jaymode-ben | 1 points | Mar 24 2022 12:21:44

洼地文明的停滞——系统性的倒车

唐朝是中世纪的鼎盛时期。唐制来自南朝体制与北朝体制的混合。南朝体制从东汉—魏晋演化而来，包括世族政治、门阀壁垒、士族庄园经济、朝贡贸易、良贱身份制度等；北朝体制成形于北魏，包括世袭罔替的贵族制与奴隶制、兵农合一的府兵制、人身束缚于土地的均田制、整齐划一的坊市制等。南北朝体制都具有浓厚的中世纪色彩，强调身份设定与人身依附，社会凝固而井然有序。

自晚唐开始，直至宋代，这些典型的中世纪制度特质都走向解体：世族消失，门阀壁垒消弥，府兵制、均田制、坊市制瓦解，良贱制度消亡，部曲与奴婢解放为自由民。国家放弃了对臣民身份与人身的控制，转而重视市场、工商业、金融与货币所创造的利益。这样的历史性变迁，构成了“唐宋变革”的重要内涵。

“唐宋变革”不是华夏文明的裂变，而是基于文明积累的演进结果，比如从唐代的“飞钱”孕育出宋代发达的商业信用，宋时瓦解的府兵制、均田制、坊市制早在中晚唐已经出现松动，宋朝管理海外贸易的市舶司也是继承自唐朝设置。文明的积累与演进如同冲积平原，历史是长河，时光的河水流淌而过，不舍昼夜，不断留下前人的经验与成果，慢慢地便堆积出一个豁然开朗的世界，所谓“华夏民族之文化，历数千载之演进，而造极于赵宋之世”是也。

但“唐宋变革”论者往往忽略了历史的另一面：在9—13 世纪的中国大地上，还有一段与“唐宋变革”并行的历史发展，那就是辽/西夏—金—元的制度传承，就如在宋朝文明的“冲积平原”旁边，还有另一条不同流向的河流经过。

辽制来自唐制与游牧部族制度的混合，辽设南面官、北面官分治南北领地，“北面治宫帐、部族、属国之政，南面治汉人州县、租赋、军马之事。因俗而治”。治民的法律也分为两个部分：“诏大臣定治契丹及诸夷之法，汉人则断以《律令》。”在胡汉分治的过程中，又不可避免地出现了制度融合。比如辽国的“斡鲁朵”，为契丹皇帝之私有组织，辖有“宫户”（皇室之奴隶），这一草原组织便吸收了唐朝皇庄的制度成分；契丹贵族私有的“投下户”（辽对战俘和私奴的称谓），则与唐朝的部曲、官户有着共同的制度渊源。

在“唐宋变革”渐次展开之时，辽/西夏—金—元的制度传承几乎没有参与进来。元相继灭金、灭宋，但其制度主要还是继承自唐制与辽、金体制，而不是宋——我的意思，当然不是说元制之中没有宋制的成分，元朝的海外贸易体制便沿袭自宋制，元钞也借鉴了宋朝发行楮币的经验，不过，金国交钞对元钞的影响无疑要更大，比如都以“钞”为名，都不分界，无限期发行。相对来说，中世纪性质的唐制与辽、金体制更是深深嵌入了元制，举几个例子：元制中的投下制、驱口制、肉刑制、全民配役制，都是宋制中找不到的，但我们可以从草原部族旧制中找到渊源；元朝推行的军户制、匠籍制、宵禁制、路引制，宋时已经消亡或处在趋于消亡的过程中，其制度渊源可以追溯到“唐宋变革”前的魏晋—隋唐。

换句话说，宋元易代之时，“唐宋变革”开启的近代化出现了某种程度的逆转。套用“唐宋变革论”的说法，不妨称其为“宋元变局”。我们看中国近世史的演进，既要注意“唐宋变革”，也应当留意“宋元变局”。

“宋元变局”对于中国历史走势的影响是十分深远的，不但塑造了元朝社会，而且限制了后世历史发展的方向与走势：朱元璋建立明王朝，几乎全盘继承了元朝的分封制、家臣制、廷杖制、宵禁制、路引制、匠籍制、诸色户计、全民配役制度、贱口奴婢制度，以及粗糙的治理技术。而元制中尚保存的宋制，比如重商主义政策，却被朱元璋坚决扔掉。从西欧的近世史来看，重商主义恰恰构成了资本主义发展的重要一环，早期资本主义在西欧城市的兴起，从来不是靠完全自发的“看不见的手”，而是靠重商主义的“看得见的手”：国家积极介入市场、拓展商贸、扩张财政、积累货币、特许经营……这样的情景，同样出现在宋朝，而在朱元璋时代则完全消失。

朱元璋对元制的因袭也许是不自觉的，他自觉想要恢复的，其实是唐制。他修《大明律》，即以《唐律疏议》为范本，而摒弃了宋人编敕的立法方式；他将市舶纳入朝贡体系内，梦想的也是要恢复“万国衣冠拜冕旒”的盛唐气象，而不是“涨海声中万国商”的宋朝式通商风景。清承明制，还从关外带来了更具中世纪色彩的主奴关系、庄园制度、投充制度。

