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hawn--Lee | 1 points | Mar 31 2022 04:19:58
（轉載）來自中國的長電報📷新闻报导📷
极权暴政在中国
作者文建前言：写作本文的目的，是想给西方社会提供一个分析中国的视角，如何以最低成本消除中共对文明国家的危险，让中国人民摆脱极权暴政，在中国实现宪政民主。并结合现实给出行动建议。
目录：
一、谁培养了中共这个强大却不讲规则的对手？
二、中共高层仍然是封闭的黑帮组织，其流氓无赖者的机会主义特征一直没有改变，不会信守任何契约，但会接受以实力为基础的交易。
三、中共的专制统治是一场伪装被拥戴的盛大表演，西方人士不要再配合其表演。
四、维持中共专制统治三要素：暴力、信仰、绩效，正受到严重削弱，现在是改变中国的最好时机。
五、中国具备建设宪政民主的力量，但需要西方国家提供外在推动力。
六、改变中国的契机与西方国家对策。
原文：
一、谁培养了中共这个强大却不讲规则的竞争对手？
1949年中共获得中国政权后，美国朝野都在问：谁丢失了中国？
现在，西方国家应当问：谁培养了中共这个强大却不守规则的竞争对手？
让我先综述一下中国四十多年来的经济发展过程：
1979年1月1日中美正式建交(其基础是1972年尼克松访华打下的），相当于美国为中共向西方国家的开放提供了信用担保，中国政府开始以超国民待遇吸引外来投资，港台华人资本首先进入中国，日本、美国与欧洲的资本跟着进入中国。1999年11月15日中美签署关于中国加入关贸总协定的协议，2001年11月11日中国正式加入WTO。2007年中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额首次超过2万亿美元。
2009年中国出口额超越徳国为世界第一。
2010年中国超越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
2013年中国货物进出口总额为4.16万亿美元，首次超过美国。
2021年中国商品出口额达到3.36万亿美元，欧盟、美国与日本购买了其中约一半份额。仅自2010年到2021年，欧美日就付给中国超过10万亿美元购买中国制造的产品——中国是严格实行外汇管制的国家，所有这些外汇都归中国政府所有。现在，中国政府开始严厉禁止国民出国与兑换外汇。
与此同时，中共公开表示要垄断公权力，中共主政制定的国家宪法规定“社会主义制度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根本制度。中国共产党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禁止任何组织或者个人破坏社会主义制度”——这一点从没有任何改变。1980年代胡耀邦、赵紫阳任中共总书记时期，中共曾经有过部分开放其权力的短暂尝试，一些知识分子进入官僚队伍的重要岗位，但随着1989年中共对民主运动的镇压，中国权力结构重归封闭。虽然中共底层组织仿照中国历史上的科举制，不断扩大招募年轻大学生以帮助维稳，但中共高层权力圈子至今仍然是极端封闭的，与黑帮组织一样。
在西方国家与中国的经贸关系越来越紧密的过程中，中共还犯下了无数侵犯人权的罪行，包括拘捕要求民主的人士、拘捕人权律师、在新疆大规模建立拘留营等。中国也没有完全履行其对世贸组织的所有承诺，包括仍保留国家补贴和其他扭曲贸易的工具，在采购和许可决定中对国内公司的优惠待遇，以及与外交争端相关的贸易报复。2020年6月30日中共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维护国家安全法》，违反了其与英国达成的《中英联合声明》中关于港人治港的约定。
中共利用其强大的集权力量，攫取了国民创造财富的约60%，对国内打造严密控制国民自由的维稳体系，禁止民众使用国际互联网，剥夺民众的言论与人身自由，对外以“一带一路”等方式推广其极权统治模式，支持朝鲜、伊朗等国家的专制政权迫害其人民，在台海、南海、东海不断威胁要使用武力，以及经济援助俄罗斯，削减国际社会因2014年俄罗斯侵略乌克兰而对俄制裁的效果。
中共既要“开放”以享受与民主国家交往的好处，又要防止民主意识进来巅覆其专制政体，为此在约三十年时间内实行了邓说的“韬光养晦”，这长期得到西方默许，直到习上台把中共三十多年积攒的经济实力进一步变成对内搞极权控制，对外大肆扩张的本钱，才逐渐引起西方国家的警惕。
西方国家对中国侵犯人权的口头谴责一直没有停止，但西方国家与中共政权的友好关系也一直在发展，不少西方国家的政要、学者以各种方式称赞中共，与中共频繁交往，鼓吹加强与中共治下中国的经贸关系。
善意地说，这些西方的政要与学者既是为其服务的国家争取经济利益，也是因为他们对中共政权有两大误判：
一是认为专制国家经济发展必定会带来政治改良。现在虽然西方多数人对此已经绝望，但还是有些人仍心怀侥幸。
二是误以为仅靠市场竞争，西方民主国家必然会胜出。但事实上，西方国家是与一个被极权控制的“有十几亿人口的大劳改场”竞争，并无胜算。与中国相比，西方国家在经济增长率方面长时间处于明显的劣势。
