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eadittibaer | 3 points | Jun 19 2020 18:27:59

苏联在现实政治下实施的政治体制本质与马克思理论之间的差别以及之后布尔什维克的路径发展

我们首先要考虑到，通常所谓的共产主义扩张是从苏联建立开始的。苏联建立以前和苏联建立以后的共产主义到底是什么关系，这是一个很成问题的事情。这一点我们不能仅仅考虑理论，也不能仅仅考虑后来发生的事实，因为理论和实际形势之间的差别到底是谁约束了谁，是需要看许多变数的。

像马克思在世的时候，共产主义代表的是一个比当时常见的激进主义更左的派别，他对于组织形态的反感是异常彻底的。这一点你从马克思本人在论巴黎公社、论官僚国家之类的逻辑上就可以看出来了。当时的情况是自由主义是愿意在一定程度上接受国家组织，而共产主义是坚决不肯接受任何国家组织的。他采取的政策是一个更乌托邦、更积极的政策，他要求的是一种具有中古风格的一种行会之间结合的一种自治组织。这种自治组织其实在中世纪结束以后没有多少可行性。但是由于共产主义在马克思时代所抢占的生态位，它本身就是一个打算当永久反对党的生态位，所以是不是可行对他来说不是很重要。重要的是他在激进派内部的生态位中怎样才能抢到最大的空间。因为这些激进派党派可以说在当时的形势下是任何人都没有当权的可能性的，他们也不打算当权，对于他们来说，在本来就不可能当权的各种势力中间，以表面上比较激进的言辞抢占一个话语权的优势反倒显得比较重要一些。

这个我们必须注意十九世纪的政治逻辑。国会政治从本质上讲是从哪儿来的？是封建主义的一个自然延伸。封建主义的实质就是各等级共治，国王作为贵族的领袖，贵族负责提供军事义务，然后市民阶级负责出钱，既不能动武又不能出钱那些人根本就是不算在内的。所以十九世纪的议会政治确实是资产阶级的，也就是说它是有产阶级产生的议会和掌握武装力量的贵族共同治理国家。双方之间是如何分配权力有许多细节上的差别，但是很明显，在当时，既不负责当兵又不负责纳税的无产阶级是不在共同体之内的。在这个背景之下，你才能理解早期共产主义那些所谓无产者没有祖国那是一种什么样的概念，或者说是马克思为什么根本上采取退出一切政治体制、要求砸烂一切国家组织那种激进立场。十九世纪后期发生的变化是，普选制逐渐推行，因此它对社会党形成了一个生态性的压力。在普选制实行以后，工人阶级变得有可能在议会中占有一定席位了，在这个背景下才产生了第二国际和所谓的修正主义和极端党派之间的斗争。一直到一战前夜，可以说是，第二国际还没有正式分裂，但是它内部已经存在了激进派和议会派之间的一定的张力。这个张力在列宁夺取政权以后就变得非常明显。

列宁本人是一个有趣的典型，后来他指责托洛茨基和布哈林那些人不懂辩证法，实际上你考察他的意思，他所谓不懂辩证法是什么意思？就是说是，他在革命以前、革命期间以及革命以后的立场有一个一百八十度的急转弯。主要原因就是因为，他在最初时刻是按照他永远不能执政而且永远没有希望执政那种逻辑来行事的，那时候他采取的立场基本上是极力反对社会革命党的。但是等到机会窗口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期突然出现的时候，他断然的做了一个一百八十度的大转折，把对方的纲领纳入到自己的纲领内部，为了自圆其说，他就说那些不能理解他的纲领的人是不懂辩证法。因为辩证法是一个万能的筐，它可以解释一切表面上看上去相互矛盾的东西。

列宁是这样一种人，他在某一方面是像马克思的，马克思在他在世的时候就有很多人说他是，他表面上跟普鲁士国家是深恶痛绝的关系，但是暗地里，在海外的话，他按捺不住对普鲁士强权的崇拜，而对斯拉夫人和拉丁人充满鄙视。因为马克思本人终生没有执政，所以这一点对马克思正确不正确不是太重要。但它对列宁是正确的。列宁对于德国人，特别是德国人在一战时期发明的那种动员体系，是表面谴责，暗中极端崇拜的。一战以前社会主义的普遍倾向是，他们是反对国家组织的，尤其反对国家和资本家生产集团的协调，这种协调在他们来看是一种更加危险的组合。而无产阶级的主要特点就是要去组织化，是反对和打烂这种协调的。而俄国本身呢，在一战时期实际上也形成了这样的协调组织。当时负责干这种协调活动的主要是十月党人，十月党人在斯托雷平时代基本上是一个工业家和企业家的组织。战争对于他们来说不完全是损失，同时也是个机会。因为沙皇的整个国家机器是比较原始的，无法胜任大规模战争和组织，而军事物资的生产、销售和分配，要把它搞成一个协调体系，在短时间内是难以办到的，而没有企业家和工会的通力合作，也是难以办到的。

可以说是，俄国的所谓的战时工业委员会，在很多方面都是预示了后来的布尔什维克体制，它代表着政府、工业家和工会的垄断性的合作，双方按照指标分配的方法瓜分市场，实际上是牺牲了比较分散的农民的利益。它的做法是这样的：工业家的委员会，实际上它垄断了政府的军事订货，按照政府的军事规划来确定它的生产，然后再根据它的生产配额跟各大工会合作。工会实际上拥有了招工和劳动的垄断权，拥有了控制工资的垄断权，而企业家则拥有了控制物资的垄断权。在这两种垄断权之下，政府和军事机关实际上已经不能摆脱它了。在这个垄断之下，最大的牺牲者就是农民。因为农民就失去了那种过去按照自由定价来购买工业品和出卖粮食的权力，现在以爱国主义的名义，他们必须按照军事工业委员会确定的价格，以不利于农民、而有利于工业生产者的价格来出售农作物和收买工业品。

