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ukovme | 1 points | Mar 26 2022 04:54:32

既然聊到阿姨，就发一篇我自认为解构中华文化最彻底的一篇访谈（刘仲敬访谈 152集）

主持人（剿匪学院）：这周想请您聊一聊关于历史学者余英时先生的事迹。我们都知道，他本周在美国的寓所里面于睡梦中逝世了，享年91岁。其实他让我印象最深刻的地方，就是他在您老人家写到过的民国文人里面享有最多的篇幅。他虽然作为一位泛文化中国民族主义者，但是他做到了终身能够排斥共产党的统战诱惑。而且，在论述陈寅恪先生的晚年诗词及文章的时候，让共产党的统战文宣部门吃了不少闷亏。

但是他也由于坚持“我在哪里，哪里就是中国”这种文化民族主义认同，所以他既同情台湾的民主运动，又在文章里说到他不乐见台湾走到国民民族主义，也就是福摩萨民族发明家最终完成台湾文化独立于中国文化之外的一整套论述。显然，他的这种文化民族主义认同，并不能为台湾、香港以及他的祖国江淮利亚指出任何一种能建国或者能有效统治的共同体边界。对于已经构建完整个诸夏理论体系的您来说，您会认为他跟您老人家是一种竞争对手的关系，还是承先启后的关系？假设他还在世，您跟他这种中国泛文化民族主义者进行面对面的交谈，您老人家会想对他说些什么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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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姨：他们是因为位置相对比较安全，等于说是在吃子孙饭的过程当中比我早了一代（他们就是我父辈的那一代人，只是所处的位置不一样而已），所以他们还能够抱有一点幻想，没有看到自己子孙的灭亡。实际上，他们并不是真正的西洋化的知识分子。他们所属的这种人在历史上是反复出现的，但是他们并不明白自己是谁。

这一点，我是最后一点一点才明白的，我开始的时候跟他们一样。我开始的时候是觉得：第一，他们是自己人；第二，他们是我本来就可能成为的另一种人（如果没有共产党的话），因为我们本质上是属于同一个阶级的产物。对这一点，我在年轻的时候曾经有过很多怨心，就是类似怨恨的感情。但是最后，也就是在不久以前，等于是到了美国以后不久，我才明白，这个就是基督教所谓的那种上帝的特别安排，是无形之手的保护。

我如果生在台湾或者美国，也就是说如果我的父辈当时跑了的话，我就是跟他们一模一样的人，然后我肯定会断子绝孙的。正因为我的父辈陷得比他们深，所以我的位置比他们要危险。有些东西是，你必须自己处在更危险的地方，你才会去认真探究的。而认真去探究的话，真相其实是一文不值的。人们不愿意看到真相，是因为他们不想看到。不想看到，因此他们需要有假的后裔和假的祖先来维持一个假的系谱。因为知识分子本质上是依靠收养来维持的，而不是依靠血缘来维持的，所以知识分子更容易把下一代产生出来的跟自己生态位相近的角色看成是自己的子孙，而忘记了自己真实子孙的下场——这个下场其实是很清楚的。

余英时在年轻的时候是什么人？完全就是明末遗老遗少在现代社会的一个体现。他在自己的年轻时期最敏感的时候确定了基本范式。大多数人都是在这个敏感时期或者在这个敏感时期以前（不会比二十五岁更晚）确定了基本范式。在这个基本范式形成以后，在二十五岁以后，是很难再改的。他在这个时期就是跟着钱穆和流亡知识分子在一起混。这些流亡知识分子当然就是历史上多次出现过的那种情况：衣冠南渡，偏安江左。辛弃疾抛弃了他在家乡的朋友党怀英，单骑南下。靖康南渡，永嘉南渡。九一八事变直到淞沪抗战以后从满洲到北平、从北平到南京、从南京到重庆这样一路流亡的知识分子群体，他们是毫不掩饰地把重庆的国民政府和台湾当作是第二个南朝来看待的，他们自己的定位也是这样。

那么他们的祖先，那些曾经在江东拜占庭政权牺牲的知识分子，结果是怎样呢？辛弃疾他们的下场是怎样呢？他们无疑在下一轮征服以后，在南朝灭亡以后，跟没有逃走的党怀英他们是同一个下场。但是他们可以说，我们同化了异族。那么我们再看看他们同化的异族是什么样的人？首先就是纳兰性德这样的人，他们的祖先是游牧骑士，是余英时和钱穆这一代人衣冠南渡所能够辨识的最大敌人，然后他们的子孙变成了南渡知识分子精神上的子孙。而南渡知识分子自己的子孙到哪里去了？在下一轮改朝换代的时候，以地地道道的汉人的身份，像是颜之推的子孙那样。

颜之推就是南渡知识分子在南渡以后又被北朝征服的典范。他的祖先是南渡知识分子。然后在他这一代，北朝的征服进入第二阶段，江陵陷落，文武之道今夜尽矣，再次被征服，不得不学鲜卑语，服侍公卿。然后他的子孙在由征服他的北周延伸而来的隋朝灭亡的时候，被流寇朱粲（就是隋唐时代的张献忠）吃掉。在朱粲看来，他已经不像颜之推那样是值得统战的大人物了。永嘉南渡的时候，他的祖先是能够带着武装集团南下的大人物。这就是白崇禧和白先勇那种类型的，不是钱穆和余英时那种类型了。等到颜之推那个时代，北周再次南下征服江陵的时候，他们的子孙就已经是余英时这种级别的人了，只有文没有武了。再到他的孙子，就连知名知识分子都算不上，只是一个微不足道的小官，跟普通秀才差不了多少，当然是可以吃掉的。然后在他们的子孙被吃掉以后，新一拨征服者的子孙在渐渐失去武力、自己也变成儒生以后，追认余英时这种人当作自己的祖先。以这种方式，中国文化就传递下去了。在唐宋末日以汉人自居、诅咒蒙古和女真征服的这批人是谁呢？他们就是汉朝末年从塞北南下征服和消灭了汉人的这帮鲜卑人的子孙。这些人的子孙在自己丧失了武力以后，他们觉得自己就是汉人，然后再对拥有武力的新征服者摆出同样的姿态——文化民族主义者不可征服的姿态。

余英时他们这一代人唯一特殊的地方就是，他的栖身之处在美国，因此他接受了一些西方知识分子的说辞。例如，托马斯·曼(Thomas Mann)的“我在哪里，哪里就是德国”，这是日耳曼泛文化民族主义的说辞。但是我们要注意，日耳曼泛文化民族主义之所以有这个说辞，也是失败的产物。日耳曼人为什么会讲究“哪里讲德语，哪里就是德国人的祖国”呢？法国人没有这种感觉。帝国主义的法兰西爱国者，哪怕是拿破仑本人，从来也没有说过“日内瓦人和加尔文是讲法语的，所以自古以来加尔文主义就是法兰西的民族宗教（这好像是行不通的，法兰西民族宗教如果有的话，必定就是天主教），新教的日内瓦是法兰西民族自古以来的组成部分。”他们顶多想到比利时是拉丁语高卢的一个部分。法兰西是一个强国，它有具体的边疆。而日耳曼人则是法国人和英国人作战的战场。日耳曼人只有一系列像巴伐利亚和美因茨这样的小诸侯，在战争当中被英法两国蹂躏。因此，失败的德国知识分子在面对法国和英国的时候有强烈的自卑感。他们既不能忘情于政治，又无法掩饰他们在政治上被英法支配的窘境。于是才会有海涅所说的，法国人和俄国人占领了陆地，海洋是属于英国人的，只有在梦想的空中王国，德国人的权力才是无可争议的。我们在政治上虽然不行，但是我们搞学问还是有一手的，你们有康德吗？所以，在梦想的空中王国中，我们德国还是第一。因此就延伸出来了“哪里讲德语，哪里就是德国人的祖国”。因此托马斯·曼才可以说，希特勒尽管占领了德国，但是我在瑞士讲德语，德意志还在我这一边。