显然，是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向中共开放市场，且无视中共的一系列对内侵犯人权、对外危害自由民主国家利益的行为，客观上培养了中共这个强大而不讲规则的竞争对手。
现在中共是普京治下的俄罗斯实际上的盟友，在俄罗斯于2022年2月24日全面入侵乌克兰之后，西方国家面临二个紧迫的问题：
一是如果中国继续支持俄罗斯，抵制西方国家对俄罗斯的制裁——如同2014年西方国家因俄侵占克里米亚而制裁俄罗斯，却被中共对俄的经济援助所化解一样，西方国家到底有什么手段对付中共，以维持对俄罗斯的制裁效果？
二是如果经济体量十倍于俄罗斯的中国，成为下一个俄罗斯，在台海、东海、南海等地方发动战争，西方国家如何应对？
西方国家许多人希望中共能出面制止俄的侵略，拜登总统上任一年多时间第四次与习通话，会有好的效果吗? 俄侵乌战争之后，西方国家应该如何对待中共?这需要深入了解中共的本质，才能作出更准确的评判。
二、中共高层仍然是封闭的黑帮组织，其流氓无赖者的机会主义特征一直没有改变，不会信守任何契约，但会接受以实力为基础的交易。
好的一面是，中共同样不会对俄罗斯信守诺言，不管其曾经对俄作出过什么承诺。1950年代中苏曾经结盟，苏联给了中共巨大的帮助，但1956年开始中共即与苏联交恶，1970年代还联合敌对的美国对付苏联。从这点来说，目前西方国家以经济制裁为筹码与中共洽谈停止援俄，帮助尽快结束俄侵乌战争，也许值得尝试，但期望不可过高，尤其是千万不要相信中共会真的信守任何诺言，西方国家必须时刻关注其实际行动，随时作出强硬的反应。
西方人士经常混淆了中共政权的本性与中共官员个人风格的区别，如同马歇尔等人曾经被毛泽东主张宪政民主的言论所迷惑，尼克松、基辛格也曾经被周恩来儒雅的风度所折服一样，西方国家人士很难理解：为什么这些表面看起来很开明并有教养的、甚至经常表示出认同西方文明的人所组成的政党，会一直是专制、野蛮与危险的？
我需要详细叙述一下这点：
中共组织起源于1920年代的上海，由一群落魄的无业游民组成，当时中国军阀割据，维持城乡社会秩序的主要是江湖民间黑帮——江湖是中国农耕时代从事非农业事务及无业人员构成的社会，中共创立者大多是江湖中居于底层的落魄者（国民党一些创始人居于江湖的上层），在苏俄组织、指导与经费支持下得以成立中国共产党，狡黠、冷酷无情、毫无诚信，现实功利，是其基本特征。中共基因里有强烈的弱肉强食的反文明特征——“枪杆子里面出政权”是其信念，没有契约精神，却不缺乏生存智慧，灵活多变，能屈能伸，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和。不讲战争规则与伦理的游击战，不择手段地以欺骗许愿金钱女色收买拉拢对手人员——中共叫“统一战线”，被中共奉为“致胜法宝”。这在中共于二战期间与日军勾兑；二战后肉麻地讨好美国人士，鼓吹宪政民主，夺取政权后即开始反美并实行专制；翻脸无情镇压曾经支持中共的知识分子群体等，都可窥一斑。中共流氓无产者的凶残底色在中国文革内斗中被再次强化，文革中成长的一代中共领导人，很难摆脱这种无赖底色。在1980年代中共掌握军权的老人先后以政变手段清洗掉其两位试图有限度地向社会开放中共权力体系的总书记后，中共高层的权力圈子重归封闭，其基因至今没有根本性的变化。中共遴选接班人至今沿用黑帮小圈子的权谋斗争方式，拉帮结伙、密室政治，最终由合起来暴力最强的一伙人分赃式指定继任者。
中共还沿袭了苏共的严密组织纪律性，对内部成员也残酷无情，所有成员必须舍弃自我、融入组织，在正式场合时刻表演对组织的忠诚，才能在组织里生存，越极端者越能获得晋升。表演不卖力的会被边缘化，甚至被清洗，人财两空。于是能晋升到中共高层的，都习惯了做两面人，作为“组织人”的时候，必须忠诚于组织，而不是忠诚于自己的良知。久而久之，在能晋升到中共高层的成员中，保存一点常人的良知是极为稀罕的。
现在的西方绅士们很少认识到，看起来彬彬有礼的现在中共一代领导人，与当年毛周的区别，只是中山装换成了西服。
中共对西方一直是流氓无产者对富裕高贵者的自卑、害怕、疏离、羡慕嫉妒恨交织的心态，暴富后多了一点因自卑过久引发的补偿性自大心态。所以对西方文明的抗拒是中共组织的本能，与西方国家怎么做关系不大。在中美关系最友好的时候，中共仍在意识形态上攻击美国，中共官媒《人民日报》、《环球时报》、中央电视台等一直在公开抨击西方国家的民主价值观，但是，西方国家政要选择性忽视了这些抨击。西方人士常认为这只是中共对内欺骗中国民众的，认为中共官员内心也是认同西方文明的——这部分是事实，因为中共官员都尽其所能将其子女与财富安顿在西方国家，但作为“组织人”， 他们仍然在一切可能的领域反对西方的价值观，与西方国家为敌。这是维持中共组织特权利益的需要，也是中共官员在其组织内生存的需要。
乔治-凯南先生长电报描述的苏俄统治者的心态，大多也适用于中共组织，尤其是这两段：“因为俄国的统治者一贯认为，自己的统治在形式上是相对陈旧的，在心理基础上是脆弱的和不自然的，经不起同西方国家的政治制度进行比较和接触。由于这个原因，他们总是害怕外来渗透，害怕西方世界同他们直接接触，担心一旦俄国人了解了外部世界的真相或外国人知晓了俄国内部的真相，便会导致某种后果。”
