病毒肆虐，从武汉封城到西安封城，同一剧本不断上演。中共当局像控制军队一样管控人民，乃至让来无影去无踪的病毒也俯首听命，新成语「掩耳到零」应运而生。西安的官员和宣传机构发明了「动态清零」和「社会面清零」等琅琅上口、铿锵有力的新词语，让欧威尔（George Orwell）在《一九八四》中编撰的「新语词典」黯然失色。

《纽约时报》发表了一篇题为〈中国铁腕病毒清零政策背后的百万「螺丝钉」〉的评论文章，文章指出，对官员们来说，控制病毒是第一位的，人民的生命、福祉和尊严排不上号。「政府拥有一支以满腔热情帮助执行政策的社区工作人员大军，还拥有一大群对任何表示不满或担忧的人进行攻击的网上民族主义者。」

西安封城期间，制度僵硬、决策粗暴武断、官员蛮横无能、人民乖巧冷漠且争当上级的肉身打手和舆论帮兇，这些中国社会的真相，在这一非常时期暴露无遗。

以「陕军」在当代中国文坛独佔鰲头的陕西作家们，在这场疫情中也有相当亮丽的表现。

30年前曾因色情小说《废都》引发文坛争议的贾平凹，在武汉封城时曾撰文摇旗吶喊：「我没有经歷过战争。我是以战争看这次疫情的。因为对疫情没有準备，它突如其来，又是那样的忽然暴发，我们初期不免有仓皇、慌乱，如同二战时希特勒（Adolf Hitler）打到莫斯科城下。

但是我们很快镇静下来，从上至下，四面八方，万众一心，以武汉，湖北为主战场，全国人人都是战斗员，奋起抗疫。其动员力，其战斗力，是强大的。在这期间，凡是看到电视裡有唱国歌时，我眼睛潮湿。危难时期，深感国家的力量和人民的团结。」西门庆那样的颓废文人，摇身一变，成了人见人爱的活雷锋。

他唯一正确的论述是，中共确实是以战争的方式处理疫情和控制社会。

此次西安封城，贾平凹不再是遥远的旁观者，他身在其中，感受更深，抛出一篇小学生作文级别的煽情帖子：「我们居家隔离着，虽然每天看公布的疫情悲伤而焦虑，但看着那么多的医护人员、社区人员、自愿者，没黑没明奋战在抗疫第一线，又使我们体会到了温暖，得到一种踏实。在西安最困难的时候，让我们消除恐惧，相互鼓励，充满信心，共同努力。一定会战胜疫情。我们西安人一定会平安顺遂。」

贾平凹贵为省级作协主席，当然平安顺遂。然而，那个心臟病发得不到治疗而惨死的老人，那个因母亲被医院拒之于门外、难产而死的婴孩，平安顺遂吗？

2008年四川地震时，有「秋雨含泪」，更有山东作协主席「兆山哭鬼」。这一次，还有比他们更不如的御用文人跳出来表演，试图跟胡锡进争夺爪牙榜上的头把交椅：西安市作协主席吴克敬，痛骂封城期间那个要卫生棉的年轻女子「矫情，小姐做派」，儘管该女子已经敲锣道歉，承认自己没忍住大姨妈是给党和人民添乱了，但吴作家仍然不放过她，以大姨父的威严谆谆教诲：流血事小，失节事大。好像他天天在行经分洪似的。据说此人曾中标得过「鲁迅文学奖」，鲁迅若知道他的名字被用来装点御用文人的梳妆台，一定会死不瞑目。

文人之恶，其实只是官僚之恶的一个零头。多年前，我在西安住过一个暑假，走遍了西安的大街小巷，也看到了当地官员的愚蠢与懒惰——这是千年不变的民风民情。

有评论人感嘆说：「以我对这个城市乃至这个省份某些官员颟顸、虚浮和怂赖程度的一贯了解，西安今天遭遇的一切，早已埋下伏笔、有了定数。……此番它们演绎的各种生硬、骄横、冷漠、折腾、混乱，真苦了长安城裡1200万苍生黎民，也苦了那些疲于为他人奔命的抗疫人员。」若继续思考，黎民百姓并非全然无辜，这杯苦酒是奴隶主和奴隶共同酿造而成的。

