错误的集体记忆

thelegend47-20 | 1 points | Jul 07 2021 12:10:25

错误的集体记忆

2003年SARS袭击中国之后，中央政府花重金在疾控系统打造了中国传染病疫情和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网络直报系统（简称网络直报系统），中央和地方财政共同出资7亿多元，建立了“中国传染病疫情和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网络直报系统”，对各类传染性疾病展开监测，不明原因肺炎更是监测、报告的重点。这个“全球规模最大” “横向到边、纵向到底”的网络直报系统，为传染病疫情的“早报告”提供了基础，基层医疗机构只要在系统里上报信息，中国疾控中心就能实时收到。

2019年3月4日，全国政协十三届二次会议开展小组讨论。来自医卫界的全国政协委员、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疾控中心主任高福在接受金羊网记者专访时表示，目前我国传染病防控工作进展顺利，39种法定报告传染病总体平稳，国家传染病监控网路运行平稳，与SARS类似病毒可能随时出现，但中国不会再出现当年的“SARS类似事件”。

2019年10月18日，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卫生安全中心，与盖茨基金及世界经济论坛合作，模拟了一场全球瘟疫流行的桌面演练：Event 201，高福应邀参与。该演练模型假设一种名为CAPS的新型冠状病毒，如SARS一般致命，又能像感冒一般轻易的传播，由于还未研发出有效的疫苗，因此能够迅速传播，导致一场全球性的瘟疫大流行。

话说到了2019年12月底，武汉多家医院接收到了多名不明原因肺炎患者，随后几天，陆续收治同样来自华南海鲜市场的病人，症状和肺部表现一致，程度不同，武汉中西医结合医院上报江汉区疾控中心。

2019年12月30日，武汉中心医院急诊科主任艾芬曾拿到过一份不明肺炎病人的病毒检测报告，她用红色圈出「SARS冠状病毒」字样，当大学同学问起时，她将这份报告拍下来传给了这位同是医生的同学。这份报告，随后被李文亮等八个医生转发。

当晚，高福在睡前在网络上搜索有关传染病的信息，偶然发现了有关武汉市卫健委内部发出了不明原因肺炎紧急通知的相关传闻，这让他大吃一惊。因为他刚参加过Event 201演习，对不明肺炎相当敏感，所以他立即打电话给武汉市疾控中心负责人了解情况，在得到肯定的答复之后，立即问他们案例早已超过三例必报的预警门槛，为什么这么多天来从未向网络系统直报？都这样的话，国家重金打造的网络直报系统还有什么用？

正是从对方含糊的解释中，高福感到问题不小，自己责任重大，于是不顾时间已晚，连夜给国家卫健委多名领导分别打电话报警。国家卫健委也行动迅速，第二天就由分管领导带领工作组、专家组到达武汉。国家卫健委并在1月1日就成立以马晓伟主任为组长的疫情应对处置领导小组。

2019年12月31日，第一批专家赶赴武汉，当时得出结论是“可防可控”和“不会明显人传人”，并制定了“要有华南海鲜市场接触史，要有发烧症状，病毒检测呈阳性，三条标准都达到才能确诊。”这一标准。但是后来有第一批专家接受《中国青年报》采访时指出，“我从来没参与过《入排标准》的制定，国家卫健委一开始也不知道这个标准的存在。这个标准是武汉后来加进去的。”

由于判断是从华南海鲜市场的动物传播给人的，因此1月1日就关闭了华南海鲜市场。

2020年1月3日，中方首次向美国和世界卫生组织（WHO）通报了疫情信息。同日，武汉市卫健委通报，不明原因肺炎“未发现明显的人传人现象，未发现医务人员感染”。

1月3日前后，第一批专家组与湖北当地专家组共同制定《不明原因的病毒性肺炎诊疗方案（试行）》，但武汉的医生认为，白皮手册的《入排标准》过于“苛刻”，不利于早发现、早确诊。“到1月15日，一天就有261个发热病人涌进了医院的急诊。这些多到“没地方坐”的发热病人，很难被报送至武汉的疾控部门。因为根本没有一个符合（《入排标准》）的，患者都没有华南海鲜市场接触史。华南海鲜市场附近的优抚医院，1月上旬发现医护人员和住院患者感染，但因为患者没有华南海鲜市场接触史，不符合诊断标准，没有上报。”