而英国和法国的流亡者也多得是。克伦威尔失败以后，日内瓦共和国就有英国新教徒的流亡者。他们看中的不是日内瓦的法语，而是日内瓦的新教，全世界的新教徒是一家。逃避法国绝对君主制、到日内瓦的法国知识分子也有很多，例如伏尔泰狡兔三窟地在瑞士搬了一个家，在法国大革命和拿破仑时代从斯塔尔夫人(Madame de Staël)一系下来的法国知识分子曾经在瑞士避难过很多人。他们从来没有这样说过，他们显然认为自己有朝一日是要回到英国和法国去重新建立政权的。而德国人首先是没有这个本事，其次就用精神胜利法把自己的无能当作自己的高明。别人能够打回去，而我们回不去了，于是我们就用精神胜利法说，我们流亡的瑞士也是我们德国的一部分，我所在的地方才是真正的德国，而他们所在的地方是假德国。这是一种演化趋同现象。弱者总是要搞精神胜利法的，要不然简直混不下去。失败者需要精神胜利法，胜利者则不大有这方面的需要。所以，尽管来源不同，但是在你不断需要精神胜利法的时候，你就可以预见到自己是失败者。但这是你不愿意承认的事情，你要用谎言来安慰自己。

在中国文化史上面，这种现象是格外的普遍，可以说是主流；而在德国，至少还不能说是主流。那当然是因为中国的知识分子和古老的中国士大夫是比德国知识分子泛文化民族主义者更大的失败者。他们不是偶尔失败，而是一贯失败，失败是他们的宿命。或者干脆地说，如果不是因为失败的话，他们也不会变成中国人。鲜卑人的祖先在还没有失败的时候，他们在哪里？他们像满洲人一样，征服者的铁骑同时在内亚和中国作战。等到唐太宗的时代，他们已经开始失败了，已经回不去了。等到最后他们的后裔像李贺那样变成知识分子的时候，他们已经陷得太深，走投无路。为了安慰自己，所以必须给自己认假祖先。那个假祖先，汉朝末年的知识分子，就是他们的真祖先杀掉的那些人。

文化民族主义有这个安慰的方式，就像是没有儿子的人给自己收养养子一样。一般来说，收养养子的人是有一定极限的。收养养子是因为自己没有儿子或者儿子不成器，没有养子好，像罗马人和日本人经常做的那样。但是，他们很少或者根本没有说是收养那种杀掉自己亲生儿子的人当自己的养子的。直截了当地说，冒辟疆的道路、余英时的道路和颜之推的道路都是同一条路：你把自己推向断子绝孙以后，然后再让杀掉自己儿子的人来当自己的继承人。在全世界上，杀掉你儿子的人就是最像你的人。这就像是一个被强奸的女人一样，你最有可能嫁出去的男人和最了解你的男人就是强奸你的男人。你在被强奸以后，你不大可能嫁给别的男人了。而最了解你的男人和最想要你的男人就是强奸你的男人。你面临着永远嫁不出去和嫁给那个强奸你的男人的选择，因为只有他愿意要你。收养敌人做自己的儿子，也就是因为只有敌人在落入你所在的这个猪笼草陷阱以后才愿意做你的儿子，其他人并不愿意做你的儿子。

像中华文化民族主义者天天描绘的，埃及人、巴比伦人、希腊人和罗马人都中断了，只有中华民族自古以来是延续的。当然实际上是，中国改朝换代死人的彻底程度是远远超过希腊人、罗马人和巴比伦人的。如果从基因的角度来讲，我们得承认，法老时代的埃及人现在大部分还以科普特人和穆斯林的形式存在，他们只是首先改信了基督教，后来改信了伊斯兰教。按照中华文化民族主义的传统来讲，这就叫做中断了。古老的埃及文明已经中断了，古老的埃及的方块字也已经没人认识了，你们都去讲洋文去了。中国方块字是存在的，但是中国人的基因却灭绝了。齐桓公时代的那些住在齐国、血统跟吉尔吉斯人差不多的齐国人，他们的基因不见了。今天的山东人的基因跟通古斯人和满洲人的基因比较相似。不用问，他们肯定是在永嘉时代随着慕容家和五燕王国一起南下的那些征服者和假冒的儒家的后代。但是他们用方块字，他们符合文化民族主义的标准。也只有他们愿意做中国人，因为他们已经别无选择了。他们在杀了你的儿子、冒充你的儿子以后，除了硬着头皮冒充下去、以证明自己的合法性以外，没有别的选择，因为他们已经回不去了。他们冒充你的儿子，这本身也是他们的失败；而你的儿子被他们杀掉了，必须接受他们的冒充，这也是你的失败。你们双方都是失败者，只是在失败的节奏和周期上有点差别。

什么是汉人？汉人是堕落的征服者，知识分子和士大夫阶级是堕落的征服者的上层阶级。普通的征服者失去武力以后变成编户齐民，上等人和武士失去武力以后变成士大夫。为什么你们能有认同感？你们都是一批快要淹死的人，你们看到前一批被淹死的人就产生了精神上的同情，就感到他们是你们的兄弟。而那些把你们赶进水里的人，你们就觉得他们是你们的敌人。其实，他们是你们的真正祖先。收养者如果真的足够诚实地面对这些，把这个叙事建立起来，那么他能不能收养下去是很成问题的。现实中的收养者一般都是收养没关系的人或者自己看着顺眼的人，并不是被迫收养自己的敌人，就像是女人一般不愿意被迫嫁给自己的强奸者一样。但是你都沦落到这个地步了，已经别无选择了，必须把自己的欺骗永久性地维持下去了。在这个永久性的欺骗之上，你才能建立中华民族。没有子孙的人就面临着一个问题，就是说他看不到未来。