这个体制，你也可以把它看成一种比较缓和版的斯大林体制的预演，也可以把它看成一种比较粗糙版的鲁登道夫体制的一种模仿。因为德国人搞战时工业是效率最高或者说是磨合最好的，德国人对此非常感到自豪，觉得德国是组织国家的先驱者，因为德国人的组织性比其他国家都要先进得多，所以他注定应该发挥领导世界的作用。在他看来，英国人和法国人的组织性就很差，因此他们并不掌握未来。德国发动世界大战，不仅仅是一个单纯的利益冲突，目的还是要把中欧这种先进的经济模式普及到全世界。而在协约国看来，这种模式本身就是对自由的威胁，协约国也不一定是为利益而战，他们也就是要为了保卫传统自由，不能让这种邪恶的危险新体制蔓延出去。

在当时，大家都认为社会民主党或者是任何社会主义者在政治光谱上是比自由派更左的一派，因此，它本来是会比自由派更加积极的反对这种组织国家的模式的。列宁的意义是在什么呢？用现在的话来说，他就是创造了一个极左和极右的集合体。他表面上看是以社会党极左派的身份出现，但他完全接受了右翼军国主义者的组织方式，把这些为战争机器而组织起来的军事工业生产的配额移植到苏联体制内部。这一点才是他取得胜利的秘诀。但是要做到这一点，他实际上要欺骗他的主要选民，因为他所要建立的这个体制恰好是十九世纪工人运动和所有左派势力最深恶痛绝、非反对不可的东西。这种东西是最大限度的限制了工人的自由，最大限度的实现了超经济剥削，但是它能在短时期内把巨大的力量送到前线去。

列宁在十月革命以后，他采取的措施可以分为两类。在这方面，后来无论是苏联御用史学家的解释还是西方资产阶级的解释，都没有把列宁的两种类型的做法区分开来。一种类型的做法是他作为煽动家的列宁，他的目的是破坏性的，为了破坏敌人的势力所采取的做法。比如说是像布尔什维克那种士兵委员会，破坏前线的军事纪律，以煽动逃兵为目的，破坏旧军队的统一武力，然后在军事工业委员会内部进行怠工活动，诸如此类的东西。另一部分呢，则是为了建立他自己的体制。如果把这两部分政策都混在一起就会造成一种非常矛盾和非常滑稽的现象：因为一方面，破坏敌人方面那种比较温和的管制手段；另一方面，他在自己的体制内部又来建立一个比他反对的那些东西更加尖刻和彻底的统治模式。

例如像是他在临时政府军队里面是公开宣布逃兵无罪，士兵有权力枪杀军官的；但是在他自己新成立的布尔什维克军队和赤卫队中间，又要求毫不犹豫的恢复军事法庭和死刑判决，对任何怠工者立刻执行死刑。在企业家和十月党人的军事工业委员会当中，布尔什维克的主要作用是作为工人中间的少数派，尽可能的破坏工人多数派掌握的工会，使劳动配额没有办法正常展开；而在他自己掌握的政权范围内，他实行全面的物资管制，只给服从分配的工人发香烟和面包，对于不服从分配的工人要毫不犹豫的作为怠工者而枪毙。

在他执政的最初一两个月内，跟着他走的那些人，主力是逃兵和怠工者。这些人支持他的主要动机就是因为克伦斯基政府和以前的，尤其是以前的立宪民主党，是不肯直接退出战争，不肯直接解除前线士兵的负担。而列宁呢，答应把什么东西够给他们。但是列宁一旦掌握了政权以后，马上就开始在内战中实行比以前克伦斯基在外战中形成的更刻薄的动员措施。于是最先支持他的势力，包括在十月革命时攻打冬宫的那批水兵，也首先发动叛乱，以共产主义与自由的口号来反对他。这一点其实就是列宁主义那种极左和极右相结合的性质的体现。我们可以说，很难说列宁在自己心目中到底哪一个是目的，哪一个是手段。但他反正是依靠比自由派更左的那些极端派势力，用突然袭击的方式摧垮了克伦斯基政府，然后用他真正管用的那套极右势力的手段来实现军事动员和物资分配。

可以说，布尔什维克这个基本的干部队伍，不是在十月革命的时候产生出来的，而是在后来的三年内战中产生出来的。他们在性质上和出身上有很大区别。十月革命当时和以前的布尔什维克是一个很小的党派，全党党员充其量也就有几万人。这些党员大部分是国际主义者，绝大部分成员是俄罗斯帝国的各少数民族，尤其是犹太人和高加索人。他们活动的范围遍及全世界，在俄国国内的时间反倒是很少，跟俄国社会的接触很少。通过内战时期，红军数量扩大到几百万，干部队伍也扩大到上万人。这些队伍中间，大部分人员都是他在俄罗斯国内新招募、通过临时的列宁主义训练产生出来的新型干部。这些干部没有见过国外，也不像老一辈的布尔什维克革命者一样，把在各国之间游走、发动恐怖活动当作自己的主要工作。他们的工作是跟鲁登道夫的军官和企业家，跟古米廖夫的军官和企业家非常相似，他们的主要任务是经营和管理物资的分配。这个物资分配后来被证明是一种非常强有力的力量，足以约束全社会的行为。但就当时而言的话，没有人能够真正预测到这个组织会发展到什么程度，列宁临死之前对他自己新产生出来的这个组织结构也缺乏明确掌握的能力。