“它对理智的逻辑(logic of reason)无动于衷，但对力量的逻辑(logic of force)高度敏感。”
中共靠暴力夺取政权，一直靠暴力维持统治，对其执政的合法性缺乏自信，一直没有安全感，其一切行为都只是为了维护其“执政安全”，暴力维稳、备战备荒，始终是中共的首要任务。一带一路，命运共同体，都是中共在这种不安全感下寻求安全感的产物。
中共出现习近平这样几乎在所有方面都倒行逆施的领导人，似乎是偶然，但中共坚持对公权力的绝对垄断是必然的——特别是现在该公权力伴随着巨大的经济利益。在没有强大的内外压力下，中共不会主动还权于民。
三、中共的专制统治是一场伪装被拥戴的盛大表演，西方人士不要再配合其表演
几千年来，中国专制者都靠暴力夺取政权，然后必须靠盛大的表演塑造统治合法性，以降低统治成本：一要证明自己受命于天，二要证明自己已经威加四海，八方臣服，其统治方式得到国际社会认可。以此威慑民众，削弱民众的反抗意识，稳定统治秩序。于是礼——外在表现是一些繁琐的祭天、封神、等级仪式，与朝贡——花钱收买外国人来表演臣服，一直是和平年代中国专制统治者最重要的任务。这一切都是为了“执政安全”——这也是中共直言不讳的执政目标。所以中共为了面子，剥夺本国民众福利，在全球大撒币，在正常国家看来极为愚蠢，却是中共在合法性焦虑下的理性选择。即便在经济极为困难的毛时代，中共仍然要节衣缩食去援助“第三世界”国家以获取他国名义上的拥戴。邓时代以来，中共在这方面表演依然如故。
中共的专制统治也是一场盛大的集体表演，大广场，阅兵式，是专制统治者的表演所需要的。而天真的西方政要与学者，往往不自觉地汇入了中共的集体表演，他们缺乏18世纪曾觐见干隆皇帝的乔治•马戛尔尼爵士的自尊与自觉——如果中共的表演被揭穿，观众都离场或起哄喝倒彩，中共就会象童话故事《绿野仙踪》的那个秃头魔术师，瞬间成为孤独无助的小丑。
中共专制者的盛大表演，对安抚中国民众接受专制统治，通常是有效的，大多数中国人有强烈的从众心理：既然有那么多人参与这样的表演，这种统治看起来似乎是正常合理的，我一个人反对或离场没有意义，况且也别无选择，那么我应该自愿接受这样的统治。独立思考、特立独行，在中国常被视为不成熟，不合群的怪物。中国人在群体中都需要扮演忠诚于集体，而且会假戏真做。但在独处时又迥然不同。所以很多中国人经常性的言行不一。一旦统治民众的强权失去了威慑力，中国几乎没有人会为维持旧政权作抗争，而是会立即对新的统治者表达顺从。历来中国专制统治改朝换代，都不是出于民众自愿的选择。西方人士经常对此感到迷惑，正如二战中占领日本的美国人，难以理解集体战斗中曾经如此顽强的日本人为何会对美国占领军如此温顺。
需要纠正另一流行的谬误：许多人认为1980年代的中国人似乎比现在的中国人更追求民主，但这不是事实——1980年代的中国人发财致富的机会很少，对西方民主的向往，更多来自当时的西方国家远比中国富裕的物质层面的比较，这种向往很快被中国1992年后的经济发展浪潮所掩盖，不少当时向往民主的人在富裕之后也开始“平视”甚至“俯视”西方。但在经济发展与更多了解了西方文明的基础上，现在也另有相当部分的中国人对个人权利与自由、保护自由市场经济与私有产权、社会公正与公平的内涵有了基本认识，这是宪政民主得到建立的更可靠基础。只是现在的中国人阶层分化很明显，1980年代普通贫穷状态下的市民全体上街要求民主的局面难以再现了。我将在第五部分详述这一点。
权力民授的西方政体一直是中共专制统治的威胁，丑化否定西方国家体制是中共维持专制统治的需要，三十多年来中共在这方面似乎取得了相当程度的成功，不少西方人士也参与肯定中共统治，被中共利用以证明其统治的合法性——西方国家与中共的一切交往，都有可能被中共利用成为其“合法执政”表演的一部分，包括但不限于与中共的互访、电话联系、礼节性的互相祝贺等等。
西方人士需要意识到，以任何方式参与中共的统治表演，客观上都在帮助中共增加其统治的合法性。这很不明智，很残忍。波兰民主转型后，美军入驻波兰，波兰人给美军打出标语：你们晚到了七十年。但在中国，西方人士在1949年离开后，只相距了二十多年后又回来了，但你们是来与专制者握手言欢推杯换盏的。请警惕“平庸之恶”，请不要再参与中共的统治表演了，哪怕需要为此牺牲一些经济利益。
需要指出，拜登总统上任一年多中四次与习近平通话，而且多次对中共表示“不寻求改变中国体制”，客观上给了中共更多的安全感与确定性，也加强了习在国内的权威。政治本应是一门给已方创造更大确定性，给对手制造不确定性的艺术。美方要求中共不得在台海、南海、东海发动战争——这应当是给中共划定的底线，而不应是上限。西方国家应当要求中共做得更多：对外遵守国际规则，对内维护基本人权。要避免让中共认为只要不对外发动战争，在其他领域就可以胡作非为。
而且事实上中共不会遵守任何协议与承诺——只要其相信违反并没有严重后果。2020年1月15日达成的中美第一阶段贸易协议，中共也没有完全履行。中共会不会基于利害得失的考量遵守协议与承诺，也取决于中共内部开明理性力量与极端力量的对比。拜登总统主动与习多次通话，可能是事与愿违：只会助长中共内部代表极端力量的习派占上风，导致中共更有可能在国际与国内突破美国希望其遵守的边界。