2020年1月5日同济医院急诊科医生陆俊发病，1月10日住院，1月17日转诊至金银潭医院。1月10日以后，第二批专家组去了金银潭医院、武汉肺科医院、武汉人民医院、武汉市第一医院、协和医院、同济医院的发热门诊。但是在同济医院，当时得到的答复是没有医务人员感染。所以同济医院的领导肯定瞒报了疫情。

2020年1月11日，武汉市卫健委公告称，根据新修订后采用的病原核酸检测方法，武汉初步诊断的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病例是41例。这一通报中还提到，1月9日一例确诊患者死亡。武汉市卫健委仍宣称“根据国家、省市专家的流行病学调查显示，这次武汉不明原因的病毒性肺炎病例大部分都有华南海鲜市场暴露史，目前没有发现明确的人传人证据。我们还在进一步开展流行病学调查和相关的实验室检验检测。另外，截至目前所有密切接触者包括医务人员都未发现相关病例。”结合同济医院陆俊的实际情况，可以证实武汉方面进行了瞒报。

1月11号早上，武汉中心医院急诊科抢救室护士胡紫薇被感染。此后，武汉市卫健委再未通报医务人员是否感染的相关信息。但1月11日到15日，武汉市卫健委通报连续无新增病例。

同日，武汉某三甲医院专家会诊一位疑似病例后，不能排除其他疾病，将会诊意见报告给区卫健委医政科，医政科要求医院自行联系区疾控中心采样、做流行病学调查。该医院工作人员联系区疾控中心后，被告知采样、流调，要等区卫健委医政科通知。1月12日上午，湖北省卫健委执法监督处处长带队到该院督导发热门诊相关工作，指示：传染病报告卡报告需慎重，省市联合确定后报卡。

1月13日上午，武汉市卫健委疾控处处长、区卫健委疾控科工作人员一行到该院，传达最新的不明原因肺炎病例上报精神。这位处长指出：不明原因肺炎病例要慎重上报。发现的病毒性肺炎病例，首先要在院内完成各项检验和相关检查，经院内专家组会诊为不明原因肺炎后，再报区卫健委会诊并通知区疾控采样，经区、市、省级逐级检测，依然为不明原因肺炎后，“经省卫健委同意”，才能进行病例信息上报。

2020年1月16日，第一批专家组组长、工程院院士徐建国接受《Science》采访时仍表示：这是一个有限的感染，763名密切接触者无一发病。

2020年1月16号，武汉市卫健委公告改称“不排除有限人传人，持续人传人风险低”。

2020年1月20日，国家卫健委高级别专家组组长、中国工程院院士、呼吸病学专家钟南山接受央视《新闻1+1》采访时表示，新冠病毒“肯定人传人”。原因是广东发生了人传人。至此，新冠肺炎的瞒报告以段落。

为什么会发生瞒报？这个需要武汉市及湖北省卫健委及湖北省委来回答，但是到现在还是没有任何报道。但是通过新闻媒体，还是可以看出一些端倪：

武汉多家医院医生反映了另一个不利于新发病例上报的原因：1月3日前后，他们收到了通过口头传达的武汉市卫健委的《不明原因的病毒性肺炎入排标准》。他们认为，这个标准对不明原因肺炎病例的排查标准过于“苛刻”，即使临床收治了很多此后经过核酸检测确诊的病人，但当时都不符合标准。一位医生说： “按照这样的标准，我们一个都报不上去。”