原先那些国际恐怖分子组成的老布尔什维克党，在内战时期被严重的稀释了。由于内战时期官僚系统的极度扩大，布尔什维克党内以速成的方式增加了大批原先是出身农民的新党员。这些党员在托洛茨基看来是，照马克思的理论来说，农民是天生的小资产阶级分子，这些新的党员，满脑子都是落后的农民思想，混进了苏联党内以后，也使布尔什维克党的无产阶级性质受到了严重的影响，像斯大林这样没有远见和野心的庸人，本质上讲，不是他个人的性格问题或者才能问题，根本上讲他这种态度就是农民这个小资产阶级缺乏政治远见的一种体现。斯大林是热月现象的代表，因为照马克思的阶级分析理论来说，热月政变，后来拿破仑专政，就代表着法国革命以后，得到财产的那些小有产者的阶级利益，他们从内部篡夺了革命，使革命转入反动，托洛茨基认为斯大林发挥的就是这个作用。为了使革命恢复活力，唯一的办法就是什么呢？摆脱落后的俄罗斯的环境。因为马克思主义者是唯物主义者，所以他很有理由的说是，只要布尔什维克党继续留在以农民为主的俄罗斯，那么不可避免的，他就慢慢要受落后的农民的意识形态的侵蚀，渐渐的通过热月现象而堕落。在他看来，他本人的失势和斯大林这种毫无才能和野心的人的崛起，本身就反应了农民从内部篡夺布尔什维克的过程。你要是相信马克思主义的话，你就会看出托洛茨基这套逻辑是严丝合缝，基本上是无懈可击的。

而斯大林的反应，对他那些理论，其实全是现实政治角度来讲的，也就是说是，现在革命不适宜啦，欧洲革命失败啦，力量对比不利啦，都是现实政治的理由。而马克思本身那套阶级分析的理由，托洛茨基主义实际上是最接近于列宁主义的。当然这种东西落实到现实角度上，那就要出现极端冒险的手段了。苏联在二十年代的时候，它能不能够承受起在远东跟日本直接打一场战争的冒险，这是很难说的事情。后来，斯大林在三十年代以后完全掌握权力以后，他把这些活动反过来倒打一耙解释成为，就是说托洛茨基其实是一个对革命怀有不轨之心的危险分子，因为苏联是国际无产阶级的唯一希望，所以他拿国际无产阶级的唯一希望来冒险，实际上是体现了他不忠于列宁，企图从内部破坏列宁成果的一种企图。

另一方面更重要的就是，无论谁对谁错，反正1927年和1928年的损失是相当于1923年和1924年欧洲革命失败以后的又一次重大损失，它是老布尔什维克组织遭受的一次严重打击，等于说是列宁时代那种具有国际恐怖主义性质的老布尔什维克党团组织又受到了一次打击。那些人本来就没有多少，因为在一战以前，党员的数目本来就是很少的，哪怕是包括了从国际上跑来的那些荷兰人、英国人、法国人这些人都加在一起，人数也就那么多。而且这些人又由于他们的工作习惯的缘故，他们多半不愿意在俄罗斯内地去干什么苦差事，去跟着斯大林搞什么这儿修水坝啦那儿修工厂啦这儿修路那儿修路那些庸俗的工作。

老实说吧，这是个性格问题。你仔细想想那些革命的是什么人，如果我是一个具有工程师那种性格的人，我可以有这个耐心，很有耐心的在这儿修公路在那儿建厂，这种人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前有可能加入共产主义革命么？不是这样吧，我如果有这个耐心按部就班去干活的话，我为什么不就近在斯托雷平的手下或者是在英国、法国手下当一个助理工程师呢？我当时不用革命我就能给你干修桥补路的活儿了，反正大家干的都是同样一个活儿么。所以从性格特征来说，那些人，用我们现在的话来说，他们能够参加革命，那就不是省油的灯，是具有浪子性格的人，他们根本受不了在一个地方老老实实的遵守组织纪律性，老板让你干什么，你就老老实实去干就行了，除了你的本职工作以外，你最好是没有头脑，干活干得越多越好，问题提得越少越好。如果他们是这种人的话，他们一开始就不会加入列宁的布尔什维克党。但是列宁的布尔什维克党成立以后，你既然有了俄罗斯这个盘子，你在俄罗斯内地总得需要有一些干活的人，而既然你已经把所有的其他政党都给打垮了，这些干活的事情就还非得招一批新的党员来干不可，而这些新的党员就是跟着斯大林这个干活的人走的。斯大林系统的人多半就是这种人。

而季诺维也夫系统的人呢，那就是比较接近于列宁时代的老布尔什维克这种，具有冒险家和浪人性格这种人。这种人自然而然的，他会觉得，啊，如果是像跟以前资产阶级老板一样，留在内地去干这些日常的行政工作或者建设工作，是非常烦人的事情。他们出于天然的本性，他们就希望世界革命继续熊熊燃烧，我们继续到革命前线去过革命浪人的生活。因此这些人最容易跟着托洛茨基或者季诺维也夫去走，到欧洲去，到远东去，继续把革命事业推向前进。也正因为是这样，在革命事业受到损失的情况下，这些人死得最多，大部分损失都是他们。这批老革命的损失，对于季诺维也夫来说，是一个没有办法弥补的失败。

