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1refugee | 1 points | Feb 15 2022 03:30:03

【史料】投共抗日被肃反——泰山肃托案

极左分子不管你是不是真心实意的抗日

“我曾亲眼看到在李条庄一次杀死战士5人, 在野店村一次杀死战士4人。有的是小题大做, 有的是主观臆测, 酷刑逼供, 屈打假招……1939年夏天, 泰安大汶口有7个青年学生 (4男3女) 出于抗日爱国热情, 经秘密相约一起逃到莲花山 (新泰西北境) , 找到泰山特委第一大队参加抗日。只是因为怀疑他们是被敌人派来的奸细, 便在野店村被一起杀掉了。” (亓象岑撰:《泰山区“肃托”错案》, 载《山东党史资料》总第四十二期)

1940年9月底, 获悉敌人行将对泰山区抗日根据地进行“扫荡”, 为了丢掉撤退中的“包袱”, 决定立即处决一批“托匪分子”。于是, 9月29日夜, 在莱芜北部牛头河村处死了陈峰、谷德、刘子芬、王俊峰、王莹等16人。加上在这之前因坚贞不屈、酷刑致死的莱芜县委南部办事处书记李耐夫、莱芜县青救会会长孟华, 共18人。但李耐夫、孟华被刑讯致死问题社会部并未报告地委, 擅自将二人列入被处死的18人中。这是“泰山肃托案”的第一批被错杀者。9月30日凌晨, 在反“扫荡”途中, 又分别杀害了刘进和王鉴等数人。无辜被杀的这些热血青年, 均系“七·七”事变后首批投身八路军、参加抗战的仁人志士, 都在20岁左右, 正值激情澎湃、青春燃烧的黄金年龄

首批被捕者中, 幸免于难的仅有亓信忱、亓丰珠、郭居鉴、李新华等6人。行刑那天, 刘敬斋带着这些被折磨得几近麻木的“人犯”残忍地陪斩, 亲眼目睹血淋淋的一幕, 以示镇慑警诫。据幸存者亓信忱后来回忆:所有被处死者都是用刀砍头, 行刑过程是每个人各自挖好土坑, 第二名把被斩的第一名埋好后再等候斩首, 可谓触目惊心, 惨不忍睹。第一批被捕的30人, 除上述6人因“坦白彻底, 可以争取”被释放外, 只留下了被认定为“托派骨干”的刁芙萃和王墨林, 计有22人被杀。

刁芙萃经不住严刑拷问, 违心地承认自己是托派的“泰山地委书记”, 又在同样的情况下谎称彭子芳是托派的“地委组织部长”、王墨林是“宣传部长”。既然刁、王二人“承认”是“托派地委负责人”, 就属于“要犯”, 为继续追逼“口供”, 故9月29日暂未处决。30日凌晨, 反“扫荡”战斗打响, 地委社会部负责人仓促安排两个只带大刀的战士, 看守戴着手铐并被捆绑的刁芙萃和王墨林, 然后率领社会部的武装人员匆忙转移。旋因敌人愈逼愈近, 空中又有敌机扫射, 看守人员各自脱岗逃跑, 刁、王二人分别在两个山沟里被敌俘获, 带到莱芜口镇据点。敌人问清了他们的情况后, 将刁芙萃押往莱芜县城, 把精神已经失常的王墨林滞留口镇。不久, 地下工作人员魏佑钿按照地委社会部的秘令, 将王墨林骗出据点, 被劫回泰山地委社会部后处死。新中国成立后始知, 刁芙萃失去自由后为敌所逼, 间断地做过一些伪事, 并因此建国后而获刑, 但事实证明与“托匪”毫无干系, 纯属冤案。后来终于查清, 不仅泰山地区没有“托派”, 而且整个山东都不存在“托派”, 完全是人为制造的一场荒诞闹剧。

刁芙萃和王墨林的被俘, 使“泰山肃托案”更加复杂化。反“扫荡”结束后, 泰山地委青年部部长彭子芳也遭逮捕。彭子芳生于1914年, 辽宁开原人, 1932年在天津南开中学参加中国共产党, 全面抗战爆发前在北平东北大学电机系读书, “七·七”事变后随平津流亡学生撤至山东。其父彭振国曾任东北军的军长。据彭子芳之女、哈尔滨工业大学副教授彭一、瑞玲回忆:彭振国与高崇民、阎宝航一起在东北发动组织过抗日部队, 失败后寓居、病故于天津;彭子芳的弟弟彭德权“七·七”事变后在奔赴延安途中被国民党杀害;彭子芳在抗战前曾与吕东 (建国后曾任冶金部部长、三机部部长、国家经委主任、中顾委委员) 一起做地下党工作, 是一位坚定的革命者。