余英时是中国反共知识分子的一个偶像，因为他比国民党要有出息得多。他像是东晋和南宋的知识分子一样有出息。这些人直着脖子，就是不认北方来的征服者。赵复赵江汉先生还能够得到忽必烈的认同。他直截了当地说：“宋，吾父母国也，未有导他人伐吾父母者。”而北方的征服者忽必烈也愿意尊重他，像是隋唐的征服者对文中子王通的门徒还相当尊重一样，所以他才能够混得下去。而共产党对他们是没有这种尊重的。他们自身所依托的南朝（也就是国民党政权）也没有东晋南宋这样有出息，直截了当地投共了。投共的结果就是，使钱牧斋和冒辟疆他们玩弄冒辟疆主义变得不那么舒适了。钱牧斋和冒辟疆他们的逻辑是这个样子的：“我这一代当遗民志士，我是出生在大明、忠于大明的，我鄙视那些贰臣，在精神上我觉得我比那些贰臣高一等。但是这并不能改变在现实中他们占了我便宜这个基本事实，所以我要让我的子孙也这样做。我的子孙是出生在大清的，所以不在乎这个。他中了状元什么的，那只是他自己有本事，对我们家族很有好处。哪怕是他中了状元以后带着兵去攻打台湾，这也不算是背叛，因为他本来就是大清人。这样做，我们每一代人都得到了最大限度的利益，我得到了精神胜利，我的孙子这一辈得到了物质上的胜利，哪一辈都不吃亏。”当然，这样做的前提是南朝存在，我们还可以奉远方的永历皇帝为正朔，让我们去好好崇拜。在崇拜他的过程当中，我们感到自己的精神升华了。

这个精神升华在本质上是什么呢？这就像是萨克雷在《名利场》中所描绘的那样。就有一位老太太(Miss Matilda Crawley)，她是法兰西共和国的崇拜者。后来拿破仑称帝以后，她虽然感到遗憾，但是她还是决定继续崇拜拿破仑，因为拿破仑毕竟是共和国的儿子。拿破仑后来倒台，被流放到南大西洋，她从来没有一点点真正的难过。但是，热爱共和国和法国人的这一事实，是她装逼的主要需要。她觉得，这一点使她跟其他反对拿破仑和法国人的英国人有所区别，说明她思想高明，是一个开明进步的启蒙人士。而小说的另一个角色(Pitt Crawley)为了得到她的遗产和欢心，就一天到晚说一些对拿破仑有利的话来讨好她。因为大多数英国人都是讨厌拿破仑的，所以一方面她觉得她比大多数英国人高明，我是伟大的启蒙者，你们不是；另一方面也感到有一点孤独。正好有一个年轻人跟我思想一样进步，整天跟我说拿破仑的好话，我自然而然不知不觉就被他俘虏过去了，就很有希望把自己的遗产传给他了。他们对拿破仑都没有真实的帮助。拿破仑对他们来说，正如罗素勋爵对一个反对猎狐的女士曾经说过的那样：“我敢说，您老人家对狐狸遭到的痛苦一点都不在乎。你之所以参加反对打猎的运动，无非是为了装逼的需要，要显示自己思想进步，比那些习惯打猎的普通贵族来得高明。”她老人家对拿破仑的爱，就是属于这种类型的。冒辟疆主义者对大明流亡皇帝的爱也就是这个样子的，这是他们的装逼需要。装逼是一种廉价维持阶级差异的手段，我们现在可以一针见血地把这层薄膜撕开。

装逼是很容易进行模仿的，因为它的成本不高。所以，后来除了那些真实的中华民国遗民——像没有逃走的余英时那种中华民国遗民以外，还有另外一批像蒋方舟这样的人，自己出身甚至可能是共产党官员，根本就像纳兰性德一样属于征服者的后代而不是被征服者的后代，在改革开放时期冒出来热爱台湾。台湾象征着中国的另外一种可能性，被文化大革命破坏的中国文化在台湾得以流传。我们到了台湾以后，顿时感到这是中国存在的另外一种可能性，这是我们梦想中的另一个家园。这种做法现在已经被我们敬爱的习主席大快人心地杀得快要不见影子了，但是在江胡时代，广大装逼知识分子是非常喜欢闹这一套的。顺便说一句，当时这种做法使我感到不快，我看到刘瑜和蒋方舟他们就感到极其不快。这种本能的不快，现在仔细追溯起来就是一个阶级斗争的体现。你们凭什么出来冒充我呢？你们的祖先不是山东老干部吗？像是元曲《哨遍·高祖还乡》说的那样：“刘邦，我认识你。你过去当小流氓、在乡里打杂的时候，我老人家还见过你呢，我老人家还雇佣过你当短工呢。你现在竟然人模狗样地当起皇帝来了，你像话不像话？”我知道你们的祖先就是贫下中农，穷到在家里面买不起地、娶不起媳妇，给本地的地主资本家像阿Q一样打工。共产党进了城以后，把你们提拔成人模狗样。别的不说，在毛时代，你们像是刚入关的满洲人那样，当了干部，但是也还承认自己不懂文化，说自己是共产主义者，只懂马克思的文化，不懂中华文化。这已经很过分了，但是还算是可以。现在你们连文化这方面也要占去，你们开始直截了当地冒充我们就是大明的继承人。汉唐并称，鲜卑人变成了汉国的继承人，满洲人变成了明国的继承人。那么你们把我们挤到哪里去了呢？你们太过分了。这就是阶级斗争了。

但是，事情是必然要走到这一步的。到蒋方舟和刘瑜那一代，他们的祖先已经不像在周恩来和叶剑英那个时代一样，至少还能到马来西亚去发动革命。这就跟满洲人在纳兰性德时代也不能再入关到越南去是一样的。所以他们就要开始装逼，我也要作诗，而且我作得比你好。我们最终实现中华民族的统一，是因为我们都汉化了，也就是说我们都丧失了武力，开始作起诗来了。同时，共产党容忍他们这样装逼。在他们自己看来，或者是在他们的追随者看来，这是一个通过舆论战实现民主化的手段。在共产党看来，这是通过舆论战吃掉台湾的手段。所以，同一件事情被各自表述了好几次以后，就以这种方式维持下去了。

而习最终需要搞掉他们，主要原因也就是像王金平要到厦门参会时央视主持人李红说的那样：一语退群丐，要饭的又来了。我已经养不起你们了。统战了你们几十年，你们的胃口越来越大，花的钱越来越多，而统战的成绩好像是一步一步倒退，比起马英九和连战那个时代还不如了。花那么多钱，都拿去喂狗了，这样的钱我们花得起吗？既然花不起，老子还不如恢复原状，准备苻坚百万大军渡江来得好。相比之下，这是不是还要更便宜一些？像胡时代有人说的那样，打台湾比买台湾贵，所以我们要买一买。在这个时代，他们就各取所需，产生了这种现象。这种现象是什么呢？其实就是旧征服者即将沦亡并被新征服者所取代的现象。