中共内部，官员从上到下，都需要不断向“组织”表演忠诚，随时夸张地执行落实上级指示，发送“我比别人更忠诚”的信号，以获得上级信任，这是理解中共官员很多荒诞及不人道行为的关键。中共在中国实施了近四十年血腥的计划生育政策；于2014年从浙江开始，后在全国推行拆除教堂十字架、迫害基督教徒；于2015年起在中国进行严重破坏社会生产力的“环保风暴”、“折违”，殃及数亿人；自2020年起实施荒诞的新冠防疫措施，封城、全民测核酸、新冠病毒清零政策，一个手机码的不同颜色，就可以限制所有人的活动自由；2021年打压互联网平台企业、打压私营房地产开发商、取缔教育培训行业等等。每一场运动都层居加码、变本加厉，直到造成严重的破坏后果——如同上述一些政策导致近来美国中概股、港股、中国A股惨烈暴跌，才有可能停下来。然后矫枉过正地纠偏，又造成新的失衡与破坏。
中共成员对领导人的批评意味着对党组织不忠诚，会增加被清洗的风险，因此虽然中共体制极其关注“舆情”，并严密监控社会动向，但中共最高独裁者仍听不到批评意见，对现实情况并不了解，常作出愚蠢荒唐的决策。因此不要高估中共领导人的理性。
中国与西方社会有一个重大区别：过去成为西方王朝统治者凭血统，现在西方领导人上位靠选票，都具有当然的合法者。而中国人内心普遍深藏对国家最高权力“彼可取而代之”的想法，表面顺服的中国官员对上级并没有真正的忠诚，因此中国统治者总是有根深蒂固的不安全感，“执政安全”是专制统治者唯一真正关心的事情，其他如经济发展、人民幸福、制度建设，都只是中国专制统治者挂在面上的装饰语，中共内部从上到下都只是在表演。中共最高领导人越专制，下级的忠诚表演就会越过火。习上台后以选择性反腐手段，有效地将中共的大权集于一身，于是习任总书记以来，中共一些老练的外交官，也常常表现出不可思议的粗鲁与蛮横失态，搞战狼外交，其实这是表演给最高领导人习看的，为投其所好，只能辱人与自辱。
中共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国家统治者，攫取了国民创造的大部分财富，约有上亿中共体制内（包括国企）的人员享有特权，因此虽然中国民众创造了巨额财富，迅速改善了中国城市与交通等基础设施，但有近十亿中国人的生活仍只够基本温饱，只有极微薄的社会保障。中共要靠维持“致胜联盟”的特权来维持专制统治，因此中共更需要靠欺骗表演来维持其执政合法性。
中共出现习近平这样几乎在所有方面都倒行逆施的领导人，似乎是偶然，但中共坚持对公权力的绝对垄断是必然的——特别是现在该公权力伴随巨大的经济利益，在没有强大的内外压力下，中共不会主动还权于民。
四、维持中共专制统治三要素：暴力、信仰、绩效，正受到严重削弱，现在是改变中国的最好时机。
在全球主要国家政治现代化未完成之前，西方国家显然不可能安心把注意力集中到一系列后现代问题：全球化、性别议题、气候议题、BLM、政治正确、制约资本等问题。拜登总统限制石化能源生产的计划就因俄侵乌事件而搁置。在俄侵乌战争结束之后，西方国家需要将如何改变中俄内政，列为首要任务。而现在就是改变中国的最好时机。
专制的中国对西方国家是危险的，因为专制体制下少数人就可随意操纵这架巨大的机器，俄罗斯已证明了这一点。而宪政民主的中国会是世界的和平力量，中国人世功利、聪明而勤劳，在私有制下能够创造出巨大财富；被公有制剥夺了一切的中国人会顺从一位强权领袖，但只要有个人发家致富的机会，极少中国人会为“主义”而疯狂。将专制中国改变为宪政民主国家，完全有可能与日本、台湾一样以较少的代价就能实现。而这种转变将对世界和平与发展作出重大贡献，西方国家值得为此付出努力。
中共的合法执政基础，在习执政后已严重削弱：
1、信仰共识丧失。信仰共识是降低统治成本的极重要因素，中共的共产主义信仰感召力，随着毛的去世已经彻底消失。“改革开放”后发财致富成为中国人的功利性追求，但随着经济逐渐恶化，这个希望也在逐渐破灭。当前大多数中国人没有信仰，比古代的中国人还少了对鬼神的敬畏，其中中共的官员阶层是中国最没有信仰与敬畏的群体。现在凝聚中共内部的因素，只靠利益与恐惧。
2、中共暴力的威慑力也在下降。对西方国家来说，俄侵乌战争暴露了专制国家外强中干的本质，多年来西方国家对俄国军事力量的恐惧消除了。中共军队的军事技术还不如俄罗斯，中共军队的腐败比俄罗斯有过之而无不及，主要由独生子女组成的中共军队，上阵会比俄的军队更加士气低落，只能用来镇压手无寸铁的国内百姓。中共靠纵容军官腐败、然后找其把柄的方式制造恐惧，以维系部队忠诚，但这样的军队缺乏真正的忠诚，适合搞观赏性阅兵，没有实战能力。
但目前西方国家仍然需要努力削弱中共的科技武力，俄侵乌事件也让西方对与中共的科技脱钩变得更加紧迫——如果中俄专制者拥有比西方国家更先进的武器，他们显然会毫不犹豫地用来对付一切反对其专制统治的力量。