虽然当时有人对此案提出疑问, 但因彭子芳出身不好, 轻信酷刑得到的“口供”, 彭子芳最后还是被无辜杀害了。

“彭子芳案”株连了前述泰山军分区民运科科长刘佩久。刘佩久原名韩维 , 邹县人, 抗战前就读于济南乡村师范学校, 并在该校加入中国共产党, 1931年出任乡师党支部的负责人之一。任作民生前曾撰文说:“韩维 (刘佩久) 同志于1933年2月下旬因交通员庄少云叛变被国民党特务逮捕, 1937年底在党的营救下无条件释放……” (任作民撰:《两次被捕情形》, 《山东省志资料》1959年第3期) 时任地委委员、宣传部部长董琰 (新泰人) , 八路军山东纵队第四支队卫生部政委刘特夫 (德州人) , 地委委员、敌工部长兼泰山军分区政治部主任李枚青 (新泰人) 和韩维在一起坐过牢, 都知道他在狱中表现得很坚强。不巧的是“刘案”发生时, 了解情况的董琰、刘特夫均不在泰山区, 而李枚青则因妻子白超被疑“托匪”而撤销职务, 剥夺了发言权。就这样, 刘佩久在失去有效证人的情况下被冤杀。由于彭子芳被捕前曾去泰安 (东) 县青救会检查过工作, 认识青救会长高华 (又名萧雨辰) 、组织委员夏荣和宣传委员于英民 (原名鲁宝珩) , 地委社会部就将三人推定为“托匪泰安县委的成员”, 并牵连了泰安 (东) 县委宣传部青年干部洪鹏、方正。他们于1940年9月被捕, 受尽了身心折磨。后因泰山区行政专署专员赵笃生提出不同意见, 并为其作证, 地委社会部才释放了王墨林之妻鲁宝 , 其胞兄鲁宝珩 (于英民) 等人也随之躲过了一劫。

与此同时, 1940年夏天莱芜县连续发生了“王大脚案”、“沈念武案”和“王浩案”等错案。在“王案”中, 县公安局办案人员因怀疑汶南区李条庄妇救会长王大脚 (未裹脚而得名, 娘家姓亓, 夫家姓王) 与汶南区云凤乡党委书记亓凤鸣“男女关系不正常”, 被臆断为“托匪”处死, 并牵连逮捕了一大批人, 横遭皮肉之苦、精神摧残。在“沈案”和“王案”中, 莱芜口镇区委书记沈念武 (一说口镇区委民运委员) 、寨里区委组织委员王浩等人, 先后因街谈巷议的“疑点”, 未经核实就被错杀, 数人受株连而罹难。同年9月, 因泰山专署文教科科员刘进对科长刘蒲村的思想方法有些意见, 并对处理一些工作提出过不同见解, 就被当作“托匪”怀疑对象抓了起来, 在9月30日反“扫荡”途中处死。此案株连了一些与他有联系的学生, 在第一批被错杀的人中就有邵毓举、王立军等人。同年冬天, 泰山地委社会部还无中生有地制造了“章丘县冯干、吕东生案件”, 以“搞挑拨离间、搞小集团、有破坏言论、搞恋爱……”等莫须有的“罪名”, 枉杀了优秀干部冯干、吕东生、高玉珠、菊耐等人。其中的菊耐曾任泰山专署锄奸科科长, 因对社会部侦办的“肃托案”持怀疑态度, 敢于提出不同意见, 从而引起了社会部负责人的不满, 以菊耐与淄川妇救会长马淑贞谈恋爱为由, 将其调离工作岗位, 名义上到后方党校学习, 实际上却当作“托匪嫌疑”抓捕。严刑逼供时将菊耐的两肋烧烂, 致其奄奄一息, 痛不欲生。更不可思议的是, 菊耐被秘杀后泰山地委社会部却宣称:“菊耐在后方党校学习时, 逃跑投靠了国民党反动派山东省政府主席沈鸿烈, 沈把他交给叛徒、国特、国民党的莱芜县长刘伯戈, 刘伯戈在莱芜县孝义村一带杀掉了菊耐。”

1941年初, 泰山地委社会部联合莱芜县公安局, 悍然逮捕了莱芜县委民运部长李雪峰和莱芜县妇联主任白超 (枣庄人, 流亡学生, 李枚青之妻) 。此时, 因“侦破刁芙萃案有功”的刘敬斋已出任莱芜县公安局局长一职, 得到了重用, 在“反托”问题上依然惯于捕风捉影、构陷冤案, 充当着极左思潮的急先锋。李、白忍受不了致人死命的酷刑, 又牵连出了许多人, 并逼迫李、白“承认”了是“托派的县委负责人”。随后, 李雪峰和白超被确定为“托匪主犯”, 押往中共山东分局社会部处死。当时白超还不到20岁, 已有身孕, 即将临盆, 在路上因奋力抗争而被活活勒死, 残害了一人两命 (一说分娩后处决, 母子皆亡) 。其他人均由泰山地委社会部处理。

