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5002000 | 1 points | Mar 10 2022 06:02:28

【文化】试论齐国礼仪与社会秩序

自姜尚封齐至秦国灭齐，齐国先民在长期的生产生活实践中，从思想观念、政治生活领域至衣食住行、丧葬祭祀，皆形成了丰富的礼仪制度和礼仪思想。齐国社会思想家们又因之形成了具有地域特色、时代特点的礼仪思想，在如何秉礼治国平天下，维持社会秩序，使齐国民众社会行为趋于规范化、有序化等方面多有论述。对齐国礼仪与社会秩序关系问题，以往学界尚无系统研究，本文略作探讨，以期对齐国社会作思想史、社会史的观照。

齐国社会多动荡变迁，礼仪制度更是屡有变革。但即便在“礼崩乐坏”的春秋战国之际，“由于社会的变动、等级关系的活化，严密的礼制等级开始松动，‘僭礼’现象一时非常普遍……（但）礼乐制度的模式并没有在社会变迁之中被打破，礼制依然是各国维系统治的有效手段”。齐国亦不例外。

姜尚所封齐国所在地东夷，在文化上与中原文化差异较大，礼乐制度、风俗习惯多有不同。在有分土、无分民的状况下，如何稳定社会秩序、迅速恢复发展生产，是新齐国亟待解决的问题。东夷人有自己的礼制。作为大政治家的姜尚，在礼制建设方面，采取“简其礼”的建国方针，简化君臣之礼，不以征服者的姿态凌驾当地士著居民之上。齐国公室简易近民的礼乐政令便于缓和齐建国初期的阶级矛盾与民族矛盾，凋节新齐国与旧方国部落的矛盾，调节齐地先进的生产关系同落后的生产力之间的矛盾。《汉书·地理志》说：“初太公治齐，修道术……”此“修道术”，即包括“简其礼”的建国方针。姜尚采取“因其俗，简其礼”的建国方针，使齐国大治，也初步奠定了齐国礼仪制度和思想的原则。

齐国大政治家、思想家管子礼治思想丰富。《管子》一书言礼之处甚多。对于礼之源，《管子·君臣下》说，人类初始无君臣之别，“以力相征，乱而不止”。待圣人制定出礼法道术，天下才走上正常生活之路。这就为礼承担了解纷纠乱、维持秩序的重任。《管子》开篇《牧民》即把礼视作治国的四大纲领之一：“国有四维，一维绝则倾，二维绝则危，三维绝则覆，四维绝则灭……何谓四维?一曰礼，二曰义，三曰廉，四曰耻。”国之四维中，礼位居其首。《管子·五辅》则把“礼”视作“德、义、礼、法、权”(即所谓“五辅”)五项治国措施之一，并详细描述了治乱经国的所谓“八礼”

《管子》宣扬礼治，认为礼在个人修身、治国化民等方面有着独特的功用。在日常修身之道上，从国君、大臣到士人，生活中都需守礼。《管子·形势解》认为，身为国君，定要“身行方正，使人有礼，遇人有信”，因为“行发于身而为天下法式者，人唯恐其不复行也”。作为人臣，生活中更应守礼。《管子·立政》不厌其烦地列述说：“度爵而制服，量禄而用财。饮食有量，衣服有制，宫室有度，六畜人徒有数，舟车陈器有禁。修生则有轩冕、服位、谷禄、田宅之分，死则有棺椁、绞衾、圹垄之度。虽有贤身贵体，勿其爵不敢服其服；虽有富家多资，勿其禄不敢用其财。”从衣食量制到生死分度，具体生动地展示了齐国严格的礼制。至于士，《管子·大匡》要求“士处靖，敬老与贵，交不失礼。行此三者为上举，得二为次，得一为下”。失礼则士等而下之。

在《管子》看来，尊礼还能取天下，成王业。《管子·七法》云：“成功立事，必顺于礼义。故不礼不胜天下，不义不胜人。”《管子·君臣下》说：“君子行于礼，则上尊而民顺……顷时而王不难矣。”《管子·霸形》以为，人君“近者示之以忠信，远者示之以礼义。

