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rquisVictoria | 1 points | Mar 17 2022 07:08:24

来一篇三年前豆瓣上讲腊肉的深度好文，作者已经忘了

毛泽东出身于湘军老兵的家庭，习惯受宠，任性自私。他父亲按照乡下的标准，算是见过世面的老江湖。他不仅带回了一些军饷和战利品，当时普遍认为欠饷可以用抢劫特许权充抵。而且带回了膨胀的野心和发财的野路子。曾国藩后来悲哀的承认：老兵由自的发财模式搞坏了老家的社会风气。Xiangming觉得毛家改善生活的方式，蕴含了漠视小共同体道德义务的邪恶元素。毛泽东像大多数宠儿一样聪明。看穿了这一点，毛泽东的父亲一面用道德的名义和横暴的方式要求儿子绝对服从振兴家业的伟大计划。然而他振兴家业的方式，偏偏又让左邻右舍觉得不道德。毛泽东抓住这里面的矛盾，狠狠地折磨父亲。甚至勾引帮会盗匪，抢劫自家的财产。毛泽东的敌人常常指责他，自家就是乡下的地主和商人，凭什么以无产者的领袖自居，跟自己的阶级兄弟作对。从利益结构和马克思主义的理性论，这样的指责完全正确。然而从心理结构和人类本性出发，适得真相之反。虚伪横暴的父亲、老财面对聪明软弱的儿子、穷人，构成了地主-资本家-工农无产者阶级斗争心理原型。

毛泽东如果不是因为小时候痛恨父亲，长大就不会痛恨父亲的阶级兄弟。童年的痛苦和屈辱对人格的损害最大，因为只有这种伤害没有办法报复。人如果报了仇，就很容易忘记仇恨。如果报不了仇，就很容易被仇恨毁掉一生。阶级替身连坐完全不符合理性，却非常符合人性的黑暗核心。许多男人喜欢折磨女人，因为他忘不了第一个女朋友对自己的伤害。五四青年小时候反抗不了包办婚姻，长大以后报复不了冢中枯骨，所以特别痛恨吃人的礼教，实际上出于同样的心理结构。只是这样的报复属于海水解渴，越喝越渴。如果一个人从抽象理论出发，憎恶资产阶级，就很容易变成征收遗产税的共党干事长，却很难触发肉体搏斗必须的嗜血冲动。革命不是请客吃饭，需要另一条路线的心理驱动。非骄而不足为逆子，毛泽东就是这种类型。他反叛家庭的资本，来自于父亲对他的额外教育投资。

爱与恨具备奇妙的镜像关系，容易促成爱恨双方的相互模仿。毛泽东一面反叛父亲，一面继承或接受了父亲经营现实的性格。他早在默默无闻的青春期，就以嘲笑同龄人天真的理想主义为乐。他似乎很享受由此带产生的心理优越感和虐待狂快感，像资深酒鬼一样越来越离不开这些自己。袁世凯的总督汤芗铭以曹坤的侵略军为后盾，暂时压制了湖湘本土派的反抗，在长沙实现了华沙的和平。民族英雄蔡松坡动员西南联军粉碎了袁世凯重建帝国的阴谋。湘人乘机揭竿而起，驱逐了可怜的汤芗铭。毛泽东的同学无不兴高采烈。唯独他急于炫耀马基雅维利主义的冷静。他宣称，汤督决不可去，因为征服者无论有多坏，毕竟用残酷的手段建立了秩序。推翻暴政是容易的，重建秩序却是困难的。事态的发展完全印证了毛泽东的分析，证明他的马基雅维利主义天赋远在同侪之上。毛泽东如果是一位诚实的政治学研究者，顺着这条路径，就应该走上李大钊、白建武的国家主义、威权主义理论。继续反对本土派驱逐张敬尧的运动，因为张敬尧无疑就是第二个汤芗铭。但他内心深处仍然在父亲的价值观支配之下，他不是真心信服威权主义。当然李大钊其实也不过投机威权主义而已。而是要通过论证威权主义的道理，证明自己的聪明和能力。如果其他投机路径比袁世凯和段祺瑞的威权主义更容易将他的才智和能力变现，他一秒钟都不会犹豫。二十年代的本土运动似乎比袁世凯时代更有成功机会，他就迅速搁置了优秀马基雅维利主义者对民主小清新的天然鄙视。

