心中有愧，特别是我曾经是省侨务工作的负责人之一，我不瞭解受苦受难的侨胞的惨痛经历而加以营救，是我失职的表现。如今事隔多年，我也应向你道歉！

我想把你的这一段经历摘写下来，複印给有关部门（侨务，公安，昆明医学院等），供他们作爲历史资料，有所借鉴。不知你是否同意这样做？望告我。

十分感谢你对我的信任！

国内的建设有明显的进展。但困难也很大，这是几十年的历史造成的。如果改革能在这几年稳步进行，将来發展的基础就可能巩固一些。无论在国内国外的炎黄子孙，都热望祖国真正富强起来。

衷心祝愿你的全家健康愉快！

紧紧握手！

饶博生

1998年11月29日

后记：

饶博生先生，是1983 年前后的云南省侨务办公室主任。那时我因爲在“文化大革命”中遗留的问题，一直被拖着不给解决，影响我的生活、工作，以及后来的出国申请，不得已我上访省侨办要求协助。一次我又去上访，办事的许先生说：“我已将你的档案呈饶主任看过，他交代我要和有关方面积极联繫解决，所以你不必来催了”。正说间，一位两鬓花白学者模样的人走了进来。许说：“饶主任来了”。介绍后，饶对我说“你放心，我们会帮助你”。

后来我听说，饶在年青时，也像当时很多热血知识青年一样，参加了革命，并作出不少贡献。革命胜利后，他也像很多类似的人的遭遇，受到自己同志的诬陷和迫害。…也许有过那段经历，所以他对冤假错案持更加认真负责的态度。我来美国前，他已晋升爲省政协（或人代？）秘书长。以后又调北京任职，来往两地间。现已退休。1997年，我在美国获得关于「去除IgG 的血清製备和单克隆抗体製造方法」的专利，可使过程由七天缩短为二天，又由于方法改进，抗体产量数倍提高，纯度更大幅提升。从同事（访问学者）口中瞭解到，国内这类産品多靠进口，物希价昂，普罗大衆病人难受其惠。我心中感动，征得研究所同意（以産品爲只在中国国内生产销售爲限），愿意无偿协助转移技术。饶知道后，即积极通过省科委及有关方面联繫。最后终因“从未生産过，资金，设备，技术，编制都有困难”而作罢。

那信寄给饶先生几个月后，他给我回了一信（见前）。我很感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