当然，被征服者的一方，就是以前失败的一方，可以有两种反应。第一种反应就是精神胜利法：只有中华文化是唯一的正统，你们蛮族虽然逍遥了一阵子，但只是一阵旋风。《旋风》是姜贵（王意坚）的一部小说，姜贵是一个次要的、一般人都不知道的反共作家，他写这部小说主要是骂共产党的各种不法行径，但是他的弟弟王愿坚就是八路军。他们在中国的子孙后代也全都变成了像刘瑜那样的老干部，不知道他们有没有在江时代以后产生出开明进步的知识分子来。按照历史发展的规律，这应该是很有可能的。他老人家在小说结尾就说过，共产党一时虽然得志，但是像旋风一样不能持久。这正是广大士大夫阶级对蛮族征服的典型看法。我们打不过你，如果打得过你，我们就不跑路了。打不过你，而且被你打跑了，但是我们还是不认，还是认为我们是千古正道。尽管这个千古正道在历朝历代都是失败者，这里面好像有点问题，但是这个问题我们暂时不考虑，我们还是要说尧舜周公孔子的道统在我们这些失败者的手里面。龙应台后来说失败者的后代如何如何，意思就是说她基本上是精神胜利了。中国在背离了毛时代的蛮族作风以后，终于像是满洲人康熙皇帝开始读汉书一样开始渐渐地走回正路了，所以最后我们还是胜利者，精神胜利者。所以，国民党和他们的后裔要回归中国，从这个逻辑上讲也是合理的。我们眼看就要胜利了，精神胜利。共产党和以前的所有蛮族一样，就要被我们征服。

正在这个时候，民进党还有一帮乡下土佬冒出来了。什么阿公阿婆之类的，没文化，你们的标签就是没文化，讲方言土语的人有什么狗屁文化？跳出来搞什么台湾独立，破坏了我们精神反攻大陆的大业。你们以为我们是投降共产党？误会误会，都是因为你们没文化呀。有文化的人一定看得出来，我们这是在把鲜卑人李世民改造成唐太宗。这个伟大事业眼看就要胜利了，让你们这些没文化的乡下人都给我们搅和了，是可忍孰不可忍。我们这些有文化的人不跟你们计较，但是我们有文化的人心里面是很明白的。如果谁敢跟我们争论的话，我们就一致地说他没有文化，跟刚刚入关的满洲人没有什么区别。于是，在现代的辞令——比如说“自由中国”、“冷战”、“民主自由”这些西方词汇的掩饰之下，旧有的王朝更迭、蛮族征服、蛮族的同化和驯化这套故事正在紧锣密鼓地上演。这是一套把历史拉回原有轨道的企图。

余英时就代表了南渡衣冠最后的困境。他们应该坚守节操，坚守节操就不能投共，至少在这一代人不能投共，子孙后代就管不了了。子孙后代，比如说你在美国变成了美籍华人，如果你还懂一点汉语的话，那么你是很有机会被统战的；如果你不懂汉语的话，基本上就算是蛮夷了。如果懂汉语的话，那么你在美国必然会感到孤独。用点汉语，写点狗屁文章或诗歌之类的，到哪里去投稿？英文报纸，谁看得懂你这些东西？中文报纸总该有几个吧，或者是到华社的集会上去装一装逼，这是我们伟大的精神需求。这些报纸是谁办的？如果它还能办得下去，那肯定是共产党给的钱。非共产党的自发的反共性质的报纸，办到江时代以后早已经快要办不下来了。江时代以后还能办得下来，他们的钱是从哪里来的？大概就像是明镜电视台或者诸如此类的组织那样，不是共产党直接给的，但是可能是通过各种白手套转了N次手给的。但是如果没有统战部的话，这些东西都是玩不起来的。

千万不要以为这是共产党特别坏。士大夫阶级都是官府养的，不做官的人或者是不被官府间接支持的人是做不了士大夫的。那些钱是从哪里来的？唐人、清人和元人在被中原文化同化以后感到了儒家的重要性：我以前不懂，孔子原来还是一个很厉害的巫师，比我以前发津贴的道士和伊斯兰教阿訇一样厉害。那么我们本着兼容并包、同时多请几个鬼神对长生天来说也没什么害处的原则，给他们也发一点津贴。于是，你们就不用饿死了，也不用改行，像是蒙古人刚来的时候一样，只好去做道士，在道士和和尚的门口去求一碗饭吃。道士和和尚的身份很明确，他们可以做法。蒙古人一看到做法，就顿时认识了，原来你们也是巫师。幸会幸会，我们也有巫师，你看这是我们的萨满。我们大汗带兵出征的时候，什么时候下雨，什么时候刮风，我们的萨满可灵验呢。你们是打败仗的人，你们的萨满也许不是很灵验，但是我们蒙古人是开明人士，还是愿意给你们少一点的津贴，把你们留用起来。于是，儒家就愤怒地看到，过去被自己瞧不起的道士和和尚都有了饭碗，而自己饿得不得了，最后还要靠这些道士和和尚帮这些人出来说情，忽必烈才知道你们确实是有些法力的，给你们发津贴。

有了津贴，就有了饭碗，伟大的中华文化终于可以存续下去了。伟大的中华文化自古以来就是依靠这种方式存续下去的。走到这一步，不是像美国的流亡反共人士经常说的那样，是因为共产党太坏了。你们的祖先，那些不坏的人，在唐朝、元朝和清朝帮你们维持香火的精神上的祖先，当年也是这么混下来的。从被征服者那一方面来看，你们混饭的手段其实是一模一样的，只是自己粉饰一下、把混饭的手段说得很高明的技术多多少少有点区别。当然，如果你们真的承认或者面对了自己的真实身份的话，那是要没面子到只有当场自杀这一条路的。所以，为了避免这一点，你们也不能承认。

那么，我们就看出了中华文化的本质。中华文化的本质，就是给失败者和丢人现眼的亡国士大夫找面子、让他们使自己显得很高明、在自己断子绝孙的前夜还觉得自己的祖先和子孙都非常强大的一种技术。当然，这种技术是安慰剂，因此你就错过了保存自己真实子孙的机会。大多数收养子的人是不愿意让养子杀掉自己的亲生子的。但是，你如果接受了中华文化，你就必须得接受未来的养子杀掉自己的亲生子这种命运，而失去所有可以像愚夫愚妇一样有点健全常识的人逃之夭夭的可能性。而愚夫愚妇这么干，由于你的文化很高，他们都是文盲，所以他们逃之夭夭或者避免这种命运的企图在你看来就叫没文化。你有了文化，就迅速地走上了断子绝孙的道路。这个文化既是你断子绝孙的障眼法，同时也是促使你断子绝孙的助推力和工具。在你还能够有一点小小的选择余地的时候，你依靠这一套工具性的手段，就能够断绝自己的选择余地。而且更加重要的是，你预先断绝了自己子孙的所有生路。如果没有外来的思想资源和更重要的物质资源的话，你是很难逃脱这种命运的。我之所以能把余英时看得非常清楚，因为我就是相当于他的儿子辈那种人。我父亲那一辈人就是相当于没有逃走的余英时那种人，然后他们精确地选择了冒辟疆主义的下场。意思就是说，把我的子孙这一代的命运预先断送掉了。我在开始做跳船准备的时候，最先面临的冲突就是这一方面的。第一步走出以后，以后就会越来越容易。随着一步一步走下去，原先看不清楚的东西就一点一点看清楚了。这就像是物理学实验一样，你不做实验就不会知道真相。而人文科学的有些实验，你必须拿自己当实验品。这就像是，军人的胜利非要经过前线不可，不上前线的、纸上谈兵的、坐在教室里面学习兵书的人永远会不了。

