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obyrickdom | 1 points | Apr 27 2022 18:04:00

[转载]惯于争鸣的长沙人 作者未知

长沙：幻象与乐园 　　这是一座雌雄共体的城市。它既有湘楚文化之霸蛮，又有小城遗风之从容。它既能为革命流血，亦能光怪陆离、夜夜笙歌。它善于独创思想一鸣惊人，面对偶像文化却又无从抵御。“超女”、“快乐大本营”等源于此地，自有其文化土壤。它充溢着十足的人间烟火和与生俱来的娱乐精神，甚至还有某些轻狂。但这又是一个标准的内陆省会城市，有着保守的主流文化，是一个熟人社会，是一个过于有根的地方。这种矛盾也让我们的主笔邹波与他的年轻同事产生了分歧。后者认为，这是个欢乐的青春城市，试图证明年轻人生活的力量、意义与价值。而邹波则认为他们仍将生活在上一代人的阴影里，并从此开始采访一些长者。你即将看到的，就是这样一个争鸣的城市。

在我的心路历程中，通过访问这些失败的知识分子，这次真正涌起了对知识分子的同情，之前为了寻找中国人的正常智识，我在草根里寻找，所谓民间，我听到的更多的是如何活学活用制度，我甚至一度还憧憬过台湾中产阶级的教养，甚至还到商人堆里去寻找成功学的安慰，却一直犬儒地继续无视着身边的知识分子在这样的时代“我执”的可贵。而在采访了一些“不做人”的长沙知识分子之后，突然，我再次非常不习惯与这些同样喜欢争鸣的文化商人打交道……

李总与杨总

李总、杨总既答应帮我联系采访傅总，便在清水塘路口的旧炮旁等我，话很少的杨总甚至还在焦虑地拍打着炮身。

怕我晚来，催我早来，等我提早来了，他俩又互相推诿着，忸怩着不想打电话，像羞于惊动那位首长似的，也让我觉得将要欠他们个大面子，仿佛为帮我见上神秘的傅总一面，他俩几乎是在“拼将一生休，尽我一日欢”。

长沙是个熟人社会，于是我这一路上，也一直在想如何报答他俩。

李、杨二人，在清水塘这一带即将搬迁的古玩市场，应该也算是实力派，在近几年热起来的红色收藏方面，也是见过大世面的，做这行多年，谈起红色收藏，毛主席像章据说都有几万枚，各人也都有价值不菲的镇店之宝，倒腾起东西来也是大进大出。

我见杨总厉声喝退吉首来的文物贩子，那人说，最近从吉首大学一个老造反派头子那里搞到不少东西，鼻涕虫一样凑过来不走，眼睛又到处垂涎着杨总柜子里的宝。

杨总几乎没正眼看他那些东西，露出极度轻蔑的样子，几乎是把成都话说得像湖南话一样有霸气―“真是有本钱两头倒，收起你这些假破烂，有几百万吗，就将我这铸铁主席像搬去深圳”。这时他又开始拍打着这些大家伙。

等贩子被喝退，杨总对我说：“湖南是毛主席的故乡，起码像章和雕像之类的当代仿制品是没有市场的。”可在我看来，真货假货并无本质的价值区别，在历史中，它本身也过于泛滥了。

但这两位收藏方面的“长沙里手”一说到傅总，总显得很卑微，可是这位傅总，也并非什么真正的官呢。

杨总还是那种愣愣的四川汉子的模样，到底是外地人，也似乎还在揣测着这个城市，不大深谈。

他说自己只有些实用的经验，尚能辨别玩意真假，比如一个主席像章残次模子的价值，比如看出一块红旗语录座子实际是一种座钟的标准部件，更多只是就事论事，却不说出所以然，于是他只把交代见傅总的注意事项的责任，都推到李总身上。

我本没想到见傅总这么难，我总觉得，这种红色收藏，是对所有人开放的，毕竟红色的东西天生就是用来教育人的。

在不多的本地媒体的报道的照片里，在这长沙郊区的红色庄园里，傅总是一种扫地僧的低调形象。

我在中国也访问过不少隐士，很少有真正不欢迎访问的，许多人甚至渴望知己，又多少有些羞涩，更多也只是没有人去理他们而已。

李总脸上的纹路很深，像个科长，倒不像个文物商，他是长沙人，爱说爱问，突然打起很严肃的官腔，一边审视我名片，甚至指导起我的采访来，问我准备了怎样的提纲，我立刻意识到这是“长沙里手”那种什么都充内行的架势才真正出现了……

可他说他以前也在机关报里当编辑，懂得新闻写作，于是开始像个主编那样品评起我的业务，见我没反应，便又追问我有没有采访提纲，并告诉我注意谈话的方式和语言，要对傅总表示尊敬，他的态度一时显得很有些强硬，就开始和我争论。

我就有些不耐烦，只好突然显露出北京的媒体深不可测的感觉，探测到这个，他的语气马上又反而有了些商量的味道，一丝不易觉察的讪笑掠过，不再和我争辩新闻写作的问题。我想这个火盆算是跳了过去。

于是“里手”的争论就变成了“策”―他说起后来他做文字“不安分”，从机关媒体下了海，说到这，他突然非常由衷地叹息道：“我现在的状态，要是重回官场，会很合适。”

我问“现在的状态”是什么状态，他答：“现在我懂得了怎样做人，却没了当官的机会。”我总感觉，这种老大时重返仕途的渴望，这种对少年时代叛逆的傻事的悔恨，倒颇有几分天真。

因为一般人起码总要寒暄地先说官场黑。看得出来，李总却是真的羡慕仕途。

李总的心理，与我前两天访问的本地作家王跃文截然相反。

这目光有着孩童的清澈的湖南溆浦（屈原写《涉江》时居住的地方）人，年轻时就兢兢业业当着乡镇小文书小官吏，一直靠自己的认真慢慢调到省委。

他也许做到了仅仅靠写“官样文章”的影子写手的仕途极致，也许文笔实在是太好了―但除擅长写这些文书，他是一个完全不懂得钻营的书生。他只说，渐渐洞若观火，在饭桌上陪着，渐渐看出那满座皮袍下的“小”来。

以《国画》为代表的他的官场小说，说来说去，这貌似江湖的官场只是一个最终变得多么狭窄多么让人窒息的寡头熟人小世界―一个老领导，一个有后台的情人，一个艺术家朋友作为优雅的精神洗钱的参照。

王写完了小说，省里有人开始对号入座，他就调到省作协。我本以为这位作家只是一个喜欢津津乐道官场规则的官本位的类型小说家、与他在作协中那些喜欢喝茶的乡绅化的同僚类似，不免忽视了他真正疏离的知识分子精神，但有时候他极为深刻地说道：我们已经在回避问题而不是解决那些基本的社会问题，“这多么可怕”。

后来他对我讲了一个真实的梦，几乎也不是梦，而是他小时候和小伙伴们真实的游戏经验，他说突然有一天邻居哥哥拔出木头手枪让他去村里侦察，他啪一声敬了一个平生最真诚的军礼，接受了任务。