斯大林呢，他有全国性的干部。可以说是在世界革命要失败以后的话，季诺维也夫和他的系统成功的机会是很小的，不是绝对没有，季诺维也夫如果有列宁那样的魄力和列宁一样好的运气的话，他也可以凭借少数，用突袭的方法干掉斯大林，然后扭转局势的。但是后来证明他没有这样的机会，也没有这样的能力的。机会和能力，到底谁是运气好，谁是能力好，这件事情本来就是很难区别的。列宁搞十月革命是很冒险的举动，按照实力对比来说，万一稍微出一点意外的事情，说不定他就倒下了，而他党内的大多数人本来就是不支持他，他也很可能完蛋的。

你要从更长期的角度来看，那等于是这个样子的：首先，苏联早期的正统意识形态是世界革命，这一点是没有问题的，这不是苏联本身的特点，而是整个十九世纪社会主义者，他们的基本逻辑就是国际主义，列宁本人也是要世界革命的，这是没有问题的事情。一国建立社会主义，那不是说是斯大林提出来的，而是苏联最后在欧洲革命革不出去，在亚洲革命又革不出去，最后走投无路，发现自己已经被关在俄罗斯这个监狱里面了，没有办法，只有自圆其说一下，才制造出一国建立社会主义的这种理论来的。一国建设社会主义这件事情，就相当于是诸葛亮说他以后要专门建设巴蜀一样，你想他会在什么情况下说出这种话？那肯定是北伐失败以后他才会这么说的。但是这种格局呢，就自然造成了内部的此消彼长，越是支持世界革命的人，你垮得越快。最积极支持世界革命的人是托洛茨基，所以他第一个先垮；其次是季诺维也夫和共产国际，所以他跟着就垮下来了。

季诺维也夫垮下来以后，苏联在国内的权力结构变成了斯大林和布哈林的天下。这两个人在具体政策上虽然也是有一定矛盾的，但是他们两个人有一个共同点，他们都希望守着苏联的盘子，削弱对外扩张的力度。对外扩张是一个消耗性巨大的事情。因为列宁时代比较短，所以制造神话的人容易去找列宁时代，有很多人在后来苏联快要垮台的时候都说是，啊，事情都坏在斯大林手里面，如果让列宁晚一点死的话，斯大林也许不至于猖獗到这个地步。其实恰好相反，斯大林比列宁要温和得多。列宁榨取的力度比斯大林要大得多。为什么是这样呢？就是因为列宁他是一个天下为家的人，俄罗斯对他来说是一个导火索，只要把火燃烧大了，导火索烧光了也没有关系的。列宁本人是犹太人，他手下的人净是些犹太人或者少数民族，他们本身是不大珍惜俄罗斯的，他们对俄罗斯的掠夺才是真正残忍的。而斯大林反而比较好一点，斯大林虽然按照资产阶级的标准来看，他也是掠夺得很厉害，但是他只有俄罗斯这一个盘子。

你可以很公正的说，斯大林至少对俄罗斯的重工业建设，虽然他在技术水平上不能说很高，但是他对苏联内地的工业建设，他是出了一把力气的。列宁是不肯出这个力气的。同样的资金和资源，列宁是宁可把这些钱发到国外的颠覆分子上去的，因为他觉得他很快就能回到欧洲；你如果要让托洛茨基去当权的话，他肯定会把这些资源用到红军身上去，然后用这些红军去打张作霖或者打日本，去发动世界革命；如果这些钱落到季诺维也夫手里面，他肯定要把这些钱弄去支持全世界的工人运动，支持爪哇岛的革命运动，支持印度的提拉克革命运动，支持埃塞俄比亚的革命运动，也把它花光。也只有在斯大林和布哈林的手里面，这些钱才会留在苏联国内搞建设。

斯大林和布哈林有很多细节上的差别，但是如果我们用几句话简单粗暴地概括一下，就是说是，斯大林和布哈林的共同点在于，他们都不希望把钱花到国外去，希望降低世界革命的烈度，都希望把钱用在苏联境内。但是斯大林希望主要的把这些钱花到军事工业上面，使苏联在将来万一遭到外国入侵的时候能有抵抗能力；而布哈林呢，则希望主要把这些钱花到农村建设上面，尽可能的使占苏联人口绝大部分的农民富裕起来。在季诺维也夫和托洛茨基还在的时候，可以说是，钱花在农村还是花在城市，这一点不是重要的差别，只是一个细节上的差别。把钱花在苏联国外还是苏联国内，这才是根本性的差别，是最大的路线斗争。所以不难理解为什么斯大林和布哈林能团结在一起。

当然这个团结也有一定性格上的原因。因为斯大林这人搞理论是不行的，他的常识感可能比知识分子更多，但是要讲写文章、讲理论分析，他显然不如党内最主要的秀才布哈林。而布哈林呢，知识分子惯有的毛病是什么呢？是嫉妒心。知识分子像女人一样嫉妒，有一个知识分子的地方，它容不得第二个知识分子，就像美女最讨厌的是身边有其他美女一样，知识分子需要有观众，他希望所有的观众都不断的向他鼓掌，啊哈~你看你是多么聪明，同时还要不断的骂其他知识分子，他是sb，他也是sb，他他他也是sb，跟崔永元说周立波一样，我们文艺界的风纪很不好，我们天天都在骂别人，你们就比他们好得多，你们只是一星期骂一次。这是知识分子的惯例。所以知识分子最喜欢的人从来不是知识分子。知识分子最喜欢的是非知识分子，这些非知识分子可以老老实实给他当观众，不断的崇拜他，同时要顺着他的意思去骂别的知识分子。

