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lajjimier | 1 points | Apr 26 2022 03:37:18

漫谈中国人“国家经济差因为懒人多”一说

在权浪tv有人讨论巴西为何经济差，一人给出如下解释：

&rt; 因为巴西人或者还留在拉丁美国家的拉美人（智利大体上是个例外）在懒惰和沉湎于享乐方面是真的夸张，八九成的时间和手头的钱除了吃饭买卫生纸交电费的，其他恨不得都花在玩上。更夸张的一批借贷也要玩。

中国政府在“扶贫”运动中也多有抱怨，新华社2018年3月曾报道某贫困户沉迷麻将怼干部，“我脱不了贫你们交不了差”，许多干部斥责贫困户懒病缠身，活该穷困。懒而穷、勤劳致富的中国式价值观在自认为“脱脂”的人群中也随处可见。

中国政府的理解：精神贫困

一些学术和政策报告中提到这个词，贫困人口观念保守、目标模糊、信念消极，行为决策非理性。沉湎于听天由命，重农抑商，老婆孩子热炕头，重义轻利，眷恋故土，多子多福等“文化贫困”特征。因此十九大有人提出“扶贫要扶志”，2017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激发贫困人口内生动力”，各省市开启了“道德教育”、“文化下乡”等精神扶贫工作。具体为张贴标语、政治动员、开会演讲、典型示范等手段。

但脱贫工作越到最后越艰难，导致广大中共干部甚至整个体制在2019年或者更早的脱贫大决战中，产生了激烈的污名化穷人的现象，从上到下各省市因推卸责任、解释无法完成任务等原因，加之利益冲突（你不脱贫我受罪），发生了事实上的“骂穷人运动”，中共最高权力机关公然提到“不养懒汉”这种令全世界人类惊讶的瓦房店词汇也就不难理解了。

贫困的真正主要原因

自然生态：欠发达地区多处于自然条件恶劣之地，《中国农村扶贫开发纲要》划定了14个集中特殊困难地区，大多数为深山、生态脆弱、灾害频发、自然保护区。最基本的农业生产都无法保障。如林村为喀斯特地貌，土层薄，种植玉米为主，时常有旱灾与冰雹大风洪水天气。2016年洪水使林村养殖户大量破产。这种自然环境使居民无法完成农业积累。自2010年起，林村集体尝试过种植果树、养殖土鸡香猪等，但因市场价格波动、缺乏技术支持、疾病传播与自然灾害等原因，屡屡失败。

区域经济：在城市获得的工资若不能弥补农民迁移成本，则农民不会外出打工。如一则论文中提到懒汉村民甲，被扶贫干部白眼相加，指责他不肯外出打工，虽然他在医院保洁月薪2000元，一年可收入24000元，干部得以完成脱贫任务，但他扣除市区房租、往返交通等费用后，每个月所剩无几，消费致贫，与在农村生活净收入差距不大。村民丁外出开货车、做运输，但自述做啥都没有起色，中国运输业整体没有规章细则可循，到处乱罚款、恶性竞争、禁止通行、拖欠货款等，导致他没有积累下财产，在医保缺乏导致陆续车祸、因脑血栓左手无力后，只得在家务农。村民丁在务农生活中养成了中国人所说的“穷人性格”，即消费极少，甚至农作物自给自足，不愿出售换取现金，完全过起了低产出的隐居生活。

村民戊是离异女性，在家中照料三个孩子和两个老人，因政府社保福利的缺失，导致她无法参与劳动市场，因政府造成的失业率高企、病态就业市场，导致她的两个老人也难以找到工作。村民戊被扶贫干部指责为懒惰的穷人。

结构性困境：城乡二元结构、地理区位、产业结构中，林村均处于不利地位，村民难逃结构性桎梏。地理处于三省交界，被政府长期忽视。城乡二元结构在林村表现为人民公社、合作社低价收购农产品“统购统销”，导致农民失去自主定价权利，被迫以低廉价格出售劳动所得。户籍制度更是致命一击，导致农民难以搬迁入城。医疗、教育、养老、文化等服务非常匮乏，部分村民不识字，在中国社会被排斥在劳动力市场之外。中国政府在2012年才开始大规模对农村投资，林村2014年才有一条柏油路，2015年才有自来水，2016年自来水才由村民自己出资引入各户。

总结来说，中国社会处处是贫困陷阱，上述林村集体与村民个人苦苦挣扎脱贫，最终因恶劣的社会环境和福利缺失，导致在风险中一蹶不振，陷入长期贫困，人生完全绝望，多人一生单身未婚，扶贫干部来到以后开始亲自指挥、亲自部署，在失败后指责他们为懒惰穷人，在整个中共体制中，这种指责从下至上蔓延。穷人们影响了党的成绩。懒汉必须成为穷的唯一理由，否则是什么？难道是党的错？

睁开眼看世界

1976年中国人均gdp为165美元，加纳为276美元，尼日利亚为556美元。在当时中国人很显然是不懒惰的，反而吃苦耐劳，尼日利亚人显然在中国人语境中不会是勤劳的，然而尼日利亚人均是中国数倍，这无法用勤劳致富解释。