政府一旦认为自己无所不能，就会作恶多端。资深调查记者江雪写道：「事实已经很明显，持续多天的『卖菜难』，本质还是人为灾难。在西安，并不存在物资匮乏，只是物资难以送到最需要它们的人手里。看到很多自媒体文章，有一篇，作者叫兽爷，一语中的：『我们有天猫、京东等那么强大的物流系统，政府为什么不用？非要自认为聪明地自己去送菜上门？』……因防疫管控而引发的各种次生灾害频频发生，再下去，并非没有爆发人道主义灾难的可能。」

这就是谭嗣同所说的三千年不变的大一统、中央集权的「秦制」的必然结果。这种制度，办成万众一心的奥运会易如反掌，却无法将食品配送到家家户户。大饥荒的教训并未成为真正的教训。

西安是中国的「废都」，中国何嘗不是地球的「废国」？西安并不比武汉更糟，西安、武汉等中西部二线城市，并不比北京、上海、广州、深圳等东部「最现代化」的一线城市更糟。

有一名流亡美国、身份暧昧、经常撰文为中共「小骂大帮忙」的前中央党校编辑邓聿文，在文章中批评西安地方政府时，念念不忘赞美上海模式之优越性：「上海有约3000人的流调队伍，西安至少需要000名专业的流调人员，然西安从各医院临时抽调的流调人数为300人。这导致一旦发生疫情，无法全员启动，在全市内寻找可能的暴露点，此即西安在城市管理上和上海的差距，也是这次疫情失控的关键因素。」

他又说：「地方政府尤其基层政府在社会治理上本就能力低下，像上海那样能够用某种人性化、可预期性和柔性处理的方式去防疫的少之又少，普遍表现出的是像西安这样的简单粗暴的做法。」

这种用蜜糖包裹毒药的文章，比胡锡进赤裸裸的马屁文章更坏。作者反对的，仅仅是西安官僚系统的无能；作者憧憬的，是上海的「人性化」和「柔性处理方式」，好像管理上海的不是共产党而是工部局。

对此，评论人邓恺指出：「邓聿文讲上海浙江『人性化』，在我看来完全是相反的维度。西安的状况才是『人性化』，基层干部借封锁之际狠捞一笔，包子也没法治。上海浙江那种是在反韦伯式『运动型治理』条件下的『理性化』，官僚制度中最基本的文档化十分娴熟，省级官僚能在各个县级领域封城之际，丢出一份几千字的村干部工作手册，在累死村干部同时又让他们竞争抗疫先锋，把人口状况全摸排清楚。单单看清零手段，如果拿昨天的宁波北仑转移潜在感染者强势清零復课来比较，本质上没多大区别。」

如果说西安当局像意大利墨索里尼（Benito Mussolini）低效的法西斯政府，那么上海当局就像德国希特勒高效的纳粹政府，两者在本质上是一样的，只是在「绩效」上存在很大差距。墨索里尼的军队一败涂地，希特勒的军队势如破竹。墨索里尼统治下的义大利，犹太人能利用其吞舟是漏般的统治缝隙东躲西藏；希特勒统治下的德国，犹太人只能在严密的户籍和社会控制之下束手就擒、被送进焚尸炉。

同样道理，西安当局昏聩、低效，上海当局精明、高效，短期而言，上海市民似乎比西安市民得到更好的服务，更安全，亦更幸福；但长期而言，上海市民所受之管控和驯化更严格、更无孔不入，也更陷入奴役之深渊。

上海、浙江的管控模式，即习近平从毛时代学到的「枫桥经验」，一旦推广到全国，就是彻底西朝鲜化和纳粹化，就是一场更大的灾难与浩劫。生活在自由的美国的邓聿文，偏偏鼓吹上海模式，其用意何在？

西安的问题，不侷限于西安一地。西安发生的一切，接下来还会在天津、河南等更多地方重演。在西安封城期间出现的种种乱象，让汉娜・鄂兰（Hannah Arendt）针对纳粹政权下的协力者而提出的「平庸的恶」的概念，运用到中国时显得捉襟见肘。

这件衣物号码太小，穿不到中国的身上。即便是中国普通民众的恶，也一点都不「平庸」，他们个个是「精緻的利己主义者」，不会「从一而终」，而像墙头草、变色龍一样随时改变立场。比如，一名患有各种疾病且有残疾的前运动员，曾在2020年诅咒方方的武汉日记。