我是反对大中华民国的，我是主张湖南共和国的。有什么理由呢？我们认定湖南人民的自治运动在此际一定要开始进行了。此际是一个顶好的机会，是一个千载一时的机会，这个机会一溢过，以后想要寻出这样的机会就很难了。

湘独理论不是毛泽东和彭煌首创的，他们的前辈和蔡松坡早就提出：中国类似罗马帝国，湖南类似罗马废墟上产生的英格兰和法兰西。梁启超和晚清立宪党人发明的“中华民族”不过没落大一统帝国的借尸还魂而已。

湖南者，必谓罗马之英法，可谓有心计耳。特湖南省者，英法国也，同异之间，如是而已。

青年湘独分子以此为基础，进一步否定了章太炎和晚清革命党人发明的“汉族”，强调只有湖南民族才是欧洲意义上的民族。深觉得这个笼统混杂的汉族名目，压住了我们湖南人的向汉族了，要不然就是，非湖南人不叫是汉族，湖南有湖南人的特性，湖南有湖南人的风俗。湖南有湖南人的感情与本能。一以言之，湖南人有湖南人的民族性。这个民族性很不与各省民族同胞相类。所以，这个认为湖南民族与各省同胞是同一民族，是个解释民族的莫大错误。

1920年10月10日本来是中华民国的国庆日，自然会引起湘独势力的一片嘲讽。湖南《大公报》副主笔李静桥发表社论：我们不庆祝过去的中华民国，应庆祝将来的湖南国，不可吗，中华民国骗了我九年的庆祝，把湖南国连本带利都骗去了。那么国庆日的食品我还是不做。

毛泽东的第一批粉丝当中，还包括未来的第一代共青团员张文亮。张文亮当时更倾向于世界大同。但他同样认同湖南民族比汉族或者中华民族更适合充当全世界自由大同的基本单元。陈巧亚后来提出，彭煌可能死于毛泽东的谋财害命，无论此说的依据是不是足够充分，彭煌的失踪确实给青年湘独运动带来了巨大损害。运动失去了锐气最盛的先锋彭煌以后，又失去了最有利的金主谭延闿。赵恒平取代谭延闿完成了基本法的制定工作，仍然将毛泽东视为湘独运动的后起之秀，对他的文化书社关照有加。但运动的冲锋阶段已经结束，毛泽东再也不能指望大笔的现洋。然而共产国际和国民党的盟约正在形成，他们无论卢布还是武器都比湖南土豪强大得多。谭延闿身为国民党的元老，可以理直气壮地归队。毛泽东没有体面的辩解理由，但他也不像大地主那样需要面子。

魏金斯基在上海卖掉了布尔什维从俄罗斯抢来的珠宝，尼克尔斯基决定分出一部分招募亚洲苦力。毛泽东拿到两百大洋的交通费，欣然前往上海参加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毛泽东在会上几乎无话可说，在主持会议的俄国间谍尼克尔斯基和荷兰煽动家内服斯力特都有理由认为，愚昧闭塞的亚洲只要出得凑数的代表就不错了。其他方面不能太苛求。毛泽东只要能解决经济问题，同样不会太在意金主的立场问题。国际同意每月给他60大洋的津贴，后来又增加到170大洋，比歧视他的北大教授还要多。于是毛泽东暂时过上了幸福的无产阶级革命生活。他用组织给他的经费盘下了长沙金水塘的房子。毕生第一次能够雇佣人，这是乡下的剥削阶级父母永远不敢指望的。如果彭煌没有失踪，谭延闿仍然慷慨解囊，毛泽东会不会留在祖国，颇能发人遐想。