大跃进时中国人白天种地晚上炼钢，几乎没有睡眠，他们没有制造出财富，没有摆脱贫困。如今中国到处是月薪三四百美元、日均工作14小时以上的人，他们也没有通过勤劳致富。

在改革开放以后，中国人均gdp迅速增长，中国人并没有突然变得勤劳，也没有一年比一年勤劳。“懒惰国家”与“勤劳国家”真正的区别在于技术水平和人均资本，二者的缺失导致“懒惰国家”的生产效率低下。更根本原因在于政治的禁锢、战乱和动荡。

墨西哥人均gdp在2014年达到一万美元高峰，2018年PECD成员国工作时长统计显示，墨西哥每周工作时长平均为43小时，仅次于中国的46小时。墨西哥人困于苦工和辛勤劳作，与中国人面临相同境遇，却在瓦房店人眼中和中国居于瓦房店世界观的两极——中国人吃苦耐劳、墨西哥人懒散。

17-19世纪欧洲的理解：游惰

西欧在17世纪兴建了大批教养所、慈善院等监禁中心，将失业者、赤贫者、行乞者等群体“收容”在内，来制止“成为一切混乱根源的行乞和游手好闲”。在中心里，有劳动能力者必须在工作日干活。政策的潜意识中，劳动可以改造道德缺陷，懒惰是一种道德缺陷。

工业资本主义时期，工厂计件、计时，要求工作者勤劳，强制性工作14小时、16小时等情况屡见不鲜。亚当斯密提出勤劳是资本积累一大原因，游惰则相反，马克斯韦伯称勤劳是资本主义的精神。懒惰成为富裕的反面——穷困之标志。

在工业资本主义全球扩张以后，“懒惰的穷人”成为欧洲人对亚非拉贫困民族的一大刻板印象。美国人常认为黑奴懒惰，李大钊曾写文批判中国人懒惰，呼吁“起来做工呀！中国人！”。

德国经济起飞前的19世纪中叶，英国思想家和领导人常把德国人描述为”好逸恶劳……“，一名法国工厂主抱怨德国工人”想要工作时才工作“，John Russell称德国人”容易满足……唤醒他追求激情难上加难”。Sidney Gullick传教士在日本住了25年，在1903年他写到“日本给人的印象……是懒惰，对时间的流逝完全漠不关心”，“活在当下”，1912年英国社会主义政治家Beatrice Webb在亚洲访问，形容韩国人是“1200万个肮脏、堕落、沉闷、懒惰、没有信仰的野蛮人”。

德国人真的懒惰？日本人真的懒惰？韩国人真的懒惰？世界认为哥伦比亚、阿根廷、墨西哥人贫困的原因是懒惰，好莱坞常常塑造这种刻板印象，人们也认为非洲工人懒惰所以无法推动经济发展，亨廷顿甚至写了一本很流行的书，在2000年他写道：

&rt;韩国人……勤奋……加纳人则有不同的价值观。

在韩国经济发展成功后，韩国人成为勤奋的了，可在1912年的白人眼中，韩国人是懒惰的。当一个国家富裕了，人们认为富裕是因为勤奋，一个国家当前是贫困的，人们就认为穷困是因为懒惰，这种瓦房店观念极其滑稽可笑，且毫无用处。

两百年前欧洲理解在中国的显现

邓小平体制开幕后，市场化和货币化成为分配资源的手段，公民个人的失败被归结为个体的懒惰、昏昧，结构与制度的责任却无人提起。即使整个国家失业率高企、贫困比比皆是，但中国人大多仍然执着认为贫困、失业者是自身原因沦落至此，与整个体制无关。受害人反而遭受指责。

中国人如今陷入一种谎言假象中，认为“勤劳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却对历朝历代朝野呼唤均贫富的声音视而不见，或者将古代中国的这种呼唤视为黄巢、李自成式的疯癫呓语。明代士人在县志、笔记中痛斥钱神金令，忧心富者田连阡陌贫者无立锥之地的发言被完全抹去。这建立于毛泽东体制的道德景观——地富反坏右（一切不受愚弄者）不会替穷人说话的基础之上，整体是一个共和国连篇累牍的谎言与幻想的结合。古今中国民众抗击苦役重税等反勤劳的叛乱被被扭曲为一种革命，失去其本身“追求懒惰”的诉求。

现代欧洲的理解：劳动光荣是奴隶道德

1883年Paul Lafargue认为工人在争取劳动权之前更应该争取懒惰权，人民应当摒弃基督教道德、经济道德和自由思想道德的偏见，来恢复人类的天然本性——懒惰。

对劳动道德的批判促进了西欧国家缩减劳动时间，改善劳工福利。罗素写道：劳动即美德的信念造成了大量的祸害。工作一是改变地面上物品与其他物品的相对位置，二是指导别人这么做。第三种人是占有土地（和资本），使别人工作而他们闲散。所有劳动光荣的说教根源即是第三种人，他们不希望大众学他们的样。

不劳动者产生了艺术、科学、各种著作与哲学，改进了社会关系。性情善良是悠闲、安全的结果，而不是艰苦奋斗的结果。生产力的发达、流水线的升级给了人类不劳动的责任。这世上的产出已经太多，政府在迫使工厂主不得使用机械臂而去雇佣工人，劳动光荣、不许失业的政治观念导致中人类生产力如今受到了禁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