当西安封城时，他在微博上发帖说，由于自己住的小区被封，买不到药，一副楚楚可怜的模样。他的问题后来得到了解决，现在他用「#全民正能量」的标籤，转发攻击前记者张文敏的帖子。他们足够聪明，将自己的利益与官方的利益仅仅捆绑在一起。这种恶，比起盲从、固执的纳粹的恶来，如同万花筒和变形金刚，如同不断升级换代的病毒，堪称东方专制主义和共产极权主义共同打磨出来的「具有西朝鲜特色的恶」。

中国国内不是没有明白人。着名编剧、西安电影製片厂前董事长孙毅安发文评论说：「疫情期间，你可以深切感受到底层之恶。那种恶，无边无际。底层之恶，超出你的想像。他们恨官，是因为他们当不了官；他们仇富，是因为他们挣不到钱。他们拥护反贪，是因为他们没有机会贪污，你如果给他们一个机会，他们会比最贪婪的贪官能疯狂十倍百倍。他们一辈子都小心翼翼胆小怕事，树叶掉了都怕砸破脑袋。

但是你只要给他一点权力，哪怕像苍蝇屌一样大小的权力，他们立刻就换了一副嘴脸，俨然是钦差大臣。四九年之前抢别人土地的是他们，五四年抢别人工厂商店的是他们，文革中把资本家、文化人游街示众、暴打致死的是他们，反日时推翻车辆焚烧、用U型锁砸烂无辜者脑袋的还是他们。太平盛世，他们就是顺民奴才走狗；兵荒马乱，他们就是响马土匪盗贼。」

共产党和中国人是一对水乳交融、无法分割的概念。对此，我是深有体会的：当年，我和妻子被非法软禁在家时，堵在我们家门口的「协警」，是几名17、18岁的农民子弟，我妻子发高烧要求就医，被他们拦下，并叫嚣说：「你死在家中都不关我们的事，有上面顶着。」

孙毅安的帖子引发很大争议，很多人谴责他不该骂本来就很可怜的底层。他再度发帖解释自己的立场：「我没有『骂』底层，只是说出真相。我仅仅是在剖析包括我在内的这一阶层的根深蒂固的劣根性。」

他举例说：「河北一个县饲养的羊，都在饲料裡加瘦肉精，他们把有毒的羊肉卖到河南，以为就没事了。可河南的底层是吃素的吗？他们的假冒伪劣品种齊全，总有一款适合你。民以食为天，可是市场上的苏丹红、假疫苗、毒牛奶、膨化蔬菜，防不胜防。开启全民互害模式的是谁？谁在作恶？」

若是将所有罪恶都推给共产党，倒是简单明快、一了百了，但有一天，共产党垮臺之后，中国的所有问题就能迎刃而解吗？

病毒好像是共产党的先遣队，病毒也好像是为奴之地的催化剂——点燃了奴才和奴隶们心灵深处的、一点也不平庸的、甚至具有想象力和创造性的恶。中国人作恶的花样和能力，确实是世界之最。

孙毅安指出：「防疫给了底层光明正大报復社会的理由。淤积在心底的恶气，终于可以佔据道德高地，用合法的方式发洩出来。看过西安某城中村的照片，几个彪形大汉人手一根哨棒，凶神恶煞一般站着。旁边告示牌上赫然写着：严禁出入，违者就医。那场景看起来不是防疫检查站，而是刑场。」

最后，他的结论是：「对于底层来说，权力的压迫不仅没有带来被压迫者对于权力的反抗，反而带来他对权力的崇拜和渴求。被压迫的人一旦得到权力，就会立即十倍百倍地放大它，完全忽略权力还有边界存在。底层甚至会将服务的义务，转化为居高临下颐指气使的权力。而这一切，正是他从压迫者那裡学来的。」

在疫情中，增长最快的是中国人的奴性。好莱坞有一部名为《神鬼传奇2》的电影，死而復生的邪恶的法老王，指挥着一支浩浩荡荡的丧尸大军，一路摧毁所有的文明和生命；如今的西安和整个中国，习近平宛如死而復生的秦始皇，正在号令一支不计其数的、復活的兵马俑，向文明世界宣战。

精湛细腻，我亲自为该文点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