一段时间里，武汉市没有网络直报，没有对外通报或对外通报“无新增”，但不代表没有病例出现。中国疾控中心后续回溯病例发现，以发病日统计，2019年12月31日前就有104人感染。

《中国新闻周刊》的报道：武汉协和医院的林羽医生回忆说，疫情刚开始的时候，武汉市的策略都是“冷处理”。他所在的医院就通知，在没有单位授权的时候，不允许私自在公众平台谈论病情，不允许私自接受媒体采访，不仅仅是临床系统，包括院感、CDC那边消息管控更严重，“整个就不让说”。在1月20日前，武汉大街上戴口罩的人并不多。林羽曾询问武汉地铁职工为什么不带口罩，对方说是领导不让带，怕引起恐慌。“太寒心了！如果官方刚开始就把情况说清楚的话，百分之五六十的人会做好防护吧。”从这篇报道可以看出：担心恐慌可能是主要的原因。

中国疾控中心副主任冯子健说：“（去年）12月底、（今年）1月初，国家卫健委介入调查之后，要求武汉把病例通过网络直报报上来，有这个要求，他们确实报了，但是后来不知道什么原因又停下来了。”

中国疾控中心原副主任杨功焕也对记者证实了上述说法。她说，自己咨询过国家CDC相关人员，得知去年12月没有接到“直报”。“他们说1月3日到1月10日左右，接到过武汉直报过来的信息，但后面就忽然停了。直到1月24日新冠肺炎加入到网络直报系统中后，才恢复上报。”

也许下面这一系列的事件是导致新冠肺炎被停止直报的直接原因：1月12日至17日，湖北省十三届人大三次会议正在武汉市召开。18日，百步亭社区还举行了第20届“万家宴”。20日下午，湖北省应急管理厅举办了春节联欢会。21日，省春节团拜会文艺演出在洪山礼堂举办。

对不明原因肺炎的网络直报，国家卫生行政主管部门在SARS疫情之后推出了明确规定。基层医疗机构会诊后，仍不能确诊的，要立即“网络直报”，不需要其他层级的审核和会诊。

新冠病原找到后，在发布消息以前，专家组成员和地方上开过一次会。实际上讨论的是，到底有多少病例？在武汉提供的病例资料里面，有41例是实验室检测结果确诊的，除了这一批病例外，还有一批是没有经过实验室检测的疑似病例。关于发布什么样的病例，这在当时是有争论的。专家组一致的意见是，疑似的、确诊的都要报出来，专家组临走前都说好了。但是第二天见报不是这样。新闻出来，地方上报出来的是41例，仅仅是实验室方法确诊的一批人。

到底是谁在撒谎？

武汉市、湖北省卫健委和一些院长。

最后谁被处分和免职？

武汉市委书记、湖北省委书记、武汉市卫健委、湖北省卫健委。

2月10日，湖北省委常委会决定：免去张晋的湖北省卫生健康委员会党组书记职务；免去刘英姿的湖北省卫生健康委员会主任职务；上述两职务，由新到任的湖北省委常委王贺胜兼任。

2003年非典时，因为瞒报，当时的卫生部长被撤职。不明白为什么武汉市和湖北省还会有官员瞒报呢？

还有一个非常奇怪的事情：

2019年12月，武汉医院里采集的不同病例标本，曾被送往多家民营机构做过检测。2020年1月2日，中国疾控中心才等到了来自武汉的第一份病例标本。为什么？究竟是谁做的决策要特意隐瞒中国疾控中心？

这一系列的疑问，不知道何时才能有答案。现在武汉和湖北省的疫情归零，也许到了该追责的时候了。那些因为隐瞒被追责的官员，一点也不冤枉！

备注：

这里要特意声明的是：瞒报在多数国家是不追责的，只有中华文明圈才有追责的传统。
所有资料来源于新闻媒体及网络。

-全文转自知乎