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ny_Firefighter3021 | 1 points | Mar 19 2022 15:15:15

毁坏的按钮（1）

我们先去的是外婆的坟墓。曾经，这是我每一年唯一需要去的坟墓。行程是顺路的，坟墓正好在路途的一半，一片农田的边沿，有几处野坟，外婆的坟头长着一颗营养不良的槐树，那颗树的枝丫划出来范围，确定一块缓慢扩大的祭拜空间并隔绝无限的天空。既不是忌日也不是清明节，是在冬天里临近春节的一天，一个有太阳的时候，没有什么云，阳光刺眼。我们只是顺路，母亲用她的直觉，那种不可触犯的随心所欲，下定决心，说服了我们，“我想我们应该去一趟，我梦见了她”，我和我的父亲还有母亲，曾经许多次我们都路过这里，为了去另一个终点，找乡下的亲戚讨债或者是去更远的县城吃酒席，却没有下车。即使是这一次，我们仍不想多此一举，我们很难找到在清明节和祭日以及冥诞之外的日子拜访坟墓的原因。但，的确是拜一种粗糙的现代文化所赐，日常里，我们父子一样，我读翻译的战后小说，我的父亲在八十年代的尾巴研习李泽厚主编的美学丛书，我们都懒惰到不近人情，不愿和任何亲戚来往，这说不上是坏事，我们都不愿意接受这些关系里致命的温吞，我们默认这些关系是一种消磨，我们是那种对刺激怀有愿景的人,这些关系总包含着可怕的确定性，让人获得利益和保证（比如一个职位，一次中途插队，一个把陌生人踢下去的机会），所以我们相信赌运，那是现代社会的虚假承诺，在选择相信运气之时，短暂的脱离了痛苦和现实，即便自己毫无把握。

母亲开车上沿江快车道，她看着前窗的风景发闷，规整洁净的沥青路和绿化带已经拆掉了所有围护，开始没有尽头的流动着，然后，她一如既往的埋怨父亲没有学会开车，这几乎已经成为车内永恒的装饰，为什么你没有学会驾照——我要上班，我没有时间——我是一个永远开车的女人，没有家庭是这样的——但这样的埋怨无法给予我的父亲挤出时间去驾驶学校所需的巨大毅力。还有，就是，那时候我尚不确定的未来，我仍然无法彻底容纳社会，这也依然只能算是无济于事的一些日常交谈。不过，有一天，这样的对话不再在车厢里出现，反倒令我困惑，可是我马上意识到，只不过是换了一个场景，那些对话依然在发生。我想，我模糊的理解了自我的成长，通过自己的经验和写作，但无法理解家庭的成长，对我来说，家人之间的爱是毋庸置疑的，母亲和儿子，父亲和儿子，但父亲和母亲之间却没那么稳定，这样的三角形结构随着时间的累积，相处时日的增加，最终总是看起来变得宏伟和和睦。那些年里，我们花掉了许多个月挣来的薪水，买了房子和这辆红色大众Polo，最开始是买来装载Windows95的联想电脑和松下三十寸的CRT彩电配套松下VCD，但没有什么转变，父亲没有学会开车，曾有一个夏天，他在客厅背着小册子上的交通规则，预备每个周末去驾校，我们的阳台晒着滴水的衣服，盆里生长仙人球和吊兰，他简单地穿着老式的松垮白色背心，紧缩眉头，我打赌，他什么也没记下来。但对于自己的记忆力，他总是满怀自信，好多次，他说起自己依靠速记通过了高等数学的考试，把脑子里那些复杂的方程式誊写到试卷上，自始至终他都说不上来微积分是什么东西，在我还是高中生的时候，他总是这样向我讲大学时代的事情，自己一个人坐轮渡去上大学，挤在礼堂后排听七月派诗人绿原（著名的《浮士德》的汉语译者）的讲座，和邓小平南巡时期制定国家宏观政策经济学家在同一间教室聊过天，很快，他就毕业了。在这个方面，时间并没有什么实质性的进展，只是我们的装修风格随年代的潮流改变，新兴的家电继续出现，现在是椭圆仪、按摩椅和戴森真空吸尘器。