斯大林能够满足布哈林在这方面的要求。因为众所周知，布尔什维克党内最缺乏知识分子性质、最笨的人就是斯大林。他这个人适合于当观众，谁也不觉得他有资格当演员。而布哈林则是党内的秀才，也就是说他是表演欲望最强的人，他最需要别人的掌声。而斯大林表现得很愿意给他掌声，所以他自然而然的就觉得，他比托洛茨基要好得多。托洛茨基也是一个虚荣心极强的人，如果他跟布哈林混在一起的话，两个人必然是要争风吃醋的。但是斯大林这人没有或者说是很缺乏文学方面的虚荣心，他在乎实际上的权力，却不在乎别人的掌声不掌声。所以他们两个人等于是有一种性格互补。布哈林爱虚荣但不爱实权，掌握实权是一件很累的事情，知识分子一般都是懒人，让他们掌握实权，干枯燥的日常工作，又没有掌声，又累又没有人夸奖，他们很少有人愿意坚持下去的。但是正因为这一点，他们很难掌握实权，他们要的是虚荣。而斯大林这个人恰好是不在乎虚荣而在乎实权的人，两个人在性格上也是一拍即合的。更不用说在政策上，他们都是一国建设社会主义这个流派的人。所以北伐失败后的那几年，主要的特征就是斯大林和布哈林联合起来，整倒了托洛茨基和季诺维也夫。

然后在这个阶段，季诺维也夫和托洛茨基的性格差异起了一定的作用。托洛茨基是一个比较硬的骨头，他怎么也不肯屈服，于是新的中央只好把他赶到国外去，因为当时斯大林的权力还不像后来那样大，所以还让他活着出去的。但是季诺维也夫就吓破胆了，其实他当时如果肯跑到国外去，他也是有机会的，但他宁可卑躬屈膝的全党认错。他这一个认错对后来的发展起了很大的作用。如果没有他这个认错的话，斯大林后来会不会搞大审判之类的演出是很成问题的。因为他给斯大林一个印象，哈哈~原来你们这些所谓的老近卫军其实是些软骨头，我把你们抓起来以后，你们肯定会配合表演，上法庭去给我表演一下，说你们是叛徒、内奸、间谍，我才是列宁同志的真正继承者。如果季诺维也夫当时硬一点的话，斯大林最后虽然仍然会攫取权力的，但是他说不定会采取另一种办法，例如直截了当把你们杀光了事，就不见得想去表演了，就不会去搞莫斯科大审判那种表演活动了。

表演这件事情，即使你用威逼利诱的手段，归根结底你还是需要受害者做一定的配合的，你一定要让受害者在法庭上痛心疾首的表演，哎呀！我就是帝国主义间谍，我就是背叛了列宁同志，这些话来说，如果你真是硬骨头的话，我死了就死了，你杀我全家就杀我全家，这个表演还真的是搞不成的。能够搞得成，就算是有杀全家的威胁，也说明你其实就是一个软骨头。这一点，从侧面说能说明什么问题呢，就说明沙皇其实是非常仁慈的，像这样的软骨头，沙皇只要稍微狠狠地整一下，保证他最近二十年之内不敢再干了，但是沙皇确实是太仁慈了，所以没有怎么真正的整他们，所以他们才理直气壮的革命到底了。等斯大林给他来真的时候，他们马上就暴露自己的本色了。

但是这些个人性格诸如此类的分析都不是很重要。最重要的事情就是说明什么呢？十月革命是一个小概率现象，列宁冒险成功了，不是说别人冒险都能成功。其实你要说真的讲忠于列宁的政策，那么斯大林和布哈林并不是怎么忠于列宁政策的，因为他们的政策都显得太谨小慎微了，不肯冒险。而托洛茨基和季诺维也夫虽然也不是完全忠实于列宁的，但是他们在冒险性这方面自然也要靠列宁这样，比较接近于列宁。如果说布尔什维克在1917年的掌舵人是布哈林和斯大林的话，那十月革命是不可能发生的，斯大林和布哈林这两个人在十月革命当时是不可能采取冒险行动的。而就是因为列宁和托洛茨基这样的冒险家在1917年掌了权，所以十月革命才能够产生。

但是反过来，如果列宁和托洛茨基这样的冒险性格的人在1928年仍然掌权的话，苏联估计就完蛋了，他们肯定会把苏联拖进破坏性的战争。要知道1928年的苏联，它还不是1940年的苏联。我们不能说是，1940年的苏联有T-34坦克什么什么的，能够跟希特勒对拼，他在1928年就能对拼。完全不是这么回事。列宁死后，斯大林掌权以前的苏联跟斯大林掌权以后的苏联是完全不同的两个国家。列宁的苏联、布哈林的苏联、斯大林掌权以前的苏联是一个农业国家，它最精锐的部队就是布琼尼和伏罗希洛夫那些骑兵军，从中亚派来的战马，千军万马冲锋，这就是它最厉害的打法了。十月革命以后的俄罗斯内战，本质上来讲还是一战前那种战争。一战以后更现代化的战争，当时它还打不来。当时顶多是图哈切夫斯基这样的少数人有一点点想法，懂一点。但是有一点想法并不算数，重要的是要有资源。