行此数年，而民归之如流水”。礼与治国平天下关系如此紧密，乃因为礼具有教化引导民众的功能。

礼有益于治国，还在于其能够明分、止奸、消乱，因而能有效维护社会秩序。一方面，礼可用来区别尊卑贵贱。《管子·禁藏》云：“礼仪足以别贵贱。”《管子·形势解》说：“礼仪者，尊卑之仪表也。”又说：“礼仪者，人君之神也。”“国学基本丛书”本《管子》注云：“礼义在，则君尊臣卑，万人以宁，故曰神。”另一方面，礼可用来消乱弭争。《管子·君臣下》说：“选贤遂材，而礼孝悌，则奸伪止。”《管子·版法解》则从反面论述云：“凡人君者，欲民之有礼义也。夫民无礼义，则上下乱而贵贱争。”

《管子·五辅》有云：“上、下有义，贵、贱有分，长、幼有等，贫、富有度，凡此八者，礼之经也。”《管子·君臣下》则明言：“义审而礼明，则伦等不逾。”在管子看来，礼者，序也。礼在别等差、序人伦中维护着齐国社会秩序。齐国著名政治家、思想家晏子论礼处亦不在少， 并继承了齐国文化传统。

《晏子春秋》中的“礼”大致分日常生活之礼与道德准则之礼。当齐景公问君子日常行为如何时，晏子认为，“(君子)衣冠不中，不敢以入朝”(《晏子春秋·内篇问上》)；景公饮酒酣，提议废礼而畅饮。晏子谏，不听。晏子遂以“公出，不起；公入，亦不起；交举则先饮”的无礼举动去激怒景公，终于使景公认识到废礼的害处(《晏子春秋·内篇谏上》)。同时，晏子以为：“君子无礼，是庶人也；庶人无礼，是禽兽也。夫勇多则弑其君，力多则杀其长，然而不敢者，维礼之谓也。礼者，所以御民也。”景公以为善，遂“终日问礼”(《晏子春秋·内篇谏下》)。此中之“礼”，是治国理民的工具，也是维护等级秩序的原则。

晏子的礼治思想比较突出。当景公问后世谁将践有齐国时，晏子对以田氏。景公问计，晏子对曰：“维礼可以已之。其在礼也，家施不及国，民不懈，货不移，工贾不变，士不滥，官不谄，大夫不收公利。”景公称善，并知礼之可以为国。晏子对曰：“礼之可以为国也久矣，与天地并立。”(《晏子春秋·外篇第七》)

认为以礼治国的做法由来已久，天经地义。在晏子看来，礼是用来“御民”的有效工具：“礼者，所以御民也……无礼而能治国家者，婴之未闻也。”（《晏子春秋·内篇谏下》）晏子还把礼视作民众的纲纪：“夫礼者，民之纪，纪乱则民失，乱纪失民，危道也。”晏子曾以“无礼”举动使酒酣的景公醒悟，以后“饬法修礼以治国政”，百姓整肃。这是以“礼”治理国家、调控社会的有效实践。

晏子之礼对君、对臣民各有不同的规定。景公饮酒，命去礼，晏子谏曰：“上若无礼，无以使其下；下若无礼，无以事其上……人君无礼，无以临其邦；大夫无礼，官吏不恭；父子无礼，其家必凶；兄弟无礼，不能久同。”他并引《诗经》语“人而无礼，胡不遄死”说：“故礼不可去也。”礼对邦国、家庭的安定作用非小。同时，对所谓正人君子(正士)， 晏子则要求他们“事君尽礼行忠，不正爵禄”(《晏子春秋·内篇问上》)。

学界不少学者认为，《周礼》一书出自齐国，如杨向奎先生说：“《周礼》出自齐国，它和《管子》有许多相同处。”李零先生认为：“至于国别，我们认为它大体是属于东方系统，或者很可能就是参照齐国的制度来讲周制。”《周礼》要求统治者须以八则治都鄙(周代的食邑和采邑)，其六曰礼俗，“以礼俗驭其民”。又认为，治民须施加十二种礼仪教育，其中，“一曰以祀礼教敬则民不苟，二曰以阳礼教让则民不争，三曰以阴礼教亲则民不怨，四曰以乐礼教和则民不乖，五曰以仪辨等则民不越，六曰以俗教安则民不愉”，可见《周礼》对以“礼仪”治民的重视。学者有论：“《周礼》的主旨是秩序，首先是政治秩序，其次是伦理秩序。”而这种秩序得以建立必须依托的强有力的理论基础就是“礼”。《周礼》通过设官分职的行政形式，使“周礼”的天理——伦理秩序的基本精神得以物化。下面具体看“礼”对齐国等级身份的确定。 《王度记》有以下记载：天子冢宰一人，爵禄如天子之大夫。子、男三卿，一卿命于天子。玉者有象君子之德，燥不轻，湿不重，薄不浇，廉不伤，疵不掩，是以人君宝之。天子之纯玉尺有二寸；公、侯九寸，四玉一石也；伯、子、男俱三玉一石也。天子诸侯一娶九女。天子以鬯（chàng）；诸侯以熏；大夫以兰、芝；士以萧；庶人以艾。天子驾六；诸侯与卿同驾四；大夫驾三；士驾二；庶人驾一。