讲完了那种警告般的提醒，母亲需要一些发动机的白噪音之外的声响，车载广播电台里宣扬爱国主义的科学家在讲半导体之类核心科学技术发展和我们国家的未来，新时代的大学制度下年轻人的方向，是2018年。母亲借题发挥了一会儿，这是她擅长的教育方式，对着那些偶然的事情延伸自己的理念，找到那些成功的权威，我什么也没有回应，因为我知道，这是个陷阱，我难以抑制自己表达真实的想法，否则我就会不说，我闭着眼，焦灼地等待车到终点，即便是这一天，也会很快过去，一如既往。

后来，车停靠在路边，母亲催促父亲先下车去买纸钱和鞭炮，母亲说要六千响的，再拿一把香加上一袋纸钱。一块破门板搭在摊子支在一家废品回收站的门口，有一个院子，院子里的黄狗和小男孩追逐嬉闹，他奶奶从屋子走出来，我讶异于发现她还没有死掉，她在每一次我们到坟墓的拜访中扮演了一个永固的角色，每一次都是在这里买鞭炮和纸钱，在这个兼具废品回收和卖杂货带着汽油腥味的土房子，这个老太婆探出脑袋，她干瘦，带着氧化严重的金耳环，牙齿因为抽烟烂得差不多了，她那张破桌子堆着的所有祭祀用品就等待着那几处孤坟的亲人的到访。我下了车，那个老太婆走过来，让母亲把车停进了院子里，她猛抽了一口，把快燃尽的卷烟扔到土上。我们往前，路过一条绿藻疯狂生长的水渠，它正在发臭，在鱼塘那里右拐，穿过田埂，走进去是一排不成规模的坟墓。清明节来的时候，这里是油菜花，几只粉蝶飞舞，现在是已经收割完的小麦，我们踩着枯黄的麦秆和一些燃烧之后的灰烬走过去，在城市里，我已经把自己和泥污隔绝了开来，我也条件反射似地畏惧着因为雨水略有潮湿的泥巴，感到局促。每当我面对这块墓碑，总陷入呆滞，有时我感到自己的冷漠不可剥离，头一年清明节，我的母亲突然意识到自己已经比自己的母亲死去时年长很多了，在坟前痛哭，其实类似事实早就存在，甚至早就发生在了我的身上，对我来说，这些临界点总在到来，就像我交过的那些女友都已经过了我的母亲生下我时的年纪，然而这些够让我们激动半天的事实并算不上什么，曾经我在清晨醒来，怅然若失，打电话给已经分手的女友，打过去好几次，她接了电话，我说我做了一个如何浪漫又失落的梦，在梦中我和她待在一块儿，比现实更真实，这种情绪太沉重了。而她只是冷冷地讽刺道，你也会梦见你的母亲的。我很可笑，质问她是否刚读了弗洛伊德，她否认了。

眼前，死去的外婆名字和生卒年刻在大理石面上，谢桂芬，1952—1977年，她是怎么死的，我没有从任何一个肯定知道这件事情来龙去脉的亲属那里听到过，母亲对此也避而不答，对此她只讲过他的父亲多么悲恸，三年里他在黄冈的军事管理区养护马路，变得孤僻和高傲，但我的母亲认为这是一种器宇轩昂，他1978年复员回家，妻子已经死去，没有人告诉他死亡的真相，女儿寄居在三条街外的姑姑家里，这个脾气暴烈的但不嗜烟酒的年轻人为妻子找石匠打造了墓碑，再将女儿接回来家里，然后有一天，他把自己泡在荷塘冬天的淤泥，当他年幼的女儿坐在草堆边，冷到缩成一团，抱住干草，他渴望发泄掉全部的情感，暴力或者悲伤，天气冷极了，他挥动双拳，嚎啕大哭起来，淤泥始终包裹着他，我的母亲说，在这一天之后，他的身体就完全垮掉，肝脏和肾都迅速地衰退，曾经他是个高大挺拔的军人，一瞬间变得消瘦孱弱，连基础的农活也不能胜任，所以他离开了他的地，和他的姑姑一起去到南边的纸坊县投靠嫁过去的表妹，做替人涂墙的零工，没过多久就遇见了自己的第二任妻子。