对中国国内的民众来说，因为中共整个体制就是一架庞大的“维稳”机器，相对于原子化的个人仍极为强大——中国体制内有近一亿吃公粮的人员。但这样一架维稳机器的运行成本极为高昂，以至于需要消耗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一半以上国民创造的财富还不够，只要中国经济增速下降，这台机器就会逐渐失去动力，一些维稳官员也会成为中共统治的抵制者。中国经济恶化至少从三方面减少中共官员收入：一是工资待遇，二是红包等灰色收入，三是官员参股企业的经营状况恶化——中共官员参股民营企业，是改革开放之初中国私营企业能够打破体制束缚的重要因素——如2021年被捕的中共杭州市委书记周江勇，就以亲属名义参股多家私营企业，他也因此对私营企业较为友善。此外中共官员还须忍受比常人更多地失去个人自由。利益普遍受损时作为中共暴力组成部分的官员，也会成为变革支持者。
3、中国经济状况正在恶化，这导致中共经济发展绩效带来的执政合法性正在迅速丧失。中国经济的实际状况，比中共统计局数据要差很多，中共的地方财政普遍入不敷出，实际经济发展速度已经为0，因为原来在中国社会存在庞大的GDP统计数据之外的“地下经济”，在习上台之后的一系列打压私企的运动中已经被大为削弱。习上任九年多来，搞国进民退，其一系列倒行逆施重创了中国经济，现在中国的经济发展已经停滞，消费极度萎靡，私人投资萎缩，只靠政府的低效投资制造虚假的GDP增长，中国经济主要依赖西方国家为主的外需支撑。中共防止新冠疫情的清零政策严重破坏社会生产力，已导致数亿中国人入不敷出，而且防疫的效果不佳，已经引起群体愤怒——极权暴力无法消除民众的普遍愤怒，法不责众。但三十多年高速发展积累的经济成果，仍可支撑中国社会在高压维稳状态运行一段时间。
中共充分利用了互联网技术来监控所有国民，一个手机码就可将人限制在圈定区域无法离开，中共还强制在民众手机上安装“反诈骗”软件，用来监控所有人。但这一切的背后是巨大的监控成本。四十年经济高速发展给中共带来了执政合法性，也使中共发展成为一架极为庞大浪费的巨型镇压机器，如果中国经济发展速度下降，这架机器本身的体量就会将自己压跨。
当然中国目前的经济状况，比俄罗斯、委内瑞拉、伊朗要好得多，那为什么说现在才是促进中国变革的最好时机? 这基于我的二个观察结论：
一是中国经济快速增长的时候，中国内部很难推进政治改革。经济快速发展的绩效提供了中共统治的合法性；社会各界有获得感，要求改革意愿不强烈；中国当局政改的压力不大，利益集团能够用利益收买人心，并有财力支撑高压维稳体制，因此拒绝政治改革——这就是过去三十多年在中国发生的实际状况。
二是如果中国社会经济严重恶化，社会动荡饿殍遍野时，很难有良性的政治改革一一那时民粹与极权结合的概率更大——宪政民主的建立与正常运行，需要一定的经济基础。如委内瑞拉，有初级的民主，但无法建立稳固的宪政，利益极度分化与物质匮乏，使各阶层都处于你死我活的极端状态。许多拉美国家与其相似。中国谚语：穷思近，富思远。饿殍遍野时民众对面包的需求大于自由民主，社会动荡时民众更依赖强人政治与统制经济。那时即使有执政者更替，也可能只是“城头变幻大王旗”，换一个专制者而已。而且必然伴随大规模的人道主义灾难。曾经是亚洲第一个民主共和制的中国，在辛亥革命后的情况大致如此，结果是宪政民主政权败于中共极权暴力。
习的执政再次让中国成为世界最大的极权国家，但习的瞎折腾也让绝大多数中国人既得利益受损，使许多中国人觉悟到了需要以宪政民主巩固“改革开放”成果的必要性，否则改革开放的成果随时可能得而复失。在1989年的民主运动被镇压三十多年后，要求习下台、实行政治改良已再次成为中国人的普遍愿望。习下台后，中国也有可能从极权-专制-威权-宪政民主，逐渐过渡，实现良性政治转型。
五、中国具备建设中国宪政民主的力量，但打破僵局需要外部的推动力
虽然中国目前的民主化程度还远不如俄罗斯，但中国实现宪政民主的途径有可能比俄罗斯更顺畅：中国已经有了较为庞大的私营企业家阶层，有了普遍的具相当规模的私有财产，这个阶层的存在是宪政民主的基石；东亚文化接纳西方文明比俄罗斯更容易，中国的民族主义是外加的、脆弱的——中国真正的政治风险是民粹，均贫富对中国创富阶层之外的人都有着根深蒂固的诱惑，虽然历来的均贫富实践给中国人带来的都只有灾难；中国经过三十多年的改革开放，中国经济与科技已深度融入西方；基督教在中国的广泛传播。
但打破中国专制社会的超稳定结构，仍需要外部力量的推动，中国人很难完全凭民间的内生力量在目前打破社会僵局，建立宪政民主制度，从清末到现在，这一点至今并没有根本性的改变，特别是在中共已利用西方国家的市场急剧壮大了力量的情况下。日本、台湾、韩国也是在西方力量的强力作用下实现宪政民主转型的。
西方国家的误判与疏忽，将中共这条恶龙喂养成了巨大的利维坦。现在西方国家有现实必要与道义责任，停止喂养这条恶龙，并帮助中国人民驯服这条恶龙。西方国家需要打破自我设限，帮助中国人民改变中共的极权体制，这也是帮助西方国家自己。
由于已经存在一个数亿人口的庞大创业者阶层，在中国出现一个契机打破中国极权体制后，中国有可能在比较少的社会动荡中实现社会转型，如同日本台湾一样。目前中国各阶层对宪政民主政治转型的态度，可简述如下：
1、行政官员