1941年3月, 莱芜县公安局以锄奸为由擅自作主, 逮捕了一部分所谓“托匪分子”。其中有县委秘书处会计亓立华, 县委行政秘书李德霖、县文教科长田长啸、县民政科长韩寓吾、公安局警卫排班长王若恒等若干人。泰山地委书记刘莱夫闻讯后, 对莱芜公安局越俎代庖、违反组织原则的做法十分不满, 立即委派蒋方宇赶赴莱芜调查核实。蒋方宇和莱芜公安局长刘敬斋一起提审了亓立华、李德霖、王若恒等人。先问其中被捕的一个战士“是不是托匪”, 那个战士说没干过“土匪”。又提审王若恒, 逼问他“是不是托匪”, 他就说“是”, 但却语无伦次, 漏洞百出;让他说实话, 他就说“不是”。再提审李德霖, 他承认先前酷刑下的“口供”, 但却声明刚加入“托派”, 既没有活动, 也不知道什么情况。最后提审亓立华, 他承认是“托匪”, 但却自相矛盾, 前言不搭后语;再三追问, 他就跪下说“蒋部长给俺作主”, 并说以前的口供都是胡编的。

1941年4月, 地委社会部直接插手莱芜县的“肃托案”, 通过严刑逼供, 迫使田长啸等人承认了第二个“托匪县委”。经地委批准将被捕的一般人员在莱芜杀了一批, 放了一批。田长啸, 韩寓吾、李德霖作为“托匪县委”的主犯, 押送中共山东分局社会部, 田长啸被处决, 临刑前大喊“冤枉”, 高呼“中国共产党万岁”;韩寓吾释放, 李德霖戴着“托匪”帽子下放到八路军山东纵队《前卫报》社印刷厂工作, 直到全国解放后, 才得以雪洗“罪名”。

1941年春天, 泰山地委社会部负责人赴新泰口头传达说, 地委决定逮捕胡美贞、李玉琛、杨毅刚、赵文和、张元德等人。因李玉琛正在鲁中区党校学习, 只逮捕了其余四人。后来又牵连上李振东、王守全、秦成西、陈传贵、秦梅轩、张俊亭、戴彬等人。除新泰县委书记周星夫、组织部长延春成、县大队副教导员曹礼琴、公安局长朱礼泉外, 其余基本上都被“咬”了进去, 六、七区的干部也大批被株连。此案错杀了李玉琛、杨毅刚、赵文和、张元德、李振东等一批“顽固不化”的干部。同年夏天莱芜城区区委书记沈磊光在反“扫荡”中率区队武装转移到安全地带后, 为鼓舞士气领唱了一首抗日歌曲, 即以“引导敌人”的“罪名”, 当作“托匪”处决。

1941年春季泰山地委社会部改为泰山区公安局后, 转任公安局局长的吕剑光继续狂热地推动“肃托”运动恶性发展。同年秋天, 在没有弄清谁是“托匪”的情况下, 仅凭“据说博山有一个知名人物, 姓翟, 是个奸细, 要布置侦查” (同上文) , 就抓捕了博山抗日民主县长翟翕武、县委民运部长谢伯望、县委青年部长谢诚中、县政府教育科长魏行之、“各救会” (各界救国联合会简称) 干部杨立夫、王醒吾以及翟翕武常住的房东、军属于凤岗8人。幸亏这时中央察觉了山东“肃托”严重扩大化问题, 采取紧急措施, 才使翟翕武等8人幸免于难。

1941年初冬, 中共中央电告山东分局:被当作托派处死的彭子芳同志是老党员, 是个好同志;要注意假案。中共山东分局也迅即指示各地“要注意假案”。中央电令和山东分局的指示传达后, 泰山地委内部主张慎重从事的意见开始上升。 (参见亓象岑撰《泰山区“肃托”错案》) 但这并没有遏制极左派们的恣意妄为, 致使泰山区“肃托”错案继续发酵, 连续发生了逮捕上百人的“学山案”和“泰莱边案”。