毛泽东缺乏语言天赋，在北京做每月八块钱的图书管理员期间，连满大人语都没有学会。北大的舆论领袖根本听不懂他的乡语，使他倍感屈辱。他的同侪忙于留法留俄，但他宁愿留在家乡，其中的心理因素显而易见，他只有在家乡才能找到高人一等的感觉。他即使到了晚年，都非常不愿意接触层次高于自己的人。不仅受不了言必称希腊的匪谍系，甚至身边的女人都要越换越土。山中无老虎，猴子才能称大王。梁山泊有了林教头，白衣秀士王伦就会浑身不舒服。毛泽东最后把东亚大陆改造成全世界最大的进士培育基地。其实也是出于今天偶像明星的同样心理。粉丝如果比自己水准高，明星就享受不了偶像崇拜的快感。他们唯一的区别在于只有毛泽东能够营造进士。只有封闭环境才能保证粉丝越来越蠢，从而无限延长偶像的高峰体验。毛泽东出于这样的心理，还要祖国还有他上升的管道。大概是不愿意背井离乡的。彭煌和谭延闿如果直到1928年仍然不负初心，毛泽东可能依旧会攀登他们搭建的社会阶梯。 这样一来，他就会沦为国民革命军的追缴对额反对派。湖南土豪势单力薄，因此他只能逃入湘西群山。但他的军事才能用在本土，会比用在井冈山更为得心应手。党军在有机会统一东亚大陆之前，就要迎接日本泛亚主义的老朋友。皇军一来，毛泽东又会得到下山的机会，历史对他的评价很可能类似昂山将军、苏嘉诺和哈达。

马林最初根据他在爪哇的经验，准备让国民党发挥类似“穆斯林联盟”的白手套作用，开展反帝工人运动。毛泽东一如既往，除了实力以外，什么都不相信。马林回忆说：“毛泽东对我解释，最高利益当是日常生活问题，并不是什么政治上的利益。毛泽东告诉我，湖南有三四万现代工人，他对工会组织已拿不出任何办法，所以十分悲观。甚至认为拯救中国唯有靠俄国的干涉。我不像毛泽东那样的悲观，应该像现在这样实干。”毛泽东相信，国民党和共产党都不可能变成像马林承诺的群众党。

既然俄国的援助给了国民政府广州，那么共产党人当然应该加入国民党。毛泽东永远比其他人更现实，不像张国焘那样需要说服。马林对他的配合感到满意。派他去广州参加国民党一大。因此青年国际代表达林把毛泽东算成了马林的人。

毛泽东再广州获得了汪兆铭的赏识，代理宣传部工作。汪兆铭当时采取了向左派开放的策略，特别乐于提携后进，从而突显自己的少主资格。毛泽东以国民党中央候补委员的身份，出席了国民党二大。他出于机会主义者和现实主义者的本性，觉得国民党比共产党和湘独运动更有出息，准备再次改换门庭。达林忍无可忍，告诉维辛斯基，毛秘书毫无疑问是马林安插的人，说话简直让你毛骨悚然。例如他说国民党现在和过去都是无产阶级的政党，应该成为共产国际的支部。如果汪兆铭在苏联的支持下赶走了蒋介石，毛泽东很可能走上陈公博的道路。

蒋介石通过中山舰事件发动了一个类似古巴导弹危机的摊牌，苏联人退却了，汪兆铭愤而出走。汪系人马连片辞职，毛泽东也丢了代理宣传部长的差事。汪兆铭下台，可以去法国休养。毛泽东下台，就只剩下国民党农民运动讲习所的闲差了。

国民党的农民运动始于粤东，蒋介石和周恩来负有主要责任。粤东士绅阶级哺育了孙文、陈炯明，资助了辛亥革命和护法战争。最终被外省人的党争和贫下中农扫地出门。成群结队地逃往香港，绝大部分都没有回来。毛泽东在此期间，忠实履行了鲁迅的建议，只管在革命的饭锅里舀饭吃，其他啥事都不管。北伐军占领湖南后，开始如法炮制地建立各地党部和群众协会。毛泽东随军前进，发挥的作用仅限于党校教员的日常事务，作报告，放换灯，写调研文件，诸如此类。

《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描绘的现象不是毛泽东发动或设计的，而是国共两党在毛泽东相帮复制粤东模式的结果。毛泽东再调研途中看到，他少年时企图反抗，青年时试图投身的士绅阶级居然如此银样镴枪头。他们不仅垮台，而且以极其可笑可怜的方式，在武力和材质都谈不上出色的社会边缘人面前，表现得不堪一击。如果敌人十分强大，失败可以归咎于敌人的邪恶。如果敌人只是一群小丑，唯一合理的解释只是，失败者只是一具正在腐烂的尸体了。为了拒绝承认自己的灭亡，故意忘记了真正的凶手和断气的时间，一直称到蛆虫爬出皮肤的时刻，再宣称自己死于这些蛆虫。

