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银河获得博士学位之后，夫妻二人回到了中国，并且合作了一项前所未有的课题研究：《他们的世界：中国男同性恋群落透视》。李银河最终成为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王小波则在人民大学和北京大学教授历史与社会学。 1989年爆发学生运动，以6月4日的天安门屠杀告终。王小波仍然没有发表任何作品。“六四那天晚上我们两个在西单（人员死伤最严重处附近的一个路口）。”李银河说。他们看着抗议人群，希望他们可以完成自己这代人没做成的事。“王小波还躲在街角的水泥安全岛旁边照相。”她在采访中说，“当时我们有点这个想法就是年轻人搞呗。” 保持沉默成为王小波最著名的杂文《沉默的大多数》的主题。他描述，在毛泽东时代很多人因为无所不在的伟大领袖保持沉默，领袖的思想和精神日日夜夜连珠炮似的打在人们身上。这给人们留下了伤痕。对于王小波来说，这伤痕让他“信不过话语圈”。挣扎着寻找自己的声音，成为他的个人求索，也成为整个国家在毛泽东时代所遭受创伤的集体寓言。 正是这一点，让王小波开始关注中国同性恋群体。弱势群体是沉默的群体，他们被剥夺了声音。社会漠视他们，有时甚至否认他们的存在。王小波由此顿悟——整个中国社会都是失声的： 然后我又猛省到自己也属于古往今来最大的一个弱势群体，就是沉默的大多数。这些人保持沉默的原因多种多样，有些人没能力，或者没有机会说话；还有人有些隐情不便说话；还有一些人，因为种种原因，对于话语世界有某种厌恶之情。我就属于这最后一种。作为最后这种人，也有义务谈谈自己的所见所闻。
西方研究王小波的最重要的年代史作者，是巴黎的法国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的魏简(Sebastian Veg)。他认为，王小波被1989年的屠杀震动，也为自己没能给予抗议者足够的支持感到痛心。同时，他也在为改变社会寻找新的、高于抗议与游行的方式。终于，他有话要说了。1992年，王小波完成了《黄金时代》，一本他自1972年从云南返京起就一直在写的书。他不知道如何出版，就邮寄了一份稿件给匹兹堡大学的许倬云教授。许教授将书稿寄给台湾的《联合报》。王小波获得了《联合报》文学奖，最终进入了他所谓的“声名狼藉的疯人院”——话语圈。

https://cn.nytimes.com/china/20171220/wang-xiaobo-sexual-life-in-modern-china/

他抱怨得最多的，是一本叫《中国可以说不》的书。书中收录了六名年轻作家的议论性散文，这些作家都受够了美国，受够了美国对中国可察觉的欺凌政策。他们咆哮着反对好莱坞、波音喷气式飞机，还有其他提醒中国它与外界密不可分的东西。王小波认为这本书是垃圾，这些作者是一群机会主义者。“我这个年纪的人经历过痛苦。我们见过事情的阴暗面，”他告诉我，“但今天的年轻人可能对这些一无所知。（这些作者）都矫情又不讲理，我不喜欢他们。” 王小波认为这些年轻作家和同时代的知识分子犯了一个大忌：他们渴望引领社会，而不是从外部观察，保持自身的独立性。他说：“中国社会的弊病主要源于国家独裁与中央集权。在中国的文化传统中，没有人的概念。”

王小波的文章被雞湯博主亂摘抄成語錄的時候我就覺得賤中真的完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