我想那些在1977年住在这坟墓四周村落的正值青年的人都知道外婆死亡的具体情况，我孩童时期偶然有不经意的听见，但自我懂事后没有人提起过这件事。而在我的孩童时期，大人们忽略掉我，认为我不理解世界上的复杂，在那里肆无忌惮谈论他们曾费力隐瞒的秘密，攻击不在场的人，被道德约束的秘密更加容易成为谈资。最终外婆的死因成为一个在梦中显影过、逐渐成熟的逻辑思维又思考过的东西，长久的怀疑让我不可避免的从任何一个隐瞒行为导致的诡异瞬间里看到——自杀的踪影。那时我念小学，把带着刺鼻塑料味的诺基亚直板手机框在脖子上，一个远房亲戚在中午打来电话，我不知道她从哪里把我的电话号码弄到了手，那头的声音气势汹汹，声调尖细，从第一句开始，便尽其所能地诋毁我的父母，不是简单的重复脏话，似乎每一句都来自于言之凿凿的事实，她说，你们全家都不是好东西。这个女人要把她知道的所有闲话一股脑塞进我的耳朵里，这是她日积月累逐渐领悟的真相，也对，许许多个场合她就站在那里，亲眼所见，在几十年前她还年轻的时候，现在她所掌握的那些历史好像终于派上了用场，对一个十二岁的孩子来说，她说的这些，几乎有些残忍。一切叙述都从外婆的死亡开始，她直截了当地说，她是吊死在屋里的，她迟早会这样，因为她该死，是自己害死了自己，但这个可怕的亲戚草率地说出这个并不轻松的死亡只是为了证明我的母亲也遗传了不正经的女人的作风，那种“恶”一直在遗传，她说，我的母亲从小时候开始，嘴巴里就没有一句真话，只有欺骗和利用，是个“婊子”（她真的把这个词说出了口）。她继续说，十五岁的时候，她和学校里的老师有不清不白的关系，最后在整个学校闹得沸沸扬扬，几张肉麻的情书丢光了所有亲戚的脸，而我的父亲是个万里挑一的蠢货，称不上呆也称不上傻的蠢货，却生得好，家里有人做了官，能替他操办一切，我的母亲也因此选择了这样一个蠢货，她说，在95年，我的母亲刚刚答应嫁给我的父亲的时候，从他那里骗到了一千五百块钱，一个人去了北京，她是打定主意要逃跑的，可是她太高估了自己，北京不是谁都能留下来的，和她在北京一块的那个女人，她的同学，在昆仑饭店做礼宾员，明面上找的男人是个年轻部队军官，实际上是个婊子，是个妓女，你妈妈总是和这样的人混在一起，因为她自己就是这样的人，从小就看得出来，而你这个小孩，也好不到哪里去，从小看大，一样是心眼坏透的人，势利鬼，只对那些有钱的人亲近。她说完，仿佛什么也没有漏下，但归根结底，我忍耐了这些，虽然我一边听一边流泪，并保证自己不哭出声来，以防被她察觉，我等着对面自己沉默下去，我已经十二岁，已经开始在周末下午孤零零地看电脑网站上的色情录影，在公共图书馆接触到成人世界的文学，不可避免地接受改变。