目前他们普遍反习，但他们是中共维持统治的力量，官员对宪政民主一般是抵触的，这会损及他们的权威与以权谋私，因此官员不会成为宪政民主转型的主动推进力量。但温和的民主转型也有利于加强地方官员对抗中央的筹码，权力来源的改变，可保障各级官员不会象现在一样：因上级一句话就丧失一切权力，而且人身与财产安全毫无保障。因此目前的中国官员虽然最希望回到江胡之治，但在社会压力下也会被动接受温和的宪政民主转型，许多官员希望通过台湾式的民主转型避免被清算报复。因此中共官员可以在政治转型中成为维持社会稳定的力量，正如辛亥时期的清朝政府官员一样。
习为了维持独裁与极权统治，对中共官员实行恐怖高压，现在中国官员须上交护照，人身自由与安全毫无保障，实际上成为生活在无形的互联网大监狱里的囚犯。而且习由于自卑与恐惧，对所有官员都不放心，尤其害怕官员搞“团团伙伙”，严厉打压，而任何官员总难免涉及上下级人事关系，掌权的官员更难免有各种利益纠葛，因此随时面临“被查”风险，目前所有中国官员都战战兢兢如履薄冰，对工作敷衍搪塞，干怕出错，不干怕出事，焦虑煎熬。习还搞‘倒查二十年’，退休多年的官员也屡屡被查处。 习把中共的天下变成了习家的天下。
而中共与大清政权的区别，是中共政权属于黑帮集体产权，中共本质是一个利益分赃集团，因此任何让中共成为其家天下的行径都属于侵犯集体产权，会受到内部或明或暗的抵制。所以毛一死就被抄家。习利用选择性反腐独揽权力，并且其施政措施严重破坏了经济，其高压统治已得罪了几乎所有中共官员。习的地位远比表面看上去的脆弱——还不如普京地位稳固，普京凭自已威望重新缔造了统一俄罗斯党，而习只是中共内部偶然被遴选出来的一个没有建立过功勋的红二代。当前的中共高层官员也普遍有政治改良的意愿，但大多缺乏勇气与担当，只有在时势明显有利时才会顺势而为。习支持普京侵略乌克兰已引发对中共严重不利的后果，这会使习受到党内追究。西方国家需要加强对习本人的追责——那样习必进一步落到墙倒众人推，树倒猢狲散的局面——促使中国摆脱习的极权统治。促使中共高层的转变，是中国政治转型的捷径。
中共在邓时代沿袭中国科举制度，通过考试遴选社会青年精英进入官僚队伍，已自然淘汰了草莽一代的官员，基本建立了一支类似新加坡的公务员队伍，区别只是中国缺乏对公权力自下而上的监督。因此中国转型只需逐步改变官员的授权来源，去皇权（弃习），增加民权，限制官权，在内外压力之下，中国有可能利用现有官僚体系，在社会不发生剧烈动荡的前提下逐步实现社会良性转型。
中国有几千年以吏为师的传统，在中共统治下社会进一步原子化，如果政治转型中贸然打碎所有国家机器，容易引发社会严重失序，而这会印证许多中国人受长期洗脑教育留下的“民主带来混乱”的印象。日本与台湾的转型过程中，官僚阶层也起到了稳定与推动作用。专制统治破坏中国人的自治能力，这在中共统治期间达到了极点，一盘散沙式的原子化个人最有利于极权统治。所以要尽量预防极权崩溃之初的社会混乱。
2、商人
中国商界是政治改良的关键力量，但不是激进变革的力量。目前中国商界大多数人强烈反习，但他们多数人仍留恋给了他们快速致富机会的邓时代，由中共自身启动政治体制改革，逐渐走向宪政民主，是中国商界最普遍的愿望，他们普遍害怕出现大的社会动荡。但在经历了习对私营企业的系列打压迫害后，现在的中国商界对宪政民主体制产生了真切的渴望，他们不希望中共再产生一位随时会开倒车回到公有制的国家领导人。
历史上中国辛亥革命实现了较平和的社会转型，其中起主要作用的就是官僚与士绅阶层。中国当前的商人数量百倍于辛亥时期，财力更远胜当时，能够在组织地方自治、维持社会稳定方面发挥关键作用。而宪政民主政治，只有由商界参与主导，才有可能稳健推进。有一个庞大的私营企业主阶层，是中国实现宪政民主的最大优势。
俄罗斯与中国相比的最大劣势，就是俄罗斯社会在转型后没有产生大批有能力运营财富投资创业的企业经营者，俄罗斯私有化的结果只产生了少数经济寡头。寡头经济摧生了寡头政治，寡头政治扼杀经济自由，于是许多聪明的俄罗斯大脑只能离开俄罗斯才能找到用武之地。 即使普京下台，俄罗斯社会要产生一个庞大的创业阶层，仍然难乎其难。如没有庞大的创业阶层，俄罗斯仍无法挣脱“资源的陷阱”。
而中共政权从未有能力包揽中国全民的就业与生活，毛时代从农村的农民自留地，到城里的街道工厂、企业自办“三产”、回城知青自谋职业等，歪打正着地使中国民间仍保留了一定的自主谋生空间，于是在“改革开放”后的三十多年间，中国发展出庞大的私营经济，产生了一个数亿人口的创业阶层，在习近平上台之前，中国部分官员利用掌握的公权力参与这个阶层的财富创造（当然也有不少敲诈勒索的寻租行径），做大社会财富蛋糕，利益均沾，中国官商在很大程度上是利益共同体。但习治下的中国官僚阶层已成为纯粹的市场经济破坏者与掠夺者。
中共在新寇病毒防疫过程中的清零政策，重创中国经济，受害最烈的便是中国商人。因公权力无节制滥用而利益严重受损，已导致中国商界对约束公权力产生了强烈的渴望。
3、知识人
目前中国敢于利用互联网发声的，主要是体制外的知识人。中国知识人对宪政民主制度接受度最高，但总体缺乏行动的力量。因为中共将中国大部知识人网罗到体制内，中国的大学、科研机构、媒体与出版机构都是体制内官僚机构的一部分——几千年来，从没有如此大比例的知识人进入了吃皇粮的行列，中国历史上各朝代都只有极少数知识人才有机会进入体制。这是中共对知识界的收买，也因此，中共对中国知识人的控制达到了历史顶峰，中国大部分知识人在这个大变革时期，没有能够发出他们的声音。但如果在高压恐惧消失后，中国知识人将成为社会变革的巨大促进力量。