可是当他在村里的路上执行任务，走着走着，突然意识到自己这是被变相地赶出了队伍，就好像“反右”时毫无原由地调动去一个未知的岗位，也不知是升还是迁。

而当他明白了这一切，也许是作家意识的幼年萌芽，但他并没有回去进行基督山式的复仇，并没有再次加入队伍，重新带着一肚子城府去玩那领悟了的游戏。

而当我心里有了王跃文灌输给我的这个梦，就总觉得李总对官场的怀念很可笑。

但商人自有商人的逻辑，他们是时代的强势思维，总希望他那套磨练出来的成功学能有更大的用场，所以一定是要投身时代玩起来，更何况，这也事关第二桶、第三桶金，事关可持续发展。

我记得杨总曾说：这几年红色收藏热起来，市里要搞红色收藏展览或者其他要用到这些元素的活动，除了官方的博物馆，很大程度都得靠他们这些民间人士。这是机会。

我也记得李总接过话来深入解释这一现象：这也是因为红色收藏这几年突然热起来，官方收藏在新思潮面前有些猝不及防，出现了短缺，官方也还要回过头来重新积累，却也并不系统，暂时还得靠民间。

我查阅历史，1982年11月9日的《文物保护法》正式将毛泽东像章列为现代文物。

与此同时―根据红色收藏家亲身所感―那又是一个清理文革旧影响的时代，清理了大批个人崇拜的东西，包括海量的像章。

更早以前―从收藏的角度看―1977年，当华国锋的“两个凡是”（即“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我们都坚决维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始终不渝地遵循”）发表，它客观上使这些后来的“红色收藏品”一时得以保留―当人们思想已经走上矫正之路，过去的符号、物质化的精神产品甚至口号、墙上的标语却得以保留―一直到1980年代初，这种保留才开始被认为是在阻碍人们的意识、与80年代知识分子平反的气氛格格不入―“有它则不好谈平反”，于是，“两个凡是”的历史效力才开始废除。

让我感到清新的是，做过媒体的李总渐渐颇能谈出一些有历史感的看法，这几乎是在接近知识分子的口吻，他相信红色收藏热以及人们对毛泽东的新的热情是一种“回归的感情”―“平反”年代已经过去多年，人们对毛主席的感情回归了。或者更知识分子气地说，当历史的螺旋又回来了，原本的历史评价就又出于现实思潮的需要被翻新。

与李总的谈吐一致，他的店铺里，比杨总那里多了些书―主要是许多红色旧书，也有《毛选》。红色收藏中，《毛选》的版本讲究是最多的，这种世界上发行最多的书，如果要确立价值，并不容易，于是就拼起版本来。

“‘战时的毛泽东’是最有价值的。”―追溯到1930年代的江西苏区，那时没有条件来保存这些物质遗产，尤其南中国的乡下，爱吃烤烟，不缺烟叶子，只缺纸，于是见着纸就来卷烟，书保存不下来，兵祸和意识型态战争带来的焚书当然是另一个因素，尽管即使是在战争年代，在根据地，指令性的阅读也已经可以使一本1940年代的毛选印上10000册，但最终还是难以保留下来，在疏散和撤退和敌人的查抄中成为珍本。建国后的只是展览起来好看，就没那么值钱了。

李总铺子的邻居雅号“荟珍堂主人”，是一个面色黝黑留着小胡子的写古体诗的中年旧货商，在网上虚拟世界里颇有些名气。

从他的诗来看，唱和往来的生活就像古人一样，那种精雅却与眼前这位黑面乡绅昏昏欲睡的柜台作风不符，见我对诗歌有兴趣，他就立刻骄傲而不容置疑地向我推荐他的诗，再次充满长沙人的自信，并免费送我数份封过塑的打印稿，貌似书法却不是书法。

但我怀疑他真实的生活有这么丰富，这些什么主流新闻包括火箭发射以及奥运会都以辛弃疾式的激昂来抒情，似乎也并不需要什么真实体验，而只需把这种新闻联播一般的国家印象，以一种更没有生命的韵文来描绘。

在发展中的长沙市区里，这个古玩市场已经显露没落，腐朽，没有生气，于是也渐渐充满了更低级的欺骗与讹诈，那种学术争鸣和玩味的古意减少了，因为渐渐也充斥着杨总开头所否认的“本地复制品”，不再是考古学和收藏的范畴，而只是批发，北京潘家园以及全国红色旅游点的摊上那些一文不值的现代复制品同样出现在了“红色真货压倒一切”的长沙市场。

只是更多了些青年毛泽东的雕像，所有的像都系着红领巾，让人想起湖南卫视《天天向上》节目，也可见本乡人对自己的子弟身世的细腻挖掘，不同于别处。

许多商家已搬到高楼里的市场，以前颇为噱头的夜晚的“鬼市”也渐渐萧条，因为清水塘这一带都在拆迁，是古玩店后面的长沙市博物馆的扩建工程。

清水塘

趁李杨二人仍忸怩于何时联系傅总，我钻过古玩店后面的蓝色围挡，去看看这加紧翻修中的公园、长沙市博物馆。

长沙主城区并不算大，基本就是湘江两岸，这里是江东的中部，老省委啊出版局啊以及几个博物馆都集中在这里，市博物馆工地不远的街区还有充满亚热带植物和沉静低矮的积木般的水泥围墙的烈士公园，与湘江对岸的岳麓山脉背面的抗战阵亡将士的坟茔隐约对称。

省博物馆离此也不远，目前也已免费参观，不知道与海归的张市长对橘子洲头的免费开放是否有关联，代表着这内陆省城公共福利的进步。免费开放后的省博，每天几乎大排长队，排到了又说要等两个小时后再入馆，有点像学到了迪斯尼乐园的Fast

Pass制度，但进到馆里也无非是去围观一具千年女尸。这真是时代的写照。

而清水塘街这里，就是著名的原清水塘22号。围挡深处，黑色屋檐的一处民国风格的老房子，本地人以湖南卫视调侃却不逾矩的风格说，这是青年毛泽东与早逝的杨开慧“蜜月的地方”。

房前两弯碧绿的水塘，像是湖南乡绅对田园标准化的记忆，与韶山冲毛泽东旧居、宁乡花明楼刘少奇旧居、湘潭县彭德怀旧居前的景致一模一样。

这三处乡下宅地，倒是后二者开发得更漂亮，尤其是刘少奇故居的气魄最大，自1980年代开始几次整修，如今整个乡镇连同不相干的花明楼以及碳子冲的民俗风情都容纳进了旅游区，让人每每去了，颇有些昭雪与心理补偿的感觉，管理也很好。

韶山毛泽东故居，周围有点乱哄哄的，充斥着本地拉客女子，只是没有圈占任何土地，门前的几亩水田，仍有毛氏后人在自然耕种，但在池塘前的树林掩映下，能依稀看见比别处壮观得多的长达一公里的参观的人潮。据说马上也将有至少120亿投给韶山的开发。

这些祖屋都是些令人有点窒息的瓦房，内部的地面几乎是泥土，和其他农民的屋子几乎一样阴暗潮湿，让人推想乡村的地主、富农与贫农有着某种平等，或者那种享乐意识的差别只是城市和乡村生活方式的差别，而不是阶级差别。地富的房子只是延伸得更广阔，邻居则成为一个可以继承屋子的后发优势的农民，等这边家道中落，产权会随时转化。