余英时是有西方思想资源的人，他自己就在美国，他为什么冲不破？因为他没有面对过我曾经必须面对的那种战斗或者逃跑的选择，他没有经过这些东西。他经过的唯一选择就是，五十年代初期，他跟钱穆和大批流亡学生在香港混事。然后到六、七十年代，冷战格局稳定以后，他们被作为冷战当中的一部分雇佣兵。美国人招募冷战雇佣兵的时候，招募所有的反苏势力。你是阿富汗游击队也好，是伊朗国王也好，是埃及封建地主也好，没什么区别。所以，余英时们在美国人心目中其实跟塔利班是一样的。只是出于共同反共这一点，先招募了，给他们一个饭碗，他们就可以从从容容地搞学问，搞几十年就会变成现在这个样子。正是因为有了一定的安稳位置，他们的思想就不会再受到冲击而变形了，因为没有这个必要。在晚年又享受了更大的名誉，不同于那些纷纷变节投靠共产党的人，以及大多数觉得“我虽然讨厌共产党，但是我喜欢中华民族崛起；就算是不喜欢中华民族崛起，我总是喜欢中华文化繁荣吧”、因此不可避免要变成共产党同路人的人。

中华文化的繁荣靠的是什么？靠的是康熙皇帝慷慨地资助各路书院，靠的是邓小平和李光耀好好资助一下新儒学，或者比新儒学更加广泛一点，资助一下汉语和华语的文学。士大夫阶级的文化是这样的不中用，它完全没有一点自发秩序的性质，不能混得下去。中世纪的欧洲修道士、伊斯兰教教法学家他们都在一定程度上能够独立于政府，能够形成知识、经济和暴力的联盟结构。

中国传统的知识分子并不是没有这样的能力，他们的出身跟他们的导师孔子一样是退化的前武士贵族。但他们生活在单调的缺乏生态资源的东亚社会，没有能力产生自发秩序，只能作为大臣和官员活下来；做不成大臣官员后，就依靠民间书院等组织活下来，落到范进这种地步；继续往下走，就变成李自成围攻开封时期在黑市上买老鼠肉或者人肉勉强度命的秀才；再往下走就变成人肉被官军、军阀部队或者李自成部队吃下去。运气好一点，成为一个师爷，一边吃人肉，一边等新朝代到来。这个路程是一步步走下来的，每一步你都有机会做其他选择，但是你没有。你没有做选择的机会，是因为你有了一套文化上的护符，这套文化上的护符使你相信你在维护中华文化的时候走的是一条胜利者的道路，其实你就一步步陷进去了。

当年我在不肯做公务员的时候，那些走冒辟疆轨迹的亲戚都认为我神经病发作了，对此极其不满意。请注意，他们不是不骂共产党，他们像康熙爷手下的那些知识分子一样天天骂满洲人。但是骂满洲人的同时，要让他们像是儒家先贤所倡导的那样不食周粟，我索性不做满洲人的官了，损失现实的利益，他们又要跳高了。他们是一些处在比国民党更加恶劣的环境的国民党，一方面想要占反共这块招牌的便宜，另一方面又想从共产党那里捞好处。“我们捞好处跟别人是不一样的，别人是纯粹的坏，纯粹的贪婪，是很坏很坏的。而我们如果要这么干，那就不叫坏，那只是把共产党抢走我们的东西重新抢回来而已。这跟共产党的贪官污吏和贫下中农的贪婪是有本质区别的。”

站在第三者的的角度来看，这二者有个毛的区别？这种区别只存在于你的脑子里面，你必须不断地向别人解释。比如说，如果你好点面子的话，就要必须不断解释我跟他们有很大的区别，我跟他们完全不一样。这样做不累啊？这就像是解释一中各表一样累。任何人都可以看得出，台湾独立是一个很明显的、区别性很强的口号。一个中国，各自表述，中华民国不是中国，一中政策不等于中华民国屈服于中国，累死人了好不好？所以，大多数贫下中农搞不清楚这样的区别，就觉得：“你都一中各表了，美国都已经承认一个中国了，你还要跟台湾发生关系，是可忍孰不可忍，背信弃义的明明是你好不好。打到台湾去，活捉林志玲！中央一定是被一帮可恶的卖国贼和绥靖分子把持了，所以才没有这么做。如果我当了中央领导的话，我早就打过去了。”他们有这样的想法是很容易理解的。多少人能看得懂这些乱七八糟的复杂理论呢？你还要不断地给他们解释，而且解释了他们也不明白。

解释的目的是什么？归根结底也无非是说，我比你们要高尚很多，我比你们要有文化很多。你干脆在自己身上挂一张牌子，写上“我是上等人”五个大字，然后招摇过市就得了，这不是要简单得多吗？归根结底，您老人家的目的不就是这样吗？我是上等人，你们是下等人。说了半天，这些话术就是为了维持这个形象而已。但是如果直接挂这个牌子，或者在自己的额头上贴一张纸条，上面写上“我是上等人”，别人会觉得你太可笑了。对于外交家和负实际责任的人来说，把一中各表这样的理论贴在自己的额头上，或者像是知识分子那样找一些“中华文化在台湾”、“中华民族在台湾”之类的龙应台式的理论贴在自己的额头上，顿时就觉得自己高明起来了，但是其实本质还不都是一样的？

最重要的是，你贴了这张纸条，你就要面临另一种选择了。比如说，我当时按照我在小时候接受的舆论气氛，认为我肯定是不能入党的。首先我们家祖祖辈辈从来都不入党，而且从来都是共产党的敌人。但是时代变了，在顺治爷时期入党的人——参加满洲人的开科取士的人是赤裸裸的叛徒，在康熙朝考不上状元的人是赤裸裸的loser。你不入党，你就永远当不上领导。当不上领导，你干活是给别人干的，你吃亏了。所以合理的逻辑应该就是，你要么入党去当领导，要么不入党，你也别去干活了。反正你已经把身份搞到手了，你可以永远不干活了，那么你为什么要干活，让别人去当权呢？于是我就永远不干活。但是我没有料到，我永远不干活、永远不上班这件事情对于广大共产党干部来说并不是什么难以接受的事情，他们显然是自己干得多了，也看得多了。再说我们也不缺临时工，临时工还更好使唤一些，没有那么多奇奇怪怪的想法让我们受不了。真正难以忍受的是我的那些亲戚朋友。我现在非常清楚，他们就无非是想通过我来捞一些好处。他们就有一套羊脂球式的理论来把这些事情说得很高明，但是其中逻辑上的矛盾是很明显的。当时我虽然非常年轻而且没有社会经验，但还是没法不感到这里面的破绽。

《羊脂球》是莫泊桑的一部小说，描写一帮法国的正人君子和一个妓女赶路。当时普鲁士人打进了法国，他们要到普鲁士军队那里去捞一个通行证。这个应该是没有问题的，因为普鲁士人好歹还是十九世纪的文明之师。普通平民要从普鲁士占领区经过，本身是没什么问题的。他们去的时候，广大正人君子一听说羊脂球是一个妓女，立刻就清高起来，表示说：我不愿意跟你混在一起，不跟你一起吃饭。搞着搞着，到普鲁士军官那里，普鲁士军官看上了羊脂球，想要跟她玩。他认为，你老人家是一个妓女，招待法国客人和德国客人有什么区别？我老人家作为军人，常年在外，老婆不在身边，有点饥渴，这是很正常的事情。