图哈切夫斯基要想搞军事现代化需要什么呢？当然是钱和工业，需要有大笔的军费，还要有一个重工业系统作为支持。谁能给他制造这种重工业基础呢？就是斯大林才能给他制造重工业基础。在没有斯大林以前，这个重工业基础不存在，那支能够打败希特勒的军队也是不存在的。在这个时候如果列宁和托洛茨基这种人掌权的话，苏联，不要说是不一定打得过德国人，甚至不一定能够打得过日本。你从他后来在外蒙古那些战绩就可以看出来了，他跟外蒙古那些很原始的蒙古骑兵打仗，吃亏吃的是很大的。这样的部队如果在当时跟日本人打仗的话，确实是非常前途未卜的。你也可以说，苏联实际上是赶到了最好的运气：它在建国时期碰上了列宁和托洛茨基；在列宁死后的权力斗争中间，又让斯大林给赢了。

因为斯大林这个人得罪人太多，得罪人太多是因为他掌权的时间长，掌权时间长，你必然要得罪人多，这是不可避免的，所以愿意说他好话的人实在太少了。但是实际上讲，你要真正公正的讲，从苏联本身的角度来讲，幸亏三十年代最后胜利的人是斯大林。斯大林这个人，按照资产阶级标准来看，他仍然是非常残忍和激进的；但是按照无产阶级的标准来看，他已经是当时苏联党内最保守和最谨慎的人。这个保守和谨慎同时体现在国内外的。就是说，斯大林在北伐以后那几年，在整个三十年代，他对远东的干涉都是很不积极的。如果他真的保持了越飞和加拉罕时代的那种锐气的话，那么李立三和瞿秋白就不会死得那么惨了。

斯大林的做法实际上是这样的，他尽管讲理论讲不过托洛茨基和布哈林，但是实际上他的健全常识比托洛茨基和布哈林都要多。无论托洛茨基嘴上讲得多么清楚，他实际上不知道帝国主义是惹不起的，在苏联当时那种国力的情况下，惹不起还要硬去惹的话，牺牲的一定不是帝国主义而是苏联本身。所以苏联至少需要二十年缓冲期，至少要把国内的军事工业搞起来，搞到能够跟帝国主义决一雌雄的地步，然后我才能搞下一步。另一方面，他讲经济方面的理论他当然也讲不过布哈林，但他也知道布哈林是错的。按照布哈林那种循序渐进的方法，首先我们要让农民富裕起来，把农村的经济搞活搞好，然后进一步发展轻工业，在轻工业的基础上进一步发展重工业。所有经济学家都会说，哎~这是最好的、最循序渐进、最稳健的办法。

但是你有这样的时间么？等你先把农村搞好，然后再把轻工业搞好，等你发展到重工业，那就已经猴年马月了。如果苏联是一个国家在月球上，你可以考虑这件事情，但是苏联还在国际体系当中。按照你布哈林这种路线，可以说，在未来二十年，苏联仍然是一个农业国家，仍然不会有很强的军火工业，而德国和日本的军火工业则在突飞猛进。那么二十年以后，苏联会落到什么样的下场？就算是我的政策会饿死几百万农民，但是我至少可以用我的政策武装几百万先进的军队。到底是几百万先进军队重要还是几百万农民重要呢？当然是军队重要。有这些先进的军队，农民饿死了，以后历史学家怎么说我那是另外一回事，反正在我有生这二十年之内，我能够站得住脚了。你让农民先富起来，然后等敌人打进来以后，这些富裕的农民，谁知道他们会干什么，反正他们不能直接转化为战斗力的。那样的话，苏联灭亡了以后，我们岂不是全都要挂路灯么？这样的话你让农民富起来又有什么鸟用呢？农民的利益并不是时时刻刻都等于党的利益。

但是这个理由他又不能写下来，他不可能说是，亲爱的布尔什维克老同志们~你们要认清形势，现在的形势是，要么让农民去饿死，要么让我们去挂路灯，你们选择吧~你们愿意自己去挂路灯呢还是愿意让农民饿死。这样说出来的话太政治不正确了，他必须用一些乱七八糟的振振有词的歪理来解释他真正要说的话。我刚才描绘的才是他真正要说的话。他看穿了这一点，但是出于政治上正确的目的，他不能这么直截了当的说，他只能绕着弯的说。但是绕着弯的说表达出来的意思也是一样的。而且从党的利益上讲，他这么做是完全正确的，他至少是延长了党的寿命，没有让党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前那种非常危险和脆弱的情况下，干脆直截了当的就垮台。

当然在这个过程中有很多人都是要牺牲的，包括当年跟着列宁革命的那些老布尔什维克，那些一心梦想着世界革命、不到全世界各地去游来游去就不舒服的那些人。其中就包括了越飞。越飞之所以自杀，骨子里面就是这样的。他临死之前给托洛茨基写了封信，很清楚的表现了他对革命的绝望情绪。在他这种人眼里面看到的是什么呢，他在革命前最痛恨的、认为革命以后可以一劳永逸避免的那种庸俗习气，最后又重新浮上来了。他一辈子跟小资产阶级分子作斗争，现在却发现小资产阶级在党内已经掌了权，他所做的一切都是徒劳的。

但是你也可以说，这一切其实都是必然的。像能够充当革命英雄那种浪人，在任何稳定的社会都只能是社会边缘人和极少数，能够充当社会栋梁和构成稳定社会支柱的那些人，必然是比较乏味，满脑子庸俗习气和小资产阶级习气那种人。所以从这个角度上来讲，你也可以说，托洛茨基特别受知识分子欢迎那不是偶然的，他的理论分析确实是很正确。斯大林当权是一个庸俗势力的胜利，但是话又说回来，人类本身就是依靠庸俗势力维持的，如果人人都是知识分子的话，那么人类肯定早就灭亡了。