但无论是清算苏区AB团还是大革命以及后来的土地革命中，即使没有实际雇佣行为的独立劳动和贸易的地主与富农，也被清算于未然。

而此刻长沙内城，清水塘前鹧鸪飞，有几只野鸽子，像从小山坡上的几门小炮发射到池塘表面，激起琉璃似的水波，这久无人居住的地方有了一些生趣。

确实，若无屋前的池塘，上述湖南乡村民居总不免给人沉闷的红土上建泥屋的感觉，而有了池塘―在池塘碧绿的倒影里，就终于有了点南国精致田园的味道。

但如遇见今年梅雨季末日般的暴雨、泥石流，红壤上的蛮荒村屋则又立刻显现。

湖南是中国南方的内陆，农业大省，开始接近贵州那种城市乡郊不分的感觉，越过南岭山脉，本来是更晚开发的更蛮荒的广东，但等近南洋贸易文明兴盛起来，湖南这里反倒成了相对原始的腹地。但往往是这里，却是汉族人的血性保持最原始的地方。

后来我们与中南大学的孟泽教授（他同时是一位写专栏的年轻的公共知识分子）聊天，他非常准确地将湖南人的性格形容为一种原始思维的东西，善于一鸣惊人产生独创思想，但过后又容易把一切偶像化来坚持，这也让我想起博尔赫斯形容基督教到了南美洲，就“重新变成了一种原始宗教”。

1920年冬，杨开慧嫁给曾在北京相恋的同乡革命青年毛泽东，1921年，与同为革命同志的易礼容夫妇一起租住这套屋。毛泽东以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教员的公开身份居住在这里，这里成为了中共湘区委员会秘密办公的地方。

清水塘即将更新的解说词里仍写道，“……白天她帮助毛泽东整理材料，誊写外稿，联络工作，晚上还要为前来清水塘开会的同志站岗放哨，为通宵工作的毛泽东准备夜宵、烘笼。”同时，杨还要去工人夜校去讲课。

我发现长沙这里已经形成了一种娱乐思维――非常善于通过浪漫化的手段，将一切不可说的题材变成可说的，发掘一切中的娱乐性，任何人的青春都是可以渲染的，用一种想象的纯洁扮演着纯洁。

长沙也确实与别处不同，它既是毛泽东到老省亲归来、“才饮长沙水”的疗养的地方，也是毛泽东被启蒙的地方，这是重叠的价值，在新的红色文化热潮中，长沙聪明地挖掘着青年毛泽东形象。我们再次在一种思想早期的浪漫、清新和历史免责之中，释放着似无方向的娱乐的能量。

但这最初的爱情早已被命运和人性稀释得有些模糊，也没有什么玩笑可以真正撼动历史的悲剧性和人性易变的悲哀。

但杨开慧很早就预言过自己将宁可与毛泽东同享一个“被捉”的命运，这种宿命感也许能稍微冲淡一下生者的内疚。

毛泽东在1920年代那几年，则以这长沙城外的清水塘为根据地，组织了长沙本地的工人运动，后来，毛的思想开始转向农村和农民，仍以这里为基地，去湖南乡村考察大革命时期的农民运动。

此后，在革命中，毛泽东再没有去过什么更大的大城市，一直在农村，直到解放战争开始决定性地攻陷北方的大都市。毛泽东很早就开始流露对城市的反感，1927年八七会议之后，瞿秋白曾建议毛去上海党中央工作，毛泽东表示“不愿跟你们去住高楼大厦”。

在毛的印象里，长沙充满了绅士阶层。《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里反复提到，“许多农民运动的道理，和在汉口、长沙从绅士阶级那里听得的道理，完全相反。”

毛对城市的反感，大概也因为城市生活与他从中国最纯粹的农民阶级身上寻求力量的渴望背道而驰，城市里也许充满了教条、秩序、工人的“经济不独立”与知识分子的“软弱和缺乏实证”。

在他后来对埃德加?斯诺的口述里，他回忆说：“我继续读中国文学中的古传奇和小说。有一天，我在这些故事中偶然发现一件可注意的事，即这些故事中没有耕种田地的乡下人。一切人物都是武士、官吏，或学者，从未有过一个农民英雄。”

毛泽东较少受教义束缚，思维自由、活跃，颇有湖南人的原创精神和自信，并始终试图将马克思主义本土化，并加入自己的心得。毛确信自己是正确的。

我曾在谈论武汉人的“外省精神”时谈到过中国地方知识分子那种就地创造经世思想一鸣惊人的梦想，而当我了解了一下陆王心学的资料，我好像是找到了理论根据―它强调“宇宙便是吾心，吾心便是真理”。心学的创始人陆象山，与朱子曾进行过多次辩论，陆认为穷理不必向外探求，只需反省内心就可得到天理。

1938―1939年，毛泽东在延安读了《联共（布）党史》，这是他重新发现苏联思想的新阶段，他发现了一种苏联人对马克思主义的简化处理，他的倔强而自由又自我正义的思想从此也通过类似的俗语化的语录固化了下来。

另一方面，毛泽东对中国早期的实地调查又成了后来他反对苏联归来的知识分子的优势，他形容他们“如秋潦无源，浮萍无根”，“其胸中茫然无有”，同时又充满了教条。

此刻我看见清水塘公园的墙上是一幅幅毛泽东诗词的碑文，仿佛是当年的标语退缩进了这些更含蓄的字体里，归入了红色收藏和书法的范畴。

清水塘前头灰色的铝制毛泽东全身雕塑，与长沙各处的金色雕像不同，尚有一些朴实，但也夹在这工地中，只是在过程中的面目，不知最后会如何，就如一个人的成长史。

毛主席纪念章最初的材料也是铝合金，后来有了塑料、玻璃，长沙不远的醴陵则生产出陶瓷像章。在长沙我也见了不少金像，给我印象深的反而是芙蓉广场的浏阳河女神―生生把一个娇小的湖南女子放大，塑得很剽悍。

中午的长廊里果然坐着一两个大学应届毕业的少女，说是来参加下午的讲解员面试的，她们挺直着腰杆端坐着，背诵着从网上下载的红色资料，说是为了寻求一个更安静的工作，在这喧闹的城市，说是从未出远门，除了在这省城读书，这份工作收入虽然不高，但估计比较清闲，业余时间可以用来考各种证。

远处是入口处的老年保安，长沙这里的大小工地都不让人参观，我是溜进来的，对这些执拗的看门的老人，美国记者何伟也许会这样形容：这是同一代人，他们过去曾忠于革命，现在则忠于他们的公司。远远看着他们，应考的女孩们显得有些忐忑，生怕与擅闯进来的记者交谈的说话声音高了，让人觉察。

长沙这样的女孩太乖了，与我和同事在化龙池酒吧里看到的那些早就“醉生梦死”的同一代也许不大一样。

我在酒吧里听到“更早些的年轻人”的故事，生于60年代70年代的“年轻人”，那些下海太早却也并没有成功的人，没了后劲，商界也罢、娱乐界也罢（多少人能有大兵那样的机会）――今年春天的本地新闻里，38岁的夜场歌手周友平，男同性恋兼虐恋嗜好者，在长沙市下河街市场以1元价格买了6米绳索，等待一个个北方的情人南下长沙，在勒死对方的纵乐之中，寻求生命最后最狭窄的快感。