但是羊脂球像很多下层人士一样，他们比上层人士更容易接受外围文宣的影响。爱国主义，我就是只要法国人，不要德国人，气一气你。虽然我不能打你，但是我还是可以气一气你。普鲁士军官被气坏了，所以就关起门来说不给你们发通行证了。那些正人君子一下子全急了，因为你一个人的缘故，我们全都走不了了，那怎么能行呢？于是他们就开始旁敲侧击，去游说羊脂球。过去的话术全都没有了，也不在乎羊脂球是妓女了，把她捧得天花乱坠。而且还要把让她接待德国军官这件事情说成是一个伟大的爱国主义行动，就像是圣女贞德一样的救国行动。下层阶级的脑子总是没有上层阶级好用，至少是嘴没有上层阶级那么明白。她真的被说服了，就去跟德国军官玩了。于是，德国军官发了通行证，他们就统统上路了。一上路，到了法国境内，那些正人君子马上又回去自己玩自己的去了，又一次不理羊脂球了。羊脂球还以为，按照你们刚才的话术，我立下了爱国主义的伟大功勋以后，你们应该非常感激我，应该很捧我才对。没想到她一下子又回到原来那种冷冷清清的状态，气得一路哭一路走。

莫泊桑写这部小说当然是为了讽刺法国资产阶级正人君子的虚伪，但是我当时就感到了这种角色的差异。假如在我小时候你们说的话全都是对的，共产党非常非常坏，那么你们现在又要我去尽可能升官。否则的话，别人过了几年就升官了，你老人家不升官是说不过去的。但是，要升官就要入党。然后我直截了当地说要不要入党这件事情，你们偏偏又避而不谈。一方面是说，要以专业为主，要怎么怎么样上进，才能够相对于家族的其他分支足够地有出息。另一方面，要不要入党？如果要入党的话，你为什么自己不入党？你年轻的时候要是入了党的话，现在早就是高级干部了。作为高级干部的子弟，我还根本用不着去考什么狗屁大学，我当纨绔子弟就行了。你说说看，你是不是有点对不起我，既然入党是如此的好？或者说，你们是为了坚持节操才不入党。正像你们从小做的那样，共产党这么坏，我们怎么还能入党呢？我们尽管在公开场合惹不起共产党，但是我们私下关起门来还是要尽可能地黑共产党的。那样的话，我也应该坚决不入党才对呀。

坚决不入党和不当领导这件事情是连在一起的，要当领导就肯定得入党，这是任何人都知道的事情。但是你们采取了极其荒谬的做法，就像是法国资产阶级对羊脂球的那种做法。首先，我们要强调我们一定要以伟大的爱国主义精神回到法国去，但是另一方面，我们作为资产阶级人士，我们绝不出口一个字说是你应该跟德国军官睡觉。但是我们说的话就是这个意思：我们要到法国去，你就必须跟德国军官睡觉。如果我们因为你的缘故而不能到法国去的话，那是你的错；如果我们到了法国去，你就立功了。但是这些话术中间没有一句话提到你应该跟德国军官睡觉这件事情。请注意，我们上等人是不干这种事情的。所以，羊脂球也是自己去跟德国军官睡觉的，可不是我们法国爱国者逼你去的、劝你去的或者花钱收买你去的。我们只是巧妙地营造舆论环境，让你觉得您老人家非去不可，去了以后就可以解救大批法国爱国者。所以最后我们在不理你的时候，我们也是理直气壮地说，是我们叫你去的吗，你是独立自主去的对不对，但是我们最后还是歧视你们这些妓女。而从羊脂球的角度来讲，她就像是我以前曾经说过好几次的犹太作家辛格的小说当中被犹太知识分子忽悠的那个女人一样。这个女人就像是被五四运动忽悠一样，接受了启蒙思想，拒绝接受犹太人传统的父母之命包办婚姻，自己逃出来做勇敢、独立、自由主义时代的新女性。最后到人到中年的时候，跑到纽约来找这个犹太知识分子作家：现在我已经嫁不出去了，我看你现在也是浪迹江湖，没个归属，我们就在一起吧。于是那个作家撒腿就跑。羊脂球的感觉就像这个女人的感觉。我之所以走到这一步，都是被你煽动出来的。如果你不说那些话，我根本不会做这种事情。现在我要找你，结果你全都不负责任，始乱终弃。但是我要仔细找的话，确实你并没有指使我这么做，从法律上讲你是一点责任都没有的，所以我觉得我吃了哑巴亏。女人特别容易最后觉得自己吃了哑巴亏，原因也就在这一点。

我当时的感觉就是这样，只是我比那些女人要稍稍精明一点。其中最主要的原因大概是，通过嘴皮子占便宜这种工夫，我比他们要稍微强一点。我一直是在我所在的所有圈子里面最能动嘴的人。所以认真说来，我要是搞意识形态剥削，肯定比他们强。像法国爱国者让羊脂球去睡德国军官这件事情，犹太启蒙知识分子让他的读者去背叛包办婚姻这件事情，就叫意识形态剥削。意识形态剥削的最高形式就是政治煽动家。我是一个有政治煽动家天赋的人。你看，知识分子的重要功能之一，或者说他混饭吃的主要手段之一，就是做政治煽动家。龙应台就是一个政治煽动家，只不过知识分子的名誉比政治煽动家的名誉要好。她存在的目的就是，证明不搞什么言论自由是完全正确的。有龙应台存在，就煽动起来很多所谓的那种自发的爱国者。其实是被她煽动起来的，但是理论上还是自发的。比如说像我，还有更多诸如此类像我这样的人，就觉得台湾民主很有逼格。我们虽然生在红旗下，长在红旗下，将来如果要做官还得做共产党的官，如果要发财还得发共产党的财，但是我们就是觉得台湾民主逼格最高。这都是因为有龙应台的缘故。习总和广大老干部一定是十分不欢迎的，我们的接班人都让你煽动成台湾民主的信徒了，这可以吗？当然，对于龙应台来说，就像是赵江汉先生的门徒把忽必烈和满洲皇帝的后代变成了儒生一样，肯定是感到十分得意的。而且，不付什么成本，就自然制造出了这种局势。这本身就是政治煽动得逞的一个迹象。

