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ogramhink | 1 points | Mar 30 2022 02:47:45

汪狱中写了长达数千言的供词，他引用英国、法国、德国、日本立宪的历史，指责清廷立宪“适为君主权力之保障”，无法根本解决中国的问题，为了不牵连黄复生，否认黄复生知道自己的意图。他还为此赋诗，慷慨激昂，一时为人传诵。在审理汪等政治犯的过程中，清廷举棋不定。包括摄政王载沣、法部尚书廷杰、大学士那桐、学部侍郎宝熙在内的官僚主张判处死刑。期间，同盟会领导人千方百计设法营救汪。当时同盟会会员程家柽在民政部尚书肅親王善耆家任教师，对善耆做工作说：“国家如枉杀汪、黄，则此后党祸日夕相寻，非朝廷之福。”[5]:60在审理中，善耆也对汪之人品才学产生敬重，外加清廷担心如杀汪，可能会导致革命党更加暴力，经过善耆对摄政王的斡旋下，载沣同意其意见，改判終身監禁。汪一案，清政府没有株连他人，审讯时不用下跪，饮食得体，可以将日常衣物送入狱中穿戴，并一人一室，行动自由。汪“终日披卷吟诵，颇觉安逸”。善耆经常到狱中向汪嘘寒问暖软硬兼施，并赠以图史百余帙，试图使汪变更革命决心，曾为此将他带到法场对他进行逼迫。善耆常在狱中与汪谈论天下大事，讨论诗歌[3]:23-26。贝子溥伦也曾到监狱探望，改善了他在狱中的生活条件。汪在监狱中得知黄花岗起义后亦曾写诗祭奠[5]:60。

自此之后，汪对善耆十分感激，而其精神状态也发生重大改变，诗词风格由高亢激昂逐渐趋于低沉消极，有“豆萁何苦更相煎”的诗句，视革命黨人与清廷的鬥爭为「煮豆燃萁」（兄弟鬩牆）。肅親王在大連病逝後，汪曾前往慰弔，並對張學良說：「我當年被捕，是肅親王審的。要殺我，肅親王可以殺，肅親王沒殺我。但肅親王就跟我講啊，說：『你們這革命呀，當然啦，你們是有原因的，看我們清朝太壞了。唉！假如你們成功啊，我看你們也不能強過我們什麼的。』他這句話所說的應驗了，我們今天成功了，真是還不如人家前清，弄得這麼糟糕！」[6]:232

武昌起義之后，1911年10月30日，清宣統帝“下诏罪己”后，政治犯得到赦免，11月6日，清廷大赦政治犯，汪、黄被释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