斯大林那一套，他的问题呢，就是说是，你按照市民社会的标准来看，他的问题不是他太庸俗，而是他还不够庸俗。他如果足够庸俗的话，那么苏联就直接实现资本主义复辟了，那就用不着等到戈尔巴乔夫了，他其实还是不够庸俗的。但是按照早期布尔什维克的角度来看，他已经庸俗得太多了。这个没有办法。你从列宁时代那种一点也不庸俗，发展到戈尔巴乔夫以后那种彻底的恢复庸俗，中间总得有一个过渡阶段。你可以从列宁过渡到托洛茨基，从托洛茨基过渡到季诺维也夫，从季诺维也夫过渡到斯大林，再从斯大林过渡到勃列日涅夫，这是一个苏联共产党内部庸俗性和市民性不断增强的过程。最后增强到积重难返的时候，苏联就不存在了。

这个退化的过程差不多是有一种内在的必然性的。就像你可以合理的预测，无论是北魏的鲜卑人，还是金朝的女真人，还是清朝的满洲人，只要他们搬到中原里来，变成中原王朝，他们早晚会一点一点退化，丧失他们的战斗力，变得跟汉族的官僚没有什么区别。这是一个必然会发生的进程。等到他们完全变得跟汉地的官僚没有区别的时候，他们的王朝也就走到末日了。其实苏联的情况也就是这样的。只有苏联共产党员是一批特殊材料制成的人的情况下，苏联才能存在，但是特殊材料是不可避免的要退化为庸人的。斯大林代表着这个退化的一个中间环节。他并没有像是托洛茨基所夸张的那样，已经彻底变成庸人了，但他确实代表了列宁时代通向庸俗化的一个中间状态。

三十年代以后斯大林时代的苏联那个，你可以说是一个列宁主义的2.0版本升级。

2.0版本跟1.0版本有什么不同呢？1.0版本，它是一个以恐怖主义为核心，以社会为外围的一个结构。恐怖主义团体本身对社会没有责任感，这是它的长处，因为别人都有所顾忌，只有它无所顾忌。它可以把一切都糟蹋掉以后，甩开挑子就走人；而别人呢，都必须自己制造出烂摊子以后自己还要负责收场。所以它的活动自由度要大一些。它对社会抱着一种局外人甚至是敌对的态度，它把社会和资产阶级看成同义语，是一种进攻性的态度，它没有缓冲集团。所以它得到俄罗斯以后，基本上把俄罗斯搞烂了。但是这样看又是长不了的，它把俄罗斯搞烂了以后，下一步是什么？肯定是周围的资产阶级国家看到俄罗斯衰弱了以后就来进攻你，然后最后把你吃掉。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列宁主义要么灭亡，要么就是通过自然演化产生斯大林主义的2.0版本。

斯大林主义这个2.0版本是什么呢？它在列宁主义的核心党之外，加了一个中间层，一个技术官僚组成的中间层。这个技术官僚能够在苏联实现工业化建设，这给苏联提供了合法性理由。以前共产党是一个革命的党派，它把俄罗斯本身当作点燃世界革命的工具，也就是说是，我是火，你是原材料，你想想火和原材料的关系是什么？我是火种，火种遇到原材料会发生什么事情？我烧光你。烧光你，好把火传到别的地方去，把别的地方也跟着烧光。但是斯大林的共产党，它不是这样的，它仍然是火种，但它也是一个建设者，它把火种投到国外去，但是，它要在国内搞成一个军事工业体系。军事工业体系不是革命者、破坏者能够胜任的，只有技术官僚才能够胜任建设者的角色。因此他必须给技术官僚一定的特权。他在消灭资产阶级之后，必须培养一个资产阶级替代品。这些人像过去的资产阶级一样，发挥社会中间层的作用，由他们来组织群众，组织生产。

无论理论上怎么讲，组织者和被组织者是不一样的，组织群众生产的官僚，在生态位上，他跟过去的资本家处在类似的地位，尽管资本家是自由经营的，他们根据市场来相互竞争，而技术官僚没有市场，他通过国家计委的命令来工作，但是他毕竟是统治者和群众之间的一个中间环节。因此，斯大林主义跟列宁主义的不同在哪里？它产生了一个准资产阶级，或者说是准中产阶级。技术人员和官僚组成了苏联社会中间层，这个中间层增加了它的稳定性，也使得苏联由一个颠覆集团变得有点像一个国家，靠着这一点，它才不会在其他国家压力下灭亡。可以说是，斯大林体制，确实像托洛茨基所说的那样，它是苏联向资产阶级复辟的一个中间环节。

后来，现在的西方左派其实也是这个观点。西方左派解释苏联灭亡和冷战结束的基本理论是什么呢？这些理论写得非常复杂，但是我相信我可以用比较简单的方式把它描绘出来。用一个简单的公式讲，他们的逻辑是这样的：苏联为什么灭亡？不是社会主义灭亡了，恰好相反，苏联灭亡，因为苏联也是资产阶级。为什么苏联也是资产阶级呢？因为苏联统治的是谁呢？苏联统治的是技术官僚。尽管他们也是共产党员，但他们是主持工业发展的技术官僚。他们不是西方的自由资产阶级，但他们也是跟西方的自由资产阶级一样，是一个主持工业生产的准资产阶级。所以我们把资产阶级定义改一下，我们可以说，西方的资本家，资本主义社会的资本家，和苏联的工业家和技术官僚管理人员，属于同一个阶级。这样一下一切不就都可以解释了吧。苏联尽管形式上不同，但它也是一个资产阶级国家。苏联的失败，不但不能说明社会主义失败，反过来还是证明了资本主义的必然失败结局。这一下我又可以把我的理论解释圆了。当然实际上能不能行得通那是另外一回事，但至少从嘴上讲，他们算是又进入了一种永远胜利的状态了。这个理论中间，除了为自我辩护的层面以外，也是有几分真实的层面在内的。这个真实的层面就是说，苏联确实在斯大林时代产生了一个技术官僚系统，而这个技术官僚系统越来越变得像是苏联存在所必不可少的东西。