但也许本质都一样，这仍然是一个熟人社会，年轻人倘若要在这里生活，住在家里，没有买房的压力，或者毕业后就有一个稳定的机关工作，既要倚仗、也多少要顾忌到亲人、朋友的关系和伦常，“要会做人”，否则也许就会压抑和内爆如过气的歌手周友平。

即使你曾在北京上海广州闯荡过，可是一旦回到相对闭塞、“机关职员冒充中产阶级”的长沙，又要过起乖乖女乖乖儿的生活，回到机关里，或者最终要依附于权力，回到父亲们舅舅们的关系网、回到外省内陆城市保守的主流文化里―在一个过于有根的地方，他们究竟能有多自由、自主―

我想起菲茨杰拉德所说的：“有些代人相隔非常遥远，有些代人相隔非常近。”―这也正是我和我的年轻同事产生分歧的地方，他坚持认为年轻人在这里有着自己的消费生活，这是个欢乐的年轻城市，而我则认为他们仍将生活在上一代人的阴影里，并从此开始采访一些长者。

而这时我只远远看着长廊中的她们，只想起“闲坐说玄宗”这半句诗。远远听见附近的一中传来排练红歌的合唱，很像朗朗的读书声。

火星街道的老书记

这几天其实心情颇不宁静，其实我也不是第一次来这清水塘，只是上一次与周实逛的时候，受到他情绪的感染，没怎么看风景。

想起初到长沙的那天是初夏最后的好日子，虽然已经有些热，街上四处裸露着白嫩好看的肢体，一部老电视剧里唱道：“红萝卜的胳膊，白萝卜的腿儿”。

即使那些长得有些粗壮的矮个女孩，也有一张似无必要的好脸蛋儿，或者至少，有一张湖南女子的巧嘴儿，红突突的嘴儿使我们漂浮在表面的享受中，让人感觉到，这里的服务业并不算发达，服务仍算粗糙，而只有一种发达的热情天性。

服务员非常喜欢接下茬，也颇能应对，当我问一个“老妈湘菜馆”的服务员这里的老板是不是一个老??，她摇摇头，但机智地圆场：“不是，只是说我们的老板他很孝顺。”

在茶馆里，人们慷慨激昂地谈着小生意，年轻人的团队则往往谈论诸如如何管理好一个手机店，街上是拍照的情侣在大胆地长吻着，与他们学生T恤的老实穿着不相称，我以为是二三线的服装在拍品牌广告，一问却是大学毕业的留念。

仅有的几条与湘江平行的南北通透的大马路上，穿堂风整日吹得很凉爽，一直吹到晚上，晚上，则是“金吾不禁夜，玉漏莫相催”，但大楼实际居住的人少，灯也少，低矮的霓虹，贴着地。

街头的霓虹并不似南国城市那么浓烈，人说话的嗓门的嗲和茶馆里谈着小生意的挥斥方遒的气势―团队、同事三人成伙，倒是增加了城市生活里游戏的快乐。

更晚我们去了田汉大剧院，在最初的百老汇风格的舞蹈之后，还是让人失望的低俗，有很多演员是武汉的夜场明星，来这里投奔长沙的娱乐业，我能听出那种武汉话矫正得还算标准的普通话，主持人的言辞倒是颇有些与中国各地的漂泊者引起共鸣的东西，很像慕容雪村的口吻，也多了些汪涵的哲理趣味，但核心还是低俗，而低俗的核心则是寂静。

更晚则无非是性与食物，让人有享乐和满足的感觉，在洗脚的过程中，你会不断地增加你所需要的刺激，越来越深入，换服务还要换人，但也许还是在这个城市的表层戏耍。

一个中国城市自恃的特色也许是剩余出来的、残余出来的。长沙的声色业与南国开放程度显然不敌，长沙也显然没有武汉那么大那么完整，没有通衢的商业，没有多中心，产业也更单调，但它仅有的，就成了它自我矜夸的。

后来开始刮风，下雨，在全省的干旱中，湘江独自涨水，漂亮的肢体也罩上一件猝然重新翻出的秋装，穿起雨衣更是看不出男女了。

潇湘夜雨的感觉就来了，颇有几分苦涩感，文夕大火之后，长沙建筑的衰败和单调就显露出来。我也收起了享乐的心。

1938年日本侵略军攻入湖南北部，11月9日、11日，临湘、岳阳失守，一份错译的电报说日军将要进攻长沙，民国政府对能否守住长沙缺乏信心，也因事先有“焦土思想”的吹风，湖南省政府主席张治中安排焚烧长沙，烧了五天五夜，大火毁灭了长沙城自春秋战国以来的文化积累，地面文物毁灭到几近于零（清水塘这样的城郊建筑得以保留）。大火也迫使齐白石这样的文艺家离开了长沙。但日军并未进攻长沙。

刮风的日子我去了东二环边的火星街道，这里的路人已经不喜欢帮人指路，颇有些北京郊区的冷漠。

但火星街道这几条街，是典型的1980年代以来的社区，包含教育厅、法院等机关职工大院，充满了离退休的干部，在过火后的长沙，这样的老社区是人们重新积累起来的生活。最近因为原长沙市委副书记朱尚同批评社区“文明化”改建的公开信而出名。

朱老见面就说自己当了三年副书记，到1988年就调到教育厅了，如今已经离休，也许正因为是领导，是当事者，他说，一生也没有提过意见，直到离休以后，住在幽静的教育厅大院里，这天早晨，坐在桌前，看见窗外开始拆掉教育厅结实的老围墙，同时，已多年扎根社区的“五小”（小餐饮店、小不锈钢铝合金加工店、废品回收店、小歌厅、小汽车摩托车修理店及洗车店等）也被迅速清除。

我比较已“文明化”和尚未“文明化”的街区，附近并无大型购物广场，未清除的街区仍能看见人们常年习惯的生活方式，“五小”在一层作为起码的底商，提供了生活方便，也形成了最近二十年的外来者与机关居民的邻里关系。

我发现，这也是我这一代人从小就习以为常的很自然的社区，并且并不肮脏，这在社区反复推倒重来的当代中国，已是近二三十年来重新积累起来的日常生活的传统。

我在工地看了许久，才看出他们是要拆掉一个金属防盗网，换上另一种类似的防盗网，区别在于有一个雨棚，但没有以前那个结实，居民们对安全性有所质疑。

墙面的白瓷砖则变成暗灰色，结实的围墙变成透明的栏杆。这种表面的突击式的整齐化、文明化，几乎是要将站在窗台的人也一起刷上一鼻子灰，与我在北京奥运前看到的差不多，颜色很肉的一层表面统一装饰，掩盖了建筑与人的生活的实际面目。

一层的各种店铺已经变得荒芜，没有门店，没有底商，老人们开始迂回去远处购物，早餐重新回到机关食堂里吃，勒令搬迁的外地店主一时没了生计，甚至无家可归，在区里的办公室门口哭泣。

