强子的文笔，浪人们打几包？

Bokuangyi | 1 points | Apr 15 2022 14:22:44

强子的文笔，浪人们打几包？

從某種角度說，學者大抵可分為三類，一類是名實相符，這是大多數。一類是名不符實，這是少數。還有一類則是有實無名，這一類究竟數量如何，很難估算。因為他們鮮為人知，我所認識的李誠先生就屬於這一類。

李誠先生是安徽貴池人，1977年逝世，享年七十多歲，逝世前是安徽省文史研究館一位退休的圖書管理員。至於他生於何年，我不曾知曉，生平如何，亦不甚了了。但可以肯定地說，他是一位真正的學者，一位通曉國故的專家。

我是在幼年時代認識李先生的，我們同住在一所大雜院裡。這所其實並不大的院子，住了十幾戶人家，不知是因為人丁眾多，還是因為院落狹窄，總顯得擁擠、龐雜和喧鬧。在我童年的記憶中，這所院落的唯一神聖之處是擁有一座圖書室，藏有近萬冊書。李先生便是這圖書室唯一的管理人員，兼做出納與採編。

圖書室由兩間北房闢成，約有四五十平方米，據說是供文史館館員們研究文史之用。圖書室的四壁均是書櫥，入門處擺有一張長條桌，圖書室的門緊連著院落的大門，出入院落的人必從圖書室的門前走過。李先生每天總是端坐在桌前，手不釋卷，或執筆圈點，或頷首低吟，日復一日，幾乎日日如此。當然，他有時也抬頭環顧左右，似防閒人進入。大概是因為這裡的藏書有限，還是其他什麼原因，入室者寥寥，李先生也就樂得潛心向學了。由於是北房，又書擁四壁，室內光線略顯昏暗，但很寂靜，與喧鬧的院落形成反差，有些神秘的感覺。當我是學童的時候，大約出於好奇，放學歸來，曾有幾次悄悄地溜進室內，李先生發現後，總是用嚴肅的表情和禮貌的手勢將我趕出圖書室。後來，又有幾次，李先生發現我只是在書櫥邊翻翻看看，並無越軌的舉動，便允許我留在室內，但不得打破安靜的氣氛。這裡本無一冊兒童讀物，許多又是線裝書或舊版書，我當然是不知所云，對一些新版書也只能是似懂非懂。我不敢問，因為李先生沒有空閒，似乎也未感到我的存在。但是，他卻讓我感受到一種氛圍，一種書香四溢的氛圍。

這一段平靜的時光不長，很快就被打破。一個動亂的年代開始了，首遭厄運的當然是這樣的圖書室。作為一個“四舊”或者說“封、資、修”書籍聚集的場所，自然是在被查封之列，李先生也就失去了辦公的地方，回到家中，他的居所是大院角落裡的一間偏房，面對庭院有一扇窗戶，窗前照例擺著一張長條桌，李先生依然每天坐在桌前埋頭讀書。有時他也走出門戶伸展腰身，但神情依舊，似乎時世並沒有發生什麼變化。如有人從他面前走過，不論老叟還是稚童，他總是微笑點頭，只是寡言少語，現在回想起來，是一副寬大為懷的模樣。

在那個動亂年代開始的時候，我還是個學童，但停課鬧革命的浪潮卻波及小學。我突然和李先生一樣，也“賦閒”了，從而產生了一種想向李先生問點什麼的念頭。不知是因為李先生戀舊(我們畢竟在圖書室有過一段和平共處的時光)，還是因為他想說點什麼，李先生的居室容我進入。時間是固定的，從每晚九時開始。他釋卷之後，便燒上一壺水，把腳放在一個不大的搪瓷盆中，不斷有節奏地搓足，時而向盆中添上一點熱水，時而用手揉腳板心上的湧泉穴。他做得不緊不慢，循環往復，大約近一個鐘點。就在這段時間裡，李先生用平和的語調，時斷時續地向我講中國的國學，講治學的方法，講古今軼事……這種每天近一小時的講解、談論夾雜著議論，持續了近五年之久，幾乎穿越過我的少年時代，但李先生的話似乎仍未講完。

李先生的確是飽學之士。大院裡的一些老人稱他為活字典，因為常有人讀書讀報遇到難解的字或典故來問李先生，李先生總是脫口說出這些字或典故的讀音、含義，有時，也會說出它們的出處。其實，李先生的學識不止於對中國文字的認識，他有很厚實的古文功底，又在國學的廣泛領域具有造詣。有一段時間，他專門向我講授唐詩，一天只講一首，而講一首詩他可以用約一個小時的時間，常常是旁徵博引。他喜歡“為學要像金字塔、又能廣大又能高”的治學之道。更喜歡要能“吃冷豬肉，坐熱板凳”的治學態度。因為文廟裡是供著冷豬肉的，讀書人應當將板凳坐熱，不能總是躁動不安。因此，李先生做人的目標似乎就是為了做學問。他總是專心致志地研讀，從不見他為外界的風雲變化而動容。孔夫子說：“君子食無求飽，居無求安，敏於事而慎於言，就有道而正焉，可謂好學而已。”對這樣的生活準則，李先生可以說是身體力行了。他認為，讀書人眼界一定要開闊，要能看大場面，大觀則大見，小觀則小見。也就是說要讀各種類型、各種觀點的書，除有專門注重的外，對其他學識起碼做到識門。李先生是專攻地理的，而且偏重於古代軍事地理。但他研讀的範圍遠不止於《讀史方輿紀要》之類的書，可以說經、史、子、集、叢、志、圖以及佛經等盡可能地涉獵。大概是受康、樑等人的影響，他還很推崇清末民初出現的所謂“新學”，因此也喜歡談國際政治、西方哲學、世界歷史等。以他的看法，只知一門學問，一種觀點，無異於畫地為牢。