因此这就影响了苏联的对外政策。斯大林在三十年代的对外政策逐渐的转向，由全方位的革命，转向联合西方的资产阶级民主国家，重点围剿德国这种新出现的威胁。德国和意大利这种法西斯国家，除去骂人的称呼以外，它到底是什么东西呢？其实它也是一种演化2.0版本。斯大林主义是列宁主义的演化2.0版本，是在列宁主义基础上的升级；希特勒呢，他也是在鲁登道夫和旧式的法西斯主义基础上的升级。旧式的法西斯主义者是怎样镇压无产阶级革命呢？它无非就是通过民团这样的组织，你工人阶级不是要组织赤卫队么，我也组织反革命的民团，你有你的左派工会，我也有我的右派工会，赤卫队和白卫队对打，看看谁能打赢。这就是二十年代的法西斯主义镇压二十年代布尔什维克的做法。

但是在苏联做了相应的升级，产生了斯大林主义的时候，法西斯主义也相应的升级产生了2.0版本的希特勒主义。希特勒主义受列宁主义的影响非常之大，正如列宁主义受鲁登道夫影响非常之大。敌人和敌人之间是经常相互影响的，之所以相互影响就是因为你对我的威胁很大，如果你是个无关紧要的人，我基本上不在乎你是什么，我很难受你影响的。但是你既然对我的威胁很大，那么我时时刻刻防着你，我反倒可能特别容易受你影响，看你哪儿的破坏性最大，我至少要想出相应的防御办法。

而希特勒主义的防御办法是什么呢？它恰好是从苏联这儿学来的社会学校和集体管理的做法，它也产生出了对工业体系的一个整体性的管理，要求企业家为了国家的利益调整他的生产计划。苏联有自己的五年计划，纳粹德国也就产生了自己的三年计划。你从这个名字就可以看得出，三年计划其实是五年计划的学生。但是它也有它的升级部分。它考虑到斯大林体制的极度残忍和低效率，它不是直接采取没收私人财产的做法，它留用原来的企业家，允许他享有企业的红利，但是它剥夺了原有企业家的经营权。

其实它干的事情就是，翻译成我们现在的语言，它干的事就是，党组进驻私人企业。进驻私人企业以后，我不干涉你企业家的一般活动，也不干涉你分红和投资，但是你的经营活动要符合国家目的，在涉及国家大政方针的情况下，比如说，我进驻的是你的一个报社，那么你记住，赚了钱归你老板和股东是不错的，但是你报导的整个舆论导向方向，必须符合戈培尔博士的领导，要不我让你好看。我这个党组是干这种的事情的，我不是像斯大林的党委书记那样，什么事，生产活动我都给你具体管起来，但是我通过大政方针的限制把你管起来。

如果我进驻的是，比如说是克虏伯公司这样的军火生产厂家，那你就要记住，你不能像以前在十九世纪那样，我生产出武器来我到处去乱卖，李鸿章同志如果来了以后我就把最先进的军舰卖给了李鸿章，德国海军还没有的东西，我先卖给了北洋舰队。塞尔维亚人和保加利亚人打仗，谁先来我就先把货卖给谁，谁出钱多我就把货卖给谁。以后你们不能这么做了。你搞生产搞技术还是你们继续去搞，但是，以后货卖给谁、怎么卖法，我们党委书记要给你进行必要的指导，你一定要听我们的话。在这个前提之下，你们发财是你们自己的事情，我们不会像布尔什维克那样打得你们无家可归，让你一个钱也没有，你的钱还是你自己的，但是你怎么花钱，你的自由受到了极大的限制。

其实纳粹体制是什么呢？它是一个介于共产主义和自由资本主义之间的一个中间环节。纳粹德国在各方面的自由度都比布尔什维克要大一些。例如像是，纳粹德国你要出国是很容易的事情，它不会像是布尔什维克那样，你如果生在集体农庄，你就是到农村去也别想，户口制度绝不会允许你动一步的。但是德国人是可以有随便的自由的，你只要有钱，你换外汇随便去换，出国旅游可以随便旅游，如果你旅游了一段时间以后，你突然留在美国不回来了，也没有人会管你和追杀你。他比你自由得多。但是你有一个条件，就是说是，你不能直接反对体制本身，你不能反对元首和元首的政策，在这个范围内，在一般的社会活动中，你其实比苏联要自由得多。但是它已经不像是自由资本主义那样自由了。这就是希特勒主义的实质。

日本人在东三省的政策跟希特勒在德国的政策是类似的，他也模仿了苏联。苏联搞五年计划，德国人搞三年计划，满洲国搞四年计划。基本就是一样的。尽管他们也是搞一个妥协政策，他没有彻底取缔资本主义，也没有彻底取缔市场经济，他只是通过国家指导的投资，把经营的重点集中在铁路、矿山和军火工业这一方面，尽可能把投资引到这一方面来。因此满洲国没有出现像苏联那样大规模的饥荒，采取了一种比较温和平缓的发展方式。但这种发展方式仍然是有政府导向在内的，而且导向也是指向重工业和军火工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