毛泽东看到自己谄媚、羡慕和仇恨的物件竟然如此不中用。兴奋感、解放感、轻蔑感、恍然大悟感从报告的字里行间中溢出。他由衷的感到，贫下中农才是真正的老师。这个道理翻译成毛氏语言，就变成群众有无穷的智慧和力量。毛泽东思想的精髓由此产生。包括以下的要点：

你要懂得怎样蔑视人类，怎样利用他们的弱点，怎样开发他们的隐秘欲望，怎样解除道德，传统和一切符号的约束。无论外表怎么高贵体面，人都是犯贱的，人人都在跟隐秘的欲望作斗争，以免自己不顾一切地卸下文明的枷锁和礼教的负担。

你如果尊重人，实际上就是阻止他们自我解放，他们的理性会感激你，黑暗之心会驱使他们仇恨你。甚至自己都不知道为什么。你如果践踏他们的枷锁，实际上就是帮助他们自我解放。他们的理性会谴责你，黑暗之心却会爱戴和感激你。谁沉溺形式，就会得到泡沫。谁顺服黑暗之心，就会得到实质。

毛泽东思想的其他部分都是他本人和其他门徒将上述精髓和具体情况结合的产物。粤军首先为孙文立下了汗马功劳，然后为家乡父老的利益抵制了孙文引狼入室的宏大计划。反目的朋友当然比统战的敌人更可恨。因此国民党永远不会谴责蒋介石对南粤地主资产阶级的暴行。湘军作为国民党的统战对象，理应享有反革命胜过新革命，新革命胜过老革命的待遇。因此，国民党必须谴责痞子运动的罪魁祸首。党军和湘军的合作，把蒋介石从左派变成了右派。如果左派=反社会，而右派=保卫财产，那么蒋介石的真实身份就是南粤和湘军的左派，南昌和南京的右派。长沙右派和武汉左派的统战物件。敌我认同是共同体的根基所在。左右分歧只有在共同体内部才有意义。右派的本质在于维护某个具体既存共同体，左派的本质在于解构这种共同体。扭曲的身份实际说明粤、沪、湘根本不是一个共同体，否则蒋介石根本不可能同时扮演保护者和破坏者的角色。解构是破坏者和征服者的共同特征，最成功的革命者历来都是最成功的征服者。伪共同体缺乏真正共同体具有的边界意识和自我保护能力，比真共同体更容易遭到渗透和征服。征服者和保卫者的战争很容易跟左派和右派的斗争混淆，因为外人外人和无产者的政治本能都是破坏。唯一的区别在于，无产者在哪里都是无产者，外人征服者只有在外方才貌似左派，在自己的政治基底总会表现出浓厚的右派色彩。

共产国际对于清党的反应，就是命令中国共产党建立自己的军队。毛泽东在八七会议上热烈地支持，枪杆子里出政权的真理共产国际以前命令中国共产党加入国民党，毛泽东也是最积极的支持者。两者在明面上和政策上都南辕北辙。在技术上都是现实主义、机会主义对教条主义坚持原则的胜利。毛泽东永远是最彻底的现实主义者。认为教条主义者都是傻瓜。他后来从谴责苏联不够左，修正主义，跳转到美国不够右，绥靖主义。同样是理论意义的南辕北辙和现实意义的一贯。使投机色彩最重的苏联和美国政治家都显得像家徒一样迂腐而纯洁。

莫斯科把大部分金钱和顾问交给了周恩来和叶挺，命令他们从南昌打回汕头。毛泽东只得到了一点点零头，但他的收益其实最大。他第一次获得独当一面的机会，建立了自己的基本盘，变现自己在马基雅维利领域的特长。秋收起义在军事上纯属败笔，大部分军官和士兵的逃往暴露了他组织能力的薄弱。井冈山证明他是优秀的马基雅维利者，却不是优秀的列宁主义者。他擅长水浒、通鉴的权谋智慧，排挤和架空了所有可能的竞争者，但斯大林擅长的组织工作并不是他的强项。博古和周恩来理应对赣南的苏维埃化承担更大责任。上海中央进驻瑞金，暂时结束了毛泽东飞扬跋扈的幸福生活。红军在川前边界的流浪暂时切断了共产国际的交通线，权谋技巧相对于硬资源的重要性上升。毛泽东抓住了这个短暂的机会窗口，同时证明了自己擅长体察人的隐秘欲望和隐秘弱点。尽管如此，他的幸存和成功仍然有赖于他不能控制的因素。斯大林和蒋介石已经达成抗日协定。谁都不愿意为区区一个毛泽东的抢班夺权而影响大局。毛泽东其实并不怎么了解高层博弈的内幕，只是为人比较知趣，懂得见风使舵。