事实上，对于这些多年来此的外地商户，这就是拆迁，但地方上以“争夺文明城市称号”为名义（尽管没有奥运那么强大，奥运甚至无可争辩），几乎一夜之间就可以清除他们，比一般的拆迁更迅速更果断，因为这与拆迁性质毕竟不同，不会陷入饱受争议的“拆迁话题”的讨论。

但还是引起了人们的争论。我也采访过本地收视率最高的社会新闻节目“都市一时间”的节目组，他们向我证实长沙人喜欢表达自己的看法，才让社会新闻充满了家常而热闹甚至风趣的声音，他们甚至尝试过在步行街放一个麦克风，让过路的人随时停下来讲话。最近有一辆警车违章停在路边没有人管，一个无名者手绘了一张罚单贴在玻璃上，同样在网络饶有趣味地疯传。

火星社区的“文明化”的争议也许也不算“大事”，毕竟不是让这些年老的背景深广的本地人动迁。但长沙老副书记朱尚同说，这次他实际是更多地在为这些外来的少数弱势群体说话，同时，这也只是正常的老干部建言，他没想到这么扩大化的传播―北京的朋友将它放到微博上，“微博太快了、太放大了”。

我问：“如果这封信仅仅是发给市长信箱呢？”

他说：“我的确发过一份，但没有回音。我相信不会有结果。”

我继续问：“现在这样就有结果吗？”

他沉吟了几秒说：“也许还是没有。”

公开信在网络疯传之后，长沙市机关报上开始发表系列独白式的宣传文章，为自己的做法辩护，确切地说，不是一种争鸣的口吻，还是犹如这场争论并不存在一样，强化了自说自话的口吻。

但工程照旧，只多了各种新标语，从各种角度表达社区对工程的支持和拥护，同时继续警告人们注意安全和偷窃。

另一方面，长沙市芙蓉区区长亲自登门对朱老进行了解释，并表达了某种委屈，说只是按照良好意图改善居民的生活，甚至“顺便”解决了社区煤气管道问题。但这时一个在场的南方记者立刻去社区走访，说是并未有煤气改造的事发生。当然，针对这一事实“漏洞”，官方也在报纸上进行了澄清。

于是在这场原本很小的争论中，地方政府成了最大的争鸣者，它独白式地唱到最后，这可能也是惟一的结果。

我想起之前和《凤凰周刊》的主笔、湖南著名的揭黑记者邓飞聊，他说起对负面新闻的挖掘实际上作用越来越小，越来越只会导致僵局、更强硬的对立态度。他说他“想做事”，之前他帮着解救“被拐儿童”―也“只能干着急”，他要找“立刻能做的事”，不愿意再等，再陷入拉锯，于是开始搞“免费午餐”的公益事业，希望填补基层政府不作为也不懂作为的空。

确实，就我个人过去采访各种NGO项目的体会：基层政府缺乏起码的公共管理的素养和培训，很多事情，他们想做也不知该怎么做……

当然，我也无法预测邓飞的事业的前景，他在调动各种资源，气势很大，几乎把全国变成了一个长沙一般的熟人社会―

但我也无法预测诸如通过微博集资的隐患以及将来与政府以及大企业合作的前景……只是这个湖南人想明白了，就有点一意孤行地看着湘江北去和微博刷屏，有点沉醉在自己的思想和自信里，但总的来说，他似乎也厌倦了记者式的争鸣。

……但回看这仍在火星街道提意见的朱老―那天我能感觉街头的居民对他的赞赏。他在给我的留言条上平静地写道：“记者，我患前列腺癌晚期，去医院看病，尽快回来，抱歉。”回来时朱老说今天医院的医生也纷纷起立给他鼓掌。

我发现，在一个保守的内陆城市，离退休老干部的话语权倒是越来越凸显出来―他们的资历和背景，在一个熟人社会里，也许让人欺负不得。

我问他当年当长沙市委副书记管理城市的感觉。

他说：“那时长沙很穷，年财政只有5000万，没有太多余力搞建设，我的精力，也多花在给老同志平反。我可能只修了一座桥吧。”

那是个道德真空一般的时代，也许还谈不上对城市建设有什么大的梦想，但干部仍然清廉，不正之风多也只停留在小恩小惠方面。

“那个时候，这套官场潜规则已经是必要的吗？”我问。

“不，还不是必要的。”

朱尚同生于1929年，属于中学就参加革命而赶上最后一批离休待遇的离休干部。

朱尚同和他的父亲，也是长沙上两代知识分子的写照，一代生于清末的乡绅家庭，接受新思想，参加国民革命，成为元老，或派驻地方，成为代表意识形态的中央大员，或者就地发展，成为治理地方的吏。

下一代―则在解放前夕，就读左翼的中学（比如长沙的清华中学），接受更新的进步思想，早早地参加革命，成为解放后的地方干部的中坚力量。

根据朱老的回忆，1980年代中期，他只在长沙当普通的干部，科级，胡耀邦派来了工作组，说要破格从科级干部中选拔市领导，在岳麓山下的一个礼堂里，长沙市800多科级干部投票选出了班子，其中就有朱尚同。

朱尚同说他和现在的长沙市班子已并无渊源。只是在这南方省城里，这陌上相逢讵相识的威望似乎仍然让离退休老同志勇于也有起码的条件提意见。

朱家客厅里墙上挂着朱的父亲朱玖莹写的“静观”两个字。父亲是三次督湘的谭延?的秘书、影子写手、捉刀者―“谭延?有些字其实是我父亲写的”，他给我看墙上一幅谭延?的真迹―谭延?是学颜体学得最到位的现代书家之一，通过字能看出这是否写于他去广州以后―“去广州后，人发胖了，字也变得有些肉了，软了”。

后来朱父去了台湾，成为台湾政界大书法家，后来父亲的印章传到儿子手中，已经磨得很小……儿子则作为中学生地下党，留在了长沙。父亲对儿子选择的前途从无评判，只是静观，只一次，“父亲也许出面救了我”。

那大约是解放前夕，湖南安化的小旅馆里，官府模样的人突然捉来了几个长沙的中学生，一个从二楼跳窗而走，去当地邮局发了电报，奇特的是，官方邮局竟然眼睁睁地看着“被捕速救”四个字发了出去。

第二天湖大的学生开始在省府门前游行，时任湖南省军政委员会主席的程潜也开始担心安化的野蛮以及先斩后奏的可能性―那时据说他已有了起义之心，也可能是朱父终于为儿子奔走了一回，省政府就电话稳住安化方面，让他们善待学生，回头派专人前来释放。

在长沙，这样分别持有不同政治信念的两代人反而造成了一种绵延的家世背景的气氛，造成一种重叠的历史感，这个城市既是国民革命的摇篮，又是共产主义的摇篮，这种重叠作为两代人难以割舍的感情存在，起码是一种温暖的代际关系、人际关系、私人友谊、老领导老部下的面子，制衡着冰冷的行政手段。