中国知识人对西方文明有普遍的了解与认同，对中共专制统治带来的压抑，比其他阶层更有切肤之痛：在21世纪的中国，数千万计的中国高校教师、中小学教师，科研机构人员，在教室监视探头下战战兢兢地照本宣科，没有一点自由表达的空间。虽然中国知识阶层几千年来第一次普遍被圈养起来，似暂免了饥馁之虞，但却被剥夺了言论自由。习上台后，中共对思想与言论自由的打压变本加厉，知识人如“妄议”朝政则面临着立即丢饭碗的危险。因此中国知识人有强烈的政治变革愿望。当然也有部分习惯了公有制铁饭碗的知识人，会成为自由市场经济的反对者。
4、巿民阶层
需要区分城镇退休人员、政府与国营企业在职人员、个体工商户与私企老板。
城镇退休人员对民主政治仅有较低的认同感，中国城镇退休人员群体是对中共奥威尔所描写的《1984》式极权管控接受度最高的群体。由于中国四十年来经济高速发展给他们带来的获得感，总体上该阶层仍拥护中共统治，容易受中共洗脑教育的影响，他们最大的不满在于经济方面：中国城镇退休人员正越来越多地表达对中共官员阶层退休与医疗特权的不满，官员的退休工资比职工多一倍，医疗待遇比普通职工更好。涉及这种不平等待遇的中国城镇退休人员近三亿人。在他们的退休金不能正常发放，或退休金不能维持现有购买力的时候，他们会为争取平等的退休待遇上街抗议。
1960年代后出生的城镇人员，正在逐渐经历独生子女政策带来的痛苦，他们是独生子女政策的最大受害群体。
中国政府与国营企业在职人员是中共治下的既得利益阶层，其政治态度如上面1所述。在经济恶化时，他们的抵触与反抗也最有可能削弱中共统治力量——因为他们本身就是中共的执政基础。
城市个体工商户与私企老板的政治态度如上面2所述。
1978年中共开启改革开放政策以来，中国市民的观念有了巨大的进步，对现代生活方式已习以为常。虽然他们对自由、民主、个人权利、尊严、知性生活等更高层面的追求，可能需要更长时间的观念积累，但中国巿民对中共侵犯人权、生活中无处不在的监控、政府办事中普遍的官僚作风、在谋生、购房、子女上学、看病、就业、出行中受到的严重歧视与各种不公平待遇，对言论自由的打压，有普遍的不满。由于市民数量巨大且容易集聚，市民阶层的政治态度对中国宪政民主进程影响巨大。而决定他们政治态度的，主要是经济。随着经济恶化，个别极端穷困的市民独狼式反抗将越来越多，但总体上目前中国城镇巿民群体对政府的依赖度较高。宪政民主制度下他们将不能再享有城乡二元体制下比农民更多的特权，也许他们中的一部分人会成为政治改革的反对者。但好在中国三十多年的半市场经济实践，已经让他们对独立谋生有了一定的适应能力。
5、海外华人
他们曾对中国四十年来经济高速增长深感自豪，许多人对中共从1989年64事件引发的敌视，到逐渐认同，因为中国经济多年高速发展，也惠及海外华人，让他们及国内亲友获得经济实惠与情感上的自豪感，这使中国海外民主运动在很长时间内趋于式微。
习上台后中共的倒行逆施让大多数海外华人痛心失望，新冠疫情以来中国极不人道的防疫措施也严重伤害了海外华人的感情。清末的海外华人曾经是中国社会转型的重要支持与推动力量，目前海外华人数量多于清末十倍还不止，拥有的财富与影响力更是远超当年的海外华人，海外华人对宪政民主有深度的认同，并且有具体的实践经验，海外华人普遍与中国有经济、文化与情感上的密切联系，他们是推动中国走向宪政民主强有力的力量。重振海外民运，此其时也。
6、中国农民
中国农民是一种身份而不只是一种职业。有许多在工厂里打工的人，只因为他们出生于农村，仍然被称作农民。他们既难以在城里定居，也很难回到农村种地——中国人均土地只有几亩，仅靠种地无法维持一家人的温饱。只有失业后他们才有可能无奈地回到户籍上的家乡农村。个别贫困者在极端绝望情况下也有可能成为独狼式的社会破坏者。
中国农民工创造了巨大的财富，但他们只得到微薄的报酬，中共利用户藉制度限制农民迁徙自由，把中国农村作为稀释就业压力的排水池，并经常把大量在大城市从事配套服务业的农民作为低端人口赶回农村，以防止过多人口在大城市聚集危及中共执政安全。由于中国大多数农村人多地少，缺乏基础设施，留不住年轻一代，在农村的农民普遍老无所养病无所医，看电视打麻将是中国农民的主要消谴方式，农村的农民因居住分散，难以组织起来，无法形成一股有效的政治反对力量。分田单干与农业技术进步可让他们解除饥馑，但无法致富，终日须为温饱劳碌，几乎没有社会保障，他们是苦难深重的群体，却没有力量改变自己的生活状况。解决农民贫困问题的希望在于帮助农民融入城市，但中共的城乡二元户藉管理制度使中国农民陷于物质与精神的双重贫困，他们较难在社会政治变革中发挥重要作用。
所有对中共统治不满的抗争者，目前在中共利用现代科技打造的极为严密的监控系统下，缺乏在中国境内有效组织起来的基本条件。如果没有外力的干预，目前中国内在的社会恐怖平衡状况很难打破，中国的社会变革，需要外部力量的推动——因为目前中共的统治资源大半依赖国际贸易与在国际舞台的表演，西方国家要以有效手段，切断给中共的经济与政治输血。俄罗斯侵略乌克兰战争重新激起了西方国家对安全与正义的重视，是促进中国政治变革的一个契机。
六、改变中国的契机与西方国家对策
改变中国的契机主要有哪些？