他在西安事变、统一战线、皖南事变的时候，都是首先玩弄极端利己主义的小聪明，然后通过试探抵抗力的强弱，弄清苏联基本路线自留地最大范围。然后沿着剃刀边缘前进。大局上尽量配合苏联的国际战略，自留地多存私房钱。这样的操作需要同时具备高超的智力，敏锐的感觉，冷静的心态和死不要脸的决心。稍稍偏斜一点就会死无葬身之地。毛泽东只要稍微多一点盲从，就会落到西班牙共产党的下场。莫斯科一向对国民党拷贝自己对欧洲社会民主党的政策。对共产党拷贝自己对欧洲共产党的政策。红军在1936年企图打通国际交通线的时候，苏联在蒙古边境的补给就严格复制了西班牙内战的规格。王明的统一战线策略和周恩来的大武汉计划，都是西班牙人民战线和马德里保卫战的翻版。大多数共产党领袖无论如何怨恨毛泽东，心里都明白，如果没有他，共产党就要做国民党的人肉盾牌。国民党愿意做苏联的人肉盾牌，正是以此为前提的。他如果没有掌握斯大林容忍自留地的底线，肇源的苏联情报站就足以让他死得不明不白。斯大林做掉他，不会比他做到刘志丹更困难。周恩来和康生对他的支持，也是以苏联的同意为前提的。任何人只要对比一下王明中毒案和托洛斯基遇刺案，就会发现毛泽东只有一批外行可用。社会部的特工是苏联直接培训的，在上海和香港战绩辉煌，并不是没有做过暗杀的工作。但毛泽东显然不敢信任他们，至少在暗算苏联的保护对象时，不敢训练的专业人员。毛泽东应对满洲接收，朝鲜战争和第一个五年计划，决断模式仍然没有多少变化。他的资讯仍然很不灵通，证明周恩来、李克农和情报部门仍然直属苏联。

同一个情报机构成功地掌握了蒋介石的军事机密，却听任毛泽东捕风捉影地猜测莫斯科的妙算。党政领导无法控制同级和下级的情报单位，因为后者由最高层垂直领导。这是列宁主义体制的一大特征。有助于确保下级对上级的依赖。他的策略仍然是阿里巴式的，首先在自留地的方向试探，如果没有上级的阻力，就伸出更多的触角，如果感到巨大的阻力，就转到没有似乎阻力的方向。掌握内情的观察者可能觉得斯大林比他聪明得多，石金堂根本没有冒充多尔衮的资格。但这样的判断可能并不公正，因为斯大林的决断离不开全球情报网的支持。毛泽东只能在黑暗中摸索，决断的难度要高得多。斯大林在世之日，毛泽东一直没有忘记自己的局限。斯大林死后，他开始享受解放的感觉。赫鲁晓夫得不到他的敬畏，一方面是因为他的自留地已经足具规模。另一方面也是出于误解，因为赫鲁晓夫推出了许多貌似小清新的政策，毛泽东从国民党联俄容共的时候开始，一次又一次地看到教条主义理论家和马基雅维利主义者的冲突。每一次都是后者的胜利，非常相信自己的经验。他觉得和平共处、土豆加牛肉之类的蠢话无非证明新一代领导人缺乏锻炼，弱者或蠢人露出破绽的时候，就是他应该抢班夺权的时候。赫鲁晓夫增加了援助，脸和技术都给了，资产阶级出于庸俗道德观，大概认为毛泽东应该感恩图报，至少对待赫鲁晓夫比对待苛刻的斯大林更好一点。毛泽东的想法恰好相反，知道斯大林从来不忘记索取他的一磅肉，断定赫鲁晓夫之所以释放善意，一定是因为他在党内根基不稳，这个判断并不全错。因为赫鲁晓夫确实有争取兄弟各党的企图，然而毛泽东高估了权谋之于硬资源的重要性，可以说为自己的成功经验所误。毛泽东试图动员全世界共产党反抗苏联，结果只有阿尔巴尼亚响应。东南亚近在咫尺，变成了莫斯科和北京缠斗的主战场。毛泽东一面重新发明历史，抹去了共产国际领导远东革命的痕迹。一面重新发明理论，把苏联干部党模式化为资产阶级复辟。

