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fnc137 | 1 points | May 26 2022 00:40:19

论中国人的国民性

按一些sub的称呼，就是”zhi性“，我本人并不提倡这个称呼。简单地说，这种国民性，就是无产阶级“朝不保夕，有今天没明天”的心理特征在行为上的体现。这里的无产阶级与马克思定义的proletariat不符，但是和马克思定义的lumpenproletariat是相符的，所以定义上依照后者。这种阶级特性绝对不是中国人独有的，而之所以这一点在中国特别适用，就在于中国人民无论贫富，人人都是无产阶级，贫富不能定义中国人的阶级，所以统一体现出这个特质。需要注意的是，流氓无产阶级不等于穷人，他们原本在定义上是被排除在社会公共秩序以外的没有保障的人。

Lumpenproletariat的特征，就是“有今天没明天”，比方说，我今天在县城开了店赚了钱，不幸消息走露为众人所知了，明天就会有各种地痞流氓来找麻烦，有消防或者税务局来罚款吃拿卡要，很快我的店就要出于某种原因”自愿“转让给当地领导的某个小舅子。出于这些原因，我必须趁着我能赚钱的时候大赚特赚，用地沟油和合成假肉降低成本，“只争朝夕”，而不是考虑着提高产品/服务质量，或是产业升级这类可望而不可及的目标。正是因为“有今天没明天”，所以一个人的行为方式上更多的体现出“inpatient” 这个特点，无论是商业行为还是交友方式上，他都要体现出一种“一次性交易”，“落袋为安”的这个心态。从能够榨取资源的对象身上一次性的榨取最大资源，而不考虑维持长期的关系，也自然不会考虑行为是否体面，是否符合公共道德。这种现象，表现为各种朋友圈drama和婚宴、自助餐上”吃相太难看“，上演各种”无双“。这样的人，他绝对不会相信什么公共道德与秩序，如果他在外表上显得在遵规守纪，那绝不是因为什么道德素养，而是惧怕随时可能打到身上的警棍和铁拳。

众所周知，中国施行社会主义公有制。也就是说在中国，一个人所拥有的一切，从财产到生命，都不是自己能够支配的。这一点并非是从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才开始，而是两千年来“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的秦政统治习惯使然。在中央集权的皇权统治下，一切王侯、公爵的头衔和领地都名不符实，没有带来传统封建制度及封建权力所保障的生命财产安全。确实，一个“举人”或者人大代表的身份，可以给你带来一定程度的保护，但是这种保护只能对比自己权位更低的人起作用，对上则不起制衡作用。在《红楼梦》里也体现的非常明确：故事最后，皇帝找了个理由就把贾家抄了。实际原因当然是皇帝缺钱，他认为贾家有钱。贾家虽然没造反，但在皇权压迫下，就只能引颈就戮而已。说到底，贾家的财富不过是皇帝临时寄存在那里的，皇帝要拿，也没有人可以阻止。在这样的制度下，任何一个富有的人，可以仅仅是因为得罪了公权力（的实际执行人），而在一夜之间变得一无所有。相反的，一个人如果能够从贫穷变得富有，那么要么是他自己本身是官僚资本的执行人或者某种白手套，要么是他搭了某个政策的便车。当然，当白手套和搭便车所获取的一切资源，随着政策的改变，又要完璧归赵式的返还到统治集团手中。可以说，在中国的一切”有产者“，都有随时失去财产的风险：他不是财产的拥有者，只是对这些财产临时拥有了支配权。同样的道理，任何国有和公有财产也都必然面临着“公器私用”，”取之尽鲻珠，用之如泥沙“的处理方式带来的风险。

一方面是私有财产不受保护，另一方面是社会的急剧原子化所造成的巨大不安和不确定性：单一社会成员没有任何社会组织可以依附，缺少应对意外风险的能力。旧有的儒家宗族社会、伊斯兰教沙里亚法的法团，以及天主教会，都要承担救济教区贫民的职能，而在一个大政府支配一切的大环境下，自发秩序消散，原子化的个人能够依附的就只能是自己的那个小家。而偏偏这样的大政府在中国提供的福利或者社会保障措施极其有限，尤其在农村更为明显。这种巨大的不安和不确定性迫使原子化的个人很容易意识到，自己的福祉是与他人和社会没有关系，甚至是此消彼长的，从而把社会规则解读为一个零和游戏，把不惜破坏社会公共秩序来获取个人利益作为自己行为的一切前提。

造成这个现象的原因，可以理解为中国两千年以来权力无限扩张的大政府以及社会原子化所造成的普遍心态。可以说，在大政府大行其道的当下，全球范围内的社会基层化，原子化的倾向是比较明显的，旧有的社区道德秩序解体的倾向也非常明显。当然，一般国家是远远达不到中国这个程度的。如果要问中国人是不是实际受到了制度的迫害，那么答案必然是肯定的；中国上至最高统治者下至平民百姓，每一个人至少在生命的某个时刻都受到过迫害。同时，一切迫害者同时也都是受害人；这个话反过来说也是可以的。在这样的环境下，它能够发展出来的政治经济秩序的上层建筑，是非常有限的。很不幸的是，在这样的一个彻底的无产阶级环境下，一切更高等级的文化、秩序，亭台楼阁，能够存在和发展的前提，就是它既从大多人那里吸取了养分，又隔绝了大多数人的参与所带来的影响。

最能代表这种国民特性的人物，当然就是张献忠了。他在一些地方的寺庙里被供奉，在斗私批修的年代，被当局视为“反抗反动地主阶级的农民起义军领袖”，在网络论坛和讨论版上被认为是一位具有理想主义色彩的悲剧英雄人物。他的“七杀碑”碑文，尽管措辞残酷，但似乎看起来有那么一点“替天行道”的意味。但是，张献忠的本质只是一个土匪，而且他和一般占山为王的土匪不一样，他是流匪，他没有自己经营的根据地，他不生产，只吃别人，到哪里就吃哪里，竭泽而渔，吃干抹净。张献忠就是这样一个彻头彻尾的秩序破坏者和消费者，他所谓的“理想主义”，也和李白丢了官位之后的“安能摧眉事权贵”一样，纯粹是为了给自己的失败和荒唐行径进行合理化和开脱。他的实际经历正如鲁迅先生指出的那样：一开始想学朱元璋当皇上，李自成抢先了让他没有皇帝做；清军入关，李自成的迅速失败让他没有办法割据一方当刘备；在四川，他始终没有办法完全掌控一片自己的地盘，迫于暴力归附他的人民很快都离他而去，于是对于临时归附自己的人民，他也就像是一个哭闹的小孩对借来的玩具一样尽情的砸，尽情的毁，心想反正不是自己的玩具，不是自己的就都要毁掉。临了还要哭喊都是玩具不好！玩具主动要求被砸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