对于真相，最终我得以知道其他的说法，他们一一把故事讲给我听，小心翼翼地让证人和证词一个个站出来，修正那个一开始完全灾难一样的叙述，可是这个世界上会有人比我更了解我的父母的真面目吗？我利用着他们的习惯，让自己长大成人。但那时候我不知道应该站在哪一边，在我忙于反抗父母，主要是母亲的那些时间里，我总是想尽一切办法攻击母亲，在一瞬间，我们彻底地展开了战争，而这场战争旷日持久，我们对短暂的和平总是过于乐观，那些纠正对方的愿望无法避免，迟早会到来，甚至并不是令我勇敢的知识和扰乱精神的小说指引我走向了另一边，我总渴望在自己的路上越走越远，这是从未变过的，独自一人走在。那时，母亲的那些上行下效的实用主义伎俩将我和她一起层层保护起来，我紧紧牵着她的手，在去学校的路上，她带着我熟练地避开那些乞讨的侏儒、唐氏综合征病患、板车上失去双腿的人、浑身脏兮兮却泪光闪闪的小女孩，我们路过了许多装着破烂零钱的不锈钢碗，嘴角挂着涎水来历不明的疯子们，我们在那些混乱浑浊的目光下逃离，她对我说，这些都是骗局，一如在江汉路步行街上从那个烧伤了半边脸的卖花女孩悲伤的话剧腔调里逃走之后，她完全正确，就在一次又一次的新闻报道调查记者卧底之后宝贵的事实真相出现在更多人面前，那是些受人控制的可怜人，后来这些人也如母亲所愿，在武汉第一次申报全国文明城市的那一年，一夜之间，从我们去学校的路上消失，没有人告诉我为什么。但很快，我找到了报复她的机会，慈善行业无孔不入，还是一个让人反复沮丧的事，那一年汶川大地震，五月十二号，她哭了一晚上，后来拿回来一张红色布面的捐款证书，1500元捐给红十字会，当时她作为小学语文教师的薪水是一个月800，当郭美美事件被揭露之后，加上我来自绵阳的大学好友的陈述（他说地震之后许多人因为捐款发财），我有些难过，但依然嘲笑我的母亲把两个月的薪水换成了玛莎拉蒂上的一块亮丽车漆。

那几年，当我们从小学结束工作和学习，我们在傍晚去往菜市场，在那些乘拖拉机而来的乡下人的地摊拣选蔬菜，我的母亲，她永远不会相信农村来的黑铁秤砣，八十年代她就对这套伎俩一清二楚，即使那个卖莲藕的盲了一只眼的于集村老太总是装出一幅有十几口人等着她抚育的悲苦表情，她很擅长卖弄脸上的沟壑，让它们时而轻度弯曲，时而绷紧成有些震撼的完整纹路。那不过是为了多赚几块钱人民币，但我会为自己高贵的同情心而自得，当母亲成功地保卫了她钱包里的几块钱人民币的时候，我看见她露出狡黠的笑，告诫那些菜贩子，下一次可不要这样了，但我知道，这不是威胁，她要用一句话作为胜利的结束。回到家，我开始为那些缺斤短两的小贩打抱不平，她说我和我的父亲一样，只会为外人说话，于是我们吵架，我说她没有同情心，接着我一股脑说出了在诺基亚手机里听见的那些话中所包含的某些荆棘般的叙说，她没有一秒钟，就彻底爆发了，无法控制，她说，我在败坏她的名声，她发了疯似地骂我，将手边她心爱的骨瓷茶杯摔碎，然后抓我的头发，用她的指甲在我的脖子上挠出血印，她说我在战争年代一定是汉奸，会为了保全自己出卖所有人，这太恐怖了，将来我会危害这个社会，她说，从三四岁开始，她无数次看见我用示弱的方式躲避伤害，他要说那件事，我被女孩保护但是出卖了女孩的那件事，因为我言而无信，因为我什么也不在乎，不在乎其他人的死活，不在乎国家，不在乎道德或者名誉，对我来说，一句话没有任何分量，接着，她描绘起我如何是个与生俱来的骗子，她历数每一句谎话，谎称做完数学作业，谎称同学陷害我，谎称自己没有拿麻将桌抽屉里的零钱。自相矛盾的是，二十多年后，她总告诉我，我曾经是一个多么善解人意的孩子，无论发生了什么都会考虑到别人的感受，她对我说，现在你不是这样了，你变得冷漠了，想缩进自己的世界去生活，不愿意真心对待任何人，只愿意说些苛刻的评价。但从那次激烈的争吵之后，我没有在任何酒席或者家族聚会见过这个亲戚，母亲和她心照不宣地避而不见，我记得那是一个五十多岁烫着卷毛的中年女人，在冬天裹着各种浅色的呢子大衣，米黄、淡粉、浅蓝，她游走在每一个人中间，笑脸盈盈，我叫她五舅奶奶。我发誓我自始至终咬紧牙关，没有将这件事的背后真凶告诉母亲，但后来，我知道导致这件事情的原因不过是她想要借钱周转，十万块钱，在那时不是小数目，但正好我们家刚刚又贪得无厌地买了新房子，拿不出钱。曾经，我们家和她之间的关系甚至算得上友好，母亲曾告诉我，在她小学毕业那年的暑假，这个一向时髦的五舅奶奶为她准备好了一只泡沫箱子，又去食品厂的熟人那里批发来奶油冰棍，交给她去在大集上面零售，母亲为了证明自己有着自力更生的漫长传统，她说得很新鲜，说起十二岁的她在中部城市的郊县亲身投入了改革开放的大潮，她是个体冰棍商人，那些本钱自然是五舅奶奶出的。所谓的真实以一种下流的闹剧的方式一晃而过，可悲的家庭真相就在眼前，好像总是这样，只是不断地重复。