毛泽东深知卧榻之侧岂容他人酣睡的道理，决心借此机会铲除党内的列宁主义者。他在打天下的时候，离不开苏联的支持以及苏联培养的干部，但正因为如此，非兔死狗烹不足以坐稳江山。斯大林每一次改变政策，都要杀光原先政策的执行者，问题在于他不是斯大林，没有杀人如草不闻声的克格勃。情报、公安系统都是列宁主义者的禁脔。毛泽东只能依赖梁山系军人，流氓无产者和红色文人的大杂烩。邓小平的文革经历就足以证明，列宁主义者作为集团，只是在形式上被打倒了。毛泽东只能依靠群众动员，梁山系军人和外交路径绑架。破坏、抵消和封禁列宁党的组织力量。他在党内的处境，像一个依靠移植器官的病人，一开始就没有痊愈的希望，只能尽可能巧妙地运用免疫抑制剂，降低排异反应的激烈程度，拖长苟且偷生的时间，但永远不可能消除排异反应。群众的风暴转瞬即逝，只有林彪和军管会才能阻止权力重新落会老列宁主义者手中。然而，即使林彪也逃不开周恩来的阴线谋略，913事件以后，只有尼克森才能拯救毛泽东。毛泽东毕竟是东方古老谋略的大师，尤其擅长运用弱者的边缘策略。他知道，强弱的关系是辩证的，强者的弱点在于，他们的牵挂太多。弱者的强处在于，他们用不住牵挂什么。蒋介石舍不得全民领袖，毛泽东就可以利用这一点欺负他。匪谍系舍不得党的领导，毛泽东也可以利用这一点绑架他们。正所谓吴起暴尸，死有余志。

1972年外交革命和三个世界理论的真实目的，就是要把周恩来和老列宁主义者绑在反苏联盟的战车上。否则只要他一闭眼，后者就会把党国待会原先的轨道。这样一来，八十年代的中学课本就会记载，周恩来和第一代无产阶级革命家在苏联的正确领导下，粉碎了混进队伍的野心家和小资产阶级激进分子毛泽东，将革命的旗帜传给了以邓小平、陈云为核心的第二代领导集体。邓小平和陈云在八十年代初的，治理整顿或再列宁化，失败后不会得到国外资本主义输血。就只能增加苏联老大哥的负担，结果势必加速柏林墙的倒塌，自己也会随着柏林墙一起倒下。