据刘向《别录》说：“《王度记》似齐宣王时淳于髡等所说也。”《王度记》已散佚，从后人所辑的断简残篇可以得知，直到齐国末年，礼制中还规定了天子、诸侯、大夫、士、庶人各阶层的享用和婚姻祭祀的等级制度，规定了诸侯里分别出公、侯、伯、子、男五等爵制度。顾颉刚先生认为，《王度记》中所拟定的礼制，“有些可能在齐国实行过”。可见齐国社会成员的等级身份在礼制中是早经确定下来了。齐国衣冠服饰的等级差别之礼就是一个明证。随着齐国社会的发展，衣冠服饰逐渐被纳入礼制，出现了“服以旌礼，礼以行事，事有其物，物有其容”(《左传·昭公九年》)的观念，并且已经制度化：为了明贵贱、辨等级，非其人不得服其服。《管子·君臣下》说：“旌之以衣服。”旧注云：“衣服所以表贵贱。”此篇又言：“爵位虽尊，礼无不行……冒之以衣服，旌之以章旗，所以重其威也。”齐侯以华衮博袍大裘鲜冠为服，这种衣冠服饰是最高权威的象征。《墨子·公孟》记载说：“齐桓公高冠博带，金剑木盾，以治其国。”而士阶层以下，一般以低等裘皮或者短衣紧身袴为服。“服以旌礼”对齐国社会秩序作用非小。例如，贵族阶层衣冠服饰的降次常被赋予特殊意义。齐魏马陵之战，魏军战败，“（魏）惠王布冠而拘于鄄”（《吕氏春秋·不屈》）。戴布冠是为了降次向齐威王谢罪请求宽宥（yòu）。对于衣冠服饰是否整齐也是衡量有礼无礼的标准。当时齐国社会已视衣冠服饰不整不齐为耻。《韩非子·难二》载：“齐桓公饮酒醉，遗其冠，耻之，三日不朝。”

传统周礼融进东夷之俗，形成了齐国自己的丧礼制度。盛行厚葬之风是齐国丧葬的一大特点，然而厚葬并不是人人都可以做到的。《管子·山国轨》描 述说，“巨家重葬其亲”“小家菲葬其亲”；即使有的人可以做到，其程度也存在着很大差异。这种厚薄与差异，明显体现了等级的不同，是社会的等级秩序在丧葬中的反映。《周礼·冢人》云：“以爵等为丘封之度与其树数。”尊者高大其冢且树多，依爵级不同而依次递减，平民甚至是墓而不坟。仅是冢丘的大小，就明显分出等级的差异。

齐国的祭祀，因有“东夷之风”。如齐国的社祭异常活跃，被人非议为有失太公之法。但是，具有齐地区域色彩的祭祀礼俗同样是统治者维护社会秩序的一种手段。《管子·牧民》讲到：“顺民之经，在明鬼神，祗山川，敬宗庙，恭祖旧……不明鬼神则陋民不悟……不敬宗庙则民乃上校。”其注曰：“鬼神山川，皆有尊卑之序，故敬明之。”“不悟鬼神，有尊卑之异也。”这里所言祭祀的目的就是为了“牧民”，要民众明白尊卑有序。又据《国语·齐语》，齐国“五家为轨，故五人为伍，轨长帅之……伍之人，祭祀同福，死丧同恤，祸灾共之。人与人相畴，家与家相畴……”。