李先生讀書的品味是很高的。作為先生，他也留意我讀什麼樣的書。以他的觀點，初學者寧可少讀書，或者等書讀，也不能讀類似三家村中的書。這是因為沾了村夫俗子之氣後，再脫胎換骨便難了，所謂璞玉可以雕琢。記得有一個春天的傍晚，我在院中藉助微涼的晚風讀《古文觀止》，在那個對古代文化進行“革命”的年代，能找到這樣的書並非易事。但李先生發現後，卻不以為然，他斷然斥之為“村書”，認為不值得讀。他後來開了一篇書單給我，有《昭明文選》、《古文辭類纂》、《經史百家雜鈔》等，這固然有明顯的“桐城派”的色彩，但也並不受其拘泥，作為入門讀物，起點是高的。他一再說，發乎其上，得乎其中；發乎其中，得乎其下。發乎其下，便什麼也沒有了。對於初學中國史，他主張一定要先讀前“四史”，即《史記》、《漢書》、《後漢書》、《三國志》及《資治通鑑》，而不能只是讀後來人作的《中國通史》之類，因為這些書夾敘夾議太多。對一些品味不夠的書，他甚至反對過目，擔心無意中收入記憶庫，以致混淆黑白。當然，他也不是一味反對讀通俗的書，譬如《唐詩三百首》，他就認為是入流的書，可以欣賞。他於讀書不止是讀，也是在品，因此，有些過於挑剔。但也從一個側面反映了他嚴謹的學風。

李先生治學的嚴謹，還表現在他奉行“知之為知之，不知為不知”的原則，而且是十分嚴格的。李先生於國學的知識是淵博的，他不僅通曉古體詩、近體詩，也懂得詞與曲，但他在向我講授了舊體詩後，卻不願再講全詞。他說，於詞學方面，他只能體會出一些絕品的妙處，對不同時代，不同流派的詞卻不能做到細微的分辨，尤其是不會“唱”。他明確地說，“我如果傳授，則是誤人子弟”。他與當時蟄居合肥的女詞人丁寧先生有交往，他認為自己所結識的人中，唯丁寧先生懂得詞且可以填並提出要帶我去見她，但當時她正在病中。後來又因李先生自己生病，他還為未能實現自己的諾言感到遺憾。李先生認為天下有的學問可以無師自通，有些則是無師不度。譬如佛學，有一段時間李先生的案頭常放著《楞嚴經》、《大乘起性論》等佛學經典，但他認為自己是不甚了了。他有時也用胡適之寫《中國哲學史大綱》(上卷)的史事以解嘲，胡適之之所以始終未能寫出這部書的下卷，是因為到中古時期迴避不了對佛教的解析，李先生斷定胡適之是被難住了。

李先生做學問是十分認真的，讀書的品味也是極高的，但他的衣食卻是很隨意的，要求的水準也很低。大約是為了簡便，他總是理一頂短短的平頭，戴著一副30年代式樣的眼鏡，由於他身材不高，又微胖，這一種打扮，很難讓人一眼看出他是一位飽讀儒經之士。他的老伴不在身邊，因而自己做飯。我曾見到他把買來的一塊肉、兩塊豆腐切成幾大塊，扔到鍋裡，加點鹽和醬油之類，用水煮熟了吃，即便在煮菜的過程中，他依然是手不釋卷。他似乎是把讀書、做學問看成人生最大的樂趣。在他的時間表裡，讀書佔了大部分，吃飯、睡覺也是為做學問服務的。他很少與人交往，雖然身居嘈雜的大院，除了有時談點學問之外，很少說些別的。但李先生的內心世界並不刻板，他在講學問時，常常插些趣聞軼事，講到興濃處，還情不自禁地哈哈大笑。李先生也是很重感情的，記得70年代初，我插隊鄉村，初次遠離家門，與父母告別後，但踏出院門，發現李先生已早早站在巷口，向我點頭道別，以示送行。

表面看來，李先生是個純粹的學者，其實在他的內心深處，始終蘊藏著一種對國家、對民族強烈的責任感。他並非是一個為趣味而讀書的人。記得70年代中期的一個夏天，我從鄉村回城探親，當去看望李先生時，發現他正半跪式趴在一張小涼床前揮汗如雨般地寫作。小床上鋪滿了線裝書和平裝書，約幾十本。李先生對我說，他想寫一部《中國歷史地理概論》，從歷史地理的角度來講述中華文化的變遷。其中多用考據的方法，譬如某一歷史事件或歷史人物當時的發生地或出生地，現在應為何處，同時將糾正一些錯漏的說法。究其本意，則是要說明中華文化是綿延不絕的，是必然要中興的。講到慷慨處，李先生引出顧炎武寫《日知錄》的開頭語“天下興亡，匹夫有責”，而且說他要把這八個字寫進卷首語中。從李先生的眼神中，我竟然隱約地預感到這個動亂的年代行將結束，中華文化繁榮的時代即將開始。

不幸的是，李先生在他大作寫到一半的時候，在春天伊始，冰封正待消盡之時，卻悄然離開了人世。

李先生的死是默默的，他不希望有追悼會或告別儀式之類，生前他曾交代其子，只要將他的骨灰撒到一條流動著的河裡即可。

誠然，流動的河水總是不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