朱父已于前两年接回长沙，死在长沙，朱家的气氛总让人想起“人淡如菊”这四个字，不知道是不是父亲的淡漠还萦绕着。

朱尚同的女儿和外孙女美美都显得特别文静，并且处乱不惊不卑不亢的样子，既没有癌症晚期患者家庭那种未雨绸缪的忧伤，也没有那种怕承受压力拒绝记者的家属态度流露，六岁的美美意外而得体地帮我夹了一口菜，她还说，外公最近做了白内障手术，平时又喜欢谈西方的思想，就是有了“欧洲人的眼睛”，她也和我谈起学校禁止学生中午在学校活动之后，许多同学在中午无处可去，只好在校门口流浪，有一个同学在路边被车撞伤。

我以为这是大陆儿童罕有的礼貌和修养，一问，果然，二年级的美美来自台湾。

面目白皙、握手柔软、颇似江浙人金庸的长沙外公说：“她跟着太公从台湾回长沙，长沙的小学面试时要她背两句‘床前明月光’，她却偏要背《琵琶行》。”

出版局

朱尚同最后只是说：“我当了这么多年干部，我提的意见也许都是抽象的，而别人喜欢提具体的意见。”

同样的话先前也被长沙另一位老知识分子说过，他就是岳麓书社的老社长钟叔河。

钟先生说：“具体的意见我不爱提，太琐碎。”

具体的意见当然是就事论事，抽象的意见则有所超越，就越来越像知识分子。

钟叔河生于1931年，比朱尚同小两岁，钟戏称自己是“30后”，他也是赶上最后一批参加革命的最后一批离休干部。我们谈起他去美国看儿女的事，我问，“美国人知道什么是‘离休’干部吗？”

他答：“他们大概确信是享受国家待遇衣食无忧的老人。”比他更年轻的出版家、我的朋友周实则在一旁微笑着。

我访问钟先生并无访问朱先生那样的最新的“事由”，钟先生的争鸣似乎更寂静，他最激烈的争鸣发生在1957年―有一天报社领导给他一摞材料，写明全是钟叔河自己的言论，有一百多条，搜集自民间，领导让他检查，有没有他没有说过的话。

钟叔河仔细察看，认定有48条是自己确凿说过的，“我决不会承认我思想过却没有说过的话”―他有些严谨地说。这也成了打他右派的证据―“四十八条”―全是断想式的箴言和警句，开头便是：“自由，就是由自。”是啊，多么抽象！

钟先生说着说着带起手腕上的心率仪。谈话一开始就几乎要包办我们的思想封我们的口―“我不爱旅行，拒绝旅行，我也不需要旅行。我埋头编书，你们若要问我风土人情，什么是长沙人的性格，我可说不了。”他继续说：“公共知识分子无法代表长沙。”

我解释说，公共知识分子也是普通人中的一员，我也只把您当成普通的长沙人来访问。然后他才有点打开话匣子，湖南乡音似乎也才加重了，却也说出了不少长沙与湖南的历史掌故，很见老先生的学养功底，到底是我所景仰的岳麓书社的总编辑。我的朋友周实仍在一旁微笑。

钟先生说：柳宗元说“永州少人”―永州就代表湖南，少人说的是“少有文化的人”。

他还说，破天荒这个成语，是长沙秀才刘蜕发明的，他的文章，不忍卒读，但他倔强地形容这里知识的荒芜：五十年来，自是人废，一千里外，岂曰天荒。

但长沙荒芜不荒芜，其实我并不问，我只想问作为一个知识分子内心真实的想法―生命中有多少工作是出于他的个人私愿，是真正他认为有意义的出版―知识分子的特点也许是总喜欢将一个公家的事掺杂着个人理想，而这种理想又纯然不是为了私利而是某种高贵的个人私愿。

比如，书架上他所编辑的著名的《走向世界丛书》―既然他声称不喜欢旅行，却为什么要编这些近代中国人旅行西方的见闻录。

他并没有回答这个矛盾的有关他职业动机的问题，只说最喜欢其中郭嵩焘的见闻：郭作为一个清朝官吏，能在海外意识到自己的野蛮、腐朽，意识到自己身上中国人的意识的劣根性以及野兽一般的爱国主义、大国沙文主义，对域外文明如此冷酷，对内的腐朽又如此纵容……

这种体制内的反身自嘲一般的审视，也让我想起官场中的王跃文的疏离。

我也永远记得我一个朋友曾经说的：聪明人都是犹疑的，他们思想复杂，面对逆境，于是，风骨也渐渐被挤压到了很微观的领域。

钟叔河另一个私愿甚至超过了编辑《走向世界丛书》，那就是坚持推出周作人的作品。他评价周作人是一个文化学家，观点很先进，也从未反对过社会主义，他当时只是不喜欢布党那套，性格也比鲁迅温和，没那么偏狭，“性格温和的人总要有一种文化表现”。

“周作人现在已经不算有问题了吧。”我说。

“但出版界仍会本能地排斥他，本能地。”钟老突然一字一顿地说出“本能地”三个字，他给我出示了一些出版社的信函作为证据。

作为湖南出版界的老辈知识分子、出版家，此刻他咬牙切齿地肯定又想起“三种人”―《丑陋的中国人》、《查泰莱夫人的情人》、《女人―第二性》―这三本书在1980年代后期的湖南曲折的出版经历。

“这几本书现在也不是问题了。”

“但他们头脑里的本能比政策要落后许多。”他头脑里一定想到了更多在我这一代人看来已毫无必要禁止的“禁书”，如果我继续追问下去，他肯定还能拿出一些确凿的出版社的信为证，让我深入了解这个领域的现状……

从钟先生家出来，周实一直在微笑，简直让我有点不自在起来，我并不是很了解这个第一次见面的朋友，先前只通过朋友在网上读过他的文字，甚至也不是很在意他曾经的一些头衔―《芙蓉》编辑部副主任、湖南文艺出版社文化艺术室主任、小说室主任、副社长、《书屋》杂志常务副主编、主编。

一个仿佛轻贱自身的人，面对一个怀疑他人价值的人，会不会反而很泄气。最初的见面，我竟然迟钝地丝毫没有追问他。这也让我反思，我对中国的知识分子，向来是有些怀疑他们的彻底性，真正的独立性。

我也回想起，我2007年的时候已经接触过一些湖南知识分子―在海口，《天涯》杂志社，韩少功和周实他们本来是一个群体。韩身上的智慧让他在现实里也能成功，他似乎是以一种逆反的心理去经营杂志，并获得了实践中的成功，我也仍然记得他是有副厅级待遇的。

我也仍会挑剔地想，知识分子身上，总要有些“圣愚”的东西，不那么聪明，而只是更彻底地坚持自己，当然，代价也许是失败。

周实和韩少功都是1950年代生人，是钟叔河的晚辈，他们叱咤湖南文坛的时候，也许王跃文的官场小说还远远没有出现，那个时候关心的，起码是生命更本质的问题，相比那个时候，这个时代的类型文学已经在思考上大大退步了。

可当我为了写长沙的出版界，试图将周实的身份放在这个机构的地图里去廓清历史和现在的关系，试图用统一的语境，将钟叔河、周实那两代出版人与当下这个时代的中南传媒的运作放在一起，我激怒了周实。

他说：“你休想把我和他们联系起来。”他描绘现在的出版界：“我只看见教材在卖，我只看见伪商业，伪市场。我只看见出版社与读者之间的恶性循环。”