总之，我们一家人，逐一跪在这座坟墓的面前，写着红色“福”字的塑料垫在膝盖上，默不作声在心里许愿。纸钱在燃烧，火焰在中途到达顶峰。父亲用短锯情理坟头的狗尾巴草和蕨类。母亲又说起迁坟的事情，这件事的唯一阻碍是她的继母还活着，虽然她们只在一起生活了两年，但是她是遗嘱的一部分。她还有时间骄傲地回忆起那种波澜壮阔的家族叙事，外婆的母亲是武汉码头上船商的女儿，家里，在码头上有七条汽船，而父亲是私塾的先生，懂得周易卜卦，但他好赌，输掉了母亲外婆从家里得到的全部遗产。这样的民国传奇，她觉得读者是喜欢的，我的母亲常让我以她的故事写一部小说，要从她的外祖父外祖母写起，她想让我告诉读者们，人是怎么通过自己的奋斗改变了自己的生活，女人是如何坚强地走出不幸的命运，这里面包含了时兴的小说材料，中国一百多年激荡向上的走向富裕的历史还有女性主义的主题，但她特别提醒我说，一些不好的事情切勿过度渲染，比如一些无伤大雅的贿赂和九十年代的治安问题还有那些流行于2004年左右的软性毒品。我不知道她是不是发自内心的相信那些积极的书写扭曲的事实会赢得世俗上的成功，但她总能清楚的看见每一个时期社会上显而易见的方向，比如房产。从她十岁起，她就成了一个孤儿，她认为今天的一切从无到有都是她通过个人的奋斗争取来的。最后，我们每个人跪下磕头，双手贴近土地。母亲说，如果您没有那么早的去世该多好，这是她每次必定会说的。我和母亲从坟墓往外走，留下父亲把鞭炮扔进垄沟里用打火机点燃引线，响声如雨水降落，但当父亲来到我们的身边，一切又恢复安静，纵然马路上的引擎声渗过树林。看起来鞭炮不够多，“这是六千的吗？”母亲信不过，让我去查勘一下，我不情愿地走回去，捡起丢在田垄下的已经破烂的包装袋，红色的塑料膜附在粗糙的印刷着财神像的卡纸上，上面的数字是：30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