统治者利用“伍”这种基层组织使民众“祭祀同福，死丧同恤”，把齐国百姓牵制在一起，维系着当地的社会秩序，使祭祀成为控制社会生活秩序的一种手段。

齐国礼制的精义在于用礼制来规定等级差别，不同等级享有不同的礼制，反映出尊卑贵贱有别的有序社会。礼是秩序的象征。这是建立在等级差别、不平等中的秩序。礼仪思想为齐国及其整个社会秩序提供了合法性的支持，齐政治家及社会思想家们通过对礼仪的设计、论证、改造来体现其社会理想与秩序安排。姜尚“因其俗，简其礼”的建国方针，奠定了齐国礼仪制度和思想的基调；《管子》视礼为“国之四维”之首，重视礼之明分止乱、教化引导民众的功能；晏子则视礼为“御民”的有效工具；出自齐国的《周礼》则明确倡言“以礼俗驭其民”。宋代王安石曾精辟论到：“礼则上之所以制民也，俗则上之所以因民也。”（《周官新义》卷一）一制一因，正是齐文化也是中国古代正统文化礼俗思想的突出特色。

把自然秩序与社会秩序加以比附，以论证礼的合法性，在齐礼仪思想中有显著表现。《管子·君臣上》载：“天有常象，地有常形，人有常礼。”齐文化大师荀子说：“天地者，生之始也；礼义者，治之始也……君臣、父子、兄弟、夫妇，始则终，终则始，与天地同理，与万事同久。”

(《荀子·王制》)晏子更从“天”的高度论证说：“礼之可以为国者久矣，与天地并立。”人间的社会秩序同乎天秩，自然秩序也便是礼。荀子甚至赞颂说：“天地以合，日月以明，四时以序……礼岂不至矣哉!”（《荀子·礼论》）显然，此种比附无非是给建立社会等级秩序的礼以类乎自然的合理性论证，为礼罩上一层神秘外衣，其落脚点却在社会秩序。

齐国政治家及社会思想家认识到，只有实现礼治，统治者才能稳坐金字塔之巅。他们借用无处不在、无时不在的礼仪制造权威崇拜，走上了君主专制之路。

通过区别尊卑上下来确立和强化事物间的等级秩序，是礼的一个主要功能。齐礼仪思想使群臣、百姓各有等差，各自在等级秩序中安于职守，在社会的等级和谐中维护着社会秩序与君主专制，《管子·牧民》所谓：“礼不逾节……不逾节则上位安。”

齐国礼仪思想充斥着等级制的本质，而“等级制是君主专制赖以存在的基础”。礼乐习俗追求社会和谐，都以维护弱者与强者之间固定差异的等级秩序为宗旨，齐国严格的衣冠服饰的等级差别之礼就是一个明证。

其导向则是君主专制。管子“礼之八经”思想、“礼仪者，人君之神也”“君子行于礼，则上尊而民顺”的观点，晏子视“君令而不违，臣忠而不二”（《晏子春秋·外篇第七》）为礼之本体的思想以及要求“正士”“事君尽礼行忠”主张，都凸显了礼的本质——君主专权，反映了新时代的要求。至于《周礼》，刘泽华先生指出：“贯穿《周礼》的基本思想是君主专制，这是全书的出发点和归宿点。《五官》序与《考工记》集中反映了君主专制的要义。”而“礼乐习俗”综合为用是社会思想家们为专制王权的操作系统规划的工作机制与程式，其指向是王权专制秩序的构建。有学者深刻指出：“礼治是一种国家权利，但这种权利又集中在君王手中，因此礼作为一种权利也就是专制王权。”‘当王权与天道合而为一之后，‘礼’自然而然就成了王权秩序的展示者和播植者。”此外，齐社会思想家对礼俗关系大致有这样的认识，即认为礼出于俗，又能节俗。《管子·枢言》云：“法出于礼，礼出于俗。”《慎子·佚文》说：“礼从俗。”但礼反过来又能节制俗，所谓以礼节俗。考虑到礼的君主专制本质，这又把俗纳入了王权专制的轨道。

综之，在古代齐国，礼仪是社会最普遍的社会规范。从思想观念、政治生活领域直至日常生活中的衣食住行、丧葬祭祀，都有礼仪的规定，不同的等级有不同的礼仪。 齐国礼仪，就像一张无所不包的秩序大网，通过硬控制手段，使各等级各安其位，各行其是，起到了规范秩序、和谐社会的重要作用。齐国政治家与社会思想家们在各个层面对礼仪进行的有特色的论述与实践，其主要落脚点就是秉礼治国平天下，维持齐国社会秩序，导向则是王权专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