那个下午我们在电话里长谈，周实终于在愤怒里主动开始讲述自己，那口吻很像他在小说《夸?颉?日?娥》里，以夸父的口吻设问：“事情真是这样的吗？当然不是这样的。根本不是这样的。”这也许仍然是倔强的湖南人在智力交锋方面的霸气外露。

他接着说：“……如果我不主动退出、拒绝，我现在也是年薪几十万的传媒老总。”但他现在实际的状况是提前退休，年近六十了，没有任何级别，月薪2000多元。这几乎是一种体制内事业的完败。

在一个官本位的地方，体制内的资深的知识分子的清贫都是有原因的，但我难以追问他更多更深的细节，总之是关于他如何不妥协、坚持自己的纯粹……但那个下午他几乎爆发了，让我也把他的微笑想成是在冷笑。

他还喜欢用的另一个词是“装傻”。湖南人的骄傲和自信又蕴涵其中。作为曾经的出版社主编、文艺杂志主编、高产的作家和诗人―周实确实胸中有丘壑，他的《齐人物论》一文，几乎品评尽了中国现当代的文人，他有能力判断一种思想的分量，自信不亚于致力于沟通思想界和文学界的同乡韩少功。

这也使我想到，钟叔河先生先前所说的“拒绝旅行”，也仍然是在强调知识分子胸中已自有丘壑，这大概也是陆王心学的主张。

也惟其如此，湖南人周实将一本小小的地方文艺杂志《书屋》一度办得充满了惊世骇俗的思想性和尖锐。

《书屋》是他唯一一次主导了一本杂志，按自己的想法去办，如今《书屋》已不经他手，似乎也重归普通的地方性，重归寂静。

这以后周实似乎不再有梦想，也不再有什么机会，但就在前几年，他似乎再次燃起了理想之火。说到这里，我似乎的确是触到了他心里的痛，也无意中了解了《潇湘晨报》的一段没有发生的前史。

这是一段没有发生的故事，如果你试图去证明它的虚假似乎毫无必要，因为它从没有发生过―

“我着实激动了一晚上，我多年没有这样激动了，领导突然说有机会让我做一份市民报纸，我想也许我终于能再次主导一个媒体……这真是意外的喜悦”―那是2000年左右的一个晚上，第二天下起了大雨，周实对着领导宣告了对这份未来的报纸的构想。

“报纸将会有讣告版，写逝者的故事，报纸的头版将是普通人的故事，小人物的故事，报纸将很彻底，每个记者随身都会带着一架照相机……”―关于理想的陈述，似乎也都是方法论上的创新，当然，这些想法，如今也渐渐有各地的报纸开始实践，但这个机会与周实擦肩而过。当然，周实也拒绝承认这些报纸的渐进改良与他的梦想有什么时间关系。

忽然周实又回到现实里说，当时他预算投资只需要1700万，三年还清，但说到领导班子，有周实无法合作的人。他说他不是愤世嫉俗的挑剔的人，“但我只喜欢做实事，可他们安排的人选，让我确信干不了我的事”。领导一再追问他的想法，问到最基本的身份认同的问题，领导就不做声了。

最后，就像一个玩笑，领导接受了另一个预算为5000万的计划，也就是今天所读到的《潇湘晨报》。

在我与周实短暂的交往中，我渐渐感觉他郁积的巨大的恨。

“你要问，湖南人什么样……”他突然在回答他所料想我要问钟叔河与他的问题―那种旅游杂志爱问的地方性格的问题―“在我看来，1米70的个头，倔强，但也阴郁。”

他头发雪白而坚硬寸寸像白头鲁迅。他像生活在一个毫无妥协的悖论里，要在体制内做一个赤贫者。他说他有一天会穿着麻衣打着赤脚重新站在领导面前。屈子怨何深。

“我不合作。”他说。像是掐灭了自己最后的激动，不再为外界的新计划的诱惑所刺激，并对生活有了彻底固定的看法。

从出版局大楼走出来就是清水塘，我就这么和他走在清水塘，他显得对周围的景物毫无兴趣，只是在陪我走走路，我们陷入无话，我就问起另一个人―

出版局的著名老翻译家杨德豫―国学大师杨树达先生的儿子，我大学时经常读杨德豫先生翻译的拜伦诗歌。我听说，这是一位更孤傲的湖南老人。我也知道，他有一个疯妻子，是年轻时不明真相的情况下从武汉介绍来的一个女编辑，但他只潜心翻译的艺术，对周围的世界置若罔闻似的。

“他俩去了乡下养老院。他不会见你的。你也找不着他。”周实已经代杨先生回绝了我，周实说，比起他，杨先生更彻底，更纯粹。

“我根本就不做人。”他记得杨德豫总这么说。

红色庄园

一辆毛泽东坐过的红旗车伸出这乡绅园林的车库门，打开门，里面宽大几能行船。这辆车得自于省委第九招待所，当年专门接待毛主席的部门。

车子里并无那种深深的，深深的封闭的味道，因为为了保养，车子会经常开出去跑跑，这车极为耗油，一天得耗200多元的油。一旁是傅总真正常用的坐驾―一辆军牌宝马越野车。

我一面有着参观博物馆的明朗的喜悦感，一面有着进入富人豪宅的窥探隐私的心理……

傅总是江西人，南方多省高速公路护拦的承包商，所占市场份额不小，却说常年隐居在长沙南郊乡下，经营着一处规模不小的私人博物馆，专事收藏毛泽东有关的文物，也不怎么到长沙城里来，非常低调。

后来他说：“我是修公路护拦的，那些路一点点铺下来，走走停停，我正好有机会沿途每个村子都去搜寻。”

这次他终于答应接受采访，于是李总和杨总驾着小面沿着韶山大道一直向南，进入开阔的南郊新城，几近无人的开发区一般的马路，这条路可以一直开到韶山，这里也时不时出现一些宣传长株潭一体化的广告牌，突然拐入一片泥泞的乡村公路，两位老总还是不停地叮嘱我要举止得体。

我一路点头，车子进了一处山村，盘了几盘泥土路，在两户民居之间出现了一条难以置信的水泥细马路，钻进这夹缝，再盘一盘，经过一处有山有水的小桥，就到了那朱漆大门边。

傅总比照片上显得清癯些，想来是长期幽闭养性的结果，面容和善，身穿深蓝色西装，胸前有一面小盾牌一样的毛主席像章，他说，“我走到哪里都佩带着它。”

进门处堆放着一些与红色收藏不相干的佛雕与家具，再往里走，就是他的江南风格的园林，池塘边上还有一尊佛像，也许重要得连红色收藏也不能冷落它。我对风水不感兴趣，但他喜欢讲，但是越讲越让我觉得他信仰混杂。

“你也信佛？”

“是的，人要有信仰，不管是什么信仰。毛主席也保佑我的生意。”

就这样过了小桥，看见他的楼阁，大约三处连成一片，收藏着他的宝贝。

迈进门槛，他的脸色稍微变得严肃，让我们跪一跪。

我们愣了愣，还是对着这尊毛主席全身像跪下，也不知道要拜几下，就拜了三下，跪完起来，他介绍说，这尊像是大庆搞到的，1953年的作品，关山月的作品，毛主席60岁时的样子，于是我们开始觉得来一趟有些值得了，跪得也有些值得了，看出些价值来。