1、中共统治下的中国经济持续恶化，引发中共体制内外的各种矛盾激化。
2、中共一次军事失败或外交严重挫败，导致中共体制内外离心离德。
3、中共内部人事重大调整点燃中国社会变革的希望。
4、中国内部发生的人权与民生惨案，引发社会共同的愤怒。
以上多重因素迭加，则更有可能引发中国社会剧变。
那么当前西方国家该怎么做？
1、要将对中国的贸易与人权挂钩。中共每年3万亿美元以上的国际贸易收入，是中共能够对外扩张、在国内以高压手段维稳的本钱。改变中国应当回归将国际贸易与人权挂钩。除了要求不得在台海、南海、东海以武力威胁，西方国家还应当向中共提出保障国民人权的明确要求，首先应当包括以下三项：
（1）在中国确立基本的的私有产权，确认个人住房归私人永久所有、农村土地归农民所有。
（2）保障基本的言论自由，放开对国际互联网的限制，停止限制民众上国际互联网，停止对言论自由的限制与迫害。
（3）保障中国人基本的选举权利，首先放开县以下乡镇与村委会的民主选举。
西方国家对侵犯人权的中国官员个人要进行有效制裁，包括对表决通过侵犯人权议案的全国人大代表。 制裁一定要落到作恶者个人身上才有效果。中国民众自1980年代讫今创造的财富是巨大的，四十年来中共官员及其家属攫取的财富，应百倍于普京集团，这些财富大多藏匿于西方国家，西方国家要调查掌握这些数据，作为约束中共官员遵守正义与人道底线的筹码。
现在中共已经远没有表面看起来的那么强大，中共治下的中国，私营企业已普遍丧失投资信心，中国政府的投资大多属于重复无效浪费，已无法对经济产生拉动效应。中国内需已极度萎缩，只剩下出口在支撑中国经济一一西方国家购买中国制造产品的数量，决定中共治下的经济荣衰与中共执政能力。
中共至今仍在赌西方国家摆脱不了对中国廉价商品的依赖，赌西方政要仍然会见利忘义、目光短视，需要用中国廉价商品带来的实惠博取民众的选票，因此中共仍然在俄侵乌战争问题上态度含煳，与俄罗斯藕断丝连。现在该到了西方政治家把握历史时机，正视现实问题，恢复政治家该有的历史眼光，将国家安全与人权置于经济利益之上，不再姑息养奸，对中共提出具体要求，对中共违反规则行径采取果断措施的时候了。
2、政治上孤立中共，西方人士不要再参与中国专制政权的统治表演。中共的金钱外交扩展了中共的统治表演舞台，弥补了中共专制统治合法性缺失。西方国家应当联合起来孤立中共，不再给中共提供政治表演的舞台。
西方国家还应当联合中国周边的国家，组成防止中共扩张的防线。
3、加大与中共在高科技上脱钩的力度。高科技决定现代战争的成败，在中国完成民主转型之前，中共治下的任何企业高科技都会被中共所利用，转化为威胁民主阵营的现实安全风险。
4、西方国家要进一步帮助中国国内外争取民主与人权的运动。
美国与西方国家应打破“不干预他国内政”的自我设限，主动促进中国海外民运力量的联合，以多种方式帮助中国海外民运整合机构，给予经费支持。帮助中国海外民运组织明确方向，聚焦中国实务问题，为他们参与中国民主政治建设作准备。西方国家应积极培养专制政体的反对力量，将专制国家改造为宪政民主国家，化敌为友，是实现世界和平的最好方式。
5、充分利用高科技手段突破中共的互联网防火墙，让中国人民知道真相。中共的统治依靠暴力与谎言，西方国家应当利用高科技技术，加大向中国国内传播真实信息的力度，让中国民众得知更多真相。
6、设法分化瓦解中俄与其他专制国家，包括区别对等专制政权内部的官员。作为专制轴心国的中俄，内部都酝酿着巨大的变革因素，西方国家要善加利用，更精准地使用制裁与鼓励相结合的手段，分化专制集团内部人员，促进温和民主力量的成长。
中共专制统治有三种可能的结束方式：
一是随着社会管控成本上升而政府收入下降，中共政权慢慢衰竭，这过程中必将伴随严重的社会动荡与人道主义灾难。
二是中共统治因一个突发事件，突然而迅勐地崩溃。在该情况下中共的武力将成为失控的力量。这过程也很容易产生社会动荡与人道灾难。
西方国家要知道，在中共专制政权统治下，中国没有经济危机，只有政治危机。中共于1958年到1961年间曾经饿死近四千万人，文革十年间互相残杀死亡约二千万人，对中共统治者来说这都不算危机，中共只在乎“执政安全”危机——也就是说，西方国家如果不及时主动帮助中国培养温和的反对派，促进中国民主转型，中国死几千万人的人道主义灾难随时仍有可能发生。
三是中共内部顺应外部压力自我调整，走向宪政民主之路。在强大的内外压力下，中共作为机会主义政党，也有可能出现前苏联式的改变，同时中国社会已经发展壮大的企业家阶层，可以制约寡头经济的出现，中国将能够比俄罗斯更顺畅地实现真正的宪政民主与经济自由。
二战后世界民主潮流浩浩荡荡，东亚国家民主转型尤为成功，但无一不是在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推动下前行的。历史证明东亚文明容易接纳西方文明，在一个强大的外来力量推动下，加上海内外华人的共同努力，争取让中国在维持现有社会秩序的情况下，以较小的社会代价成功实现社会宪政民主转型，是可能的。西方国家值得为此付出更多努力。
万维读者网 2022-03-28 议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