当时我是龙应台的门徒和著名民小，我正在得意洋洋地利用民小的理论装逼，因此对我的那些亲戚们企图利用我的各种做法就感到十分不满意。而且因为我自己耍嘴皮子比他们还要更加NB一点的缘故，所以我不像羊脂球那样真的会被他们耍得动，反过来把他们堵得气急败坏。你知道，人在气急败坏的时候是忍不住会露出一部分本相的。当时的我不算是一个老江湖，但是基本常识还是有的。从侧面露出来的本相就可以看出，他们其实只是想要贪利益而已。为了贪利益，他们说：我们并没有想让你加入共产党，我们只是觉得，如果你当了领导的话，我们会感到很有面子而且很能沾光，我们多希望你去当一当领导呀。我们对你单位的情况也是有点了解的，你单位就不是刘豪杰和黄亚波那些人吗？他们什么出身学历呀，一个兵团来的人，就是贫下中农，能跟我们比吗？不能呀。刘豪杰是什么样的人？一个土鳖自由主义者。自由主义者在官场的意思无非就是胆小鬼嘛，他就是个胆小鬼嘛。他之所以想要让中国女人去卖淫来发财，无非是因为他不敢像黄亚波那样在敌人打过来的时候带着队去冲锋。你也看见了，这还是你告诉我们的对不对。敬爱的刘豪杰同志每一次带队出去的时候，他都是小心翼翼地躲在离现场五十米远的地方，让其他人去接近现场，他明显就是怕死嘛。他之所以讲自由主义，无非是因为他不能像其他的下等人那样通过玩命来升官，所以才想到要通过走资本主义道路来升官。你想想，他为什么要套你的近乎？无非就是想利用你这个真正有学问、最了不起的知识分子使自己翻身。请看，你的处境很厉害。像我们地质部和国土资源部，到处都是知识分子，袁世凯的后代和阎锡山的后代现在还在我们身边，我们想要超过他们是很难的。你那边好办，公安部那个系统全都是贫下中农泥腿子，你要欺负他们是多么的容易。欺负他们的好处很大，一方面是替我们报了阶级仇恨，另一方面也能光宗耀祖。

这中间没有一句话是要你入党，但是实际上，你要执行这个计划，你非入党不可。不入党，怎么能当上领导，怎么能实现这些伟大计划？但是我们可没有说让你入党。如果让你入党，那就是说我们年轻的时候蠢得很，而且我们对不起你。我们本来入了党也可以做大官，做了大官以后你小时候可以荣华富贵，但是我们居然没有这么做。我们一直是这样教育你的：我们虽然没有做大官，但这正是我们人格高尚的体现。你没有享受到官二代的伟大待遇，只能得到一个穷知识分子子女的待遇，这不是你在物质上吃亏，而是你沐浴在伟大文化和伟大节操的光辉之下的结果。我们的伟大文化和伟大节操比那些官二代和红二代的物质待遇还要宝贵一千五百倍，你应该为此而更加爱我们，同时顺便崇拜我们的意识形态，认为我们比他们更高明更伟大。他们就很享受这种高明和伟大，然后他们跳出来说你应该去当领导。

当时我还不知道冒辟疆其实就是这样对待自己的子孙的，“我老人家不去参加满洲人的科举，但是你老人家可要去哦”。所以我就觉得，你们简直就是一帮变节者，尤其是这些变节者的嘴还没有我利索。你们作为知识分子，欺负那些工农干部是靠什么呀？你那个三寸不烂之舌，用你那一点点先进理论。现在我老人家告诉你，我可是读过哈耶克的人呢，我的先进理论比你要先进五倍以上，我还读过龙应台，我的节操也比你强五倍以上。我要告诉你，装逼这方面，你是不如我的，我装给你看。这种装逼的结果必然是要把他们气得要死，但是从话术的角度来讲，我锻炼了自己的辩论能力，而且自我感觉极其良好。事情就是这样开始的，但是接下来我就面临一个问题。我说你们这样的逻辑不能自洽，但是我的逻辑自洽吗？为什么我这么有学问的人都不写一点弘扬民主自由的伟大著作出来呢？为什么还要在这里一天到晚不干活，在家里面混事呢？跟别的同样不干活的人有什么区别？我得说明一下，我在二十五岁到二十七岁的那个阶段是希望我永远做公务员不干活，但是同时能够得到伟大知识分子所得到的崇拜。你即使当了伟大知识分子，比如说博士什么的出来了，你到政府机关混事，比如说社会科学院和大学，你以为跟公务员和事业单位就有什么不同吗？没有，都是拿铁饭碗，爱干不干，大家混事。其实你只是多了一番折腾，犯不着嘛。我现在能够当伟大知识分子，只要你们及时地配合崇拜。

从我的角度来看，我觉得这是十分的公平。你们在我小时候在我面前表演伟大节操、让我崇拜你们的时候，我可没有提任何先决条件对不对，我就按照你们的要求去崇拜你们了。现在我要求你们按照我的人设（当时我还不知道人设这个词，这是网络词汇）——伟大启蒙思想家来崇拜我，过分吗？你们拿着共产党发的工程师待遇，以伟大的抵抗运动战士和森林战士的资格要求我崇拜你们，把你们当成森林战士和抵抗运动的英雄来崇拜，其实你们只是技术人员而已。现在呢，我也是一个技术人员，我也不让你们按照技术人员的身份来对待我，而是要求你们像对待伟大思想家那样对待我。这不是一比一平，公平合理吗？你们偏偏不干，我要气死了。由于我是一个有伟大节操的人，跟你们那些假节操不一样，我的节操是真的。我考了一个研究生，读了几年出来以后，我就是一个货真价实的伟大启蒙思想家，是一个教授了。比起你们那些自己不肯出去打游击、还要一面当着工程师、一面以伟大的抵抗运动英雄自居的人来说，高明到不知道哪里去了。于是，我就去了。他们之所以不按照我的要求这么做，基本上是为了报复我，因为我不肯上班去求上进，去给他们制造无数好处，那些好处是任何人都能看得出来的。而是一天到晚闲荡在图书馆鬼混，而且还要他们把我当伟大启蒙思想家来对待。他们拿我一点办法都没有，但是他们至少可以拒绝承认我是伟大启蒙思想家。而我在虚荣心爆发的时候就觉得，如果容许其他人不承认我是伟大思想家，而像刘瑜和蒋方舟这些根本不成气候的人反而当了伟大思想家，按照现在我的意见来说，他都有一帮粉丝，而我没有一帮粉丝，那简直是是可忍孰不可忍。你以为我做不到吗？我做给你看。然后我就去做了，然后事情就一步一步走了下去。

其实第一步就是最难的，以后我再走下面的路的时候就基本上没有什么抵抗或者困难了，一路走下去。然后我就发现，你走了以后看到的世界，跟没有走的时候看到的世界是不一样的。如果我永远比如说留在机关里面当伟大启蒙思想家，或者是像刘耀春他们那样，真的是在研究生毕业以后就去当教授，然后继续吃国家饭，继续当伟大启蒙思想家，那么我现在能够看到的东西，我就看不出来。我自身的偏见像我的父辈们所拥有的偏见一样，我自身的阶级利益像是特斯拉电动车的自动刹车器一样，你不用刹车，在你超速和遇到危险的时候，它会自动替你刹车。在你快要想到那个关节点的时候，它会自动制止你的思维。