毛泽东按照他自己的说法，猴气太重。斯大林十年如一日，深耕干部队伍建设，毛泽东从来没有这样的机会，更没有这样的耐心。何况他既懒惰又嫉妒，容不得身边的人比自己层次高。他提拔陈永贵的逻辑跟宠爱张玉凤的逻辑完全相同。只有最土最蠢的粉丝才会真心崇拜他，使他感到安全。组织部门和情报部门一样，一直掌握在苏联的学生手中。毛泽东甚至没有利用自己的地位，认真培养一支嫡系部门。所谓的毛派分子只是一群扶不起的阿斗。胸无大志的底层投机者，过家家的红色文人和学生。根本不具备老列宁主义者冷酷的革命组织纪律性，多年的政治斗争经验和杀人不眨眼的狠毒。他们追求权力的趋势，却让权力从自己的指尖溜走了。江青和姚文元的真实性格跟左联时代的小文人性格相去不远。王洪文的真实性格类似泼皮轻工，几顿好饭好菜就能收买。稍加恐吓就能屈服。张春桥虽有决断，但经营人脉的能力很差。毛泽东既然没有足以填补真空的班底，任何胜利都只不过是抽刀断水而已。他能够打倒刘少奇，却不得不提拔邓小平，邓小平从政治意义讲，就是刘少奇的分身，他打倒刘少奇以后，并非不能斩尽杀绝。然而即便斩尽杀绝，无非就是再换第三个刘少奇。他老了，折腾不动了，他明知周恩来才是匪谍系的真正魁首，比他更愿意做莫斯科的儿皇帝。然而周恩来是如此狡猾、卑屈和阴险，使他既找不到借口，又冒不起风险。他只能怀着压抑的仇恨，等待和盼望周恩来死去。他想在不消灭共产党的前提下消灭压迫他多年的匪谍系，这种自相矛盾的做法等于皇帝在不放弃儒家的前提下，成立排斥士大夫的内阁。他自己也知道，这种想法不可能实现。毛泽东在临死前，曾派人向毛派和列宁派询问身后事，王洪文像白痴一样得意洋洋地回答，中国人民必将高举毛泽东思想地旗帜。邓小平像眼镜蛇一样，阴刻恶毒地回答，中国必将陷入惨烈的内战，至少从这一天开始，他就明白自己的粉丝根本斗不过自己的敌人。他只能退而求其次，扶持华国锋这样的中间派，希望华国锋感恩戴德，不负你办事我放心的期许，加上邓小平永不翻案的书面保证，至少能够堵住匪谍系复辟的道路，保护自己不知道天高地厚的孤儿寡妇。明眼人一望即知，这种策略等于死马当活马医。武则天垂老之际，也只能提拔庐陵王，安排武家子弟盟誓，决不自相残杀。他们都是资深的马基雅维利主义者，依靠韩盟背誓起家，依靠斩尽杀绝固位。如今轮到自己托孤寄命，居然指望跟自己一样心狠手辣的马基雅维利主义者信守他们一贯鄙视的空话与废纸，天下宁有是理？

吴起的妙计虽然保护了毛泽东的尸体和头像，却保护不了毛泽东的孤儿寡妇。前者在众目睽睽之下，路径绑架即可发挥作用。后者在隐秘的角落，正是马基雅维利主义者的保留地。毛泽东的聪明才智仅仅推迟了凄惨的下场，他自己选择的命运，最终还是追上了他。他曾经有过机会，享受清白和平静的生活，但他不愿意浪费自己的才能和野心。为自己签署了浮士德式的隐秘判决书。

教授的女儿杨开慧对师范生毛泽东而言，本来是凤凰男无缘际遇的甘美果实。他如果不是怀有理想主义和浪漫主义的情愫，本来不难得到世俗意义上好得多的物件（物质条件？？）。毛泽东后来的妻妾就没有一个不是热衷于攀附的挖金女郎。毛泽东抛弃她，可以解释为男性常有的弱点。然而自己在山寨另立新欢，却没有把孤苦伶仃的妻子送去上海、香港或者其他安全地带。不仅大多数男人做不出来，连同一时代大多数党员都做不出的。湘军将领长期遵循旧式战争的伦理，没有骚扰或监视住在他们眼皮底下的杨开慧。毛泽东如果想要派人接她走，没有任何技术障碍。共产国际的许多中级干部都能利用组织的网络，送家属去香港治病。毛泽东的地位比这些人高得多，但他居然连尝试一下都不肯。彭德怀的红军袭击长沙，屠杀交不出钱的商会领导人，湘军都没有迁怒到杨开慧身上。毛泽东自己却为了兼并彭德怀的部队，非要第二次进攻长沙，仿佛存心想要借刀杀人。他进攻和撤离长沙的时候，离杨开慧的住地只有几小时路程，湘军仍然没有做出任何妨碍毛泽东接人的事情，然而毛泽东就是不接。长沙市民经过两次超限战的折磨，开始高呼报复。何介仍然允许杨开慧选择要不要和毛泽东离婚，只要离婚就可以免于追究。杨开慧明知毛泽东在外面搞女人，仍然不肯背叛丈夫。共产党后来对待真实或虚构的敌人，从来不曾如此宽容。毛泽东后来用荣华富贵酬劳的接班人，没有一个像杨开慧这样忠诚。毛泽东致唯一真正爱他的妻子于死地的时候，山大王打家劫舍的快乐就足以满足他的期望了。梅菲斯特契约给他的酬劳超出了他最高的追求，没有给他留下毁约的借口。杨小姐最后的声音穿越了翻腾的四海和震荡的九州，为他漆黑的灵魂保持了完整的见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