所谓“泰莱边案”, 发生于1942年1月, 一夜之间逮捕100多人。1941年12月, 害怕参军参战的香山区店子村落后青年农民陈殿文, 被香山区公安特派员张九田动员出来在本村做公安工作, 许诺只要干出成绩, 即可免除参军义务。陈殿文欣然应允, 遂就职店子村的公安员, 并入了党, 成为村党支部委员。为表现积极、免除兵役, 陈殿文不断向张九田汇报捏造的“敌情”, 蓄意颠倒黑白, 歪曲事实, 将本村党支部开展的抗日工作颠倒为“托匪活动”, 把民兵的早操诬陷为“托匪准备暴动”, 还谎称民兵统一着装的背心是“暴动信号”, 等等, 张九田不会轻信这些空口无凭的“汇报”, 要求陈殿文设法搞到“托匪”文件。于是, 陈殿文就煞费苦心地秘密炮制了一册“托匪登记表”, 并绘制了香山区地图, 用布包好藏于麦田。1942年1月的一天, 陈殿文在陪同张九田途经那块包藏祸心的麦田时, 以小便为由取回了布包, 假说是偶然发现捡到的。泰山区、莱芜县两级公安局对这些弥天大谎竟深信不疑, 在未经详察的情况下, 就于1942年1月的一个夜晚突击抓人, 迅即处死了香山区长郭子彬、农救会长王子周、上港区长魏光涵3人, 还杀了村里的数名党员干部。正要大开杀戒时, 被火速赶到的高明宇紧急叫停, 挽救了幸存者的生命。

发生在泰山区的几个“肃托大案”, 终于引起了中共山东分局的警觉。同时, 全国各抗日根据地的“肃托”案件也引起了党中央和毛泽东的关注, 急令各地立即停止“肃托”, 纠正错误。

1942年初, 中共山东分局社会部审讯科长高明宇奉命专程到泰山区调查“肃托案”。在这之前, 高明宇已经发现了泰山区“肃托”的错误倾向。“1942年新年前, 山东分局调审翟翕武案, 地委社会部审讯科长夏新生同志押送翟翕武等8名同志到山东分局。当时山东分局驻沂南县东西四堡村, 社会部驻刘家城子村, 社会部长刘居英同志到湖西区去了, 由分局社会部审讯科长高明宇、审讯股长王斌和小韩 (已牺牲) 等三同志听取夏科长的汇报。此前高明宇同志通过地委社会部上报的书面材料已看出可能是假案。夏科长汇报中谈, 侦查到的翟翕武的‘托匪’罪证有九条:一是不爱护根据地, 例如睡觉铺草过厚;二是仇视保卫干部;三是吸用从敌占区流入的纸烟;四是搞三角恋爱 (指翟跟另一男同志的爱人谈过话) ……汇报到这里, 高明宇同志不耐烦地说:不要汇报这些问题, 这些材料就能说明他们是托匪吗?要汇报与托匪有关的侦查材料。夏便无言可答, 汗流满面, 没有再汇报下去。” (同上文) 高明宇感到问题严重, 立即报告了山东分局, 引起了领导层的高度重视, 责成他代表山东分局社会部, 急赴泰山区纠正错案。

高明宇在泰山区听取了几个案情汇报后, 当即提出了诸多疑点, 特别是通过对“学山案”和“泰莱边案”提供线索的李友恩、陈殿文的笔迹调查, 初步认定两案的所谓“托派名单”系李、陈二人伪造。经过传讯李、陈二人, 案情很快水落石出、真相大白, 对其他“肃托案”也一一作了否定。不久, 高明宇擢任鲁中区公安局长一职, 遵照山东分局的指示, 指导泰山地委在莱芜雪野区小酉坡村召开群众大会, 为被捕和被杀人员公开平反。高明宇在会上宣布, 所有受害人员一律恢复名誉、恢复工作;罪犯李友恩、李忠年判处死刑, 当场处决。不久, 泰山地委、专署在泰莱边的焉家庄召开群众大会, 对“泰莱边案”公开平反, 同时对泰山区在两年内搞的“肃托案”全部平反。会上, 专员赵笃生代表地委、专署向群众作了检讨, 承担了责任, 当众宣布全区因“肃托案”被错杀的人员, 除极少数人待查定性外, 其余一律追认为烈士, 被捕人员一律恢复党籍, 恢复工作, 恢复名誉, 同时判处陈殿文死刑, 立即执行。还宣布撤销直接责任人吕剑光的职务, 调离泰山区。在党内, 中共山东分局决定给予吕剑光最后严重警告的处分, 给予负有领导责任的鲁中区党委和泰山地委严重警告集体处分。同年5月, 中共山东分局调整了泰山地委领导班子, 由八路军山东纵队第四支队政委汪洋兼任泰山地委书记, 刘莱夫降职副书记

引自

泰山肃托案

赵学法

(泰安日报社, 原副总编辑、高级编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