我敢说，余英时他们也是这样的。他之所以又要反对台独，又要反对中共，按照没文化的乡下人的常识来说，那么你就干脆去跳楼好了，因为你再也没有别的路了。这连蒋经国都明白，为什么你不明白？而你却说了一堆知识分子的话术，需要很有学问才能说出来的话术，证明情况不是这样。然后你继续悬在中间，不上也不下。他为什么想不到或者看不懂这些？是考据不出来吗？根本不是。颜之推他们家的家史是怎么样的，白居易他们家的家史是怎么样的，冒辟疆他们家本来是蒙古帝国带来的内亚人，他们的祖先和子孙是谁，你查家谱查不出来吗？祖先是蛮族征服者，中间是士大夫阶级和中华文化的载体，子孙是被吃掉的菜人，这个序列是一目了然的。考据这个东西的难度是最低的，比起写《方以智晚节考》的难度要低68.5%。为什么你考证得出方以智的晚节，唯独考证不出这一套来？在美国的反共华人的子孙后代，或者是不懂中文就完全变成蛮夷，或者是懂了中文就渐渐被共产党统战，你看不见吗，考证不出来吗？不，我不考证这些，因为我思想中的刹车器会自动阻止我考证这些。

我敢说，我如果留在机关里面继续鬼混，我将永远是龙应台的门徒，只是硬知识可能会多一点。然后等到习上了台以后，在比我晚来的新一代大学生的眼里面，我可能跟刘豪杰差不多，是一个废物自由主义者。所谓自由主义，无非是你不干活而且怕死。自由主义就是不干活和怕死的代名词。除此之外，你跟别的官僚没有任何区别。或者说我像刘耀春那样做了教授，我也会像他那样。请注意，在习还刚刚上台，第一个任期的时候，大概是2012年前后的时候，他还理直气壮地跟他的那些教授朋友在我面前装逼说：下一次来反右的时候，我们绝不会像上一次那样被他们诱惑，我就是不认，看你怎么样。就是不认，看你怎么样，是因为江和胡没有这么整你。现在我们敬爱的习主席开始如法炮制地整你们了，你们当中有哪一个站出来了？直到现在我没有看见他们中间任何一个站出来。显然对于他们的阶级出身来说，失去这个教授的位置是一个不可承受的打击。所以，在没有危险的时候，他们可以站出来；有危险的时候，他们一定会龟缩的。这一点，我在当时就已经看出来了，现在开始得到证实了。但是我如果顺着他的道路走进他同样的阶级地位的话，我也会看不出来。我之所以看得出来，就是因为我走了一条弯路，我后来才过来。

当时他这么说的时候，我就撇了撇嘴。心里说：站着说话不腰疼。我的水平比你老人家高得多，只不过我开始的时候当了理科生而没有当文科生。理科生同时兼通文科是很容易的，文科生同时兼通理科则是不大可能的。我知道的东西比你多得多，你不来崇拜我已经很不错了，你还自己在这里装逼。当然这话我没有说出来，但是我心里面是这么想的。现在在我看来，当时我如果考大学的时候真的跟他考一样的大学，直截了当地在我现在的年纪当了教授的话（这对于我来说是一件非常容易的事情），我的看法必然是跟他一样。

我之所以跟他看法不一样，不是因为我考据怎么样或者知识积累怎么样。干脆地说就是因为，在我自己需要做出选择的时候，我有更多的选择余地，而且做了哪条路更好、走哪条路需要付什么代价的思考，在最终做出选择以后有相应的身体经验。没有经过这样的选择的难度，或者是没有相应的身体经验，同样的东西我也是想不到的。我在美国以后做出的这些分析，例如蛮族征服者、士大夫阶级到菜人这个三阶段论，这个答案其实就是对余英时的《士与中国文化》那本书提出的问题的最终答案。它是绝对的硬知识，不是大多数文科学术那样是只靠话术的。它就是切切实实，像物理学实验一样，有非常可靠的硬知识，但是却从来没有人提过。从来没有人提过，原因是怎样？就是我刚才说的那一套原因。而我之所以能够提出这一点，恰好就是因为我在美国的缘故。当时我如果留下来，继续去做未来的刘耀春教授那种人，这些东西我自己也想不出来。其实我当时的大部分时间还在考证英国古代历史的那些细枝末节。如果顺着那条路走下去的话，这些结论我都得不出来。正是因为我当时在阳的一面和阴的一面做两手准备，最后把副本变成了正本，做出了一个跳跃性的、有点惊险的决定以后，我才能看到这些。

选择这件事情是做了一次就可以做第二次的。如果你一次都不敢做，你以后永远都不敢做了。你做了一次，就像是杀过一次人以后那样。人有两种，一种人是从来不敢杀人的，一种人是杀了一个人以后就会杀很多人。很少有人能够杀完一个人就收手的。不管你是作为军人、贵族或者杀人犯，都是这样的。杀了人以后，就会杀很多人。或者是你就一个人也不敢杀，根本不敢开这个头。比如说在将来的某一天，战争爆发以后，我会不会去打仗？这就是当年我在乌鲁木齐的时候要不要辞职，或者说是当年在深圳的时候要不要跑到美国来，同样性质的选择。如果我做了这件事情，我再去杀人，变成了一个军阀领袖，我肯定能够看出我今天看不出来的很多事情。现在我怎么样思考，怎么样收集材料，我都收集不出来。只要我始终坚持我现在的立场，我是一个诸夏历史发明家，我写很多民族史，但是我自己并不亲手杀人，那么有很多事情我是不会知道的。将来那个负责杀人的人能够看得清楚的事情，我会像今天的余英时一样看不明白。但是我如果自己去杀了，我就会看明白。知识在很多方面是行动和勇气的结果。如果没有相应的行动、相应的勇气和相应的体验，你永远都不知道。

余英时的问题就是在于，他一生的选择就是，他在1950年左右跟很多流亡学生一起衣冠南渡，偏安江左。这个选择决定了他后来的一生。其他后来的东西都是从西方引进思想范式来套他的材料，比如说《儒家伦理与商人精神》就是用韦伯的理论来套他原有的材料，始终是靠西方的理论范式来套自己的材料。这跟工程师用西方的理论和西方的技术来制造汽车没有什么不同，是不需要什么精神结构上的变化的，所以他也就只能一辈子停留在这个层次上了。如果在他的有生之年，或者说至少是在他的精力还充沛的年龄，战争爆发了，而他不在美国，而是在香港，他面临着是不是非要上前线的选择的时候，他就会跟现在变得很不一样。过去那些装逼现象都要一扫而空，你必须现在做出选择：你是投降还是战斗？在这个状态中，投降、流亡或者战斗，平时的选择就只有这三项。像现在的香港，就面临着投降、流亡或者战斗的选择。而选择投降的那一部分人也正在制造一些理论，证明我们的投降不是真正投降，而是非常高明的，那些流亡的人才是胆怯的。但是我已经看出他们的下场了，他们的下场必定会跟上海知青一模一样。无论他们现在制造的理论多么高明，这就是他们逃不了的下场。只有经过了这样的关头，相应的知识才会产生。

那么我们回过头来说，什么是中国？中国就是选择了投降的那批人产生出来的知识。中国的所有知识都是降虏的知识，它体现了降虏路线的身体经验，降虏路线的身体经验体现在他们产生的所有结论当中。他们如果没有做出这样的选择、而是做了其他的选择的话，他们就产生不出这样的知识。真正的答案就在这里。所谓的人文科学是什么？人文科学只是武士贵族分泌出来的一点点副产品，由他们的秘书和书记员加以整理和系统化，仅此而已。如果你没有贵族和武士的德性和相应经验的话，你产生出来的东西全都是废物或者错误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