“多逼真啊，你越看，他越像在对你笑。”

就好象又跨过了一个火盆，傅总、李总、杨总的举止就和我们更放松起来，尤其是后二者，也许见我举止得体，就放下心来。我也好象报答了他们一样。

我问他：将来对外正式开放了博物馆，还会有这个敬拜的地方吗？

他肯定思考过这个问题：会保留，但可能要隔开，这里可能会变成“家庙”。

傅总介绍说：毛主席像在建国初期，质量审查非常严格，主要是看像不像，有的还要毛主席亲自看，后来，因为各地民间都充满了雕毛主席的热情，也就不那么严格，于是就成了农民画的自由风格了。

我想，这也是类似一种苏联式的现实主义国家艺术向群众艺术的转变。

往深里走，房间发出强烈的使你忍不住深深呼吸的霉味，迫使你把过去的灵魂吸进身体里似的，也好象混杂了国宾馆和并不对外开放的文物所的味道。

橱窗里摆满了真正时期的私人用品，有些据说是主席用过的，比如开国大典的衣服，更多的是有关毛主席的宣传画，像章，各种实体雕塑，倒是和李总杨总那里类型也差不多，只是也许更丰富、更幽深、更宏大，虽无官方博物馆举轻若重的解释系统，但已够让人产生幻觉。

这时傅总拿出一本据说是1937年的《毛选》来给我们看，上面签着“阎锡三”的名字，我问是那个军阀吗？他说是，当时阎扫荡东北三省，把自己的名字改为“三”，这本书，是他的战利品。

然后他又谈起版本问题来，说的话与当初李总所说的惊人的相似，令我搞不清楚是谁学习了谁，也许李总多少像一种顾问、幕僚。

接着，他又拿出一张解放区的老报纸，说有一篇毛泽东抨击一名指挥员的头条文章，“是《毛选》里没有的”。―但我们似乎忽略了这样一个事实，《毛选》本身就是筛选过的文章。我想起多年以前我采访石油大学翻译《玻尔集》的戈革老先生，他说世界上并无什么全集，哪有把一个人说的话写的字全都收集进来的。

“你为什么热爱毛主席？”

“我热爱他，因为他艰苦朴素。再有，他全家都献身革命，把命都献了，现代人做不到。”他继续说，“现在人缺乏信仰，富人也空虚，穷人也空虚……空虚就会没有安全感。社会没有安全感。”于是我们意外地开始谈安全，谈高铁的安全性，那么快的速度，谁搞破坏的话太容易了。他精明地说，在这个社会，要买只买财产保险，人身保险毫无意义。

然后我又继续问他诸如深层的情结是什么―他想了想说：“我父亲当年是霞江县农会主席，他看好毛主席……他还告诉我，要看准，日后搞收藏，要收就收真正的领袖的东西。”

我也认识到这种文献收集的精神是可贵的。“应当有历史学家来你这里好好研究。”―他说中央党校已经有老师准备过来。他还说，在这迅速升温的红色收藏热里，一些官方的博物馆开始嫉妒他的收藏。

他自称现在已经开放了博物馆，举了一些港澳学校的例子，但很显然，普通人要来看他的收藏并不容易，就比如我，也得通过李总和杨总才好容易能过来看。

他说还要再准备三年，还没准备好对公众开放。就我感觉，目前更多来看的还是一些领导。

尤其收藏这个领域，确实，进可攻，退可守，既让人想隐逸而富有，又不免梦想通过捷径结交权贵，使生意来个大的蜕变。傅总也并未真正隐居来做这种慈善类的事业，他每天还在遥控着各地的高速公路的生意。

红色收藏也使他的庄园在这个村庄有了自己单独的变压器，自来水部门也开了绿灯，但在扩建方面涉及乡村土地流转，只惟独国土部门不怎么买他的账，土地毕竟是硬道理，“谈起来要慢些”。

模仿毛体书法也是结交高人的好方法，“毛主席写字，眼看着左前方。”只是傅总认为自己学得太好，当很多人模仿毛体的人，包括一些领导，“看了我写的字，就不做声了”。

但是，当我每每想和他们谈谈毛泽东研究、毛泽东文化，话题就总是跑到书法上来。

于是我颇有些失望，觉得采访是一种荒诞的事，貌似要给所有人解释世界的机会，听所有人谈看法，其实却增添了很多无用的闲聊，最后只是给了庸俗的理论太多的说话机会。没想到在长沙最后一个采访，陷入这样的谈资而已。

在采访了一些“不做人”的本地知识分子之后，突然，我多少有些不习惯和这些“文化商人”打交道。

于是我假装轻松地把一枚槟榔嚼在口里，这东西如果使劲吸吮，就会首先感觉到肌肉发软，尤其是喉咙的肌肉发软，放松之后变狭窄，空气只是一口一口吞进来，就像喉咙在代替嘴巴抽烟一样，尤其是一些野包装的槟榔，格外烈一些，这东西如今也暗暗地就成了长沙人大面积种植大面积食用的“鸦片”。

在我的心路历程里，通过访问这些失败的知识分子，这次真正涌起了对知识分子的同情，之前为了寻找中国人的正常智识，我在草根里寻找，所谓民间，我听到的更多的是如何活学活用制度，一揭开那瓦片儿，中国其实从来不乏民粹的毒，我甚至一度还憧憬过台湾中产阶级的教养，甚至还到商人堆里去寻找成功学的安慰，却一直犬儒地继续无视着身边的知识分子在这样的时代“我执”的可贵。

在价值观如此庞杂的时代，我再次想起周实生气的口吻：“不要把我和他们放在一个文章里。”

“如果将来更多人来看，如果将来对大众开放，有人来好好研究了这些文献，如果他们对毛主席有更复杂的看法呢？你准备好和他们辩论吗？”

我实际想问的，傅总对毛主席的爱，更多的还是农民对他朴素的爱和认知，在他的意识里肯定缺乏知识分子的存在，在这反智的年代，甚至我们每个人都还在继续剔除着我们自己身上那点弥足珍贵的知识分子气，甚至连我们曾嘲讽或者自嘲过的文艺青年都是可贵的―而那些知识分子，对毛主席也许会有更复杂的情感，但至于一个红色博物馆―应该更接近历史，还是更接近信仰呢？

“人非圣贤，总会犯错误。”他似乎意识到我是在问对毛主席的更全面的评价，但也只是简单地这么回答过去，就像一个真正的领导在回避和简化问题一样，其实这江西人也渴望融入长沙社会，不再在他所赠的书法条幅里落款为江西人某傅。

然后他热情地给我们写起毛体字来，那挥舞的样子，显然让旁边的李总和杨总更敬重他如领导了，李总对仕途和接触权贵的渴慕也可能间接地包含在这观看中。

但我忽然有些明白，这样的态度去办的博物馆，或许仍然不会有很好的开放性。

这天下午，池塘里的阳光反射进来，他们都沉浸在那栩栩如生的字里，看起来也都并不想争鸣什么历史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