多年前，我读到元代史研究学者周良霄先生的一段话，一直心有戚戚焉。周先生说，元制，“对宋代而言，实质上是一种逆转。这种逆转不单在元朝一代起作用，并且还作为一种历史的因袭，为后来的明朝所继承。它们对于中国封建社会后期的发展进程，影响更为持久和巨大。譬如说，世袭的军户和匠户制度、驱奴制度、诸王分封制度、以军户为基础的军事制度等……从严格的角度讲，以北宋为代表的中原汉族王朝的政治制度，到南宋灭亡，即陷于中断”。也许，正是宋朝制度文明的中断，才导致了近代化的一波三折。

《剑桥中国史辽西夏金元史》的作者忍不住发出一串“天问”：“这些征服王朝真的代表了中国社会、中国经济、中国政治制度和中国文化的‘自然’发展中的大倒退吗？没有这些征服王朝，代表11 世纪宋代中国特征的高速发育的形态和合理的组织结构就能延续下来吗？它们使得某些学者所说的出现于宋代的一个‘近代时期’夭折了吗？……为什么在明代，当他们最终把蒙古人从中原驱逐出去时，仍不能恢复由宋代提供的更为高级的政府模式？相反，却继续保留了金、元时期制度发展的那么多方面，并恢复到了被所有征服者都推崇的唐代模式上来了呢？”

如前所述，“唐宋变革”的重要表现乃是重商主义兴起，资本主义登场，国家放弃了对臣民身份与人身的控制，转而重视市场、工商业、金融与货币所创造的利益。然而，朱元璋建立的“洪武型体制”简直就是反其道而行：全国臣民按职业划分为不同户籍，如民户、军户、匠户、灶户，职业户一经划定，不得自行改业，子孙世代相承；农民被束缚在土地上，不可脱离原籍地与农业生产，每天的活动范围控制在一里之内；军民、商人若要出远门，必须先向官府申请通行证；由于货币经济极不发达，民间交易以米谷、盐、布为支付手段；政府控制在最小规模，以紧缩的财政、按实物征收的农业税以及全民配役来维持运转，无需依赖市场、商业、货币与金融，因而，明前期的消费税、货币税几乎可以忽略不计。

不用说，这样的体制跟近代化是背道而驰的。假如明代真的出现了什么“资本主义萌芽”，那也只有在摆脱了“洪武型体制”之后才能够“萌芽”。事实上，明代的社会发展，确实表现为逐渐突破“洪武型体制”的过程：渐渐地，社会控制松懈，匠籍制解体（允许匠户纳银代役），募兵制代替军户制，月港开禁，广州与蕃商开展商舶，海外大量白银流入，“一条鞭法”推行开来，人口流动越来越频繁……如此，才有晚明商品经济的繁华。从某种意义上说，这也是向宋制回归。南开大学历史学院教授李治安提过一个观点，“人们在综观10—15 世纪的历史之余，常常会有这样的朦胧感受：明后期与南宋非常相似，万历以后很像是对南宋社会状况的‘跨代连接’”。“跨代连接”的“跨代”，意味着从宋代到晚明，中间隔了元至明前期这么一个断裂、歧出的时段。

其实南宋与晚明的“跨代连接”只是就社会状况而言，如果从国家财税、经济制度的角度来看，晚清才更像是宋朝的“跨代连接”。清王朝的制度，来自朱明体制与女真部族旧制的混合，与宋制几乎毫无渊源，直至晚清同治年间，才出现“跨代连接”：政府对兴办企业表现出巨大热情，行政系统内增设了大量经济部门，沿海口岸积极对外开放，国家将征税的重点从农业税转移到工商税，财政从紧缩转向扩张，国债等金融工具受到政府青睐，如此种种近代资本主义兴起之时的典型表现，都可以从宋代找到似曾相识的身影。

说到这里，我想到了一个有趣的问题：人们在叙述历史时，常常会使用“晚唐”“晚明”“晚清”的说法，却极少会用“晚宋”。

为什么会这样？

你可能会说，“晚明”“晚清”等，只是时间概念，宋代已有“北宋”“南宋”之分，“晚宋”究竟是指北宋末还是南宋末，很不明确，所以人们才很少用“晚宋”的说法。

但这一解释未免有些简单了，“晚唐”“晚明”“晚清”不仅表示时间，而且表示社会形态。“唐宋变革”始于中晚唐，因而，盛唐与晚唐的社会形态差异很大，盛唐实行的府兵制、均田制、租庸调制、坊市制，在晚唐时均已趋于瓦解。早在1950 年代，陈寅恪先生已指出：“唐代之史可分前后两期，前期结束南北朝相承之旧局面，后期开启赵宋以降之新局面，关于政治社会经济者如此，关于文化学术者亦莫不如此。”

晚明与明前期、晚清与清前期，同样是恍如两个世界，“资本主义萌芽”只可能出现在晚明而不可能出现在明前期，洋务运动也只能出现在晚清而不可能出现在清前期。两宋时期则从未出现类似的前后期大转折，宋代的“资本主义倾向”是一以贯之的，不存在一个全然不同于宋前期的“晚宋”，所以，我们不需要使用“晚宋”的概念来描述宋朝的社会变迁。

从这个意义来说，“晚唐”的概念指向“唐宋变革”的启幕，“晚明”与“晚清”的概念则意味着向“唐宋变革”的近代化方向“回归”——换言之，明前期与清前期的社会演化已经偏离了“唐宋变革”的方向，因此才需要“回归”。

通过建立这样的阐释框架，我们可以超越“侵略—革命”模式与“中国文明停滞论”的偏见与短视，将“宋代近世”、晚明“资本主义萌芽”与晚清近代化统合起来，并为“中国的近代化为什么有三个时间开端”提出一种合理解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